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中国五六十年代左右的顺口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跃进时候的浮夸风的吃喝穿用不要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都有四盘菜，公子赛神仙；（说公社的）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在县上十成信心，出会场只剩八成，过了河剩下六成，上了原只剩四成，回去后剩下两成热情，一接触实际也全完了。
（说开会的）清晨的馍，两口嚼。
中午的面条捞不着。
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一巴掌打到街门上（讲饥饿的）就这些吧，呵呵，那个混乱的年代啊
附：从顺口溜里看时代的发展顺口溜（打油诗），作为时代的歌谣，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留下一个时代的烙印，可以看到中国可喜的发展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从此，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贸组织的加入，载人航天的成功，奥运会的举办，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发展，无不向世人展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五十年代全民炼钢， 六十年代全民备荒， 七十年代全民下乡， 八十年代全民经商， 九十年代全民“三讲”。
（引自：顺口溜吧— ） 诗中的“炼钢”指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炼钢铁。
当时，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翻脸了，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专家。
毛主席他老人家人穷志不短，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参加人员超过一亿（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至1958年底，共炼出合格钢800万吨。
这成绩是喜人的，但代价也是沉重的。
滥采煤炭和矿石，滥伐森林，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备荒”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连续遭受天灾人祸——一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浪费了粮食；二是1961——1963年罕见的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三是抗美援越，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中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人们的温饱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吃野菜、树皮，甚至观音粉成了普遍现象，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度荒。
“下乡”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的一再倡导下所出现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
当时，中国的工业还很落后，发展也很慢，城镇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去农村解决温饱问题（接受再教育倒是次要的）。
“经商”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商成了人们首选的职业，“下海”成了热门话题。
“三讲”指的是*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全国都要这样做……” 这首顺口溜是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高度概括。
三四十年代住草房，五六十年代盖瓦房， 七八十年代换砖墙，九十年代变楼房， 家家明亮又宽敞，人人心里喜洋洋。
（引自：顺口溜吧— ） 这首顺口溜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发展变化，说白了，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手头越来越有钱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邮政时代：此致敬礼
电话时代：你是哪位
呼机时代：电话速回
手机时代：你在哪里
网络时代：你究竟是谁
（引自：顺口溜吧— ） “邮政时代”，大家联系的方式主要是捎信，即使不“烽火连三月”，往往也是“家书抵万金”。
“电话时代”的“电话”指的是最原始的有线电话，需要接线员转接，信号差，声音失真。
“呼机”只能呼，不能直接通话，遇有急事只好要求被呼者“速回”电话。
这首顺口溜非常风趣地道出了中国通讯发展的历程。
种田不征粮，免费上学堂。
不离北京近，公路挨厨房。
处处耸红楼，家家酒飘香。
神州农家乐，亘古破天荒。
（引自：顺口溜吧— ） 200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
这首顺口溜记录了中央惠农政策的逐一落实以及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
种田不再交公粮，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不再交学杂费，都已逐一成为现实。
再偏远的山区，也都实现（或正在实现）村村通公路。
乡里人也像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吃香的，喝辣的。
更为可喜的是，乡里人也有了“医保”： 一个好汉三个帮，福利政策全家上。
兄弟姐妹身体壮，不测风云也难扛。
老人孩子是弱者，积极参与不用讲。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50年代）； 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60年代）； 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70年代）； 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80年代）。
（引自：顺口溜吧— ）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子弟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最可爱的人”；十年*时期，“红卫兵”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实力派，找个红卫兵，也就找到了一个靠山；1977年，“高考”恢复，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悄然来临，普通家庭的子女有了深造的机会，有了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当老板做生意，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了，这些“款爷”往往就成了姑娘们的首选。
也有反映我国负面“发展”的顺口溜，也就是针贬时弊的那种。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 六十年代水质不坏， 七十年代也还可爱，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不洗马桶盖。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越来越发展了，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污染往往最先体现在水质的变化上。
只要阁下留意，就不难发现，许多顺口溜都是中国发展变化的一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治安基本靠狗，休闲基本靠酒， 取暖基本靠抖，娱乐基本靠手， 耕地基本靠牛，照明基本靠油， 老婆基本靠买，发财基本靠偷。
掌握时间： 六十年代在天上，太阳照得明晃晃； 七十年代在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 八十年代在手上，黑夜也能把点看； 九十年代在腰上，传呼手机随时亮。
（引自：顺口溜吧— ） ……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我回答各个时期的核心任务吧，有的有口号，有的没有。
1、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
其中1949—1952年核心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中，抗美援朝有明确口号，那就是保家卫国。
1953—1956年核心是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一五计划（1952—1957）。
2、1956—196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核心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八大”做出了正确探索。
