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怎样开展卫生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舆论对于我国卫生事业现状的共同看法是：我国民众卫生智识幼稚，卫生习惯缺乏，欲使卫生建设顺利推展并获致实效，必须施行民众卫生教育。
有卫生学家认为，如果国民无个人卫生常识，则一举一动都有违卫生原则，自取病亡，卫生当局也无法一一照护；国民若无公共卫生常识，则不解卫生行政的用意，在个人自由略被梗阻时，势必起而破坏和阻挠。
此话点出了民众卫生教育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双重意义。
近年已有若干篇什论及民国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问题，不过对卫生运动这一教育形式却未加注意或语焉不详。
卫生运动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规定时间举办的运动，并非某城市或某区域的个别现象，本文拟以天津为例折射出其时卫生运动的状貌，在作较细致描绘的同时也试图探究卫生运动的时代意义，期能为当下的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
1在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注意通过用白话写就的告示向民众传递卫生常识，但在当时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况下，此种宣传难免有较大局限性。
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时期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都有明显拓展，也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1928年南京政府通过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一次大扫除，同时《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也定这两日为各城市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之期。
后者明令卫生运动应为期两日，第一日以陈列卫生标本和书画、邀请卫生专家演讲为主，目的在于引起民众对卫生运动的兴趣，宣传公共卫生智识。
第二日为游行与大扫除。
这两个卫生法规看来有叠合之处。
它们对卫生运动的时间、基本内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卫生运动的依据。
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卫生部规定卫生运动为时两日，但实际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延长。
天津市卫生局也因为“感觉一两日之运动，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拉长为1—2周，甚至长达1个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运动分别称为春季卫生运动和冬季卫生运动。
在组织方式上，为了扩大卫生运动的影响，天津市卫生当局通常会寻求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
例如1929年的春季卫生运动举办之前，卫生局召开了有警备部、市执委宣传部和市属各局代表参加的筹备会，并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筹备会会员分认各种事务，如总务科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纠察5股，宣传科下分出版、讲演、展览、游艺、布置5股，结果有财政局的代表自认担任会计，港务局代表承揽纠察事宜，卫生局人员负责庶务，社会局组织展览，教育局协助开展灭蝇运动等等。
此后的卫生运动也都邀集其他机关团体共同举办。
各局所之间横向合作的组织思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诚如当时的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所言，卫生运动“关系市民健康甚大，卫生局虽负有专责，但终须社会各方面共同筹划进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
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成为卫生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至于卫生运动的内容与方式，虽然历次举办时间各有长短，但基本不离演讲、放映卫生影片、大扫除、卫生展览会和灭蝇运动等数端。
2在卫生教育的倡导者看来，“在卫生宣传的方法中，以口头的宣传为最易实行，而又以演讲为最”。
卫生电影则能“将其实际情况灵活地表露于观众眼帘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众”、“吸引民众”和“感化民众”的优点。
在天津的卫生运动中，卫生讲演即为最常使用的宣传手段。
如1929年春季卫生运动大会的前一周以讲演为重心，在市区各宣讲所和青年会共举办了三十几场讲演，内容针对妇孺、青年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时令病之预防、传染病之由来、尘土与卫生之关系、公共卫生、近视眼与学生之关系、家庭卫生、工业卫生、结核病之传染及其预防法、天津民众盲目之原因等，讲演者多为天津市名医。
有时为了配合清洁周运动，讲演会也会举办一周，向听众讲解“家庭卫生”、“眼的卫生”、“牙齿卫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卫生知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卫生讲演的举办并不限于卫生运动期间，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市政府也在平时派人员赴各戏园、茶园和电影院进行卫生讲演。
因为担心一般市民对于卫生讲演不太感兴趣，卫生电影也被用作引发人们兴趣，借机传播卫生常识的工具。
影片有时借自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也有由本地学术团体拍摄的。
如某次运动大会上播映了由天津华洋防盲会摄制的电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内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实的形象警醒民众注意用眼卫生。
至于传单这种寻常的宣传手段，卫生部门自然也没有弃置不用，而是经常印制一定数量散发给民众。
传单的内容也切合着时令，如冬天就相应地介绍关于流行性感冒、冬季卫生与衣服、冻死冻伤方面的知识，还提醒民众留神煤气中毒。
如果说卫生讲演和卫生电影等使人们通过耳闻和目睹的途径接触到卫生和疾病知识，卫生展览会则以另一种形式引导人们认识疾病及其预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卫生展览会举办于1906年。
是年，张伯苓、蔡乐尔、陈芝琴、全绍清、章元善等社会知名人士鉴于津埠“虽历年叠经官府谆谆劝告，而城乡一带其道路沟渠污秽如故，不知力求清洁，作思患预防之计”，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热心人的极力提倡和锐意讲求，于是带头发起卫生展览演讲大会，希望藉此可使人们“咸知卫生一道为人生之必要，从此互相讲求，谋公共卫生幸福”。
此次展览会在天津的安徽会馆举行，为期三日，共展出主要由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提供的模型和图画等共150余种，此外也有关于各国人口死亡率的演讲。
与后来由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相较，此次展会时间短暂，规模不大，仅有中外商学界数百人参加，不过社会精英对公共卫生的倡导和关注仍值得称道。
展览会布告把卫生的价值标举为：“种族之强，国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精英如何回应强种救国这一时代课题。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卫生运动期间举办了第一个官方的卫生展览会。
举办卫展的动机，用其时津市市长的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故又搜集各种模型标本，使大家观览，俾得真切之认识”。
此次展览会的展品有四千种，根据性质分别归属病理部、生理部和饮食物品部，陈列于青年会供市民自由参观，以使观众了然于“卫生之道及防病之法”。
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传染病、花柳病、寄生虫类、中毒类以及其他类别的各种标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标本，痢疾、霍乱症的人肠标本，酒精中毒者的肠胃、肝心等病症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标本等；生理部有用药水泡制的各月胎儿和人体的各种肉瘤；饮食物品部展出各种食品所含的毒菌。
展出物的种类堪称繁多。
据报道，展会的第一日有观众八百多人，第二日为两千多人，第三四日则已增至三千多人。
参观人数的增长反映出展览会似乎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仅如此，参观者还不时向招待员“絮絮询问”，陈列室内悬挂的两百余种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有小学生将它们一一抄录在日记本内留作编辑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学参考。
市政府也和国外合作举办展览会。
1936年由中日医药同学会发起、天津市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展会。
展品五千余件多来自日本的公私医药卫生机关和学校，天津卫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图表和统计等。
展览品按科学研究的畛域分为5大部陈设，每一部又分为若干小部。
展览会会场门口耸立着一个彩色牌坊，参观者由此入内后先有招待员赠送“天津市卫生展览会出陈目录并说明书”一份，随后即可依循治疗卫生部—预防卫生部—保健部—新药部—成药部的路线观览。
治疗卫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肤科、职众科、北方病、战伤病、兽疫、产妇人科等陈列，预防卫生部展示赤痢、猩红热、消化器传染病等主要病症及其预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摆放书籍，新药部和成药部均为药品。
