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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人民大起义是19世纪初期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爆发的由爱国封建主蒂博尼哥罗领导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
这次战争虽然以起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它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揭开了19世纪中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序幕。
爪哇是“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岛屿，呈狭长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除生产稻谷、玉米、橡胶、甘蔗、椰子外，还盛产著名的金鸡纳霜、咖啡、油棕、可可、各种香料等热带作物。
16世纪初，贪婪的西方殖民者接踵而至。
1602年荷兰三级会议批准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并授予该公司拥有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广大地域内的贸易垄断权，还准予在该区域内招募军队、建筑炮台、发行货币、任免官吏以及向外国宣战和缔结条约爪哇人民起义。
从此荷兰殖民者对东南亚展开了一系列罪恶的武装侵略和野蛮掠夺活动。
由于安汶岛和班达岛的居民暗中反对东印度公司压低香料收购价格，将豆蔻等卖给其他国家的商人，荷兰殖民者把班达岛1.5万居民杀戮殆尽，安汶岛居民也从15万减至5万。
1619年，荷兰侵占雅加达，并以此作为侵占整个爪哇岛和其他岛屿的中心据点。
爪哇岛上的马打兰王国、万丹王国等土著政权先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荷兰殖民者还大搞肮脏的奴隶贸易，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劫掳居民为奴。
为了适应资本原始积累和商人集团的利益，东印度公司采取垄断贸易制、强迫供应制、强迫种植制以及奴隶劳役制等超经济剥削手段，对爪哇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
为反抗殖民统治，爪哇人民展开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如1666—1669年望加锡人民反荷斗争、1676—1679年特鲁诺佐约领导的反荷起义、1683—1707年著名的苏拉巴蒂反荷大起义、1750—1755年的万丹人民起义。
179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印尼由荷兰政府直接统治。
1806年，拿破仑占领荷兰，爪哇成为法国属地。
1811年英国侵略军占领爪哇，并于1816年将爪哇归还荷兰。
但这时的爪哇已不是荷兰一家独霸的天下，停泊在爪哇各港口的商船中，英、美两国居多，荷兰被远远甩在后边。
缺乏本国工业基础的荷兰无力与工业发达的英美等国竞争，加上刚摆脱拿破仑的控制，国库空虚，迫切希望从海外殖民地广进财源。
为此，荷兰殖民者决定以百倍的疯狂从爪哇这块失而复得的肥肉上吸吮脂膏。
于是，荷兰殖民当局又重操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剥削手法，继续推行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政策。
殖民者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到处设关立卡。
殖民者还严格限制封建王公的权力，并蚕食其领地，禁止封建主把土地租给外国种植园主，预收的租金也必须退还，这严重侵害了封建主们的利益，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
1825年7月20日晚，殖民当局不顾日惹苏丹之子蒂博尼哥罗的反对，用大炮把其领地上的穆斯林坟墓轰平开路。
具有反荷思想的蒂博尼哥罗逃往斯拉朗，在那里树起了起义大旗。
蒂博尼哥罗及其叔父莽古甫美在斯拉朗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号召人民进行一场“反对一切欧洲人”的圣战。
不满殖民政策的77名封建王公贵族也携家带口加入起义军。
伊斯兰教学者奇阿依·摩佐带着一大群伊斯兰教学生投奔起义军。
起义军很快发展到6万多人。
蒂博尼哥罗领导的爪哇人民大起义分三个阶段。
起义军采用游击战术，多次击败殖民军，并于1825年10月成立爪哇伊斯兰教王国。
蒂博尼哥罗为苏丹，他的叔父莽古甫美为最高顾问，奇阿依·摩佐为宗教顾问，雅贝依亲王为统帅。
起义的高潮到来了。
1826年4月，起义军开辟了东北、南部和中部3个战场，并取得赫赫战果，有效控制了明诺列和婆罗浮屠，直到勃罗科河之间的地区，切断了孤守明诺列的荷军与马吉冷荷军的联系。
1826年6月，起义军为坚守勃列列，与具有强大火力的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7月，起义军德克梭大本营在敌人猛攻之下失守。
此后，为避免同敌人主力决战，起义军多次转移，但一有机会就会反退为攻。
7月30日，蒂博尼哥罗消灭了从巴拉斯开往登柏尔的荷兰军队，8月2日又在日惹地区全歼了梭罗王的土著附庸军队。
8月，他又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发动了德朗古和格基宛两个战役，不仅唤起了梭罗东部地区的反荷起义，而且占领了德朗古地区，使日惹首府成为一座孤城。
至此，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日惹和梭罗以西地区，起义发展到顶峰。
1826年9月底，年轻的义军指挥官申托特率部队在卡窝克西部地区击败了荷军和附庸军的进攻。
10月15日，在宗教顾问摩佐的劝促下，起义军在卡窝克同荷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虽然起义军将士浴血奋战，但无法抵抗敌军猛烈的炮火。
起义军主力伤亡惨重，蒂博尼哥罗也受伤，被迫撤退。
卡窝克一战是起义军攻势的失利，标志着起义高潮已经过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起义军仍然坚持游击战，在1826年12月的葛都战役中打得殖民军七零八落。
在西部战场，战斗也十分激烈。
但是，有两个因素使起义军处于越来越被动和不利的局面。
卡窝克战役的失利，使一些王族首领意气消沉，在荷兰殖民者拉拢劝降的攻势下，纷纷叛变。
掌握葛都战区指挥权的王族三兄弟首先叛变投敌，紧接着东部战场的两名起义军将领也率部投降。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军头子科克通过两年的较量找到了对付游击战的有效办法，即堡垒战术。
随着一批批装备精良的援军源源而来，科克于1827年7月开始实施围剿起义军的新战略，妄图把起义军封锁在勃罗科河以西和波科宛多河以东的狭长地带并加以歼灭。
