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故里到底在哪
史载，颛顼帝姬，是轩辕黄帝的孙子，昌子，生于若水(今省一带)，实居穷桑，其母女枢因感“瑶光”而生，十岁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都于帝丘(今濮阳县西南)。
在位78年，寿98岁，号为高阳氏，列为五帝之一，是一位有文治之功的帝王。
在位期间创制九州，使中国首次有了版图界线；建立统治机构，定婚姻，制嫁娶，研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针对巫术盛行之风，下令民间禁绝巫教；改革甲历，定下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后人推戴他为“历宗”等。
帝喾是颛顼的族侄，15岁帮助颛顼治理天下，30岁登帝位，其在位期间严以律己，是一位万民诚服的帝王。
颛顼故地在阜新 颛顼大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
他的后裔们在中国的上古相当显赫，成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对东北亚、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有重大影响。
但史学典籍和学者一直把这支文明的起源定位于山西、四川、河南、安徽乃至浙江。
艾荫范教授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以考古、神话、民俗、语言、文字诸学科互相参证，从远古中国北方民族生存状态的整体出发对历史旧籍作了反思性解读，认定这一文明起源于辽西，它的考古学背景应是红山文化及前红山文化，并与阜新查海遗址渊源甚深。
我国的文明史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
夏王朝之前，即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属于传说中的远古时代。
一般地说，三皇指的是伏羲、神农、燧人。
五帝依据《史记》分别是黄帝、颛顼、喾、尧、舜，他们都属于黄帝一族，如颛顼为黄帝之孙，喾是颛顼的族子，尧为喾子，而舜又是颛顼的六代孙。
颛顼大帝本是 “东北方部落之宗神”，许多旧籍上都说他 “以水德王天下”，“死为北方水德之帝”。
信奉颛顼的这支北方古族群对华夏文明极有贡献：它在上古天文、历法上有高度造诣，它对水利、农业也有大贡献，它创造了玉文化和龙文化，它的一个分支族系在中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夏，而且上古许多民族都是它的分支。
艾荫范教授认为，屈原《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正说明了南方的楚人信奉的上帝颛顼远处北方，这说明楚人原居北方，也是颛顼古族的成员，后来才前往南方的。
艾荫范认为《晋书》中所记载的颛顼之墟的“墟”就是故地、遗址的意思。
颛顼之墟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朝阳、阜新一带。
《山海经》中的《大荒北经》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这个山是什么山呢
艾荫范根据上古音读推断认为就是现在的医巫闾山，因为医巫闾山在汉代又称作无虑，汉代的无虑县(在今北镇市附近)，就是由医巫闾山得名的。
这就证明了颛顼古族的故地就在今医巫闾山所处辽西的结论。
许多古代记载 (如《史记》、《山海经》)都说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又娶了蜀山氏女生了帝颛顼。
若水一直被认为是四川的雅砻江，蜀被认为是四川古国名，所以史家都认为颛顼乃至夏王朝都与四川有关。
艾荫范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
他认为，若水的“若”，是古阿尔泰语系语词，其对音可以写为“弱”“弱落”“合黎”“雅砻”等等，义为青、黑，因此若水就是黑水、黑河。
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即将黑读作 “哈拉 ”，也就是“弱”“弱落”等的当代读音。
而中国的几条大的河流，都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黑”有关。
黑龙江古称弱水或黑水；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古称淹水、泸水，也是黑水之意；澜沧江是黑水，怒江更是黑水，可见很多地方的河流都曾是若水，并不是只有雅砻江才是若水。
一个民族的文化，山水名称、故事传说、风俗习惯，都会随着该民族的迁徙而迁徙，人类学家称做 “地名迁徙律”，常常据此探究民族活动的轨迹。
所以凡是有颛顼子系民族的地方就都有同名的山和水。
龙又是颛顼的象征，有龙的地方即意味着是该古族活动的地区。
阜新市查海遗址已发现了长达19.7米的石堆龙，据测定距今7000至8000年。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详细考察查海出土文物后，为之题辞曰“玉龙故乡，文明发祥”，显见查海龙才是中华第一龙。
艾荫范根据阜新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代表颛顼象征的龙，认为完全可以推断这是属于颛顼古族的文化遗存，在“颛顼之墟”界域之内。
同时颛顼之父昌意娶蜀山氏女的“蜀”，艾荫范经过研究发现也并不是蜀国的蜀。
甲骨文蜀字是没有底下的“虫”字的，它是个象形字，与出土于内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雕大目龙的形象一样，《山海经》中描写颛顼葬地，有多处提到了美玉，而玉文化本来就是红山文化及前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
艾荫范认为大量的已出土文物以铁的事实证明，远古的蜀山肯定在辽西、内蒙古东部或河北北部一带，后来才渐渐迁移，向西向南。
