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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98口号

时间:2013-10-08 07:53

什么是798art

慢生活,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一种积极的奋斗,是对人生的高度自信。

“慢生活”的概念这两年和“乐活”、“环保”等生活概念一道炙手可热,由此衍伸的两类生活群体,一个是强调生活质量、注重优雅舒适的新富阶层,而另一个则是亚青年文化中的御宅男和干物女。

前者在必要的财富积累下开始追逐物质和精神享受,而后者压跟不打算进入常态的社会规范。

他们的状态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离。

 事实上,伴随“慢生活”理念的影响,一些公司也明白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著名的安永就建议职员不要在周末上网查邮件,日本丰田公司则不再允许员工把年假推迟到来年。

在北京,有一家“”店,专门提供信件投递服务。

但是,它不讲究“快”,强调的是“慢”:投递的时间由寄信人自己决定,可以是1个月后、1年后,甚至10年后或者更晚。

慢递小店开张后,已经有两万多封信被郑重地托付在这里,等待着投递它们的那个特定日期的到来。

  学会“慢生活”,可以从运动开始。

慢式运动能提高生活品质,那种形式上的慢速度、慢动作,所带来的是内心本质加速度地放缓。

如今,无论是在忙碌的美国还是在浪漫的澳洲,一种“每天一万步”的健身方式相当流行,医学研究表明,每天步行1小时以上的男子,心脏局部缺血的发病率只是很少参加运动者的四分之一。

  学会“慢饮食”。

可以使量增加,唾液里的蛋白质进到胃里以后,可以在胃里反应,生成一种蛋白膜,对胃起到保护作用。

所以,吃饭时的人,一般不易得消化道溃疡病,还能节食减肥等等。

  “慢生活”与个人资产的多少并没有太大关系,也不用担心会助长你的懒惰,影响你的事业,因为慢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一种积极的奋斗,是对人生的高度自信,是一种高智、随性、细致、从容的应对世界的方式。

它只会让你更高效,更优雅,更接近幸福。

生活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过慢生活   当从大自然中获得的野趣和闲情逸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过劳死、抑郁症开始笼罩职场阴魂不散。

这些都不得不让我们去反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快”的生活方式。

曾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调查显示,90%的中国大城市白领因忙碌而处于亚健康状态。

对于健康,古代医学之父已有箴言:“阳光、空气、水和运动,这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一针见血地指出:健康的核心就是亲近自然,顺应自然。

  中国当代学者,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最佳传承者之一。

他崇尚“自由和淡泊”以及“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

在一书中,写到:“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

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从他的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大自然中的草木、土壤对于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当初林语堂写这本书,目的是想把闲适的东方哲学介绍给当时忙碌的西方人,希望他们能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解脱出来。

然而,短短几十年,情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人跳出了快生活的桎梏,而中国人却开始为了账单、房子而忙碌。

发展节奏过快,诸多负面问题也初露端倪,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城市化发展太快,城市的房价产生了巨大泡沫;社会进入“汽车化”太快,一些大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拥堵不堪,空气质量受到威胁,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的紧张。

  圣者有言:欲速则不达。

所有的这一切弊端,都可以成为我们要慢下来的充足理由。

慢生活  如何让生活慢下来   是时候停下脚步,慢慢地享受生活了。

享受亲情、爱情、友情的美好,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溪流、瀑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享受艺术、旅行、读书等精神上的补给。

将身心融入大自然中,是实现慢生活的一个途径。

中国人大都喜欢这个人,尽管他没当过大官,更没什么钱,除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和几篇零星散文外,在文学历史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

但他的田园诗中所描绘的内容至今仍为人们所向往。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在他的传世名作里,因为大自然的田园风光如此之美,人的心情变得从容淡然,竟然连时间都忘记了,不知今   昔是何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书中提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