可是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由于修改了八大的正确探索，有了“左”倾的探索。
经济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要说口号，总路线应该算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错误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即使有口号，既乱又都是“放屁”。
3、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
口号更是铺天盖地。
最早最有“震撼力”的要数主席的大字报上的“宣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形势完全失控后，口号“震天响”。
4、1976—1978年，是徘徊时期。
“文革”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使得各项事业并未走出“文革”阴影，徘徊停止不前。
5、1978年至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要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八大上，在目标上加入“和谐”的表述。
大跃进是什么
是中国在1958年发动的一次左倾运动，大跃进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计划指标。
在大跃进时期，“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为什么会登到《人民日报》上
原因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大跃进”运动在当时来看，是国家层面的一项政策。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总路线提出后，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等等。
其中，“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也是农业领域的“大跃进”，这在当时被看做是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高速度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二、《人民日报》是国家机关报，是舆论导向的风向标，是国家政策宣传的一个窗口。
基于《人民日报》的这样一个身份，在当时的背景下，报道“大跃进”也是其职责所在，也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在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中，“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样明显带有浮夸风性质的报道也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人民日报》。
建国60周年中央发布的口号
1．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
2．热烈欢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3．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5．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7．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8．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10．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11．抓住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12．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3．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14．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15．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6．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1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18．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19．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20．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21．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23．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24．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25．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26．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7．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8．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0．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31．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32．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33．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4．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35．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36．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37．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38．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39．团结奋进，振兴中华
40．热爱祖国，建设祖国
41．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致敬
42．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致敬
43．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敬
44．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致敬
45．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敬
46．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致敬
47．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48．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49．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50．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熊猫牌香烟的发展历史
上海卷烟厂在生产“熊猫牌”香烟前已经使用过“熊猫牌”这个名字了。
“熊猫”最初用在烟斗丝上，而铁盒上的标志是一对熊猫。
1956年，中国共产党将要举办第八次代表大会，北京食品工业部要求上海烟草公司赶制一批“特殊”香烟，要“为党的八大献礼”。
最后决定让上海卷烟二厂来生产此类香烟。
生产完成后也确定了烟标，烟标背景为蓝色，图案中是两只黑白相间的大熊猫；图案中还标有“熊猫是稀世珍品，此烟是烟中极品”的字样，后改为“熊猫是兽中珍品、此烟是烟中珍品”。
1956年初，上海卷烟二厂完成了熊猫烟的“任务”，用特制的箱子并用上海铁路局快件转送送到北京交由“八大”代表“评吸”。
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而上海烟草公司决定由“熊猫牌”香烟来超过英国的“555”香烟。
最后，上海烟草公司做出了十箱可以超过“555”香烟的熊猫牌并通过“德信行”在香港销售，在售完后香港方面要求再次出货，但是由于原料无法供应，结果不能正常供货，最后每年仅少量生产一点，仅供特供。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北京要求上海提供熊猫香烟，但是由于原料问题，不能批量生产。
烟草局决定实行“一牌两色”的方案，生产一种黄色熊猫，其配方水平高于中华但是低于蓝色熊猫。
当时上海烟草公司为亚运会供应了100箱黄色熊猫和3箱蓝色熊猫。
到1997年，熊猫香烟才以礼盒形式出现，2004年上海烟草公司推出了“熊猫时代版”。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