在同起义军进行两次停战谈判失败后，荷军加强攻势，划分三个战区，大力推行堡垒作战办法。
荷军在游击区各要道先后修筑了200多个堡垒，并派出14支骑兵队来回巡逻。
蒂博尼哥罗在卡窝克战役失利后重新组织起义军队伍，把队伍分成若干支，每支有自己的名称、旗帜，成为相持阶段坚持游击区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敌人强大攻势面前，起义军多次重创荷军，跳出围追堵截的封锁网，突破敌人的防线，取得无数次胜利。
1828年12月，申托特率领起义军猛烈袭击了驻守囊团朗堡垒的荷军，击毙了荷军将领范·印恩和土著附庸军指挥官勃朗维达纳。
这是起义军在艰难岁月里取得的名闻遐迩的大胜仗。
申托特在战役中展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干，蒂博尼哥罗遂任命他为起义军总司令。
1828年底，就在申托特获胜的同时，起义军的高级领导、宗教顾问摩佐叛变投敌，这一事件标志着起义军走向低谷。
在摩佐的带动和荷兰殖民军的诱降攻势下，起义军的许多高级将领接二连三地向荷军投降。
1829年9月，已是古稀之年、身为起义军最高顾问的莽古甫美投向敌人怀抱。
10月24日，连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申托特也变节投敌。
掌握后期起义军最高作战指挥权的申托特的投降，使起义军遭受了灭顶之灾。
此后，虽然蒂博尼哥罗仍机智英勇地同敌人周旋，但起义军面临的困难形势日益严重。
起义军最坚定的将领雅贝依在残酷的围剿中战死沙场，被荷军五马分尸，起义军其他首领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落入敌人的魔掌，有的投敌叛变，蒂博尼哥罗身边的义军将领越来越少，起义军的力量一天天被削弱。
1830年2月，蒂博尼哥罗也产生了同敌人谈判的幻想。
从2月16日到3月28日，他一步步走入敌人的圈套。
当他在谈判桌上提出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时，立即被逮捕。
5月3日，他同家人一起被流放到苏拉威西岛。
轰轰烈烈的爪哇人民大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爪哇人民大起义在初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战果，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包括华侨的大力支持和土著附庸军队的消极厌战。
同时，起义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是重要原因。
当起义烈火迅猛燃烧时，蒂博尼哥罗就清醒地认识到，他面对的敌人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殖民军，它还有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
起义军人多势众，有满腔的怒火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是能压倒敌人的重要因素，但起义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武器主要是木棒、竹矛、刀剑等冷兵器，缺乏大炮等重型武器和枪支弹药，因此无法同敌人展开大规模的正面作战（包括阵地战、攻坚战）。
蒂博尼哥罗确立了游击战的军事路线，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或利用有利地形打伏击战，或打夜袭战，或拖垮敌军然后突然包抄猛击。
这种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使荷军疲于奔命，士气消沉，敌军由于疲劳过度死亡的竟比战死的还多。
但是这种战略战术要求起义军逐步向正规军过渡，不断建立根据地，从人民群众中补充兵源和给养。
一旦变成纯粹的消耗战，不能向新的军事水平发展，起义军的战果就无法巩固和扩大，革命力量也会因敌人的军事和心理攻势而不断遭到削弱。
蒂博尼哥罗恰好走上了这一由轰轰烈烈到被动失败的道路。
爪哇人民大起义之所以由强转弱、最终失败，除了上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存在根本缺陷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其一，兵力对比上敌我悬殊。
荷军除调遣大批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援军（最多时达2.1万人）外，还在游击区修筑了数百个堡垒，将起义军的活动区分割、封锁。
其二，起义领袖蒂博尼哥罗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把起义纳入排斥异教徒的“圣战”范围内，限制了不同信仰的居民一同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甚至被殖民者所利用。
其三，蒂博尼哥罗虽然爱国反荷，但他囿于封建主阶级本质的束缚，没有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无法把民族解放战争从一个胜利推向另一个胜利，只能成为昙花一现。
其四，起义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许多地区的起义是自发的，他们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拳头，易被分割和各个击破。
起义军虽以游击战为主，但却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旦革命高潮过去，失去战争主动权，起义军就被迫四处逃散。
其五，封建王公贵族纷纷投降叛变，加速了起义失败。
虽然爪哇人民大起义失败了，但它消灭荷军1.5万多人，使敌人耗资2000万盾，烧毁了无数种植园，惩办了许多殖民官吏，强烈地震撼了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为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树立了榜样。
人性假设理论是什么
人性假设理论 目录 不同人性假设对提高管理绩效的意义 人性假设理论对管理工作的启示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 McGregor) 美国行为科学家。
在担任安第奥克学院院长期间，提出了管理人的X-Y理论。
1960年，他发表了《企业中人的方方面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该书被专家们奉为行为科学方面的一本经典著作。
二、人性假设内容 人性假设：X理论 vs. Y理论 传统观点(X理论)：雇员天生懒惰、工作是为了生活，回避责任、没有抱负等。
新观点(Y理论)：雇员天生勤奋，能够自我约束，勇于承担责任，具有创造能力，有高层次的需求。
在X理论的驱使下，管理人员往往存在着一个极端：领导管理人员可能是“严厉的”、“强硬的”，他们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是(常常被伪装起来的)强迫、威胁、严密监视，严加控制；其实，“严厉”的做法存在着一些难题，压力会引起反抗，诸如压低产量，巧妙有效地怠工，敌对情绪。
