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阐释新中国教育的几次重大转变并分析转变的原因
一，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 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 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 工读主义教育运动 中国现代教育二，一、制定教育方针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9月2日，正式公布实行。
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二、颁布学制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因当年为壬子年，所以又称作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的近步：(1）缩短了三到四年的学习年限；(2）取消毕业奖励初升，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影；(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开创男女同校；(4）课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的训练；(5）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三、课程标准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第三节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其中，前三者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
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
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3★选择）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
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三、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党之间，宗教之间存在这矛盾，因此教育应该独立，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第四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一、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3★选择）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西方教育、跟上西方教育，主要表现在：（一）教育的个性化强调在教育上“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个人，从尊重儿童开始，教师必须懂得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从而选择适当的方法。
（二）教育的平民化教育关注点的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
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
（三）教育的实用化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的重要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以求普通学校教育摆脱传统的束缚。
（四）教育的科学化民主主义者开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指出要让科学内容和方法渗入到社会各项事业，渗入到教育，改变人民的态度和观念。
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2★选择）第一，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第二，教育普及有所发展。
第三，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学校教育中开始推行白话文和国语，中等教育开始注意科学和实用。
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首先在小学开展起来。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第四，师范教育和大学的改革。
1913 年教育部调整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筹划直隶、东三省、湖北、四创、广东、江苏六大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大学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北大，191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第五节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一、平民教育运动（2★选择）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1）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
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为此，1919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
(2）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
为此，北高师师生于1919 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1923 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二、工读主义教育运动（2★选择）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
(1）北高师学生1919 年发起组织工学会。
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2）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
（无政府主义者）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
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
(3）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
(4）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
三、职业教育思潮（2★选择）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
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这二点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
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
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选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选职业教育，思潮过到高潮。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
其中，“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的观点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需要。
五、勤工俭学运动（1★选择）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
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
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
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六、科学教育思潮（1★选择）(1）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
(2）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
(3）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
七、国家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 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 教育是国家的任务。
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
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
八、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1★选择）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
九、收回教育权运动（1★选择）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 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6 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
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
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
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
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与执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实际性成果。
第六节1922年新学制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
由于该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3★选择）新学制的标准：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实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新学制的特点：(1）根据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学制中各教育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来划分的，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2）初等阶段教育趋于合理，更加务实；(3）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4）新学制增加了职业教育；（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兼顾升学和就业）(5）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增多，程度提高；(6）高等教育阶段缩短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缺陷：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美国的模式。
第三篇中国现代教育第一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第一节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1★选择）（一）“党化主义”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即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
第二节教育制度改革（1★选择）（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观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
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
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
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
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
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二）“戊辰学制”的颁布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
“戊辰学制”分组织和系统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等七项原则，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
第三节学校教育发展（2★选择）（一）初等教育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战胜利后，受到扼杀。
（二）中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
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
（三）高等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高点。
（四）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
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第四节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一）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
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
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
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 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 ，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
同年11 月，教育部公布《 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 ，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
（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
激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
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国家打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却好像一点也不重视教育啊
我父辈读书那时候是普及初中，现在...
一、制定教育方针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9月2日，正式公布实行。
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二、颁布学制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因当年为壬子年，所以又称作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的近步：(1）缩短了三到四年的学习年限；(2）取消毕业奖励初升，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影；(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开创男女同校；(4）课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的训练；(5）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三、课程标准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第三节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其中，前三者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
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
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3★选择）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
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三、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党之间，宗教之间存在这矛盾，因此教育应该独立，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第四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一、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3★选择）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西方教育、跟上西方教育，主要表现在：（一）教育的个性化强调在教育上“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个人，从尊重儿童开始，教师必须懂得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从而选择适当的方法。
（二）教育的平民化教育关注点的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
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
（三）教育的实用化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的重要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以求普通学校教育摆脱传统的束缚。
（四）教育的科学化民主主义者开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指出要让科学内容和方法渗入到社会各项事业，渗入到教育，改变人民的态度和观念。
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2★选择）第一，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第二，教育普及有所发展。
第三，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学校教育中开始推行白话文和国语，中等教育开始注意科学和实用。
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首先在小学开展起来。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第四，师范教育和大学的改革。
1913 年教育部调整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筹划直隶、东三省、湖北、四创、广东、江苏六大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大学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北大，191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第五节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一、平民教育运动（2★选择）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1）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
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为此，1919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
(2）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
为此，北高师师生于1919 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1923 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二、工读主义教育运动（2★选择）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
(1）北高师学生1919 年发起组织工学会。
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2）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
（无政府主义者）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
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
(3）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
(4）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