并据此得出结论颛顼古族生活在以红山文化为背景的阜新，颛顼大帝来自阜新 最主要是这个若水有很多种说法：众说纷纭啊，连专门研究这个的不能肯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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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带牛字的山名～有哪些
1、牛头山▪云南省陆良县牛头山▪湖南省临澧县牛头山▪四川省广元市牛头山▪湖北省十堰市牛头山▪浙江省丽水市牛头山▪浙江省临海市牛头山▪浙江省武义县牛头山▪安徽省广德县牛头山▪南京市江宁区牛头山▪浙江省舟山市牛头山▪陕西省安康市牛头山2、牛山▪山东牛山▪陕西安康牛山▪临淄牛山▪台湾牛山3、山东抱犊崮4、牛背山其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境内，与泸定县交界，属二郎山分支，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山顶海拔3660米，原为大矿山、野牛山，摄影师吕玲珑先生因山景壮美，形如牛背故改名为牛背山，并冠之中国最大观景台。
5、牛首山其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由牛首山，祖堂山，将军山，东、西天幕岭，隐龙山等诸多大小山组成。
牛首山属于宁镇丘陵西段南支，山高248米，因山顶南北双峰似牛角而得名。
6、黄牛山其在湖北省宜昌市西。
南朝 宋 盛弘之 《荆州记》：“宜都西陵峡中有 黄牛山 ，江湍纡廻，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 黄牛 ，暮宿 黄牛 ，三日三暮， 黄牛 如故。
”
四川电话号码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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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ng押韵的字，要字不要成语，尽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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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韵（1）平声冰并（别称槟丁仃（伶仃）叮玎盯町（畹町）钉疔（疔疮）耵聍）酊（碘酊）茎泾渭分明）经京惊鲸荆菁睛腈精旌晶粳兢伶苓囹泠玲柃瓴铃聆蛉（白蛉子）翎羚零龄灵棂凌陵菱绫棱（穆棱）鲮（鲮鲤）酃名茗铭明鸣冥溟暝瞑螟宁拧咛（叮咛）狞（狰狞）柠（柠檬）聍（耵聍）凝乒俜（伶俜）娉（娉婷）平评坪苹枰萍鲆凭屏瓶青圊清蜻鲭轻氢倾卿黥情晴氰檠擎厅汀听烃廷莛庭蜓霆亭停葶（葶苈）婷兴星猩惺腥刑邢形型硎行饧陉荥（荥阳）应英瑛莺婴撄嘤缨璎鹦（鹦鹉）罂（罂粟）膺鹰迎茔荥（荥经）荧莹萤营萦蓥（华蓥）滢潆（潆洄）盈楹蝇赢嬴瀛（2）仄声丙邴柄炳秉饼屏禀并摒病顶酊（酩酊）鼎订钉定啶（嘧啶）腚（光腚）碇（下碇；起碇）锭井阱肼刭颈景憬儆警劲径胫痉净竞竟境獍镜婧靓靖静敬令岭领另令呤（嘌呤）酩（酩酊）命拧泞（泥泞）佞（佞人）苘（苘麻）顷请謦庆亲（亲家）箐綮磬罄（罄竹难书）町挺梃艇梃（梃猪）省醒擤兴杏幸悻性姓荇（青荇）郢（郢都）颖影瘿应映硬媵
中国古代对钱的别称知多少
第一个称呼：“泉“泉”，古代钱币称。
战国时期称“泉”，“始皇令，方圆乾坤定”。
始皇建秦之后，统一币制，规定以“半两”方孔圆钱为帝国的统一货币。
此时，泉就泛指外圆内方的方孔钱。
钱称为泉，主要还是从古钱外形演绎而来的，因为秦半两，外圆内方，具有“周流四方”的意义。
故泉就泛指外圆内方的方孔钱。
泉是由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再流向四面八方。
钱与“泉”又是近音，直到现在，集币迷们仍以“泉友”相称。
第二个称呼：“邓通”邓通，西汉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
因得文帝宠幸，官至上大夫，赐钱无数。
一天晚上，汉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dú）带后穿。
第二天醒来，文帝按梦中所见，找与相同的人，召问姓邓、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
有一天，文帝叫一位看相的人为邓通相面。
相人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
”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
”于是将邓通家乡的大小铜山（今荥经境内严道山）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
文帝赏赐邓通的大小铜山用来铸钱的消息传到家乡，年已古稀的父亲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带领女儿雇工匠在铜山采铜、烧炭、铸钱，严格遵照邓通的嘱咐，每一个钱都精工细作，不在铸钱中掺杂铅、铁取巧谋利。
制作出的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
这一时期，“邓氏钱，布天下”流遍全国，后世遂以“邓通”为钱的代称。
第三个称呼：货泉“货泉”是最常见的一种汉代钱币，它是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第四次货币改制的产物。
货泉从天凤元年起，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止，共流通26年。
材质为青铜。
“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汉书·食货志》)。
王莽钱制作精良，为“钱绝”之首，被后世所称道。
“货泉”、“泉布”堪称是王莽后期铸币的代表作，是莽钱中较珍贵的品种，为中国货币史增添了重彩。