这就是所谓的控制管理。
在新观点Y理论的作用下，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创造机会，发掘潜力，消除障碍，鼓励成长，提供指导的过程等方面。
X理论完全依赖对人的行为的外部控制，而Y理论则重视依靠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挥。
这种差别就是把人作为孩子来看待还是作为成年人来对待。
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 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是指管理者实施领导行为所采取的各具特色的基本方式与风格。
人性假设决定领导方式。
人性假设，作为管理思想、管理观念的认识基础，直接决定着管理者的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的权变观。
有效的管理者，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灵活采取更为适宜的领导方式。
中西管理 人性假设比较 中西管理 人性假设比较 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管理，现代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在实践中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管理观念和管理行为。
因之，管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之为“人性之学”。
由于人性假设不仅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还制约着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因此对于人性的正确、深刻认识和理解之于管理效果好坏、管理成败的意义就十分重要。
我国古代便有性善与性恶之争，在西方欧美国家也有各种不同看法。
中西管理中诸种不同的人性假设都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或科学成分，它们在当代的管理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映现。
正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在推进现代管理的进程中对这些观点予以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以吸取其合理内核。
一、性恶论——X理论 一般认为，性恶论由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提出，继而为法家代表韩非所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有其深远影响。
荀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1〕的本性，“人性”就是“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佚”。
〔2 〕如果顺着“好利”的本性发展，就会产生争夺；放纵人的本性，就必定会危害社会，致使天下大乱。
所以，“人之性恶”〔3〕。
荀子又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 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4〕可见， 人之性恶又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办法将之变成“善”的，因此必须进行教育，用礼义对一般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化，使之向善、从善、为善，进行赏罚分明的治理。
韩非也认为，人生来就“好利避害”〔5〕， 人与人之间总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6〕，“利”乃人们行为的实际动力，“故赏罚可用”〔7〕。
荀子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8 〕可见荀子理想的国家管理模式是“礼义之治”，“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9〕，管理者要制定礼义，提供必要的规章制度，以调节人们的欲望，以礼义教育人民，建立法制以治理国家，推行刑罚以限制百姓，使社会达到安定而有秩序。
性恶论和义利观是相联系的，它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
无独有偶，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也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
它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就是认为人性是恶的，因而必须采取全过程的控制方法。
现代“性恶论”即是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1957）一书中提出的“X理论”， 它是对西方传统人性假设——理性经济人的概括。
理性经济人从一种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性地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经济人……打算做的一切是尽力扩大他们在未来将获得的利益”〔10〕，它视经济动机为管理中唯一的激励因素。
X理论认为，一般人天性厌恶、回避工作； 对大多数人必须运用强迫、控制、督促及惩罚，才能驱使他们努力于组织目标的达成；一般人宁愿被领导，而避免担负责任。
这与中国古代的性恶论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性恶论——X理论对于管理意义何在呢
（1）任何管理都不可忽视利益机制和动力机制。
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动力，管理必须重视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
（2 ）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存在着竞争。
利益的调节和正当的竞争可以促进不同主体实力的增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法则。
