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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帮大亨结局谁最悲惨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
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
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
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
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
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
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
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
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
”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
”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
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
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
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
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
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
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
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
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
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
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
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
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
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
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
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
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
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
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
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
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
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
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
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
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
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
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
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
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
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
又有昔日长期反共拥蒋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加上孔祥熙对他的积极支持，杜月笙设想蒋介石理应把上海市长给他，他留在上海的门徒也大肆宣传他即将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是，蒋介石这时已经不愿让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的事情，因此在杜月笙到达上海之前就宣布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此举令他倍感失望
更令他难堪的是，杜月笙到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而且没有一名政要前来迎接。
在上海北站还上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
”“打倒杜月笙
”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
下车时杜月笙得知，这一切竟是他的门生吴绍澍所主使。
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
吴绍澍因为得知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便急于摆脱同杜月笙的瓜葛。
而杜月笙却仍然期待着吴绍澍能够前来拜见他这位昔日的恩师，但始终不见人影。
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却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
杜月笙只好强压怒气，他很清楚，如今已经是“虎落平阳”。
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杜月笙本人也被宣铁吾变相扣押了8小时，被迫出钱才获释。
他悲哀地发现，他如今已经辉煌不再
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昔日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而国民党当局如今可以直接利用军、警、特务来控制上海，无须黑社会的帮助，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然而，毕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后，逐渐缓过劲来。
他一面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面，一面努力重建昔日的辉煌。
首先，他通过在国民党上层的密友戴笠收拾了吴绍澍。
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而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
吴绍澍闻讯后多次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哀求，戴笠才接见他，当他请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怒斥说：“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最后他请求戴笠对他法外施仁，准许他到重庆亲自打点，也被戴笠严词拒绝，并吩咐手下人：“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
”不久严办的电令下达，先是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吴开先继任。
这使杜月笙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所以，1946年当他得知戴笠的死讯时，他如丧考妣，一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
家人大声喊他，他才如梦方醒，放声大哭，热泪滂沱，这是他平生最伤心悲痛的一次号啕
哭过之后便继之急喘和剧烈的咳嗽，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涨得绛紫，不停地急喘与剧咳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其次，借60岁生日大搞“花甲之庆”来炫耀他在上海的权势，其门徒特意组织了“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延请上海一些有权势者担任筹备委员。
在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大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嘉乐延年”，两边是国民政府中央各部院首要人物及各界名流送的寿联、寿幛。