”他感慨道:“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

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

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从他的疑问中,我们 不难看出大自然对悠闲生活的重要性。

  想想古时候,虽然没有汽车、高楼、空调,但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屈原可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杜甫虽然穷,但住的地方“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细细香”。

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所以荷尔德林说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时下的中国,越是在大城市,“快”就越是一种不容分说的形势,一种躲避不开的潮流。

有许多人在紧张的工作背景下,饮食“快餐化”了,娱乐“快餐化”了,阅读“快餐化”了,甚至连感情也在“8分钟聚会”、“闪婚”等概念下被“快餐化”了。

创意园区算是会展专业范畴吗

创意园区就是广州红专厂、TIT,北京798那些~~最近要确定毕业论文啊

谢谢~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大体是这样的:798 最初的出发点就是 为艺术家提供一个集中展示 汇集场所。

各种类型的艺术汇集与展示。

但目前发展,就变的很商业,把最初的纯粹的艺术角落的出发点变成了,以艺术为噱头的艺术商业区。

简单说打着羊头卖狗肉

广州的艺术创意园,其实无所谓的“创意园”,只是简单的旧厂房、旧工业园的改建。

也是打着艺术或者保留地方文化特色的口号拿地,进行商业行为。

其实,个人看来对于大众的意义是:多了几个 茶余饭后 可去悠闲一下的地方,譬如建筑、文物、等文化性的东西真的是少之又少

保留广州现有的创意园 还是对民众有意义的,相当于为大家留住几个免费的公园。

也多多少少有些历史建筑和文化在里面。

广州的创意园中,个人看来TIT是做的最成熟和完善的。

无论是园区建设出发点和园区配套建设,TIT都好过其他园区。

TIT创意园是旧纺织厂改建,他以服装公司为园区主力军很好的跟园区的历史纺织结合。

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不定期的 服装设计走秀、发布会之类的还是为广州广大服装设计师与服装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目前租金不断增加,将来的命运无从知晓。

红专厂创意园也算是个人比较熟悉的园区,最近一直在拆与不拆中纠结,其实这个园区的改建和配套 以及创建园区的意义都不是很大,唯独比较好的地方是:地段比较好,一线江景,对面是香格里拉、会展中心等。

园区内也有很多历史苏式建筑。

这个园区之前是金鹰钱罐头厂,园区的创建也和他的前身很好的结合。

那就是“吃”

这不是一个创意园,这是一个吃饭街区。

园区除了EMG大石馆的展览还算可以,其他展馆只是凑数的。

意义和规模真的很对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创意园。

西美绘画专业哪个更好些

简单来说,最牛的是雕塑专业,其次就是油画你说的那5个各有特色,我上面就简单的绘画联系上说的。

油画,中国画,版画,美术教育,综合绘画

大学的类型

中国的学可为三类:1、综合类以北大为代表,包括负担、南大、南开大、厦大、中山、吉大、川大该类高校就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以文科和理科为主要办学特色。

在民间,通常认为该类大学是文科大学。

从长期来看,没有工科的支撑,该类高校的理科正不断退化,越来越难以抵挡理工科技类高校在理科领域发起的挑战。

2、理工科技类以清华为代表,包括科大、浙大、天大、华科、同济、湖大、中南、北科大该类中,科大是传统的理科大学,清华、浙大是解放前的理科强校,解放后的工科强校。

在理工结合的口号下,清华、浙大向传统的理科领域发展,科大也向工科领域发展,理科与工科类高校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

理工科技类大学正逐渐成为理科领域的主流。

3、交通军工类以上海交大为代表,包括西安交大、哈工大、西工大、北航、南航、北京交大、西南交大、哈工程、北理等。

此类高校主要来源于交通大学系统和国防院校系统。

从隶属关系来看,这类高校在历史上都不属于教育部。

交通大学在解放前属于交通部管辖,国防类院校基本上属于国防科工委或工信部管辖。

大学的类型由类和型两部分组成。

类反映大学的学科特点,按教育部对学科门的划分和大学各学科门的比例,现有大学分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13类。