（3）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 以赏罚分明来实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性恶论——X理论这种人性假设的核心是认为人的本性自私、 懒惰，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因此管理的对策是：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例。
管理的任务就是告诉工人该怎样做，做什么，并且监督他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1〕。
根据这一理论建立的管理模式，是以完成任务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它把人当成“机器人”、“工具人”，认为人只有在完成任务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它忽略了人的社会需求层面因素，这是悖逆人性的。
因此，虽然它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克服了过去管理的放任、无序状态，但由于它本质上背离人性，因而其内在潜力很快就遭到抑制。
二、性善论——Y理论 “人之初，性本善”，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论”。
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12〕人之善性是先天所具有的，是人本性所使然。
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主张，认为“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13〕。
所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
国家管理者把这种爱惜别人的心情来实施爱惜别人的政治，那么“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5〕。
它强调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运用道德的教化，从人的内在因素中去提高人们的自律性，使各方面和谐统一，达到管理的目的。
在X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在西方风行一段时期即遭到多方的诘难与批判。
以社会人为核心的Y理论即是对X理论反叛的代表。
“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复杂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不仅追求经济方面的满足，而且作为人，还需要友谊、安定和归属感。
因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人们的“士气”比单纯的经济刺激更为重要。
麦格雷戈认为，X理论是将人类病态行为误为常态， 倒果为因，因而提出与之相对的Y理论。
该假设认为， 一般人的天性并非好逸恶劳，人对于工作的喜恶视工作的情况对他是一种满足抑或一种处罚而定；外在的控制和惩罚不是唯一使人朝向组织目标而努力的方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目标可以作自我控制与努力；在适当条件下，一般人是能主动担负责任的；大多数人都具有相当的想象力、创造力，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外界的原因只是部分地得到发挥。
不难看出，Y 理论与性善论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肯定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并把管理工作寄望于人们的精神追求与满足。
这一理论是对管理中专制关系的极大冲击，它对于科学管理只重视物的管理而轻忽人的管理是一次极大的补充，从而使管理科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给管理实践以新的启迪。
（1）任何管理都必须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多层而需要， 讲求人群关系，酿造一种良好的团队精神，如此方能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工作效率。
（2）管理应当在尊重人格的原则下， 鼓励士气，激发热情工作的意愿和潜能。
（3）人们具有遵守规范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与提高实施引导、激励的自律内化管理比外在的强制管理更易为人接受，能更好地发挥人们的内在潜力和创造力。
性善论——Y理论这种人性假设认为人性本善， 管理应加以合理引导，使个人能在达成组织目标的同时获致个人目标的满足，它强调的是人们合理行为的内心自觉性，因而毋需太多的严规戒律。
这种强调内在自律的管理无疑有其科学的一面，但并非管理的灵丹妙药，因为人之本性与管理实践远非如此简单划一。
相反，这一理论若走向舍弃制度管理的另一极端，也必将背离管理之宗旨。
三、人性可塑论——超Y理论 孟荀对于人性的不同假设，其实只是对于人性不同层面的把握。
以我们今人的观点观之，所谓人性乃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既包括人之所以生存的自然属性，也包括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属性。
孟子强调了后一点，因而言“性善”；荀子、韩非则突出了前一点，因而言“性恶”。
其实中国古代管理人性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认为管理不仅是对于人性的适应过程，而且是对于人性的塑造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可塑论”。
孔子是这一理论的首倡代表，他指出，“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16〕。
告子承继这一思想，认为人性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 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完全取决于人的后天行为，“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因此“性无善无不善”〔17〕。
战国初期的世硕也是这一思想的著名代表，东汉王充曾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
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
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焉。
”〔18〕 人性是复杂的，绝不可简单地用性善或性恶来解释， 也不能只用X理论（经济人）或Y理论（社会人）来解释。