全部展品计有照片、标本、图画、模型、器械、书籍、药品等数种。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卫生展览会还在两家电影院分昼夜两场免费播放卫生电影，每家上映两日。
不仅如此，天津市的几家广播电台也负责播送一些通俗的卫生讲演，每日两次，每次约半小时。
展览期间，会场附近还设立卫生商谈所和健康诊断处为参观者提供免费的诊疗和其他服务，并为儿童检查身体。
后项活动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儿童健康比赛，由医生为参赛儿童免费检验身体，将被检者的各种记录汇合后交由专家评出体格优良者。
另外展会也编写了介绍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卫生事项的小册子，分发给参观者。
为了“普遍宣传”起见，中日医药同学会事前曾招待新闻界广造舆论，而且在开幕之日也大造声势，不仅用飞机散发写有卫生标语和展览会时间地点的传单，而且燃放内藏卫生标语的焰火。
会场附近的大型氢气球被用来告知民众展会的地址与日期，以广招徕。
乘火车来津的参观者还可以享受路费减价的优惠。
这种宣传阵势似乎起了一定作用，卫展开幕后的第二日参观者即达六七千之多。
展览会共举办了20天，截至闭幕时，参观者的人数总计超过了11万，其中各小学的学生占了多数。
3和上文所述的宣传活动相比，大扫除运动和捕蝇运动的社会动员面更大。
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举行了首次清洁运动。
在此之前，公安局印制了传单，列出了清洁运动中市民应实行的事项，如打扫房屋院落、收拾厨房和厕所、不可乱丢秽土秽物等。
社会局也发布了宣言，声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康健，实有相连的极大关系。
假使任何那一国的民众个个康健，人人精神饱满，那么这个国家绝没有不强盛的。
这是至当不易成例。
不过人类的康健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卫生，卫生的要素，在于清洁……清洁运动，虽应该由市政府负责倡导，但绝对不是机关上几个职员的能力，能够达到美满目的。
必须要全市市民人人起来参加，继续不绝地时时清洁，处处清洁”，竭力劝说和鼓动全民参与清洁运动。
为宣传此次运动，公安局、卫生局和社会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员参加游行。
游行队伍最前列是马巡队，其后为自行车队和化装队。
化装队又包括队首的狮子会和中间的运戏车，后面则有一巨人牵着五个小鬼。
巨人喻“清洁之神”，五鬼指“清洁之害”，借以表达扫除污秽之意。
此举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
紧随其后的是警士、各局长官等，最后则为清道夫。
甚至部队也参加了游行，并宣称军人的责任“不仅是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也要努力扫除一切污秽。
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声势浩大。
在清洁运动的第二日，从公安局长到保安警队和清道夫，携带扫具和土车开始打扫街道。
各区也将道路扫除一新，偶尔还有行人帮忙打扫。
学校方面，各中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也出发参加清扫。
以此为开端，天津市几乎每年都举行清洁运动（或称清洁大扫除），持续时间从早先的半天延长为2—5日到两周以上不等。
如1931年的春季清洁大扫除以公安局所辖五区及四个特别区为扫除区域，采取分区轮流打扫的办法，规定5月15—17日打扫第一区，18—21日打扫第二区，余类推，共历时17日之久。
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中，扫除工作也按区次第开展。
随着清洁扫除运动的不断举行，对市民的动员和监督也逐渐加强。
为引起市民对清洁大扫除的关注，卫生局通常会在市内张贴布告和标语，并利用无线电台举行卫生讲演。
卫生区事务所的卫生稽查员和各清洁分队长警也分区逐户劝告市民实行清扫。
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户于期限内扫除积秽，并组织坊长、闾邻长和卫生稽查员等进行挨家挨户地入室检查，以确保清洁运动取得实效。
打扫干净的商号和住户被贴上清洁扫除验讫证，卫生主管部门还按段抽査，检查的依据是《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占有者，为保持其地域内或建筑物内之清洁，应履行下列各事：一，备适当之容器，以容尘屑污泥；二，备适当之沟渠以通秽水；三，备适当之便所，以容粪溺”。
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按该细则的第9条处罚，后来又改为劝导，淡化了处罚的严厉色彩。
对于被判定为不合清洁标准的住户商铺，有时还会再度复查。
大扫除的具体方式通常是由清洁队负责各区马路的清扫，市民和商号等则必须把住室或铺面内外及门窗等处打扫干净，并将秽土放在门外，以便清洁队逐户收取运除。
已扫净的街巷由洒水车用净水挨次洒匀，洒水车无法通过的小巷则由各住户自行分段洒水。
后来清洁运动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大扫除开始之日先召开大会，经过奏乐、致辞、来宾讲演、摄影等后，与会者即按照事先划定的游行路线举行游行。
游行人员和人数也有规定，除清洁队全体长警与夫役、全部运秽汽车、洒水汽车及骡拉水车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卫生局各10人、9个区卫生事务所每区各5人、特一至特三区各10人等等。
在1936年的大扫除中，市长萧振瀛还亲自手执扫帚走在队伍前列，通过以身作则来倡导清洁。
前已提及，中央下达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举行两次卫生运动和大扫除，就天津市的执行情况来看，春季的清洁大扫除有时持续时间较长，如上文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起讫时间为4月20日—5月7日，竟长达18天，而冬季的大扫除一般只有两三日。
这一点估计和天津地处北方，冬季天气严寒清扫不便有关。
1930年12月天津市没有如期举办清洁运动，就是因为全绍清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在严冬强迫商民实行打扫，无异于敷衍搪塞，反而难收实效，因此征得中央同意加以变通。
这些规模不等的清洁运动以“提醒民众之注意”，“唤起市民们注意清洁，增进康健，免除疫疠”，“整饬市容、提倡卫生”，“振刷市民精神”为旨归，但相关记载的阙如使我们难以得知其实际效果以及民众的评价。
我们只能推测，全社会动员的大扫除运动多少会给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改观。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清洁与卫生尤其是防疫之间已经建立了逻辑关系之后，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对现代卫生行政的触角伸入个人生活领域的现实，接受官方人员的登门劝导及对其住宅清洁程度的检查与评估，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难免会产生影响。
一位小学生目击了某次卫生检查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昨天上午放学，刚到家里，就听喊嚷，查卫生的来了，吓的各家，室内扫的比每天清洁，院内外有洒白灰者，有洒卫生水者，恐怕挨罚。
小朋友们呀
吾愿天天如此洒扫清洁，于我们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卫生呢
显而易见，至少有一部分市民因迫于检查和罚款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讲卫生”的姿态，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卫生行政的要求。
而这名学童倡议天天洒扫，表现出比一般市民强烈的卫生意识，则或许与其所受的卫生教育有关了。
官方的宣传强调了清洁运动的正面价值，然而也有人对此运动表示担忧。
天津的西医王祖德告诉人们，以高级领袖的身份亲自参加大扫除以为他人倡，始于冯焕章将军。
冯氏因为出身行伍，对医学卫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亲自打扫街道来提倡清洁。
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实巨”，因为继其之后许多市县都集合中小学生参加大扫除，这些学生多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尘土中激扬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为清洁运动，实际最终却与本意大相悖谬。
作者还以国外的卫生实践作为反例，指出国外厉行卫生，向无召集学生和市民作扫街之举者，而是由清道夫役于昏夜中进行。
作者尤其叹惋，站在科学的旗帜下领导全国的上海，其市长和卫生局长竟然也亲执扫帚，领导市民开展清洁运动。
清洁的作用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但在我们很可能不加细思地认为清洁运动是对卫生现代化的趋近时，主流舆论之外的声音能提醒我们对类似举措的现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一分忖度。
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政府也积极向苍蝇宣战，组织灭蝇运动。
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多于每年夏令举行，宣传与竞赛相结合是其常采取的方式。
因为苍蝇繁殖能力强，危害极大，灭蝇办法遂成宣传重点。
为求根绝苍蝇，卫生局希望民众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蝇类的地方，如垃圾箱、厕所、粪坑粪池、畜舍，此法即所谓的“除产地”。
对付蝇蛆和成蝇的方法，从喷沸水、撒石灰到如何制作捕蝇纸，更被详细介绍给民众。
由于民众未必知晓苍蝇为传染病的媒介，卫生主管部门也向他们解释灭蝇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并吁请民众合力灭蝇。
类似的卫生常识除了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之外，也印制成传单散发给各机关、团体、学校和民众，并邀请名医到天津市各讲演所演讲，扩大灭蝇宣传，或在重要街衢贴挂宣传标语、图画和旗帜，以唤起市民对于灭蝇运动的注意。
天津市开展第一次灭蝇运动时即诉诸有奖竞赛的办法，赏格为银盾、奖牌和夜光表等。
天津市小学生是灭蝇运动的干将，赢得了前数名，但也有小学生之外的市民以个人名义参加捕蝇运动并获奖，遗憾的是报纸没有提及这些人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组织市民灭蝇运动或大会，其宗旨不仅在于“提醒民众注意蝇类之祸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励市民实行其社会服务之精神”，而市民对于该活动也并没有袖手旁观。