第四个称呼：白水真人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王莽“货泉”十分欣赏，继续沿用“货泉”达16年之久。
如今发现的“货泉”，绝大多数为刘秀后来新铸。
刘秀为何喜欢货泉
这里有一个典故，他当初起兵白水乡，因王莽货泉钱文篆书，独具特色，“货泉”中的“泉”字为上下结构，可拆成“白”、“水”两字；“货”的繁体（货）又可拆成“亻”、“真”两字,反读为“真人”。
将“货泉”拆分后合起来就是“白水真人”，刘秀就以此为“受命”之依据，把“货泉”视为人受命中兴之兆，便把自己比作“白水真人”，将货泉也改称为“白水真人”钱。
第五个称呼：阿堵物“阿堵物”的创始人，南北朝名士王夷甫。
他是当时十大夫阶层中清高得无以复加的代表。
一向对“钱”十分不齿，视之为俗不可耐的东西。
无论在怎样的场合，如何避无可避，都绝口不提一个“钱”字。
有一天，家人趁他熟睡时，用“钱”把他睡榻团团围住。
心想他起床后，必然唤人把“钱”搬走，开口就得说“钱”字，再也不去回避。
不料翌日醒来，却唤仆人道：快把“阿堵物”搬走。
这个“阿堵物”，是他在急切中随意找的代名词。
至此，“钱”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别号。
第六个称呼：孔方兄从秦统一币制到清末改行机制铜币，圆形方孔钱在我国使用两千多年。
孔方兄，古钱币的别称，又称“孔方”、“家兄”，古人把一百来个半成品铜钱穿在一根棍子上修锉外沿，圆棍穿钱，修锉时来回转动，方棍穿钱，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于是铜钱中间有了方孔。
钱为何称“兄”
因钱（钱）字由“金、戈、戈”组成，戈”、“哥”音同，于是“称兄道弟”。
“孔方兄”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鲁褒所著《钱神论》。
惠帝元康年间，纲纪大坏，世风日下。
惠帝昏聩无知，朝纲旁落，政出多门，贿赂成风，很多人都贪得无厌。
“惟钱是求”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针对这种社会现状，鲁褒作《钱神论》以讥讽世风。
“……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还说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无耳，可使鬼”。
尖锐地讽刺了钱能通神使鬼，主宰一切的作用。
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起了愤世嫉俗的人们的共鸣，被广泛传诵。
“孔方兄”一词，也成为了“钱”的同义语。
第七个称呼：青蚨传说南方的一种昆虫，名字叫蚁蜗，又叫青蚨。
它形状似蝉、蝶且稍微大一些，翅膀像蝴蝶那样宽大，颜色美丽，食之味道鲜美。
它产卵必须要依附着花草的叶子，大小像蚕蛾青蚨的卵。
如果把它的卵拿走，那母青蚨就一定会飞来。
就是偷偷地拿走它的卵，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
由此，留下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据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载：“南方有虫，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
味辛美，可食。
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
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
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其处。
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当然，这是传说。
后世商人以“青蚨”代称“钱”，取其“循环往复”、“用之不竭”、“财运亨通”之意。
第八个称呼：上清童子古钱的别称。
唐郑还古《博异志·岑文本》中记载了一件奇事：唐贞观年间，中书舍人岑文本，常到山中避暑。
一天，有个自称“上清童子元宝”的人求见，两人谈得甚为投机。
童子走时，岑文本起身相送。
不料，刚走出山亭，童子忽然不见了。
第二日，童子再次来访，岑文本派人暗中跟踪，童子在墙角处消失。
岑文本十分诧异，当即命人掘地三尺，发现有一古墓，墓中无余物，只有铜钱一枚。
岑文本这才醒悟，原来“上清童子”是铜钱名，“元宝”乃钱文。
后世据此称“钱”为“上清童子”。
第九个称呼：没奈何南宋中兴四将中的张俊，凤翔府成纪（今天水）人，授武功大夫，晚年封清河郡王，逝世后追封为循王。
张循与岳飞等人屡立战功，后来他为保全富贵，投靠秦桧，参与谋害岳飞。
张循贪婪好财，大肆兼并土地，年收租米达六十万斛，还多方聚敛钱财。
他担心家中招贼，将每一千两白银熔成一个大球，称之为“没奈何”，意思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连窃贼都没法偷窃。
无怪乎有官员讥笑他：“只有张郡王在钱眼内坐耳。
”于是，“没奈何”也一度成为钱的别名。
第十个有趣称呼：王者在商品交换中，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在交换中发挥一般等价物的媒介作用，充当着交换的王者功能。
在商品社会中，钱能发辉无穷的魅力，只要有了钱没有办不到的事，在戏剧和小说中出现“钱能通神”和“有钱能买鬼推磨”等词汇。
由此，人们给钱赋予了“老王”或“王老”称号。
第十一个称呼：鹅眼鹅眼钱，古钱币术语，又称“鸡目钱”。
钱体轻小如鹅眼、鸡目之类的劣钱。
鹅眼钱是六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年）政府感觉铸钱吃力，便开放民间私铸的一种五铢钱。
此钱无轮廓，钱形大小如鹅眼。
《宋书·颜竣传》：“景和元年，沉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
”徐珂《清稗类钞·狱讼·徐福孙杀婶案》：“且性吝啬，觑鹅眼钱如轮轴然，邻有缓急，未尝拔一毛，直守财虏耳。
”亦省称“鹅眼”。
第十二个称呼：腰缠出自成语“腰缠万贯”。
