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0年代被称作文艺复兴的年代,这期间文学有什么代表人物?
80年代文学概况 一 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 二 过程：80年代后期 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
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的主题意向和“写实”的表现方法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们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引起阐释和评价上的分歧。
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似乎正相反对的倾向，并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
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
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
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
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
和几年前的争论相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
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
)。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
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
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
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
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
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
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注：据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对“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预告(徐敬亚执笔)称：1986年，“全国二千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决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这则消息没有提供上述数字来源的说明。
)为显示“新生代”诗的实绩，1986年的九十月间，《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先后用九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几十家“诗派”(“诗社”)的宣言，代表诗人的简历和代表作。
在这些“诗派”、诗人之中，既有许多真诚的艺术探索者，也不乏“闹剧”的热衷者；“大展”的策划者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挑战性”的展示，是他们主要的意图。
(注：“大展”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在“大展”的《编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4日)中写道，“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漠视、片面、歪曲——已远非个人性习惯”。
“大展”材料在报纸刊出后，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调整、补充，编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出版。
) 在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的变化也值得重视。
虽说这期间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的重视异乎寻常且最引人瞩目(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但改变理论批评界的面貌和格局的，是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出现。
有异于上一代批评家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生命体验在批评中的融入，建设起他们批评的个性品格和思想深度。
(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了这些中青年批评家的专集。
列入“新人文论”的主要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陈思和《批评与想像》，李劼《个性
自我
创造》等。
“文艺探索书系的理论部分，出版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夏中义《艺术链》、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等批评论著。
)在这一年，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注：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
)的长文。
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
(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
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
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
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
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
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注：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
)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
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
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
四 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
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
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
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
(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黄子平曾用“紧张”这一语词来描述。
见他为《1990年度小说选》撰写的序言。
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
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这种“基调”呈现为多样的表现方式。
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的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观念也需要重估。
80年代的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个体与群体，生命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问题，都要求进入文学文本，试图在创作中涉及和讨论。
在“文体”上和“结构”上，则是较少空隙的密度。
叙述语调既是那样的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和寓言，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
在80年代，能够以较为裕如和放松的笔调与风格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汪曾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相当普遍的“美感”基调，与作家的现实处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普遍性的象征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的延伸。
探索、创新，是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
探索、创新、突破、超越等，是文学批评界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也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以及当代台湾等地区的文学)，使作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人意的状况，而产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性”的创造力的因素，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跃动”(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编辑前言》。
该书系出版于1986-1988年间，收“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
创作方面有《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等，理论有刘再复等多人的专著。
)。
不同的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监狱和劳改队，性，庸常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很难用“正面”、“反面”，“伟大”、“渺小”的标准加以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的叙述，……)，运用前此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也许表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
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这自然会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
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
不少作家(特别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长久的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任务又如此艰巨，这种种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国内喊了几年了
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国内喊了大约30年了。
素质教育一词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被提出来的。