不过，根据目前的资料还难以判断市民参与灭蝇运动是因为真正认识到苍蝇的危害，还是受奖品的诱惑。
说到奖品，为了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卫生主管部门曾向其他机关团体广征奖品。
在它的号召下，教育局、工务局、财政局等纷纷赠送银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会则购置了捕蝇具50把送给社会局作为奖品。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广泛性。
这种以给奖的方式举办的市民灭蝇大会，有时被认为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宏效难著”，因此市府也决定变更一贯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钱收买死蝇，以唤起市民扑蝇的兴趣。
具体办法是市民将扑杀的成蝇集到一定数目，装成小包送到指定地点出售，价格为每大铜元一枚购买死蝇一千个。
次年的收购价改为每百个为一包，每包给铜元二枚，所收死蝇按日用焚毁炉焚毁。
不过或许因为出钱购买死蝇毕竟会增加财政负担，资料显示在随后几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学生中，市政府组织了灭蝇图画竞赛和讲演竞赛。
图画竞赛的获奖者除受到奖励之外，其作品还和其他比较出色的图画一起在青年会展出。
从标题看，这些画作表现的是小学生们对苍蝇的各种认识，如“一个苍蝇，每年要生殖子孙十八万八千三百五万万，那（哪）一个都能致人于死命”、“蝇害甚于飞机炸弹”、“强盗杀人要流血，苍蝇杀人不见血”等等。
讲演竞赛先分五区在全市市立小学范围内举行预赛，预赛的前二名再进入决赛。
决赛时小选手们的讲演基本以苍蝇的危害和扑灭苍蝇的方法为主题。
这些竞赛对于参加者以及旁观、旁听者而言不失为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在灭蝇运动中，天津市卫生行政机构不仅扮演了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且也身体力行，组建灭蝇队逐日到各个警区界内的公厕以及污秽肮脏蝇蛆容易栖止和繁殖的地方，泼洒石灰药水。
在1934年5—8月的灭蝇运动期间，市政府共查明全市粪坑15346个，污秽潮湿地方2393处，消毒1700次，收买苍蝇947600个。
有趣的是，市府还制作捕蝇拍五千把，分别送给各警区（再由各警区转赠给民众）、教育局（然后再分发给学校）以及鲜货店等店铺。
从政府拟定的灭蝇运动办法来看，政府并不专意以扑灭多少只苍蝇为功，而是希望能从源头上杜绝苍蝇的产生，所以规定住户铺户的厨房均宜收拾干净，不可堆积污物；厕所宜每日扫除一次，粪桶加盖，每星期于桶内撒生石灰一次；不可向街巷内泼洒秽水，应该用有盖的秽水桶存贮等等。
有时灭蝇运动干脆以对市内垃圾集积的场所和厕所等处进行大扫除为前期工作。
从这一点看，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具有科学性的一面，由此民众也或多或少能通过这项运动认识污秽与蝇患之间的关系，树立文明的卫生习惯。
历史上有几次反中医的论战
三次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
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
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
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
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
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
”再答：“全部割除。
”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
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
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
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
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
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
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
”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
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
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
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
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
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
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
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
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
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
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
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
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
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
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
我们拭目以待。
世界厕所组织的简称
抗战胜利纪功碑出川时，各界普遍认是当时中最糟的军队”，装备，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
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
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其中一四五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
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二十二集团37年底编入李宗仁杂牌军战区，参加台儿庄战役，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
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腾县一役，一二二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
在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一叁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
打仗有输赢,可不能丢人.川军的122师在王铭章的领导下,在滕县全军牺牲。
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应该是惨败,因为3000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日军仅仅66人的伤亡。
可在各种舆论的眼里,川军赢得了尊重。
正是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
”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叁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中会战中，由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叁十六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在转移途中，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
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
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
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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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争后清朝面临许多政治和外交危机，革新与革命思潮涌现。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推翻满清帝制。
革命思想及主张逐渐得到认同并影响广泛之后，同华兴会、爱国学社、青年会合组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于武昌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随后数月内各省回响，纷纷独立。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已经独立17省。
岌岌可危的清朝起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
虽然袁世凯发兵击溃湖北的革命军，但他希望议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双方断断续续停战，并正式派代表于上海议和。
革命期间因有黎元洪与黄兴之争，久议不决中山自海外返国，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同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已经于191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为临时宪法，同时定南京为临时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大清帝国至此结束。
权臣袁世凯利用军事优势与政治手腕，在南北议和中取得绝对优势。