第一个前来祝寿的便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随之而来的有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夫妇、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孙科、白崇禧的代表，共有达官显贵5600多人。
除了宴会之外，还连唱了十天堂会，从而显示了落日的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
先是跟随他多年的管家万墨林被捕。
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万墨林利用经营的米店，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被称为“米蛀虫”，国民党当局下令将他逮捕。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又以“连续在其非法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罪，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起来。
虽然杜维屏不久就被释放了，但这件事仍然对杜月笙是一次沉重打击，感到他捧了蒋介石多年，最后竟然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
于是闭门谢客，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养疴”。
其实，他此行既是为了以此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及早安排自己日后的出路。
他在香港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曾看望过杜月笙，并向他讲明中共对他的希望。
杜月笙也向潘、夏保证自己一定“安分守己”
杜月笙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担心他投向共产党，于是派人促其早日返回上海，杜月笙便于1949年3月23日回到上海。
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又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
中共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
并表示“杜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
”杜月笙虽然曾经一度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
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
吴开先也告诫他：“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
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既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愿前往台湾，而是决定脱离政治旋涡，以台湾天气热又潮湿、不适宜他的气喘病为由，选择留在香港。
1949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的40万大军已经兵临上海城下，杜月笙带领全家离开上海，拥上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前往香港。
杜月笙一家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坚尼地18号的住宅，“不但不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派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
而且既无庭园，又缺围墙，外面人朝里看，可谓一目了然。
正房只有3间，其余小房都是将就把走廊空隙隔出来的。
杜月笙此时由于精神体力的关系，心情萧索，早已失去创办实业、养家糊口、做其他打算的雄心。
一大家人的生活所需及他自己每月两万以上港币的医药费，使经济上更加拮据。
光坚尼地一处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币，有时姚玉兰只得自己掏腰包补贴。
杜月笙离开上海时，一共拥有两笔钱，一是为子女准备的教育经费10万美元，已经交给宋子良在美国代营生意；另一笔是出卖杜美路那座豪宅，卖给美国领事馆获得45万美元，在上海用去一部分，尚存30万。
杜月笙为了避免坐吃山空，曾经朋友介绍，投资四川的蚕丝，结果由于“两航”起义，蚕丝无法运出，又损失了10万美元。
杜月笙最后就靠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道路，于1951年8月16日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
三 张啸林：暴毙军统枪口 抗战时期，张啸林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的生意越做越大，大发国难财，于是被军统和杜月笙的弟子们锁定，要将他除掉。
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月笙的一批弟子奉命惩奸除害，正在上海滩大开杀戒，他的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使他暗自着慌。
尤其是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刺伤，据传军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从此他便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只是每天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
1939年1月15日，张啸林应俞叶封的邀请，前往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捧场。
台上正唱得热闹，突然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俞叶封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
张啸林恰好临时有事，才躲过了一劫。
经过了这一次有惊无险的刺杀事件，张啸林更是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敢去了。
同时加强了警戒，雇用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军统关于铲除张啸林的命令下达上海后，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第一次出动。
虽然情报相当准确，就连张啸林几时几分要坐汽车外出，经过哪些十字路口，在哪一分哪一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都计算得十分准确。
可是，枪手却偏偏早了半秒钟，枪响后，司机猛踩油门，飞也似的闯过了路口，张啸林又躲过了一劫。
此后，张啸林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当汉奸的决心。
不久，军统局又发来电报，督促他们迅速杀掉张啸林。
军统上海站负责人陈默针对张啸林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觉得必须改变方法。
于是用5万块银元和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林怀部是山东大汉，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红心。
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
在亲信阿四的推荐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成为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会将他安排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
8月14日，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华格臬路公馆三层楼上商量事情，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他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保镖林怀部正在同一名司机互相辱骂。
张啸林的脾气一向毛焦火躁，见此情景大发雷霆，便把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厉声喝骂：“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
统统滚蛋
”“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
”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也将他枪杀。
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