型表现大学的科研规模,按科研规模的大小,现有大学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4型。

每个大学的类型由上述类和型两部分组成,类在前型在后。

急求高人给这段文字起个题目

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 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争夺名人故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原本少人关注的乡土名人顿时成了“香饽饽”。

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的节庆活动、祭祀庆典、招商项目,以及建设的文化园区、文化广场等数不胜数。

许多历史名人的籍贯,或因年代久远记载不详,或因行政区划变迁而随之变动,或根本就是神话传说而难以考索,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各地纷纷争抢,此现象值得思考。

从实有其人到虚构人物,从对簿公堂到网络抢注还有多少名人可供挖掘

2000多年前,夜郎国里的那个天真地问汉朝使臣“汉与我孰大

”的国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国名竟然成为后人争夺的目标。

10月16日,湖南省在长沙召开“夜郎古国”策划评审会并通过《中国新晃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概念性规划》,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

消息一出,贵州、云南等地立刻有学者表示“新晃此举,不会动摇我省学界倡导大西南各省区联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决心”;同时学者们也提醒当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应老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说:“夜郎国在贵州是有定论的,新晃县的50个亿就能抢走夜郎的归属

50个亿存银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

得来多少游客才能赚回来

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夜郎之争”不过是近些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的最新一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国见诸媒体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有上百起。

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河北丰润、辽宁辽阳和铁岭、江西武阳三地争夺曹雪芹故里;河北临城、正定两地争夺赵云故里;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争夺刘备故里;和河南永城争夺曹操故里;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故里;陕西宝鸡和山西高平争夺炎帝故里;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故里;安徽凤阳、滁州和江苏盱眙争夺朱元璋故里……总之,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

如果说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名人尚可一争,那么像这样纯粹的虚构人物的故里之争不免让人嗅到一股荒诞剧的味道。

据称,福建顺昌找到了的墓地,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连云港[6.56 0.92%]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而山西娄烦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对此,有网友讽刺说:“纵然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西门庆这个一向以“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著称于世的虚构人物,竟然也有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三地争夺。

尽管后来三地政府撇清说“争夺西门庆故里是媒体误读”,但是与、西门庆有关的低俗旅游项目仍然在当地上演。

为了争夺名人故里,争议双方不惜把官司打到了国家有关部委。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向国家工商总局状告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

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四十一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官员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竟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至今,在两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各自挂着“李白故里”的标语和李白的塑像图片。

争夺名人故里的战火已烧到了网络。

除了以名人故里注册域名和通用网址之外,名人及其故里的商标成了另一个争夺目标。

在的注册商标查询系统里,以“夜郎”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可以得到100多个结果,仅以“夜郎古国”为注册商标的就有3个。

扭曲事实架空历史,故里之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我们对于文化是不是太过实用主义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我坚决反对。

”提起近来的几次名人故里之争,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说,“挖掘名人资源不能走火入魔。

西门庆是什么人

败类

这样的人都能让地方政府急着给他找个家乡,这简直是文化的堕落,凸显了一些地方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弘扬本土本乡的名人,重在弘扬其精神实质。

‘夜郎自大’本来是一个贬义词,是批评那些视野狭窄、妄自尊大的人的,难道这也值得弘扬

打名人牌不能总是上项目,现在各地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旅游园区,不过是个小盆景,没什么精神内涵。

”国家非物质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名誉理事长乌丙安认为,争夺名人故里对于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几年前,某地要搞黄帝故里,请乌丙安去参加论证会,被他婉言谢绝。

乌丙安说:“第一我不是文物专家,第二当地没有文物考古的基础。

有人说当地挖出了一具遗骨,经DNA检测,判断是黄帝的。

这实在荒唐,如果那具遗骨是女性的怎么办

难道说是的

”乌丙安认为,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多,单凭这点东西,是难以复原古国原貌的。

“最后恐怕还是要靠想象,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出来。

研究夜郎古国的可不只是中国人,我们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弄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不符合历史事实,岂不是闹国际笑话,让外国人瞧不起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乌丙安说,几年前他曾在某地的少数民族园里看到了只有太平洋[12.75 -2.52%]岛国波利尼西亚才有的图腾柱,而当地官员说这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