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政府迁都至北京，史称北洋政府。
于此时期，中华民国遭遇两次危机，一次是袁世凯欲称帝的洪宪帝制，最终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政府。
另一次为张勋发动的溥仪复辟，最终被段祺瑞所击败。
而后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于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军政时期开始。
此时期，由西方引进民主及科学思想，发起许多运动。
以北京学者为首的新青年派等知识份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而以南京学者为首的学衡派等知识份子则复兴中华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成为战胜国，由于青岛归属问题使知识份子又发起五四运动。
北洋政府因为府院之争、贪污腐败（例如曹锟利用贿选担任总统）与军阀割据而动荡不安。
军阀局势最后为：据有东北、河北及山东的奉系张作霖（含鲁系）、河南湖广的直系吴佩孚及江南的新直系孙传芳。
当时广州护法政府则受实力派军阀牵制，之后又因陈炯明叛变使北伐失败。
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协助下重建，定出联俄容共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口号，但这造成了共产党势力渗透至国民党中。
护法政府在苏联协助下成立黄埔军校。
1925年，护法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建立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
国军建立后东征陈炯明，平定滇、桂叛军，缔造了北伐契机。
最后以蒋中正为总司令于1927年发动北伐战争。
北伐期间，国军主力北上攻下长沙与武汉，击败直系后东征攻下南昌。
东路军经由闽浙，最后与主力军会合于南京，新直系溃败。
之后因为容共问题，蒋中正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宣布清党，是为宁汉分裂。
随后武汉同意“分共”，与南京复合，史称宁汉合流。
遭到驱除的中国共产党则于8月1日发动南昌事件。
1928年西北军冯玉祥与晋系阎锡山加入国军，兵分三路攻向北京。
期间日本为阻碍北伐于济南引发五三惨案，国军避免冲突而绕道。
最后国军攻克北京，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沈阳皇姑屯车站遭日人炸死。
年底，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表面上得到统一。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定南京市为首都，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
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并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训辞为国歌，并在台湾沿用至今。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北伐成功后开始实施“训政”时期。
该时期至中日抗战结束后，于1947年颁行《中华民国宪法》时方告结束。
于抗战前的这段时期又称“黄金十年”。
外交上，外国在华特权通过外交途径逐渐收回。
为了建立运输要道，以南京与兰州为中心，建立连省公路和粤汉、浙赣陇海铁路。
建立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改善讯息传输。
财政方面则是稳定物价、改革银行和统一币制。
并且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
为了提升民生品质，积极将立法和刑法系统现代化。
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
并且制定国语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
这些改革增进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
但于国防上，中华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窘境。
由于中央推行军政统一使得地方派系被削弱，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恶化，最终地方各派系（如桂、晋及冯）陆续与中央发生了内战，史称中原大战，最后中央军胜利。
而后为了对付据守赣南的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起五次“剿共”。
中国共产党最后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撤退，最后抵达陕北。
日本于此期间逐步加强侵略，九一八事变后吞并东北并建立满洲国。
一二八事变意图侵略上海，国军成功抵御，最后停战。
随后日军借由长城战役、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吞并华北。
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旨在避免对日全面开战，与剿共同时并行。
但在中国共产党倡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内反日逐步高涨之下，以及张学良因多方剿共失利，最后于1936年12月策动西安事变。
最后蒋中正同意停止剿共，收编红军为八路军与新四军。
此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不过，由于国民政府仍无强大的经济力与武力对日抗衡，当时只能避免对日全面作战。
1937年7月日本引发卢沟桥事变，攻陷华北。
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
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军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
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震惊国际。
国民政府则迁都至重庆。
而后南北日军欲会师徐州时，国军于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
而后为了防止日军南下及西进，国军决堤阻敌。
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
因战争爆发，立宪延后。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亦加入抗战，共约五十万兵力。
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力量。
其中较有名的战役为平型关之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军攻下武汉。
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并侵略华南。
由于战线拉长，日军转入相持阶段。
1939年期间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
日军三次南下长沙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
在沦陷区，国军与共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使日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
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
但由于日方条件过高，中方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中南半岛，和谈最后破裂。
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以对日禁运。
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
中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
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任参谋长。
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
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国仍未减轻负担。
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远征军入缅援英。
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
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了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
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重庆。
1945年时，美军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
日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与鄂西会战，国军皆防卫成功。
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弹，苏联亦依据《雅尔达密约》对日发动战争，占领中国东北，攻灭满洲国。
最终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中华民国收复东北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抗战期间，国军虽然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军，使得在多次战役中难以取得优势。
但是国军成功拖住日军军力，并在部份战役获得胜利。
日本部分军力受中国牵制，让盟军得以在海空两面对付日军。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远离主战场，其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形成割据的局面。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
