前苏联解体时当时有多少共产党员
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中的教训十分沉痛。
库普佐夫认为，苏共各级党组织失去了政治警觉性，往往埋头于经济问题，对政治进程没有从阶级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估，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失去了先进性，党的建设没有搞好。
梅尔尼科夫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台了不允许在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法律，结果造成党的基层组织大大萎缩，党失去了在群众中开展活动的基础。
一些人特别谈到，许多干部和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相当多的人入党不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和捞取个人好处。
库普佐夫说，1993年重建俄共时，加入俄共的原苏共党员还不到10％。
这说明原苏共党员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 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认为，苏共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努力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理想信念坚定、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阶级斗士”，而是只要求他们服从上级领导的意志，成为机械地贯彻上级意图的工具，上层出了问题，党员不知所从。
圣彼得堡市委书记克劳兹举了类似的数据：在圣彼得堡市，原有苏共党员50多万人，而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2.1万人。
该市加里宁区原有苏共党员2万多人，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85人。
苏联解体时规定，两个小时内党员必须选择政治上站到哪一边，结果绝大数站到叶利钦一边去了!俄共咨询委员会成员、原苏联空军将军科贝舍夫谈到，苏共发展党员过分追求数量，苏联3亿人口，共产党员就有2000万。
空军和潜艇部队几乎全部是党员，质量很 难保证。
当时军队有的同志就反映，有的党员的立场是反共的。
俄共还有一些人认为，苏共民主集中制坚持得不好，党内生活不正常，缺乏民主，是导致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说，斯大林确实存在不讲 民主、独断专行的错误，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更不讲民主、更专制，连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不经过政治局讨论，苏共二十二大的开幕词、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闭幕词都是他一个人作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党了，赫鲁晓夫独断专行，搞“工业党”、“农业党”、“联邦的党”，早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
党内长期缺少民主，党员不把捍卫党看作自己的事情，因此“八•一九”事件时，没有几个党员站出来维护党。
久加诺夫归纳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十几个原因，其中就包括领导人大权独揽，政治局多数人没有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党的上层脱离了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掌握群众的情绪，等等。
卢基扬诺夫讲，苏共的基层组织大多盲目服从上级组织的决策和决议。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叶利钦宣布共产党非法时，没有一个党员和党组织站出来进行抗争。
苏共没有把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使领导权落入反苏亲美分子手中。
一些俄共人士强调，苏共没有解决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问题，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层出了问题，这是苏共垮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他们披着伪装钻进了苏共高层领导。
赫、戈任总书记前，曾分别称斯大林和安德罗波夫为“父亲”，而一旦自己上了台就马上换成了另一副嘴脸。
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两任领导人，年纪较大，身患重病，在任时间很短，为了选年轻人接班，戈尔巴乔夫上了台。
多位俄共人士谈到，苏共高层中的“背叛行为”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起了恶劣的作用。
卢基扬诺夫将1991年事变的最终结果与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以及叶利钦的背叛行为，联系在一起。
圣彼得堡市委常委玛林娜说，苏联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背叛行为，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政治需要用人，包括一些层次较高的领导人、重要新闻媒体和企业的领导人等。
圣彼得堡市委常委、俄共圣彼得堡大学委员会副书记纳扎连科也认为，苏共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层发生蜕变，其中“有外国的代理人”。
有的 说，“如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一次党内‘清洗'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
久加诺夫等多位俄共人士都特别强调，由于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在苏共内部进行收买活动，由于党的领导层中一些人逐步发生蜕变，苏共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也就是剧变中充当“别动队的“民主派”，苏共却不善于同这类人作斗争。
这支“别动队”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阳奉阴违，拉帮结派，是西方敌对势力用来搞垮苏共、摧毁苏联的政治力量。
他们有的 是利用职权追求并攫取了既得利益的人，有的是被西方敌对势力收买的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收买雅科夫列夫就花了几千万美元。
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索科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国际资本感到不安，他们千方百计颠覆苏联。
在苏联卫国战争后，美国提出的任务就是颠覆苏联政权，最终搞垮苏联。
他们在苏共内部寻找和培植代理人，而且确实起了作用。
在苏联剧变后，这些人中有的变成了新权贵，有的成了大富翁、大寡头。
其他如尼亚佐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剧变后成了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一上台就禁共、捕共、杀共，其所作所为证明他们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
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俄共领导层似乎缺乏认真总结，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但他们的反思还在继续，也希望听到中国同志的看法。
俄共现有党员50多万人(青年党员占lO％左右)。
目前，俄共的处境较困难，但仍然是俄罗斯比较有实力的一支政治力量。
在这次大选中， 俄共提出了竞选纲领和口号，主要是抓住群众关心的4个问题，即倡议举行全民公决，包括保证大面积农业用地、降低煤水电价格、提高工资和退休金、军工等关系国家安全的企业收归国有等。
据俄共领导人预计，这次大选俄共可能保持上一届的票数，由于当局改变选举办法和一些小党争夺激烈，即使俄共得票率高于上届，在议会的席位也可能减少，但仍将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
由于俄总统普京的威望持续上升，他明确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同时以这样那样手段打压俄共，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俄共面临重重困难。
俄共在经费上也很紧张，考察团拜谒列宁墓时，俄共国际部专门陪同的人员提出为此购买的鲜花和乘出租车的费用，都由我使馆支付。
在圣彼得堡，当地俄共领导人到我领事馆座谈的车费，也要由我领事馆支付。
至于对我国的启示 我不说你也明白了。
首都保卫战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二战时德军装甲部队很经典的一句“战车前进
”用德语如何书写
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
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
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残缺的牙齿。
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
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后才颓然倒下。
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儿伤算什么
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拣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嘛。
”冯楠轻轻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
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一个。
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
三八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
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
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
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
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
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
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
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
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
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
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
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
“冯楠问道。
。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
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来。
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冯楠依便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
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
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
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
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惟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
”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
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力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
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当贵族。
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伴陪他们的丈夫去服苦役。
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者。
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牲了一切。
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
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是上苍恩赐于我的。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
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啊……”“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
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人丢脸。
至于那场推翻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
那是一个**的、不得人心、腐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
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没什么可后悔的。
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
从三八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四九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
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干上万。
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
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
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为了理念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
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
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
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制造人间灾难。
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
我现在终于理解丁当年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啊。
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青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那个团长顶多，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
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
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
那时真幼稚。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土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
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我说得对吗
“”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
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
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
“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搀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细就像在一妻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鳞响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
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高亢苍凉的信天游调子：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话难。
…… 看不见那山上哟，看不见人，我泪个蛋蛋抛在那沙篙篙里。
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肚手巾在点点跳跃，绥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地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
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 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磷磷，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焰焰生辉…… 此生足矣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
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亡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
… 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说道：“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
”冯楠此时已泪飞如雨，她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
”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真的
你可要说算数，让我放心啊。
”她轻轻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关于红军的故事
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进入湘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
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
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
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
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
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
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
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
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
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
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
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
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
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
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
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
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
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
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
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
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激战腊子口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
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
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
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
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人数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有8万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红2,6军团长征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红25军长征时有2981人,1935年到延安3400人.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红岩特务中猩猩的性格特点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