形容钱财很多，一般指个别人较为富有。
成语解释腰缠：随身携带；贯：用绳索将一千文钱穿成一串。
古代，很少直接把钱币放在衣囊里，出门在外携带的金银、铜钱一般放在束腰用的腰带里，然后把腰带缠绕在腰间，故称“盘缠”（同今天“腰包”之意），这样既不会遗失，又不会露财。
第十三个称呼：铜臭如果骂一个人太爱钱，称之“充满了铜臭气”，“铜臭”自然成了贬义词。
“铜臭”一词是怎么来的
这里引用两个典故。
第一个典故：根据《后汉书·崔烈传》记载：东汉时，一名叫崔烈的人，用五百万钱买了个相当于丞相的司徒官职。
由于司徒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人们虽对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及此事。
一天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
”意思是说，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
崔钧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
”这是“铜臭”一词的来历。
另一个典故：古时有一个官人退朝后，前去探望朋友，遇到和尚在他家做客，他不高兴离去。
后来对朋友说：“你喜欢与穿鸟兽细毛做成夹袄的人做朋友吗，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聪明或愚笨，只是感觉他很臭。
”朋友回答：“用鸟兽细毛做成的夹袄虽然臭，可只是外表，哪能与贪官的臭比
而贪官的臭，与你并肩站着，紧跟着你的踪迹向你奔来。
你在中间，并未嫌他们臭，反而讥笑我和山野和尚交往
品德高尚的人认为蛙鸣更胜于高官出行的仪仗，我看穿粗糙毛料做成的夹袄之人更好于现在的高官
”第十四个有趣称呼：不动尊“不动尊”出自佛教语，即不动明王，亦泛指佛菩萨。
因其不为生死、烦恼所动，世间所尊。
中国古代，因佛像和钱均用铜铸，也多有称钱为“青铜”，或“铜”。
称藏钱不用，如佛之安生不动，把钱叫做了“不动尊”。
第十五个称呼：钞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随着商业的繁荣和交易的扩大，当时使用的铁钱不能适应交易的需要，在成都有十余富商连保发行了一种信用票据，代替铁钱流通，被称作“交子”。
后来朝廷纳入官办，将“交子”提升为国家信用，更方便了商品贸易的往来。
至此，钞票被延续了下来。
元朝的钞票叫“中统交钞”；到明代，钞票叫“大明宝钞”；清代咸丰年间，发行有“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起来就叫“钞票”。
钞票名称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诗经 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到底是什么意思
1诗“二南”释义周代总集《诗经》，有关荆楚、巴蜀之风（民歌），几乎空白。
清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旧序》曾曰：“楚何以无风
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载之。
”“然则楚何以无风
‘江汉游女’、‘错薪翘然’，楚风之洋洋盈耳，沨沨乎入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
”（署名：时康熙戊辰、山阴何天宠昭侯氏题，下同）这恰好说明楚与巴蜀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区色彩。
不过，这是从诗歌本身寻求的某些缘故，即选诗的二重标准，但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国、楚国却先后兴盛起来，成为扩张拓疆的大国，而楚文化（风）的传播又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
加之中原华夏民族历来把南方的诸侯当作“蛮夷”——这种社会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诗经》中给楚、巴、蜀与北方诸侯同等的位置了。
然而，统治者总是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虽然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制服南方诸侯，便在恐惧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们冠于《诗经》首位，成为中央王朝对诸侯教化的楷模，却回避了“楚风、巴风、蜀风”这样的称谓。
因此《吕氏春秋·音初》发挥道：“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关于《风》诗，历来有多种解释。
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
”注：“风，曲也。
”从一般的概念说，《风》就是乐曲之意。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
”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影响后世至今。
《诗经》问世后，对“南”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人程大昌在《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
《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
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
”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
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