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隔年1月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各党平等协商并确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同年夏，国共双方发生严重武力冲突，遂爆发国共内战。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2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拒绝出席下，各省其余选出代表在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于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基于同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蒋中正提出之“动员勘乱”与行宪并进的方针，。
7月7日，七七事变十周年际，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自行组织联合政府。
11月21日至23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开幕。
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案，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得为紧急处分。
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由蒋中正当选。
至于副总统选举，经多次复选后，最后由李宗仁当选。
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派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国民大会闭幕。
5月20日，蒋中正、李宗仁就任总统及副总统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宪政时期开始。
1948年国军登陆东北，孙立人屡屡击败共军，直逼哈尔滨。
但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停战，孙立人也与个性保守的上级杜聿明意见不合，蒋中正只好将孙立人委以虚职再迁调台湾练兵，使得东北战况随之逆转[38]。
9月辽西会战爆发，共军将领林彪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
锦州、沈阳先后沦陷，东北失守，国民党内要求蒋辞卸呼声甚高。
另外，早在同年9月济南失守，山东沦陷，共军逼近徐州。
11月爆发徐蚌会战。
由于战略规划错误，刘峙与杜聿明仅坚守陇海线，使得国军防线被共军切割包围，国军于隔年1月溃败。
当时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共军入关，在天津沦陷后傅作义投降，华北全数沦陷。
最后蒋中正宣布下野，仍任国民党总裁。
总统由李宗仁代理，并向共军求和。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即“划江而治”），但中华民国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无法接受，谈判破裂，代表张治中滞留北平不归。
而后共军大举渡江，国军江阴要塞投降，南京沦陷，李宗仁将政府迁往广州。
稍后依序迁往重庆、成都及西昌。
李宗仁见大势已去，赴港后逃至美国。
蒋中正于西南持续作战，最终放弃大陆地区，政府迁往台北，大陆易帜。
另外，台湾光复后，由于负责政务接管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不当引发民怨，最后发生二二八事件。
此事件加深省籍情结，使台湾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促使日后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3月，由于在美国的李宗仁不愿回国，于是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
借由原大陆地区国大代表，蒋中正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
此时政府财政匮乏，只好使用抢运来台的黄金解危。
期间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
由于国军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沦陷。
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由于国军抵御成功，使得中华民国逐渐安定。
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份军队返台。
中正国际机场，为十大建设项目之一，现改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1951年韩战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美援贷款，使中华民国脱离在国际上的暧昧地位并稳住局势。
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
省议员及全台县长市长举行选举。
为了抗共，蒋中正宣布“戒严令”，冻结《宪法》，并加强“反共抗俄”宣传。
虽然安定内部，但使民主宪政的推行打折扣，造成许多因反对言论或行动被指为“匪谍”而受到迫害，史称白色恐怖时期。
1966年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到1970年代之前，中华民国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上中国席次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
内政方面，陈诚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39]，稳定农业。
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了民营企业和工商业发展，并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
1971年由于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使得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度滑落，之后在国际上多以台湾为称呼。
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在1973年11月时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以及十二大建设以稳定经济发展。
这些行动促使经济发展，使得在1980年代后的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的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
在民生富裕的背景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一时期累积。
蒋中正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续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
随后由蒋经国担任第六及第七任总统，他促进本土化及民主化的发展。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
为了因应国际情势的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的需求，蒋经国逐步推动民主化。
1987年对民进党成立采取宽容态度。
继而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于此开始热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9年，政府开放组党。
1990年，李登辉被国民大会选为总统。
此年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发起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
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认同此学运并宣布修宪及改选国民大会，最终使总统得以公民直选。
1994年，中华民国首次举行省长及直辖市长民选。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美日等国际的关注之下，李登辉最后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竞选成功，其总统职位得以顺利连任。
为了化解省籍情结，他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希望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
1997年，在香港主权移交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与经济的稳定。
2000年，第十任总统选举最后由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总统、副总统，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
此时因为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与媒体乱象的影响，台湾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领域均显得动荡不安。
到了1980年代，因为工资上涨、环保以及对岸崛起等诸多因素，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产业外移的问题[40]。
加上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最终形成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的状态。
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陈水扁在第十一任总统选举以微小差距胜出并获得连任。
由于在投票前一天发生三一九枪击事件，使得这次选举蒙上一层阴影。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
这使不少台湾民众感到不满，于3月26日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及决心。
2006年，由于陈水扁的家属及亲信疑似贪污，遭到立法院三次提起总统罢免案，这是行宪后首次提出总统罢免案，但并未通过。