“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硬说是自己的,这不仅仅是无知和可笑,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这些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上。

”文化学者、作家肖复兴说,“如果说在初期为了振兴经济,使用这个口号还情有可原,那么后来则步入歧途,越走越远,已经掉进商业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了。

” 肖复兴认为,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政绩压力下,文化不过是一个木偶,谁都可以拿过来牵着线动一动、用一用。

“对于文化,我们缺乏敬畏之心,我们的眼睛盯着的不是文化而是经济。

”他问道:“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实用主义了

我们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是过于浅薄了

”故里之争凸显经济诉求,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不可偏废对于名人故里之争也不全是否定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偏差。

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认为,社会对于开发名人故里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二者不可偏废。

他说,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折射出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求发展的迫切心理,争夺名人故里本质上就是争夺经济资源。

纵观这些年的故里之争不难发现,争夺名人故里最起劲的地方大都位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重点县。

自然条件恶劣、工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微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的确令当地政府苦恼。

而挖掘名人资源、带动旅游文化产业,进而促进当地发展,自然成为最顺手、最方便的选择。

当地官员也不讳言,打名人牌的目的就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以新晃县为例,2009年该县的财政收入为1.1亿元,尚不及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一个零头。

新晃县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正因为贫困,只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通过挖掘夜郎文化,引进外来资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通过发展旅游搞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四川江油通过开发李白系列旅游产品提高了当地知名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江油旅游业的年收入就已超过13亿元,年增速超过30%。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事件”则是开发名人经济的又一例证。

在墓穴真伪尚未断定的时候,就有人算了一笔账:相关旅游开发可以为河南当地带来每年4.2亿元的收益。

巨大的经济利益,成功者的示范效应,求发展的迫切愿望,三者结合,导致各地的名人故里项目纷纷上马。

这些项目的显著共性就是大,投资动辄上亿元,占地动辄数千亩。

但是资金从哪儿来

土地经过了哪些审批手续

项目经过了多少科学论证

……这些疑问却鲜有解答。

对此张颐武分析,一些地方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出问题,一是生拉硬拽,稍有点历史联系,就敢大上项目;二是缺乏科学论证和公关宣传,没有得到民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项目还没上马,就先成了众矢之的;三是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惹人反感。

“现在只要一提争夺名人故里,没有不骂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张颐武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发展没有错,关键看怎么做。

”他说,现在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企业,思路比较单一、狭窄,只是一看别人有个景点自己就也搞个景点,这种重复性的思路是没法发展的。

“你从这个县到那个县看的都是一样的故里,只是张三换成李四,那还怎么找到真正的文化创意发展的内源性的点

”张颐武认为,像北京798、深圳大芬村这样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成功例子已经说明,“文化创意、文化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开发一个古迹,变成一个旅游点,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在原发性、内生性上面下功夫,找到一个和本地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点。

” 文化部:虚构的、负面的人物不宜命名(链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

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

严禁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建设主题文化公园、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

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一是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表面看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竞相争抢经济利益,名人故里之争中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然将文化遗产商品化。

二是兴建假文物,对文化遗产进行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和运营,过度的商业炒作和破坏性开发,使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是盲目举办祭拜活动,缺乏严肃性,造成传统文化内涵被严重扭曲。

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北京自助游问题

曹汝霖 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

字润田。

生于上海。

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

后被调入外务部。

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总理。

翌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

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

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

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去台湾,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著有。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年起改名),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

正如同志在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

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

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

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

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

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

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

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

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

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

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

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

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

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

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

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

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

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

其中著名的像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

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

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间,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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