与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相近，西方管理学家沙因提出“复杂人”假设，认为以往的人性假设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只适合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人。
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同的条件动机亦不同。
1970年，美国管理学家莫尔斯和洛希在“复杂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超Y理论”。
其主要观点是， 不同的人对管理方式的要求不同，管理方式要由工作性质、成员素质等来决定。
有人希望有正规化的组织与规章条例来约束自己的工作，而不愿意参与问题的决策去承担责任。
这种人欢迎以X理论指导管理工作。
有的人却需要更多的自治责任和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机会。
这种人则欢迎以Y理论为指导的管理方式。
一言以蔽之，不同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人性可塑论——超Y理论这种人性假设认为人之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因此，世上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
利用经济激励的方法当然可以调动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可能主要不是金钱，而可能是娱乐、社会地位或者是受到社会的尊敬等因素。
性恶论（X理论）与性善论（Y理论）是互为联系补充的。
一个管理者要想进行有效的管理，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根据其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
这成为日后权变管理学派的直接思想来源。
四、结语 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
古今中外虽对于管理人性假设的研究有粗糙与严密、素朴与科学之分，但就其探索的对象和目标来说，也有不谋而合之处。
首先是都承认管理的原则、模式的确定离不开对人之本性、地位的认识。
孟子从“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不忍人之政”，即是承认人之善性乃国家管理活动的出发点。
而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更为直接地指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定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
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其次是中西管理人性假设都有脱离社会实践，抽象人性的致命缺陷，因而都不可能了解人的阶级性，不了解人的本质乃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也合乎逻辑地得不出科学的结论，这也表明了人们对待人性本质探讨的一般规律。
然而，由于中西管理人性论的提出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背景不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管理类型不同（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因而又呈现出种种相异之处。
在西方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只是必要的前提，强调的是依据其人性假设采取相应管理措施，改变组织环境以适应人性。
在这里，人性是一个不可变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的人性假设中，人性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
管理实践中，不仅需要对人性作出或善或恶之判断，更强调进行去恶扬善的人性塑造，对人性进行必要的教育与调适，所谓“化性起伪”、“存心养性”。
是塑造人性还是适应人性，这正是中西管理人性假设的重大分歧所在。
人性假设，就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它是建立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在比较中探索中西管理人性假设的源流和异同，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无疑是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编辑本段 不同人性假设对提高管理绩效的意义 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正确认识而采取适宜的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
个体的人是构成组织的核心要素,人是影响管理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而“正式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依存于人的选择、动机、价值观、态度、效用评价、行为准则、理想。
”因而,要了解组织中人的行为,就必须对管理活动中人的观念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人性假设正是管理者关于被管理者需要的观念。
所以,人性假设就成为研究管理绩效的人性论基础,不同人性假设对提高管理绩效具有不同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将分别从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角度探讨不同人性假设对提高管理绩效的意义。
一 在组织当中,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管理绩效,而要提高人的工作积极性,就离不开激励。
和其他管理活动不一样,激励可能不直接对组织的绩效有所贡献,但它却是组织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最可靠保障。
在管理工作中,可将“激励”定义为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过程。
以此角度探讨人性,所回答的问题是:人的活动目的是什么,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又是什么?目的的合理性和手段的合理性共同激励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围绕此问题出现过两种流传甚广的人性观点:“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