2008年的立法委员选举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
选举结果显示出许多小党因没有获得席位而泡沫化，使部分弱势族群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代表所属族群发声。
由于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获得四分之三席次，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民进党的失败则被认为是因为选民对陈水扁政府失望，投下了不信任票。
2008年第十二任总统选举由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再次政党轮替。
中国一年有多少个节日
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蔡元培“实物写生”之重读 ——由黄宾虹、齐白石写生小品引发的话题 作者: 时间:2005-11-25 12:42:00文\\\/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在读博士）小品本为佛家用语，指略本佛经，后被借用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多指与大制作相对的、形式单纯而意味深远的小制作。
其于画中多以小立轴、册页、扇面、手卷等形式出现，更具一种把玩的性质。
古人小品多强调文人的幽雅情怀，追求清淡超脱的美感，多一种孑然世外的清凉之气。
然，观黄宾虹、齐白石之小品，却非如此。
相对而言，他们较之古人，于笔墨之外更多出几分生活的亲近感，显得生机些、盎然些。
或山水、或草虫，以一种敏感于生活的体味获得了古人所缺乏的真实性——一种写生感。
这种视觉经验的形成，与齐白石边拿螃蟹边作画的传言、以及黄宾虹的写生游历颇为吻合。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黄、齐二人的身上，扩而延之则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相对古人获得的一种别样的体会。
应该说，这种体会的获得，与二十世纪“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强调写生训练不无关系。
而其中，蔡元培提出的“实物写生”则是这一话题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蔡元培于19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中提及：“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1]该演讲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及《绘学杂志》，是蔡氏1917年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论及美术功能与价值之后，一篇专门针对绘画进行论述的重要文献。
相对1917年仅仅宏观论述美术功能的文章，此篇演讲所提出的关于绘画的观点更为具体而明确。
他于开篇提出希望，继而分析了中西画法入手方法之差异，进而指出所谓“西洋画采用中国画法”之现象，最后呼吁“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2]。
时下学界讨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时，多看重1917年《以美育代宗教说》。
但笔者认为，抛开宏观上蔡氏美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仅就绘画的微观角度而言，如果我们能将蔡氏列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此篇演讲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更清晰、也更直接地提出了要以西画“实物写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画的发展。
当然，蔡氏此论之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新所面临的共同话题——西风东渐。
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如1913年《申报》在推介书家王介凡时曾说：“近自欧风东渐，学者力求新学，不暇书法者百有九九，而求书法之精良者似有万难选一。
”[3]。
然而问题在于，西风东渐的大环境确实存在，但具体到中国画的创作，它的影响到底怎样
却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的问题[4]。
其实，就目前学界呈现出的资料而言，并没有资料能显现出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内部发展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西风”之“强烈”冲击而反映“强烈”
相反，众多资料却显现出1917－1919之前的中国画画坛内部是相对平静的，北京“宣南画社”、上海“青漪馆书画会”等传统文人雅集性的社团及画家活动仍是中国画之主导力量。
虽然其间亦有“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之言语[5]，然其立足点是将中国画作为一个中国文化遭遇外来压力下需要保存的单元，而不是指中国画内部需应对“东渐西风”来加以变革。
前引王介凡之例亦然，其所叹息者仅是针对“不习书法者百有九九”而发，并不是指书法内部对所谓“国粹”的离弃。
也即，此间中国画虽处西风东渐的整体文化环境中，但其内在结构仍然稳定，其发展方向显现出更多的自律性[6]。
但是，这种“相对平静”到了蔡氏此文的发表时，情况已有所改变。
蔡氏倡导写生的论调与1917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一并，都以“以西画写实为尚”的论调为理论之逻辑基础，矛头直指中国画内在的价值核心，将“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力从中国画的外围环境引入到了中国画内在发展与求变的方向上。
从而使中国画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内在的革新问题，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国粹”中的一种类型而需要加以保存的问题了。
至此，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足以引发我们反问——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皆非画界中人，他们的言论到底会对中国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谨慎的问题[7]。
翻阅民国二十一年姚渔湘编著的《中国画讨论集》，上述三文皆未入选。
该书对当时中国画领域较为重要的论述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收编，“搜罗海内名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加之以选择。
”[8]其选编的出发点为“现在研究中国画的人还是唐宋以前的思想，故步自封的在自己的园地讨生涯。
又学习西画的人，一味的抄袭西洋面貌。
于是彼此壁垒森严，不通音闻，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闹得学绘画得人，不是做古人的奴隶，就是为西洋画的肖子肖孙，尽毕生之力，不知其所以然，徒食古人糟粕，拾古人牙慧。
噫，亦良苦矣
兄弟有鉴于此，想着把中国画的理论，整理出一个系统，使后来研究中国画的人，不至走入歧途。
”[9]应该说，编者姚渔湘选择文章的视野是相对开阔的，而他选择的29篇文章亦是当时画界影响较大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以康、陈、蔡三人的社会影响力而未能入选其内，似乎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暗示了历史的某种真实性。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什么，而只是想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时应该采用的一种慎重态度——在具体的现象中分析并体会时人感受，并在这种感受的过程中，还原或是拼贴历史相对真实的面貌。
比如说，我们一味强调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序》的重要性，固然，提出这篇文章的价值或许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该文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则是不恰当的。
因为即便是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的徐悲鸿，似乎也并未认同或响应康氏观点。
徐氏于1918年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于文后附录：“近人常以鄙画拟郎世宁，实则鄙人于艺，向不主张门户派别，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逼真而已。
初非敢弃绝，遂以浅人为师。
且天下亦决无可以陈古人之撰造而拘束自己性能者，矧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艺人谓可皈依乎哉
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指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
同志诸君察焉，悲鸿仅启。
”[10]徐悲鸿深得康有为之提携，甚至他1917年与蒋碧微私奔日本亦曾得到康氏的支持，两者之交可见一斑。
且徐悲鸿1918年也正是得助于康有为弟子罗瘿公的介绍方才结识蔡元培，得以入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出任导师[11]。
但徐氏入北大后不久即发表这样的文字，全然没有任何赞同康氏年前对郎世宁推崇的意思。
而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康有为的文章流传有限，徐氏未曾读到；要么就是徐氏虽曾读过，但迫于画界传统力量之强大而未敢附和，甚至还因别人的议论而欲与郎世宁划清界限。
那么就此反观康氏之文，于是时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是足以让人怀疑的，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
这一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时，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而应在琐碎的细节中慎重寻找历史真实的足迹。