”清人崔述在所著《读风偶识》中云：“《南》者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
他们大体上指出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
归纳起来，对《南》共有六种观点：一、《南》为南化说：《毛诗·关雎序》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
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为南乐说；三、《南》为南土说；四、《南》为南面说；五、《南》为诗体说；六、《南》为乐器说，《南》本是乐器（铃）之名，后孽乳为汝、汉、沱、江一带的南方乐调之名，是南国之风。
不妨视为《风》诗之一体。
这六说以“南化说”为主构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诗经》“二南”的地域《楚风补·旧序》曰：“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
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
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
这里已明确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国和巴国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国和巴国大部分地域。
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
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
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
”他接着推测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
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
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
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
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时也再次说明了“二南”的来源。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周南》就代表楚风；《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
《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南服的四国。
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它三国却是殷亡后臣服于周。
濮是国名，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
西周之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濮国，而楚国却是在东西周之际，濮国衰落之时，强大了起来的。
《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
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
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在侵部，酓姓即当为廪君之后。
楚王自称为廪君之后，证明其原本就继承了廪君的衣钵，说明其与濮的联系。
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体即是廪君之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
巴氏以虎炊人血，遂以人祠焉。
”樊绰《蛮书》卷10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
” 这说明，巴人的祖先与楚地濮人同为廪君。
历史记载从春秋开始，楚国才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张。
楚国的富强，是和它直接占有地域广大，以及附庸国众多，是完全分不开的。
特别是它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西境达蜀国的西部的金沙江流域，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
”明言丽水（金沙江）流域已经属于荆楚所有。
《资治通鉴》说：“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正义》称：“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战国策·楚策》亦言，由川东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广大地区均已属楚。
这些文献说明，楚与巴、蜀关系密切，巴、蜀为楚所“包”。
恰如《荀子·议兵》所记楚国“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
”《淮南子·兵略训》更进一步说：“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缘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
”巴、蜀的东鄙，北面和南方的土地，逐渐为楚所蚕食。
而蜀之西南又为岷山（荥经）庄王和夜郎王（黔西）所据。
《诗·小雅· 四月》有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江，指的是长江；汉即是汉水。