在不同假设前提下,管理者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与手段来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
“经济人”思想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
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立论前提的。
在“经济人”假设中,雇员和雇主的活动目的都被设定得极为单纯和明确,即经济上充分利己。
与此相应,达到目的的手段则被设定为在工资和利润上斤斤计较。
这集中体现在“计件工资率”问题上,工人往往用磨洋工、限制产量的方法使计件工资率不降低,以便在不提高劳动强度的条件下获得最高工资,而雇主则会采取各种手段使计件工资率下降,以便在不增加工资份额的条件下获得最多利润。
应当说,对人性的这种假设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霍桑试验的否证性结果表明“,经济人”假设有着重大缺陷。
由此,梅约提出了被称之为“社会人”假设的管理思想。
其要点为:人并不只是为经济利己而行动,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同样是重要的活动目的;选择行为方式的手段也不只是经济理性和效率逻辑,为改善人际关系而进行感情投入往往被使用。
因而得出的逻辑结论是:经济理性并不代表活动的全部合理性,调节人际关系的情感沟通必不可少;经济关系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与经济关系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同样影响人的行为。
继“经济人”、“社会人”假设之后,马斯洛以“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点的“自我实现人”假设,沙因从“权变”角度阐发的“复杂人”假设,在管理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们只是对“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理论上的一种延伸,并未开创出独立的管理学派。
可以看出,上述人性假设,着眼于阐明人的活动目的是什么以及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即主要阐明人们的工作动机,可以统称为“动机人”假设。
它提示管理者应重视人在工作中的各种利己之心的动机和需要,从而可以之为依据而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但这类人性假设也有明显的理论缺陷。
其一,它们都认为人的需要是“天生”的,完全忽视了社会活动诱发和触动人类需要的作用。
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
抽象、纯粹的人性并不存在,抽象的发展也没有根据,需要的每一次满足和升格都只能在特定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中实现。
正是由于回避了个人需要的社会联系,因而它们无法回答实现个人目标与实现组织目标关系如何这一关键问题。
其二,如何将个人需求变成现实的工作动力?有工作积极性是一回事,社会组织能否通过各种手段将其释放出来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个人与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关系,涉及组织管理者如何设置调动个人积极性的“诱发系统”。
失去组织背景就无从理解激励过程。
二 调动工作者的劳动积极性固然为管理绩效的提高奠定了前提条件,但这并不能保证管理绩效的必然提高。
当然,在工作任务简单、经济关系单一的条件下,单靠调动劳动积极性是可能获得良好管理绩效的。
但在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日益强化以及组织对个人行为的调控更加多样的条件下,只凭借工作积极性来提高管理绩效的做法就不现实了。
必须充分激发工作者的工作能动性,才能获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正是工作环境的趋于复杂和组织行为对个人影响的日益强化。
首先,市场经济在其发育过程中迅速超越行业、地域乃至国家界限,出现了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市场;其次,市场经济运作中的不尽人意使凯恩斯主义登台亮相。
这样,组织面对的生存环境,不仅有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且有各类行政性组织及相应法规;再次,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内部的技术结构日益复杂,仅靠规章约束、经济奖惩、诱因激励等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工作方式,收效甚微。
考虑到这些经验事实,巴纳德率先在管理理论中提出了被称之为“决策人”的人性假设,尔后由西蒙加以完善并集大成。
“决策人”假设包括如下要点:其一,每个人都是自主决策的行为主体,而决策本身并非“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而应“视为由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
决策前提包括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
其二,决策前提的引入既与决策者本身的素质有关,也与决策者所处的环境有关,其三,组织并不代替个人作决策,但是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以影响个人决策。
“决策人”假设把人的行为放在特定的组织背景下,并充分考虑人的工作能动性来进行分析。
它不对人的活动目的及相应手段作永恒不变的先验设定,而把目的和手段看成可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调节的变量。
它的着眼点不是单个人的工作积极性,而是群体合理决策中的行为协调,强调了激发工作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和可能途径。
一方面,它提示组织要充分关注组织的生存环境并努力寻找使适应环境的组织决策与组织中个人决策相协调的管理模式,以激发员工的工作能动性;另一方面,它提示组织要充分关注自身所拥有的信息条件,在采集、存储、加工、使用信息方面为劳动者提供适当信息以促使其发挥工作能动性。
这种人性假定较之只关注劳动积极性的“经济人”和“社会人”而言,它强调了创造条件(特别是信息条件)以激发工作能动性,其丰满性和现实性有目共睹。
以激发工作能动性的“决策人”假设,强调上级组织向下级作业人员提供决策前提对于提高管理绩效的重要意义。
但“决策人”假设较为突出的缺陷是其过分强调组织应尽量、尽快将环境影响、决策前提的变化程序化、规范化,强调组织的稳定、有序,这就在事实上忽略了个人在工作中的知识创造性。