但是，诚如上文所言，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否定康有为、陈独秀文章的价值与意义。
以康、陈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发表这样的文字即使不能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亦足以在中国画的外围环境中催生一种求新求变的舆论影响[12]。
只是，这种影响的产生并不是某个孤立的现象所导致，也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显现的，而是与其它的诸多因素一起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
而在这些“其它的诸多因素”之中，蔡元培的这篇演讲稿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看，蔡氏此文较之康、陈之文更为重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更能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蔡氏当时身任北大校长，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且于1919年出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校董会主席[13]，于当时南北美术教育研究机构中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力。
可以说，他当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相对康、陈二人而言，是直接面对美术界的。
而且，他的这篇《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是在1919年10月宣布陈师曾辞离北大画法研究会后发表的。
陈蔡分道之具体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蔡氏于陈氏离去之际发表“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此类话语，似乎是有所指对的，因为其中所谓“名士派”恰是陈师曾所推崇的。
就此推测，陈蔡分手的背后可能有着两人画学主张不同的原因。
那么，蔡氏放离陈师曾，并于其离后发表如此言论，则足见其对北大画法研究会之重视。
故而，在具体的教学研究中，蔡元培亦当竭力推行他的画学主张。
那么，有了美术教育这样直接面对画界的中介，蔡元培之画学主张则势必会对画界产生一定的直接冲击与影响。
而这一点，却是康、陈二人所没有的条件。
确实，日后于中国推动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上前进的陶冷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则无一不与蔡元培之提携有关。
故而，在1917－1919年中连续发表的康、陈、蔡三篇有关中国画革新的文章中，蔡氏之文尤值我们关注。
那么，蔡文的重要性又具体表现为他怎样的观点呢
纵观其文，蔡氏强调“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
”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画“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所以他强调“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
”[14]也即他开篇所提出的“多作实物写生”之呼吁。
虽然蔡氏于文中未对中西画作出直接的价值评判，但其行文逻辑中却无疑隐含了“以写实为尚的西画，正是中国画革新之必备良药”这样的前提。
此种说法与康、陈二人颇有合拍之处。
也正是这种合拍，才使得三人主张不同于前人所谓“西风东渐”下的国粹观念，而是直指中国画内在价值核心的“西风东渐”。
然蔡氏之文相对于康、陈，则又超越了一种仅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论调，而是在“提倡写实”精神的口号之下，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训练方式——亦即写生概念。
那么，这种具体性也无疑使蔡文对于前述的中国画内在的稳定性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其实，“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并不新鲜。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它最早应出现于宋人著述中，多指赵昌所绘花鸟。
如“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15]；“正如赵昌花写生逼眞，世传为宝，然终非眞花耳。
”[16]此时写生，多偏动词性质，意指逼真描绘客观物象[17]。
至元人，则开始偏名词属性，如袁桷《徽宗梅雀图》中有句云“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
”[18]至明清，写生则成了花鸟画的一种指代性名词，如吴宽《为白郎中题荷花鹅图》中云：“前朝画学人如市，不独丹靑竞山水。
点朱涂粉擅写生，花鸟纷纷总良史。
赵昌名与黄筌齐，后来更称崔子西。
”[19]然，此时德写生却也开始偏离最初“逼真描绘”的含义，如钱谦益《雪里桃花次薛叟韵》中“朱门人面愁相映，紫陌尘埃恨欲销。
拟为写生谁下笔，王家还有雪中蕉。
”[20]王摩诘“雪里芭蕉”与赵昌之“写生花鸟”实是大相径庭。
另如钱大昕《作墨菊长卷出以见示幷属题》中有句“主人供写生，不写形写神，淋漓泼墨汁，下笔淸而淳。
”[21]泼墨之法“只为写神而不写形”，与“逼真”之差别，无须赘言。
由此可见，“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其意义是有所变化的：由描绘的方式变为画种指代；由求真描绘变为写神描绘。
但是，这种转变在时间序列上并非一种完全的前后继承与变化，而是时有混淆的，也即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固定界定的科学概念，与二十世纪专指实物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即使是最早的强调“逼真”概念的赵昌写生，也不是指“对景造型”的过程，而只是画面最终效果“接近真实”的一种描述。
如果说中国画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接近二十世纪写生概念的词汇，倒可能是某些用法下的“写真”一词。
如南朝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中曾言：“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
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
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冝点染即成数人。
以问童孺，皆知其名矣。
”[22]但联系当时的绘画实迹考察，此种对景描绘可能更接近于“速写”，而非实物造型写生[23]。
就此而言，蔡元培于1919年提出的“多作实物的写生”应与中国画史毫无关联，而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
但是，蔡元培却也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引入这种“写生”概念的人。
1915年8月31日——9月3日，《申报》广告栏连续刊登了“东方画会招收会员”的消息：“本会自露布后，入会者甚众，远途来会，寄宿者亦不乏其人，旧有宿舍，势不能容。
今特将会所推广，至课堂、宿舍、浴室等皆高畅清洁，颇合卫生。
尚有退闲室、阅报所、藏书楼，均布置适当。
课目有静物写生、石膏模型写生、人体写生、户外写生等。
本会正式开会日期系阳历9月5日，嗣后逐日可以入会，寄宿者尚有余额，幸希从速。
欲知详章，来会取阅，函索附邮票一分。
”[24]其中，明确提出了系统的写生训练，甚至还将其划分为静物、石膏、人体与户外四类。
东方画会是由当时上海图画美术院部分教师共同发起组成的，会员有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刘海粟、陈抱一、沈伯尘、丁悚等七人，“他们试图以画会的形式，来共同研究和促进西画运动。
”提倡以写生为宗旨，同年暑假还举行了到普陀山的写生旅行，是开中国西画户外写生的最早先例。
[25]除此之外，上海美专亦曾组织学生外出写生，例如1918年4、5月间，刘海粟便带领学生乘火车赴杭州西湖野外写生，并于6月1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举行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旅行写生成绩展”[26]。
而且，上述资料中的写生活动尚为户外写生，而从理论上推测，室内写生较之于户外应该更早，它应伴随着中国引入西方图画教学方式而被引入中国的。
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外来的学画方法，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还曾与以临摹为途径的中国画学习方法发生过一个相互混淆而磨合的过程。
试比较《申报》1914年、1916年同由上海图画美术院出版的《铅笔画》的发行广告。
1914年《铅笔画第一期》云：“夫画岂易为哉
然必须按部就班，始底于成。
铅笔画为习画之初步，无论钢笔、水彩、油画等等，悉从铅笔画入手。
顾市上好范本绝少，不足以诱掖后进。
本社有鉴于此，特出铅笔习画帖一种……”[27]西画之中，铅笔画为基础，本该以写生为法，出版画册只是为了丰富视觉经验，而绝无临摹之说。
但刘海粟等所出的《铅笔画》却是一个临摹的范本，并如字帖一般名之曰“铅笔习画帖”，可见中西学画的两个概念、两种方法相互影响下的意义混淆。
然至1916年《铅笔画第一、二集再版》的广告中，情况则有所改变，“学西画者必从铅画入手，如将铅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
但所临铅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稿。
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
”[28]此时，“铅笔习画帖”这样明显中国化的名称消失了，虽然也曾提及临习铅画，却开始强调这种临摹范本的写生概念。
两次广告的发布者同为上海图画美术院，那么前后说法的改变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者对于“写生训练”深入理解，同时也显现出“写生”作为一种学画造型训练的方式，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开始与中国传统临摹观念的混淆逐渐走向清晰的过程。
