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体系中有三个主要支撑点:复礼,为君子。
孔子对的信心,源于对夏礼、商礼的了解;周礼权威的重新树立,始于日常琐事之间,更在于对“礼之本”的自觉。
“为仁”是对礼的补充与深入,涉及为仁的基础、为仁的方法、为仁的作用。
“君子”人格涉及好德、重义、谦让、博学、笃实等诸多方面,既为儒者提供了修身目标与路径,也使复礼、为仁落到了实处。
关键词:孔子;复礼;为仁;君子。
作者简介: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
一、克己复礼: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礼,在老聃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末位,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1)礼,仅仅处于“乱”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是乱的开始。
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列在最前沿,因此而构成以“礼义”亦即“仁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成为儒家的旗帜、儒学的灵魂。
春秋末期,礼的产生与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
有史可查的夏、商两朝,礼似乎还处于祭神时的器物与程序仪式的规定阶段;到了周代,除了从祭神的仪式规定转入人世间的人际关系的规范及其以规范治理国家社会;祭神的仪式,也便从礼之中剥离开来,成为一项专业内容。
礼的作用,也便从祭神转变为“序民”、“整民”,即成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
在鲁国学者左丘明主编的《左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个思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夫礼,所以整民也。
” 经国家,定社稷,主要是整治统治阶级内部秩序;序民、整民,便是对人民的统治。
礼的工具性作用,说得明明白白。
礼节的繁琐,也到了极致。
周朝制礼的代表人物,是封地于鲁的周公旦。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礼已经崩溃。
破坏周礼的人,首先来自贵族统治阶级内部,表现为诸侯对懦弱无力的周天子的不敬,表现为诸侯国中权臣的越位乃至于权力争斗引发的权臣杀君等等。
鲁国是诸侯中向礼的基础最好的国家,此时也已难免违礼之事的频频发生。
例如,按周礼,贵族娱乐时的舞列(佾)有等级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鲁国大夫季孙氏,却“八佾舞于庭”,严重违反了周礼,所以孔子表示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意思是,季孙氏连僭用天子之乐的事情都能忍心去做,那么他还有什么违礼之事不忍心去做呢
鲁国还发生一件严重违礼的事情,也引起了孔子的严重不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个家族,祭祀祖先完毕之后,用天子的礼节唱着《雍》诗撤去祭品。
孔子评论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3)意思说,唱着“助祭的诸侯,庄严肃穆的天子”的诗句撤去祭品,这样的仪式,怎么可以用在三位大夫的家庙里呢
以上两件违礼之事,仅仅是鲁国大夫所为。
违礼的严重性,更及于鲁君。
按周礼,不娶同姓;鲁、吴两国贵族都姓姬,然而鲁昭公却娶吴女为妻。
孔子游学陈国时,陈国的司寇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
孔子答:“知礼。
”孔子走后,陈司寇问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
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意思是,孔子这样的君子,居然也帮助别人隐匿错误。
如果娶同姓的人也算懂礼,那么天下还有谁不懂礼
其实,孔子也知道昭公娶吴女是一件违礼之事,然而昭公乃鲁国君主,孔子按周礼是不能言自己君主之过的,他只能回答“知礼”。
所以,当孔子知道陈司寇背后批评他的话时,当即表示“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4) 而发生在鲁国以外的违礼之事,还要普遍、严重得多。
面对周礼全面崩溃、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关于“克己复礼”的呼声,也便应时而起。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意思是:“克己复礼”是古书上记载传下来的话,不是他的发明。
《论语·颜渊》篇也记载了孔子向颜渊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话。
可见“克己复礼”是孔子承袭前人之言而又经常讲的一句话。
孔子要“复”的礼,不是夏、商、周三代所有的礼,而只是周礼。
他认为,周礼是借鉴二代之礼的基础上制订的礼。
他曾经跟学生子张分析社会发展趋势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5)损是减少,益是增加;殷商的礼,是在夏礼基础上减少一些和增加一些;周礼又在商礼的基础上减少和增加一些。
“损益”的原因,自然是社会变迁的缘故。
根据上古三代的因、革规律,完全可以推知以后的社会变迁方向。
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周天子的时代,因此,他所说的“克己复礼”,是要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6)恢复周礼的理由十分充足:周礼是在二代之礼基础上损益而成,是三代之礼中最完备的礼。
孔子对周礼的自信,来源于他对夏、商之礼的了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7)他自称可以解说夏、商二朝的礼,并且指出夏朝后裔杞国现在所保持的礼已经不足以反映本来的夏礼;殷商的后裔宋国现在所保持的殷礼也已经不足以反映当初的殷礼。
不仅夏、商二代的礼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传,即是当时的周礼,也已经与原本的周礼日离日远。
齐、鲁之地,齐为姜太公之封地,鲁为周公旦之封地,都是周朝的文化重镇。
然而时至春秋末期,周礼在齐鲁也已发生很大改变。
其中齐国虽然比鲁国强大,周礼的变异却更大。
原因是齐国自桓公称霸,急功近利,周礼已成霸政之余习;鲁国虽弱,先王之遗风尚在,周公之法制犹存。
齐国已经在观念上发生变更,鲁国则仅仅是对周礼的淡化。
孔子认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8)意思是,齐国的政治作一下整顿变革,只能达到鲁国现在的水平;鲁国的政治作一下整顿变革,就可以回到礼治的轨道。
言下之意,孔子把“复礼”的希望,寄托于鲁国;他要把鲁国作为“复礼”的基地。
孔子虽然能说清楚夏、商、周三代的礼,但是要别人相信他说的礼就是上古三代之礼,仅凭他空口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他拿出证据来。
而夏、商二代的礼,杞、宋两国“不足徵”,“文献不足故也。
”鲁国虽然遗风犹存,真要“一变至道”,不免总有遗漏处。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昭公才出资让已经授徒讲学的孔子带着一位贵族弟子“适周”向老聃学礼。
学成归来之后,孔子讲礼,便将老聃关于礼的言、行,作为周礼的权威证据。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与曾子、子张讲丧礼时言必称“老聃”的记载中感觉得到。
在孔子看来,能否“复礼”亦即回归周礼的关键,是能否克服人的私欲。
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是诸侯有私欲所造成。
大国、强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于是便有了不顾礼义的侵吞兼并。
在此基础上,便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拒绝向周王室依礼进贡。
有一位周天子,就是因为讨伐拒不进贡的楚国,才失足落水溺死于长江之中。
诸侯国内部,权臣势大,便要犯上作乱,赶走甚至杀掉君主,篡权夺位。
家庭内部,同样因为个人私念的缘故,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
所以,只有克制住私欲,才能回归周礼。
“克己”是“复礼”的必要条件。
礼无处不在,大至国家庙堂之上,小及家庭琐事、饮食男女。
“子入大庙,每事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9)孔子初仕,入周公庙助祭,每遇一事,总要问主祭者。
知礼而仍问,这是助祭对主祭的尊重,是一种礼。
旁人以为孔子不知礼而问,才是不知礼的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都有礼的规定。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0)伯牛是孔子的得意弟子,病危之际,孔子前往看视。
按周礼,病人之床置北窗下,若有君王来看视,当移至南窗下,使君王得以南面视己。
伯牛家人礼尊孔子,也将伯牛移居南窗下。
孔子以自己不当受此重礼,所以未进入伯牛之室,而是站在南窗外,伸臂入内,与爱徒握手永诀。
孔子此举,不仅是谦礼,也是以身作则,给弟子们做榜样。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都有礼的规定。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0)伯牛是孔子的得意弟子,病危之际,孔子前往看视。