个人的工作能动性是建立在被动接受信息基础上的。
因而员工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
而“知识人”假设的提出则从激活员工的工作创造性和主动性方面为提高管理绩效拓展出新的思维空间。
三 “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人”与知识的关系上却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
它们都把人设定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简单使用者,组织只是既有知识的精心选择和定向灌输者。
这里的“人”,既不主动追求知识,更不主动创造知识,特别是不主动创造可规范编码的知识,他们接受“培训”获取知识仅仅是为了高工资、高诱因或更满意的目标。
而组织向他们传递的知识也仅仅是能把工作过程组织得更有效的知识。
即组织不过是信息加工厂,而人不过是信息存取站,知识与组织及其成员都是外在的、工具性的关系。
对人与知识关系的这种设定虽然在工业经济中对提高管理绩效有其合理性,但却与从20世纪末叶以来知识在经济活动和组织发展中日益突出的作用相去甚远。
首先,在组织当中,知识对组织绩效的贡献率已超过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而居于首要地位。
正是知识生产决定着管理绩效和组织生存前景,因而每个组织都可看成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其管理绩效取决于这种知识体系对用户的价值。
简言之,组织不仅要利用知识更要创造知识,组织不只是信息加工厂更是知识生产地。
其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其主要表现形式已不是规范化的公用符号系统,而是整合了公有知识、专用知识和体现专有知识的人力资本,因而主动投资以获取知识和技能成为提高管理绩效的关键。
这样,组织活动中的人就不只是被动接受知识,更会主动去索取知识乃至创造知识。
与此相应,人所具有的知识也不只是规范编码从而在公共信息通道中传播的知识,更有“沉默”和难言的意会知识。
这些公有的和专有的知识决定了人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和期望收益。
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社会中社会投资和个人投资的重点已向知识倾斜。
再次,当代经济是以网络化为基础的经济,这使得现代组织本身成为具有良好的数字神经系统的网络组织,知识优势成为组织最重要的优势。
这种优势当然不存在于对公有知识的获取中,而出现在整合公有知识、专用知识、专有知识的创造中。
那种能支撑特有复杂劳动过程的专有知识才和能够创造专有知识的能力成为提高绩效的根源。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这种知识化变革催生了以知识创新为特点的“知识人”假设,其理论要点如下: 其一,人既是认知活动的主体,也是功利活动的主体。
在知识经济中,认知活动所获得的知识直接成为功利活动的资本,因而先行知识的获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创造将成为人的首选需要。
其二,人是带着各类先行知识进行组织活动的。
这些先行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
其三,彼此差异的先行知识既制约着人的目的设置和手段选择,更制约着人的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人”与已往的人性假设有如下区别:其一,它不对人的动机和手段提出一成不变的先验预设,而把动机、目的、手段都看成了可调节的变量。
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境况下其具体目的和采用手段也不会相同。
引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他的人力资本存量,正是这种专有性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在工作过程中所具有的创造性;其二,在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上,它不把人简单看成知识的受体和使用者,而重视人在创造知识中的作用。
外在的先行知识固然是生产新知识的必要条件,但它代替不了新知识的创造。
人的知识活动目的最终在新知识生产中得到体现。
这样,每个人所进行的劳动并不限于重复性劳动,还应当进行创造性劳动。
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恰当结合,才是决定管理绩效最为核心的要素。
“知识人”假设的提出,将我们提高管理绩效的可能途径转向以激发人的知识创造为核心,这既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日益知识化所带来的必然要求。
以此角度设计具体的激励措施,通过激活员工的创造热情和创造能力,将会从根本上引导管理绩效的提高。
总之,只有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人性,既重视个人心理动机对于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又能适时、适地提供恰当信息以满足工作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更要投资人力资本,提升员工的知识创造能力,从而激活工作创造性。
只有从“动机人”、“决策人”和“知识人”三者结合的角度,将工作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提高管理绩效。
编辑本段 人性假设理论对管理工作的启示 领导者应树立正确的人性观念。
领导者应有针对性地采取管理措施。
领导者应当把适应和提高结合起来。
对一线工人采取的管理措施。
对工程技术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措施。
龙虎相斗的说法从何而来
它们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天正5年7月31日，腾门豪藏带领真江田家军50000余人在北原上与曾山家80000军队开战。
为了避免人民的伤亡继续增加。
双方约定在北原土地上做最后的决战。
此刻，正是战前的黎明。
天是灰蒙蒙的，天与地合二为一的颜色悲哀的叹唱着。
仿佛带着死亡的风从草原上呼啸而过。
偶尔飞起的乌鸦口中宣传着黎明的陪葬曲…… 腾门豪藏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全军突进的准备，只待黎明时第一丝阳光的信号。
真江田家与世代之敌曾山家的战斗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
只不过两家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脱离不了征战的宿命。
曾山家全军上下在临时搭建的要塞中仿佛石像般的寂静。
