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秋收起义“
原因：1927年蒋介石、汪精后叛变革第一次革命战争遭败。
目的：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
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
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
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
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
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
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
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
”（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
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人物：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
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
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性质 意义 作用 影响：1.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主张“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突出地体现在南昌起义中。
但到了秋收起义的筹备过程中，以为代表的 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湖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工农民众的强烈憎恨 ，产生了“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
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也提出“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更进一步地，提出暴动后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工农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也决定要“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并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一正确主张。
1927年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时批评说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这是不对的”。
由于、彭公达(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人的坚持，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
历史证明，秋收起义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首创工农 革命军，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正确举动。
秋收起义暴发后第 10天，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 自己的旗帜”，“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过去让 出去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2.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起义部队前委也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探索。
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
在南昌起义中，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 的政策。
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这一土地政策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土地革命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制度，准确地抓住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第二，提出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即在土地斗争中依靠谁 、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一全党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尽管还是有所缺陷，但实践证明，湖南省委提出的这一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全党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步完善起来的。
3.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5.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美国人怎么评价彭德怀
彭德怀则将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对与美军交战心里没底，充满了恐惧感。
特别是在仁川登陆后，对美军将领的指挥才能叹为观 止。
除了彭德怀，无人敢领衔出征。
而彭自己内心也忐忑不安。
埋怨自己命不好， 摊上这么一档子倒霉事。
王树增在<<远东：朝鲜战争>>中写到，彭德怀在出兵前夕的 一次会上突然叹道：“我命苦啊
”。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讶，彭总从来没说过这种 话。
彭总进而解释到，“长征时我打最艰苦的仗，抗日时我在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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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是 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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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命中注定要吃苦的。
”但是彭一二次战役偷袭得非常成功，为日后和谈抢了些分数。
美军的战略思想与志愿军截然不同。
美军目的在杀伤志愿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争城池的得失。
志愿军的目的是攻城掠地，为此不惜人员的代价。
例如要打到三七线三六线 等。
我们所说的五次战役是志愿军的叫法，都是由志愿军发动的。
发动时志愿军都是以开始，而后三次则以退却结束。
美军称呼他们自己发动的战役为“屠夫行动 和 “撕裂行动”等。
李奇微抵制住了攻占领土的诱惑，他采用拿破仑的哲学：Never mind towns, bring me prisoners! 。
同时，彭率领志愿军官兵勇于献身、不怕牺牲作战的精神，也给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彭德怀就是一民族英雄。
秋收起义历史背景，内容，历史意义
关于彭德怀同志入党的问题，可以参考他在“文革”期间被“审查”时写的自述中的一些章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
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
”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
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
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
我说：“我不是共产党。
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磐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
”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
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
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
’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
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
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
”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
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
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
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
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
当时张荣生在座。
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
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
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
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
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
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
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
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
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
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
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
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
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
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
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
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
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
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
”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
薪金都不多。
”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
”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
”他说好。
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
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
就说是我的朋友。
”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
”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
”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
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
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
但自己去买有困难。
我说这好办
当即告张荣生照办。
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
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
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
”他还要求配发子弹。
我说每枪一二百发。
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
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
”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
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
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
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
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
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
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
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
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
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
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
”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
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
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
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
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
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
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
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
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
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
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
我说，邓萍好。
张又问，如何
没有人吭声。
张说，还是老彭好吧。
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
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
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
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
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
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
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
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
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
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
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
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
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
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
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
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
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
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
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
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
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
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
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
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
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
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
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
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
”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入百科全书。
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