按周礼,病人之床置北窗下,若有君王来看视,当移至南窗下,使君王得以南面视己。
伯牛家人礼尊孔子,也将伯牛移居南窗下。
孔子以自己不当受此重礼,所以未进入伯牛之室,而是站在南窗外,伸臂入内,与爱徒握手永诀。
孔子此举,不仅是谦礼,也是以身作则,给弟子们做榜样。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
天丧予
”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
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
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
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
”(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
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
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
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
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
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
《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虽违众,吾从下。
”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
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
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
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
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
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
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
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
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
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
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
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
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
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
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
”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
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
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
《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
”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
《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
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
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
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
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
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
”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
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
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
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
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
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
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
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
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
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
《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
’又问。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
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
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
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
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
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
“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
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
”(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
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
“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21)意思是,有人向他讨醋,他家里没有,就向邻居家里讨了醋转给那人。
孔子认为,微生高这个人并不真实。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
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
天丧予
”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
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
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
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
”(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
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
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
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
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
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
《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虽违众,吾从下。
”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
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
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
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
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
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
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
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
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
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
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
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
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
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
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
”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
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
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
《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
”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
《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
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
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
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
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
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
”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
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
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
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
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
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
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
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
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
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
《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
’又问。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
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
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
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
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
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
“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
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
”(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
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
“或乞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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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想写下自己读后的感想,可是千头万绪,没有简洁的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感受。
于是又重新翻看着这本传记,自觉而然地写下了这篇浓缩了的文字。
知道许多人都了解贝多 芬的身世,我知道的或许很浅显,但我知道,我是用心去读这本传记的,我至始至终也被贝 多芬伟大的人格所感动着。
我为贝多芬最后的陨落而悲痛,我不禁也仰天问道:“为何这么 伟大而杰出的音乐家,却是这样悲烈的命运
”是只有痛苦才能造就伟人吗
贝多芬一生为人类创作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不朽的音乐作品,而他却是这般孤独,当人 们为他的乐曲赞赏、狂欢激昂时,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懂得了贝多芬那颗对大自然满腔的热 爱之心呢
那些得益于大自然的声音而从贝多芬心灵深处流泄出来的音乐,如果人们懂得的 话,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如爱自然、爱他的音乐那样,去热爱贝多芬这位伟人呢
贝多芬又何 至于屡屡陷入生活的困境而步履维艰呢
也许,也许贝多芬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才写出那么汹涌澎湃、大气豪迈的作品。
是的,他的作品的确也激励着人们有勇气去战胜生活的艰难险阻。
无疑,贝多芬的人格也是 伟大、卓越的,从他的身上,我们的确得到了许多做人的启示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他对 人类的贡献也是无以比拟的。
然而,从中不是也看到了另一种利益与金钱的关系么
那些表面为贝多芬的音乐叫好, 实则并没有领会贝多芬的音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哀伤
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就没能感动这 样一群人呢
如若是这样,岂不辜负了贝多芬耗费一生心血和辛劳写就的音乐巨作吗 也许我的言辞有些激进,然而我也是心痛呀
一句话吧,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贝多芬那 样,扼住命运的咽喉,敢于和命运博斗,做一个生活的勇者
《名人传》读后感 阅读了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深有感触。
罗曼·罗兰是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是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
《名人传》写的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故事,他们经历了各种的磨难却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仍不屈不挠的抗争着,最终成为了伟人。
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艰难和挫折是对命运和人生的最好锤炼
在这三位伟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贝多芬。
他对音乐有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他的作品深邃而辉煌壮观,充满了幻想。
但灾难还是无情的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1802年,他意识到自己的听力障碍已经无法治愈,并且会很快恶化。
那意味着他可能再也不能进行创作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但他却能顽强的和命运抗争,这也许是他后期能写出那么多不朽作品的原因吧。
这种对生活对命运永不妥协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伟大不屈的灵魂让黑暗的世界有了光芒,让生活有了希望。
读了贝多芬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海伦凯勒——一个同样有着坚强毅力的人。
她的生活同样是很不幸的,儿时的一场大病,让她变成了一位又盲又聋又哑的小女孩。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命运的不公没有让她失去希望,她渴望了解一切,于是她加倍的努力,最终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
贝多芬和海伦凯勒在生活中遭遇着不同的磨难,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精神——永不向命运屈服
这不仅让我敬佩也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作为21世纪的一名中学生,社会的竞争更加的激烈,我们的功课越来越多,学习上的困难也随之增多,面对重重的困难与压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种精神呢