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 在决定中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目标：提高全民素质
1999-06-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4项26条。
200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由于角度不同，给素质教育下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不同定义常有着共同特点：第一，认为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第二，认为素质教育要依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第三，主张充分开发智慧潜能与个性的全面发展，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
因此，素质教育可以定义为：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并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素质教育，就是把具有人的基本形态的高等动物培养成为具有人的基本素质的真正人的教育。
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在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中提出的。
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社论明确写道：“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
”
中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农村生活
我一下1974年的事。
我，在农村，每年都来到我家要粮票。
票现在没有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过去买粮食、买饼干、面包等，必须要有粮票，只有钱不行。
我有个亲戚，在农村，。
没有粮食吃，饿得不行了，。
他从农村步行好几天，到了我家，要粮票。
【邓】【小】【平】一上台，他们第一个承包，（别人都不敢承包），都发财了，现在过得比任何人都好。
求一些运动会口号。
要求：通顺流畅 积极向上 最
1. 扬帆把舵、奋勇拼搏、看我三班、锐不可当。
2.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3. 九班九班、勇夺桂冠、齐心协力、共创辉煌。
4. 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6. 强身健体、立志成材、班班、非同一般。
7. 八年二班、猛虎出山、八年二班、锐不可当。
8. 励精图治、开拓进取、超越刘翔、从我做起。
9. 十班、十班、锐不可当、超越自我、再创辉煌。
10. 团结拼搏、争创伟绩、飞跃梦想、自强不息。
11. 看我六班、影子飒爽、奋勇拼搏、展现自我。
12. 比出风采、超越自我。
团结拼搏、奋发有为。
13. 八班一出、谁与争锋、横扫赛场、唯我称雄。
14. 挥动激情、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超越自我。
15. 顽强拼搏、超越自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6. 团结进取、争创佳绩、努力拼搏、挑战自我。
17.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磨练意志、强健体魄。
18. 龙腾虎跃、雷霆万钧、无与伦比、万众一心。
19. 齐心协力、争创佳绩、勇夺三军、所向无敌。
20. X班雄风、扬威大众、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21. 山中猛虎、水中蛟龙、X年X班、卧虎藏龙 22. X班、决不一般、坚定豪迈、展现风采 23. 学习奥运、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超越自我 24. 扬帆起航、劈波斩浪、X班、再创辉煌 25. 文者称雄、武者称霸、X班、雄霸天下 26. 心系X班、合作无间、力斩群敌、舍我其谁、 27. 放马金鞍、惟我X班、超越梦想、激情无限! 28. 奥运精神、永驻我心\\\/挥动激情、放飞梦想 29. 青春无悔、激情无限、磨砺意志、奋发冲刺 30. 青春如火、超越自我、X班、 奋勇拼搏X 31. 班一出、谁与争锋、横扫赛场、唯我称雄 32. 舞动激情、放飞梦想、团结拼搏、树我雄风 33. X班、 锐不可当、超越自我、再创辉煌 34. 秀出自信、展现自我、 非比寻常、X班最强! 35. 和衷共济、风雨同舟;拼搏进取、铸就辉煌。
36. 铁心拼搏、争创一流。
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37. 奋力拼搏、扬我班风、努力学习、勇争第一。
38. 青春无畏、逐梦扬威。
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39. 团结拼搏、永创辉煌。
运动起来、勇敢第一。
40. 八()精英、敢闯敢拼、齐心协力、争创佳绩。
41. 挑战自我、超越梦想、团结互助、共创佳绩。
42. 勇争第一、团结一心、报效祖国、造福人类! 43. 三班三班，超越第三，奥运精神，我班发扬。
44. 三班雄风，扬威大众，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45.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6. 团结拼搏、争创佳绩、飞跃梦想、超越刘翔 47. 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奋发拼搏、勇于开拓 48. 展现自我、争创新高、奥运精神、永驻我心 49. 强身健体、立志成材、顽强拼搏、超越极限 50. 挥动激情、放飞梦想、青春无悔、激情无限 51. 顽强拼搏、勇夺第一、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52. 奋发拼搏、勇于开拓、遵规守纪、团结互敬 53. 拼搏奋进、永远进步、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54. 浪潮风行，气势如虹，浪潮风行，众志成城 55. 龙腾虎跃，雷霆万钧，无与伦比，万众一心。
56. 齐心协力，争创佳绩，勇夺三军，所向披靡。
57. 英明神武，勇冠江山 ,史上最强, xx-xxx-x班。
58. 亲密五班，合作无间，力挫群雄，舍我其谁。
59. 龙腾虎跃，雷霆万钧，无与伦比，万众一心。
60. 磨砺意志，奋发冲刺，团结拼搏，展现自我。
61. 放马金鞍，惟我十班，超越梦想，激丶情无限。
62. 爱我季延，立志成材，奋勇冲击，永争第一。
63. 竞速时代，xx班最帅，团结友爱，不可阻碍。
64. 释放激丶情，放飞梦想，今天明天，由我创造。
65. 青春似火，超越自我，放飞梦想，创造辉煌。
66. 团结一心，奋勇向前，追求卓越，争创第一。
67.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磨练意志，强健体魄。
68. 秀出自信，展现自我，非比寻常，xx班最强。
69. 把舵扬帆，锐不可挡，奋勇拼搏，气势非凡。
70.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团结友爱，顽强拼搏。
71. 赶虎下山，驱龙出水，勇往直前，独占山水。
72.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73.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磨练意志，强健体魄。
74. 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努力拼搏，永不言弃。
75. 励精图治，争创一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6. 龙腾虎跃，雷霆万钧，无与伦比，万众一心。
77. 齐心协力，再创辉煌，勇争冠军，实力无限。
78. xx班精英，敢闯敢拼，花开不败，we can fly! 79. 扬帆起航，劈波斩浪，xx班一出，谁与争锋。
80.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81. 学习奥运，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超越自我 82. 励精图治, 争创一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3. 齐心协力，争创佳绩，勇夺三军，所向无敌。
84. 青春如火，超越自我，励精图治，奋勇拼搏。
85. 认真读书，踏实做人，全民健身，奔向奥运。
86. 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奋勇拼搏，卧虎藏龙。
87. 挑战自我，超越梦想，团结互助，共创佳绩。
88. 同舟共济，风雨同船，拼搏进取，铸就辉煌。
89. 团结进取，争创佳绩，努力拼搏，挑战自我 90.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磨练意志，强健体魄 91. 龙腾虎跃，雷霆万钧，无与伦比，万众一心 92. 团结进取，争创佳绩，努力拼搏，挑战自我 93. 团结进取、开拓创新、顽强拼搏、争创一流 94.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95.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团结拼搏、争创佳绩 96.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顽强拼搏、勇夺第一 97. 顽强拼搏、勇夺第一、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98. 遵规守纪、团结互敬、拼搏奋进、永远进步 99. 凌云赛场、斗志昂扬、文韬武略、笑傲群芳 100. 奥运精神、永驻我心、强身健体、立志成材
二、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体会这段话的含义。
（500-600字）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认真地观察和对待。
这里所说的“兵”，指的是“战争”、“国防”和“军队”。
孙子上来讲的第一句话，非常有气势，把战争问题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这样，《孙子兵法》全篇就被定位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上，使我们认识和研究战争问题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战略起点上。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语句也非常有分量，将研究战争问题的必要性点得非常到位，使我们会带着一种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入到战争问题的研究，而这一点，正是每一位战略家必须具有的战略感觉。
兵凶战危，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竞争，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它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
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战争的发生或消失，并不以某个国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敢面对战争者，忽略战争存在者，最后都将被战争无情地吞噬掉。
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常常要从自身的生死存亡考虑一些竞争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和平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胜利的时候。
这不是危言耸听。
记住：胜利和成功是你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