此二水成为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
巴、蜀居之于江之上游，而楚居之于江汉之间。
江汉流域之间皆为古时濮人分布之域，到得西周之世，才为楚人掠夺濮人旧居而以荆楚称之。
楚地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诗经》中有“蛮荆来威”的诗句，或称为楚；或合称为荆楚，《诗经》中还有“奋伐荆楚”的诗句。
“荆”的命名，应直接与蜀人有关：《华阳国志》说开明王朝时，“乐曰荆”，是称呼音乐为“荆”，应为古蜀语的译音。
蜀国的军事势力在西周，曾一度达到了鄂西——荆楚之地，走出巫山的蜀人看到了平坦而美丽的江汉平原，自然就用自己的乐“荆”来命名这块美妙的新大陆了。
因此，“荆楚”之地的“荆”，应是蜀人给它的名称。
反之，濮（荆）人称乐为“任”；中夏称为“南”，这虽是一种乐名之异，然而却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种事物的称谓。
川东长江一线原为蜀国的势力范围，《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载：“蜀伐我兹方”。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滋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
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
松滋，今县，在今湖北宜都东南，距之楚之郢都的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
“捍关”，集解云：“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捍关之口。
”索隐亦云：“《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捍关。
”据此，此捍关在今重庆市以东奉节县。
楚肃王四年，时值吴起变法失败以后，蜀于是挥师东下长驱直入楚腹地，蜀大军能出三峡，进军清江口之东，说明在川东长江之地可以畅通无阻。
《太平寰宇记》在清江下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
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
”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清江”之名，就是蜀人给其命名的，因此，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郡，战国前必然也是蜀的旧壤。
正因为疆域的更迭，也就造成了“二南”趋向于交融的条件。
3．《诗经》“二南”之比较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
因为她派使女到涂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两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
《淮南子》里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 。
“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为石。
”涂山氏化石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有多少回日高懒起，夜不成眠呢
后来诗经国风里的那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都是从这首诗歌里学来的，于是人们学会写爱情诗歌，周王朝也才有诗可采。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明了周王朝采诗的用途后指出：“孔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也矣。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
燕礼又有房中之乐。
郑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不用钟声。
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
”正因为要合乐，那些南方的民歌，就不得不进行删节。
今天流传下来的“二南”，也就不可能是楚、巴蜀民歌的原貌了，加之蜀国的文字与中原文字自成体系，还要通过翻译，所以，蜀国的民歌的原汁原味也就荡然无存了。
为此，《楚风补》参订还说：“盖以有韵之言，前古所少。
文王师鬻熊著书二十二篇，而声诗之义阙如。
惟南国化行，‘江’、‘汉’数章，彬彬‘风’始。
……缘其时，楚未受封，统于‘二南’，其‘风’虽周，其声其辞严然江、汉间野人女子之所作也。
兹不敢忘声教所自始，故以‘江’、‘汉’诸诗首之。
三楚之风或亦可采录欤”
《诗经》十五国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采自十一个国家，虽主要采自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跨度长达600余年，在这么长的年代里，在那样宽的地域里，而表现里面的变异性却小。
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
音韵的一律就是21世纪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字，音韵就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却呈现一个统一性。
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程序的。
根据清代以来的古代音韵学家的考证，《诗经》以及周代的其它韵文，所押的韵部是一致的，可见古代这些民歌民谣，在辑录时，已经过乐官、史官们的整理，都用统一的“雅言”。