同样是沉重的心情，同样在等待着决战的曙光。
在人数上，曾山家似乎占有更大的优势。
天渐渐亮了起来，阳光从天边射出第一条光线，双方同时发炮作为信号。
两军开始相向而来。
曾山长政为了使军队能在遇到突袭时以最快速度援助。
所以采取浪型阵进军。
一阵由曾山家三代猛将龙川义虎及其次子龙川山助带领枪盾骑兵团以中速进军，接近对方时采取一阵全军突击。
第二阵大将左山明河率领远程步兵部队。
二阵在一阵中速行军时采取全速前进，以保证绝对在一阵之后紧紧相随。
三阵大将西川梅正带领骑兵长枪部队。
四阵北条高幸带领骑兵刀盾部队。
第三、四阵由于准备做突袭与合围战术之用，所以两阵并排前进。
本阵是曾山长辉的主力军，号称四国第一“裂”军团的长枪重装步兵军团。
腾门一方采取十字流布阵法。
前锋大将腾门烁藏。
带领青一色的长枪骑兵。
左翼大将穴山久经，负责带领骑射部队从左路西方绕近路偷袭敌人。
右翼小早川一浓带领全体步兵采取进攻试防守死守东阵。
后翼龙山宗志带领战车部队缓慢进军。
腾门豪藏自己率领中军。
炮响之后，豪藏命令全军由基础的十字阵摆开鹰击之阵。
将主力赤备军藏匿于中军之中。
中军的组成全部是真江田家精锐的远程部队。
腾门烁藏一马当先，首先带领长枪部队采取东西向一字突击。
目的是使用并排的枪阵给予对手最大的伤害。
重创敌军士气。
龙川义虎见到敌人的阵型后。
命令一阵止步，此刻跟随其后的二阵前进到一阵之前对腾门辉藏的前锋军进行铁炮乱射。
使烁藏的骑兵如数倒地。
部下死伤无数，其手下宗一八郎、宇部长宽在突击中阵亡。
正当左山明河准备趁敌军大乱阵脚之时后退，让第一阵进行进攻的时候。
突然见到敌人骑兵后扬起一红色帅旗，旗上上下排列六枚黄星。
紧接着一群红装劲旅冲出被射得七零八落的骑兵队。
明河大叫一声不好。
可是为时已晚。
腾门豪藏在听到左山明河部下的第一声枪响时，果断的命令赤备军拉出锋箭阵脱离中军全速前进。
在赶到前锋之后再扬起赤备旗。
正好乱了曾山军第二阵的套路，阵中又全部是步兵。
结果被豪藏的赤备军践踏无数，几乎全灭。
等第一阵敢来救援之时，豪藏已经率领赤备军退回到中军了。
于是龙川义虎又下命令与腾门军前锋交战。
与此同时，接到主命进行右路突击的西川梅正遇到穴山久经的偷袭。
但凭着多年作战的经验还是避免了一些伤亡。
接着，西路上两军开始了一场大撕杀。
西川梅正把一道白布裹在持枪的右手上。
左手运马，右手持枪。
冲入敌人之中，一路斩杀。
乱军之中看见头上戴有白羽的穴山久经。
便冲了上去，战不到三回合，穴山久经突然掉转马头逃去。
西川梅正紧紧跟随其后，并搭弓拉箭。
谁料此时穴山久经骤然反冲回来，一枪刺去，西川梅正向后一躺，枪只打断了弓。
穴山久经绕了一个弯继续逃跑，梅正只好持枪追赶。
穴山久经骑向一山头，眼看就要被追上。
久经突然折断长枪。
露出枪中隐藏之铁炮，转头便朝西川梅正开枪，子弹击中头部。
但最后一刻，西川梅正凭借信念将手中长枪投出，其力之大竟崩断裹手白布。
两人同死于一处。
而前锋军团在遭左山明河狂击中士气大落。
战斗也并不乐观。
宗正四部、向良左马介、梅山小一郎相继战死。
腾门烁藏也身中五箭，刀伤七余处，奋战中被乱枪捅死，前锋军基本全灭。
龙川义虎又让其子龙川山助带领一队人马前去支援西路进军中的西川梅正部队。
自己则率领一阵及二阵残余将士直逼腾门中军。
腾门豪藏命令后翼龙山宗志全军突进去拦住龙川义虎，不想两军刚一交锋，龙川义虎便看出对手无法抗击高机动作战的弱点，集合一阵进行乱冲作战，很快消灭了前来阻挡的后翼部队。
龙山宗志只好带领残余部下逃回中军。
并且在作战中，曾山长辉的长枪部队也已追上第一阵。
腾门豪藏又下令右翼前来援助，但却得消息右翼已经被敌军第四阵围攻，只好亲自带领赤备军与曾山长辉作战。
此时，战况已经基本偏向于曾山家。
双放都失去大将的西路军将乱战一团，幸亏龙川山助及时来到指挥，先将西路敌军冲散后做分组消灭。
东路军小早川一浓进军后遭遇曾山军第四阵北条高幸的进攻。
战斗中军队渐渐被包围。
但小早川一浓命令外围的军士进行肉搏作战，内部的军士则做远程攻击。
一时双方都难进难出。
中军本阵腾门豪藏为了抗击敌人，决定将中军做环抱阵型围住赤备军。
持续像曾山长辉进行乱射。
曾山长辉命令龙川义虎带领一阵将士援助东路的持久战，自己则带领大军直奔腾门军本阵。
他命令前面的骑兵团压低身子做潜行前进，已减少远程攻击的伤亡。
后面的主力部队紧跟其后，进军过程中龙川山助带领部下赶到加入骑兵团。
眼看中军的射击已经不能造成什么优势的时候，腾门豪藏下令赤备军进攻。
当时，下令中军后退之后，腾门豪藏让将士们用朱砂将脸全部涂红，然后骑上战马，将真江田徽带绑在头盔上。
大声喝令：“真江田赤备突袭
”便带领赤红一色的军团朝曾山长辉的方向冲去。
据说当时“真江田”二字喊得格外清晰。
连两里之外正在行军的曾山长辉都听到了，他问部下这是什么声音，部下告之是打雷。
腾门豪藏率领真江田赤备军在四国一带拥有“第一尊”之称号。
当时东路作战的北条高幸看到西方一红色军团飞快的朝主公本阵的方向冲去，竟急的告诉下属回兵救援本阵。
幸亏龙川义虎及时赶到制止，并告之无须忧虑。
才避免了真江田军右翼冲出包围圈的危险。
现在战况已经是真江田军20000对曾山军48000，局势似乎已经定下。
腾门豪藏的突袭首先要面对龙川山助的战斗，他打手势告诉跟在自己身后的将士们不用管对方的骑兵，竭尽全力朝敌人本阵进攻，跟随的将士们也明白主将的意思是杀掉曾山长辉。
于是赤备军拉开锋箭阵，由腾门豪藏一马当先。
冲出了敌人的骑兵阵，不料后面的曾山本阵却是围兵重重，死死将本阵守在中央。
就这样，四国一带号称“第一尊”的真江田赤备军与被成为四国第一“裂”的曾山长枪军军团开始了作战。
腾门豪藏在马上飞驰，身背长枪，双手持刀，所到之处，只听到一片片惨叫。
龙川山助及曾山长辉部下洪古一郎、日野根伊直、山田元清、山田正本家等不断对其围攻，但都被击退。
乱军之中，腾门豪藏突然看见曾山长辉的帅旗，便调马杀去，追到跟前手起刀落，曾山长辉随即倒地。
正当他准备大喝杀掉敌军大将时，却发现不远处又立起曾山长辉的帅旗，他马上意识到影武者的存在。
这时，真江田东路右翼军全灭，小早川一浓同部下全部战死。
所有的军队都开始指向赤备军的方向。
腾门豪藏看出局势已完全倾向对手，马上下令突围。
但是军队已经七零八落的分散开了。
腾门豪藏只好带领身边十余人冲出重围，朝西边逃去。
逃到穴山久经战死之处，众人下马休息。
却突然听山头西侧一声大喊，带头冲出的是被龙川山助留下做伏兵的北田貌。
腾门豪藏等立即翻身上马，朝北逃去。
北面是北原的野谷弯，这里是条山谷般的路径，本来是没有路的，但常年总有行人为躲避交关口税从这里走，便成了一条谷路。
众人到此处，正打算下马休息。
山上又冲下来一批军队。
这是在腾门豪藏逃跑时，发现其路经必遇伏兵的龙川山助来到此地埋伏。
腾门豪藏立即下令朝西北逃。
不料斜刺里又杀出左山明河。
当时腾门豪藏仰天怒喝：“此地非吾葬身之地
”随即扔掉战刀，拔出长枪，朝西北方冲去，一枪刺中左山明河，将其挑下马，一面飞奔一面左刺右捅，从左山明河的部队中冲出了一条血路，往东北方逃去。
飞奔了三四里，腾门豪藏听到北原的方向似乎有炮响，立即意识到主公本军前来救援了。
于是转头又向北原奔去……此时，北原之上真江田家家主真江田良君带领50000军队，协同后天魔王织田军主力熊藤宗曦、竹中一郎的40000山城国军队对曾山军团进行全力进攻。
由于真江田军来的突然。
在前方由龙川义虎率领的骑兵部队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在真织联军的波状突袭下，军队损失惨重。
龙川义虎奋勇杀敌，但最终因体力不之而倒下。
随后又被马军践踏分尸。
失去了主力大将的曾山长辉也意识到敌人的恐怖，最终宣布退兵。
在回城的过程中病死在子夜山浓华寺，享年3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