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
这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容就擒。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你对西安事变后的王以哲和高福源被杀有什么见解
西安事变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大境，王以哲是主张和平谈判的，这个无疑是正确东北军少壮派主战。
导致内部分裂王是被孙名九杀的，可以说死的可惜了。
至于高福源就更冤枉了只因为跟北陕北来往密切了才导致被杀
门锁生产地主要在哪个地方
门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揭阳和浙江温州
谈谈你对乡村民宿经济的认识
一、民宿是什么民宿的概念出现至少可以追溯至半个世纪以前，一般认为现代民宿起源于西欧，英国西南部与中部人口较稀疏的农家，为了增加收入开始出现家庭式的招待，即最早期的民宿。
在英国，它被叫做B&B(Bed and Breakfast);在日本它被叫做民宿みんしゅく;在中国台湾，它被叫做民宿客栈。
在台湾、日本等地，对民宿的定义有严格的限定。
狭义的民宿强调主人文化，强调类似“回到家”这样一种温馨感觉，认为民宿并不是一种主业，而是主人利用自有空闲房屋，提供给游客当地文化与自然生态等乡野体验的场所，是不需要专业运营的。
对于民宿是什么的问题，在“民宿标准”这一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旅游民宿——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三个关键词，民宿前的“旅游”二字、“民宿主人”、“住宿设施”。
首先，民宿应该是旅游语境下的民宿;其次，民宿要有主人文化，但“民宿标准”中却将民宿主人的含义扩展了，按照3.2款中的表述理解，主人不一定是农宅、房屋本身的主人，而是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这一点对于下一阶段鼓励发展民宿的用意显而易见，但就法条本身表述的“模棱两可”则有些啼笑皆非;第三点，该文件将民宿归为一种住宿设施，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民宿的产品属性是与生俱来的。
笔者认为在现代商业化社会中出现并不断演变的“民宿”，实际是一种扩大化的度假住宿产品，甚至可以近似理解为一定程度上“民宿化”了的精品酒店、旅馆，它突破了民宿主这一先天限定，不局限于民宿主人自营、也不限于自有房屋，但保留了“回家、返乡”这样一种回归的精神追求，笔者试图探讨的民宿是一种非标准化的度假住宿产品，这一点与“民宿标准”中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
二、为什么民宿在近三年间快速兴起(1)五位一体顶层设计下的宏观政策引导国内民宿于2014至2015年间迅速兴起，尤其在十八大以后，国家提出五位一体顶层战略设计，把生态建设、乡土文明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出自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会议文件的一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几乎精准的概况了民宿产品的全部精神内核，从目前的市场现状看，最成功的民宿品牌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乡村，十三五开始国家从上至下尤其重视以创新手段引导乡村发展，民宿作为乡村记忆、乡村情感、乡村愿景的切实载体，恰逢其时。
(2)消费升级之后反向催生新的产品需求目前，旅游度假为代表的服务性产业经过数十年的蓬勃发展，广大中、上层社会群体的旅游消费习惯发生变化，逐渐抛弃星级酒店和低端农家乐这样两级产品，寻找不同的旅游体验感受。
这一现象尤其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有闲中产阶级群体，这些人生活条件优越，希望通过轻旅游、微度假，在时间成本不高的前提下获得精致的消费体验，民宿就是这样一种解决消费群体现实需求的产品，导致了以民宿或者主题精品酒店为代表的新型旅游度假产品迅速爆发。
(3)双创语境下，以中、小型企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快速进入非标住宿是一个市场空缺巨大的漏斗形行业，进入门槛低、口径大、模式灵活，乡村建设热潮来临，很多企业和资本开始关注，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
开发商在瞄准农村大量闲置房屋的同时，却发现宅基地无法买卖，很多租赁改建型的民宿产品便在这样的夹缝里迅速萌芽。
在非标准住宿这样一个细分行业中，大型企业转型做深较为困难，所以很多互联网企业、小型公司甚至创业公司很快占据市场，这些小体量的公司一般有很强的模式更新代谢能力，会客观助推这个行业往良性方向发展完善。
(4)民宿的强品牌性决定了发展初期的产业爆发力民宿热潮之前，我国经历了两轮农村改造建设热潮——新农村、美丽乡村，但这两轮当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口号、轻内容，重单体、轻产业，乡村发展缺乏经济产业支撑。
而想要迈出从空壳到产业这一步，品牌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莫干山洋家乐风、比如浙江特色小镇风、比如艺术家乡建风。
因为品牌是精神食粮，能把产业喂饱，给产品讲故事，帮产品做内容。
这样一比较，老百姓自发做起来的经营门类多是品质极差的农家客栈、农家院餐饮，虽然在模式上这些农家乐和现如今的民宿并没有颠覆性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精品民宿酒店对农家乐等产品形态做了精神层面的革新，通过软、硬件的提升达成了产品理念与认知升级的目的。
三、民宿将何去何从?(1)市场热度会不断升温，驶入红海后的民宿利润空间将不复存在国家从上到下对于乡村建设、民宿产业的热度持续升温，从经济学角度讲供过于求的情况会很快出现，但残酷的市场竞争不但不会降低经营成本，反而由于民宿本身的产品特殊性以及越来越多非专业运营团队的介入，会对这一行业的成本控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与标准化的酒店项目类似，除了投资成本，单体民宿项目的成本主要来自运营层面的人工、物耗、能耗三大方面，粗算的话，这三项大致占去了营收的一半，此外还有物业租金(浮动较大，在一、二线城市甚至可以高达20%以上)、维护维修费用和日常消耗等。
同时，不可回避的是，民宿项目为了提升入住率因而亲密拥抱OTA平台之后拱手交出的10%-15%左右的佣金，这在民宿本已狭窄的利润空间里又是一击。
对渠道的过分依赖，同时又不能很好拓宽自身的盈利视野、增加二销或产品附加值，民宿行业在驶入红海之后，首先在成本端将面临利润空间近乎完全被挤占的窘境。
(2)监管收紧之后准入门槛提高即便利润空间狭小，但因为在风口之上，仍有试图短期攫利者络绎不绝的步入民宿的金字塔陷阱，而忽视了这一盈利模式本身的阶段性和政策风险，全国热炒背景下产品的打磨与建构周期被极大压缩，能否在很短的周期里一步登天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于政策风险，最典型的一个想象空间是对金宿、银宿的进一步细分，同时配合奖励、处罚措施的严格执行。
类似近年北京把京牌以外共享汽车和黑车一刀切掉的做法，话语权回归政府似乎是野蛮生长之后不可回避的必然阶段。
(3)适应更多商业场景的标准细则会不断推出，对民宿产品的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按照“民宿标准”文件的理解，民宿并不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情怀作品，国家俨然已经将其当做一种可以撬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门类，这就对于民宿在不同商业场景中的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近几年伴随民宿发展迅速受到热捧的民宿股权众筹为例，在这一细分行业中，非专业人士往往关注点集中于项目的内容本身，而忽视了项目背后反映的商业潜力。
从本质上讲，民宿的众筹与其他类型产品的众筹并没有太大差别，属于一种小众的投资选择行为。
而在这种投资发生之前，首先要做的一项专业工作就是对民宿项目进行估值评定，看一个项目是否有投资价值、未来的增长潜力，从而判断投资风险与获益水平。
不过，民宿估值是个大命题，涉及与项目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交通区位、占地规模、建筑面积、客房数量、房价、装修投资、运营情况(入住率、利润率、成本率等)、投资回收预测、品牌增值预期、管理团队价值等。
这里的每一项几乎都可以独立为一门科学，所以民宿看似简单，其背后的跨界专业性要求却在伴随行业发展不断攀高。
郑振铎的生平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
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5月，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民俗学浅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
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3年2月22日，任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