但从《华阳国志·巴志》录的巴国三首民歌来看，它们与《诗经》中的诗的内容及形式，几乎相同，又可佐证，那种加工又有一定的度的。
《诗经·周南》中的诗歌主要是楚国汉、汝流域的民歌，自然就包括巴国的民歌，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
”《召南》中的诗歌主要是蜀国江、沱流域的民歌，同时也包括巴国的民歌。
《诗经原始》中亦说：“其所采民间歌谣，有与公涉者，有与公无涉者，均谓之《召南》。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地的指认那一首是楚国民歌，那一首是巴国民歌，那一首是蜀国民歌，但从“二南”的内容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楚风与蜀文化的交流，巴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最后趋向融合。
《周南雎鸠》取冠《三百》；《鹊巢》亦置《召南》之首，可推测：在楚、巴、蜀三国中只有巴是姬姓封国，由此，把巴国的民歌放于“二南之首”，这是周王朝对巴国的看重，抑或是教化的榜样。
从文献上看：能够证明《雎鸠》是巴国民歌的不仅有《汲冢周书·王会》篇，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
丘羌鸾鸟。
巴人以比翼鸟。
方扬以皇鸟。
蜀人以文翰。
方人以孔鸟。
鸾扬之翟。
仓吾翡翠。
”还有《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对“比翼鸟”的记叙：“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
曰在南山东”。
其中巴人的贡品即“比翼鸟”，它就是巴人在《南山经·青丘山》中所说的“鸳鸯”（或曰黄鸭）一类水鸟。
它们雌雄相依，死都不相离的水鸟。
巴人习居水边，故能捕获。
以此推断：《雎鸠》可能是巴人的贺婚歌。
但这种水鸟在南方较普遍，巴国有，蜀国也有，楚国亦有，所以，《雎鸠》这首民歌是各地民歌相互影响最后才定形的。
另据推测：“雎”字便是巴蜀文字的音译，所以后世汉语中就没有“雎”字的意义项，可作补证。
朱熹在《诗集传》（下同）中把二诗作了比较后说：“《鹊巢》：此诗之意，犹周南之有《关雎》也”。
他从教化的角度认为“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那样一个宏大场面，这样《召南·鹊巢》便与《周南．关雎》的诗意混同了。
他在《大序》“国君积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鸤鸠，乃可配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道：“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
”然而，《鹊巢》与《关雎》还有明显的区别：它隐含了巴国人的委婉的愤怒，“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巴国由于受楚国的压迫，不得不从巴山与汉水间南迁进入川东。
因此，巴人借“鹊巢鸠居”来唱出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不满之情，抑或是留居川东的蜀人对新的统治者（巴王朝）表露的一种愤懑。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又说：“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意思是说，巴人淳朴，性直好义，不随便造次，语言直率，无巧言华丽之辞。
不仅民众，王族亦尚武好斗。
李文昌《图经》载：‘巴王、濮王会盟于此（按：指合川钓鱼山），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
所以，《鹊巢》诗的深层含义（象征）完全是巴人借“鹊巢鸠居”抒发的反抗之情。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
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
”所以，他在诗后《眉评》中说：“取譬只在首二句，余皆敷衍。
且美中含刺，不及《关雎》远矣。
《二南》皆以昏词为首，如《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阴阳为道所始也。
”从字面上看：《关雎》歌颂的是巴、楚地农村青年男女结合的贺婚歌，而《鹊巢》却是巴蜀贵族婚礼告庙辞。
由于两地地域接近，主要居民同为濮人，因此，所表露的诗歌意境也就有了些许相似处。
朱子说：“《采蘩》：盖古者后夫人有亲蚕之礼，此诗亦犹周南之有《葛覃》也”。
《采蘩》是首劳动民歌，这首诗很明显是蜀国的。
《诗经原始》说：“《小序》以夫人奉祀为‘不失职’，故毛、郑、孔三家皆主祭祀言。
《集传》既从其说，又疑为亲蚕事，盖泥《采蘩》、《公宫》等字，以为祭祀用耳。
殊知蘩乃主蚕之物，陆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
《七月》之诗曰‘采蘩祁祁’，以生蚕也。
今覆蚕种尚用蒿’云。
”“蘩”即蒿，有消毒的作用。
蜀国是桑蚕的发源地，从文字学角度讲：“蜀”字是象形字，就是由野蚕演化而来的。
因此，《采蘩》是至今被保留下来的蜀国桑蚕文化的代表作。
巴地某些地方至今也无桑蚕，即使养蚕植桑，也是受蜀国的影响才开始的，时间较晚。
《华阳国志·巴志》在“涪陵郡”下载：川东“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
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
” 其已明确指出巴地“无桑蚕”的事实。
西周早期的一件蜀戈，内部饰纹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圆点，象征蚕子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都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证实了蜀地蚕桑起源时代之早。