是
在遇到难题时,在学习成绩下降时,让我们“借着贝多芬的光芒,再一次擦亮我们的眼睛。
”用坚定的信念去面对挫折,用顽强的毅力去实现理想 2 《名人传》是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
书中写了三个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在这本《名人传》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
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
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
但是贝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
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很快地他就成名了。
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幸福当中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
对于一个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乐为生的大音乐家,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了的。
贝多芬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多灾多难的,但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呢
为什么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呢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认为,贝多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着超与凡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
面对困难,他丝毫无惧。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常想到的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
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
虽然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最后,我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记住贝多芬,并像贝多芬那样活着。
3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名人传》就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一流的传主、一流的作者加上一流的译者,使这部作品很快即成为经典名著,时至今日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人类历史上风云激荡也苦难深重的时期,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傅雷先生翻译《名人传》,都是有感而为,是要从这些伟人的生涯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
傅雷先生说,“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他从《名人传》中得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
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
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
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
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4 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愈使我痛苦的就愈让我喜欢。
”——米开朗琪罗 “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托尔斯泰 《名人传》描述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让我们用心去贴近英雄的伟大人格,感受他们为追求真善美,真理和正义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令我们启示更多,获得更多。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展开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德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
贝多芬从刹那光辉享受的名誉鼎盛到人生谷底的贫苦交加,从童年时悲惨到老年时对欢乐的追求的曲折人生,正如罗曼.罗兰形容的“他整个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
从中,我体会到了贝多芬一直都在与命运抗争,与思想斗争,尽管他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然而他内心的一份脆弱,一份坚强,是不了解他的人无法挖掘的。
对于创作完美歌曲的热情,对于寻觅欢乐的执著,对于完美的邂逅,促使他的生命成为了“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那种交战,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他以自己的苦难在铸就欢乐,“用苦痛换来欢乐”就足以浓缩了他的人生。
米开朗琪罗又何尝不是呢
“他有力量,他有幸生来就是为了奋斗,为了征服的,而且他也征服了——他不要胜利。
那不是他所企望的。
”他是精神贵族,是天才,然而他被天才所困扰,连他的精神与心灵也无能为力。
这种疯狂的激发存在于一个过于柔弱的躯体和心灵中无法控制它的可怕的生命。
从中我看出,他的一生是神圣痛苦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他在斗争和舍弃中,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
而托尔斯泰,这位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时抚慰人的星辰,他用他强而有力的笔杆写出一部部能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托尔斯泰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描写除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为真理和正义坚持信念,为真理和正义谱写人生。
是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都是世界的征服者。
我们享受着他们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作品,同享受我们先辈的伟绩一样,不再去想听他们流出的鲜血,这无疑是使我们尴尬的事情,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
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
不是的,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们将在那里获得更大的启示。
《名人传》就犹如向我们谱写了一首“英雄交响曲”。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每个人的身上都会降临苦难与灾害,我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努力奋斗,与其羡慕伟人,不如学习伟人人格的伟大,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与其靠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不如坚持自己的信念、真理和正义,让自己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只要我们体会到《名人传》给我们心灵崇高的升华,使英雄的鲜血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的红旗在我们的头顶上飘扬,我们就慢慢地感受到,在这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我们的灵魂也被所升华为一种崇高。
帮我把这段文字翻译成古文~~只有几句也好
吾辈同仁,当时时注意文明修身、热诚礼貌、提高素质,无论身处校园内外,皆应尊师重教,友爱互助,自整洁自身仪表至美化校园环境,自展示文明礼仪至同窗间互助协作,积极营造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 其实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差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