至1919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画学真诠》的广告云：“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内容着重铅笔画之写生原理和技法，附有图例。
”[29]此时，不再提及铅笔画的临摹问题，而是让人直接理解写生的原理和技法，可见对于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的理解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早在蔡元培提倡“实物写生”之前，西化概念的写生训练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传播过程了。
而且，有资料显示最迟在1917年，写生作为一个画种的名称概念也已形成。
1917年6月1日－3日，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职业教育，推动小学校的图画手工科教育，特征集各校作品举办了“手工图画展览会”[30]。
其征稿种类中有“图画科”一目，目录下分“记忆画、写生画、图案画、写生图案画（由写生变化为图案者）、制样画（系制作物品前预备之图样）、特别应用画（如适用于广告簿二信封信笺者）。
”[31]然而，明确了“写生”概念在蔡元培之前的一些传播情况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即这些写生概念与蔡氏所提相同吗
如果相同，那么蔡氏之说的价值或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如果不同，那么它们的差异又何在
应该说，蔡氏之“写生”与上述的“写生”同属学画过程中的“对物造型训练”，基本含义一致，也即蔡氏所谓的“描写石膏像与田野风景”与“石膏像写生与户外写生”都是一种对照实物进行造型训练的学画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问题在于，蔡氏所言对象是中国画，是“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其最终的希望是“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32]这是针对中国画的价值内核提出的革新之语，而他之前的“写生”却并非如此。
无论东方画会，抑或上海美专，所提倡的“写生”都是为了推动西画的发展，而非中国画[33]。
那么，这种差异也正是蔡元培“实物写生”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其意义与价值也同样如此。
诚如前文所述，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虽然处于“西风东渐”的冲击之下，但它自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却是相对稳定的，西画的写生概念只是在其外围通过西画的学习与推广而蚕食中国画的外在资源[34]，但对其内在的发展方向却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故而，在此情况下，蔡元培登高而呼，并依借美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具体的推行，其产生的影响自然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将“西风东渐”真正吹向了中国画的价值内核中，并从操作的层面上明确了这种“东渐”的具体手段。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蔡元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具备了一种不可回避的独特价值。
虽然，他并非画界中人。
当然，蔡元培产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史虽然最终多以个别性的现象作为历史意志的代表，但在其真正的演变与发展中，一个现象意义的产生却是与其它现象共同关联的，也即蔡元培的意义也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来完成的。
我们不能遗忘一个事实——蔡元培倡导“实物写生”之前，还有康有为、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对西画写实精神的鼓吹。
没有这样的前奏，或许蔡元培的独奏是难以奏效的。
当然，康、陈二人因为缺乏蔡元培于美术教育上的独特背景，无法直接对画界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他们在文化上的姿态与影响却无疑不是“西风东渐”由外在冲击走向对中国画内部发展产生影响之间的一组重要的音符；或许，他们对中国画震耳欲聋的高呼未必能得到直接的回应，但却无疑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过去更为清晰的要求中国画进行自我革新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促使中国画一步步走向二十世纪“革新”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康、陈二人，才使得蔡元培能够更为轻松地推动中国画“革新”的大门。
故而，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社会大环境下，逐渐松动自我内在的稳定性，应该是他们共同致力的结果，时间应是1917－1919——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概念。
--------------------------------------------------------------------------------[1]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3] 《美术大家王介凡莅申》，《申报》1913年10月31日。
[4] 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不是简单直线式，而是藏匿于相对复杂、琐碎的历史现象中。
但后世评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这种发展的丰富性，做出简单化的判断，并时常遗忘或误读历史本身。
具体而言，对历史的遗忘或误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将历史理解为简单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非此即彼的、阶段性发展与进化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到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的多重性与交织性；二、将历史视作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演进史，产生以少数现象指代整个历史的片面化观点，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构成因素的多样性与互动性。
于是，面对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的问题，我们往往会采用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论证或理解，并将这种影响扩大化，甚至可以无视它具体演变的细节与过程，就简单在一个时期段上套用一个语汇或概念，而不去细析这段时期内各种现象与因素之间的细微关系或隐藏的真实。
[5] “讨论书画、保存国粹”见于青漪馆书画会宗旨，见《海上青漪馆书画会小启》，《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 这种自律性并不是说，此间中国画的发展就是隔离外在环境的封闭与保守，而是指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自我肯定的姿态。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它却可能是开放而灵活的——面对东渐之西风，可以吸收西画因素以求改良，沪上任伯年对待西画的方式即为一例。
但这种姿态与后来“试图以西画拯救中国画”的革命，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结果亦然。
[7] 当下学界谈及中国画当时的状况，动辄援引康有为、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以作“革命”激扬之论述。
然据笔者了解，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这两篇文章直至八十年代经郎绍君先生、水天中先生的钩沉方才被大量引用。
那么，没有辨析这两篇文章对当时的具体影响，便言其文化上的标志性意义，是一种过于主观而危险的行为。
[8]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编例，立达书局1932年10月[9]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序言，立达书局1932年10月[10]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附录文字，原载1918年5月23－25日《北京大学日刊》[11] 参见杨先让，《有关徐悲鸿的一段公案》，《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12]但我们在阐述这种影响的时候应该避免不顾事实的扩大与泛化，将其简单化地贴上标签或口号，这是治史所应避免的主观错误。
[13] 参见李兰，《蔡元培与上海美专——试析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美术与设计》2005年第1期。
[1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15] 欧阳修（宋）《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卷2[16] 释德洪觉范（宋）《石门文字禅》卷23[17]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虽以写生为名，但其本仅为课子画稿，所谓“写生珍禽”始见于《宣和画谱》，其画所题之名亦为徽宗瘦金体，故此名应为宋代所定，非其原名。
[18] 袁桷（元）《清容居士集》卷45[19] 吴宽（明）《匏翁家藏集》卷12[20] 钱谦益（清）《牧斋初学集》卷5[21] 钱大昕（清）《潜研堂文集·诗集》卷7[22] 颜之推（梁）《颜氏家训·卷第下·杂艺篇第十九》[23] 将此例联系赵昌逼真之写生，倒也从某个角度上显现中国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某种“写生”的萌发，但无容置疑的是，这种萌发并未成形，其中原参考资料：\\\/view.asp?id=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