蜀人的桑蚕文化，又直接与黄帝的正妃嫘祖有关。
《帝系》纪载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
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史记·五帝本妃》所记大同。
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
关于嫘祖，丁度《集韵》称：“嫘，姓也。
《史记·五帝纪》：‘黄帝娶于西陵氏女，为正妃，是为嫘祖。
’”另据嫘祖所在川北盐亭县故里的民间传说，嫘祖姓王名风，她的母亲因梦彩凤入怀感而生嫘祖，故取名凤。
唐代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当时属漳明县）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称她为“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
《山海经·海内经》两处作“黄帝娶雷祖”、“黄帝妻雷祖”，“雷祖”即“嫘祖”。
《史记·五帝本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集韵》、《云笈七签》诸书皆作“嫘祖”；《史记·索隐》、《南岳志》作“累祖”。
因其始创蚕丝事业，堪为后世效法者，可谓之为“祖”，故称她为“嫘祖”。
“嫘祖”可能是西陵氏王凤成为黄帝正妃后，黄帝赐给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养蚕治丝，受万民感戴而给她的尊号。
这样，嫘祖成为蜀桑蚕文化的奠基人，使蜀文化向外部世界交流成为可能。
《山海经·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
这里已把“女”与“桑”相连。
《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这便是后世蜀地蚕神“马头娘”神话的雏形。
从《山海经》中的记叙，我们得知这就是巴蜀桑蚕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
除此外，还有（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还记载了关于“冰蚕”的传闻：“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
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缩不燎。
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
“员峤山”我们不得而知，但“海人献之”，我们却可以推断：“海人”说的就是四川内陆海的蜀人，因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蚕的民间传说。
从上述，可知蜀国是养蚕植桑的发源地，《采蘩》又是蜀地的桑蚕的劳动歌曲，而《诗经》作为周王朝的唯一一部诗歌总集，它绝不会放弃源而诵其流罢。
因此，《诗经原始》指出：“召地去周未远，故风尚略同。
《周》有《葛覃》，《召》亦有《采蘩》，均之蚕事为本，女工是重。
”其仅此说明诗的思想内容相同，而描绘的对象却各异，《葛覃》与桑蚕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葛覃是原始人类用来连接树叶御寒的原料，也是后来人们制衣的主要材料，所以，《葛覃》是尚无桑蚕的楚地濮人民歌。
反之，就是楚风受蜀国桑蚕文化的影响所至。
《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皆为农村妇女思念征夫之作，可朱子却说：“《草虫》：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
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卷耳是南方的一种野菜，而草虫却是南方普遍的一种能鸣的蝗虫，诗中表露的思夫心情又是相似的，也可看作天下妇女的共同心理罢。
这种相似，我们还可以看作是楚风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
《召南·江有汜》这首诗，我们可以从其文本看到：应该是巴蜀之地的民歌，“汜”指的就是巴国旧疆，而“沱”指的蜀国境内的沱江。
为此，朱子曰：“《江有汜》：水决复入为汜，今江陵汉阳安复之间盖多有之。
江有沱：江、沱之别者也。
”“汜”与“沱”都是长江支流。
从诗开头“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得知：其指的是鄂西的巴国故地，接着“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它却指的是蜀国疆域。
我想这应该是编诗者把两地相同的民歌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沱”也指江水的回水处（或角落），如《川东情歌》有云：“送郎看见一条河，河边一个回水沱。
江水也有回头意，情哥切莫丢了奴。
”这首后起的民歌，也可以作为旁证。
朱熹从儒家的诗教说出发，从《召南》整体曰：“愚按《鹊巢》至《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
《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
”由此，他说：“《甘棠》：召伯之行循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不忍伤也。
”他对《行露》一诗继续发挥道：“南国之人遵召伯之礼自守，而不畏强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诗以绝其人”。
从文化学角度讲：方伯成为连接周王朝与南方诸侯的文化使者，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楚风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