三、职业教育思潮（2★选择）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
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这二点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
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
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选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选职业教育，思潮过到高潮。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
其中，“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的观点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需要。
五、勤工俭学运动（1★选择）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
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
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
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六、科学教育思潮（1★选择）(1）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
(2）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
(3）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
七、国家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 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 教育是国家的任务。
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
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
八、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1★选择）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
九、收回教育权运动（1★选择）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 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6 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
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
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
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
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与执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实际性成果。
第六节1922年新学制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
由于该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3★选择）新学制的标准：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实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新学制的特点：(1）根据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学制中各教育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来划分的，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2）初等阶段教育趋于合理，更加务实；(3）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4）新学制增加了职业教育；（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兼顾升学和就业）(5）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增多，程度提高；(6）高等教育阶段缩短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缺陷：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美国的模式。
第三篇中国现代教育第一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第一节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1★选择）（一）“党化主义”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即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
第二节教育制度改革（1★选择）（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观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
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
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
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
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
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二）“戊辰学制”的颁布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
“戊辰学制”分组织和系统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等七项原则，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
第三节学校教育发展（2★选择）（一）初等教育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战胜利后，受到扼杀。
（二）中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
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
（三）高等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高点。
（四）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
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第四节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一）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
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
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
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 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 ，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
同年11 月，教育部公布《 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 ，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
（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
激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
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新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是民主与科学。
1915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导民主和科学，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蔡元培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最先是谁提出来的
,最先由提出,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文化教育上的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改革发展可划为四个时期：1977~1984年，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时期；2003年至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的时期。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在教育领域未深入进行，教育的重建系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取得一定成就。
20世纪90年代之后，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体制改革停滞，出现官本位、行政化价值的回潮，教育走上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轨道。
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以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为起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
以1977年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为起点，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改革已经30年。
积30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教育获得巨大的发展。
教育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强劲的动力和资源。
与此同时，教育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更新和改革教育，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
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有赖于先进的、可以兴国的教育。
面向21世纪，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实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 3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阶段，与政治史同步，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7年~1985年，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时期；2003年至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的时期。
一、第一阶段：拨乱反正，确立教育现代化的任务（1977~1985年）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
1977年复出后的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一是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式否定了“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二是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
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是这一时期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方向的奠定者。
1977年5月，他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
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 1980年5月，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了“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
”这一表述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83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守纪律。
”到1985年，正式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
”特别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培养“四有人才”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教育口号。
制定的另一个著名的教育指导方针是“三个面向”。
1983年，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式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
“四有”和“三个面向”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
当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控制时，强调“四有”；重视改革教育、造就优秀人才时，强调“三个面向”。
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新时期仍然存在的教育的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的内在冲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育恢复、整顿的主要内容包括： 1977年11月，恢复全国统一高校招生考试。
1977年11月，中央批示决定从大、中、小学校撤出工宣队。
1978年，在中小学撤销红卫兵、红小兵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
1978年，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并首次向美国派送留学生。
1978年，恢复职称制度。
1977~1978年，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的西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一批大学，至1978年底，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
1978年2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确定的60所重点高等学校，并新增28所。
1979年初，由提名，20世纪60年代的高教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重新出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0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在20世纪60年代三个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中教四十条”，“小教三十条”，整顿和恢复教学秩序。
1980年12月，中小学学制由“文化大革命”中的10年恢复为12年，并在中小学重新建立重点学校制度。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1981年1月1日起实施。
《条例》规定我国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1981年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由此掀起的留学生高潮澎湃至今。
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20世纪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
二、第二阶段：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1985~1989年） 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
当时，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3个决定，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主的强劲旋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一致的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
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决定》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
”《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
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
还有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 《决定》确定的比较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
1986年通过《义务教育法》，从贯彻实施的情况看，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建立起省、县、乡分级管理，财政以乡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管理权下放的重心过低，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责任太少，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到1990年，全国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大致达到了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
至1989年初，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撤消教育部，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根据《决定》，1985年教育部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为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工作范围和行政权力有所扩大，在学校教育以外，统筹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真正面向全国教育领域，统管全局。
但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重新改为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教育经费上做出“两个增长”的决定，即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并决定地方政府可征收教育费附加，为义务教育增加了一项资金来源。
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断了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
教育发展低迷缓慢，重新陷入高度政治化的旋涡，100余所试行校长负责制的高等学校陆续恢复了原有体制。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
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
，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
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虽然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中国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在教育领域，体制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此后，1993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缺乏实质性的进展。
可以说，1985年《决定》对教育的基本评价，今天仍然适用。
《决定》所提出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完成的。
三、第三阶段：“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大跃进”（1990~2003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发展大于改革”，追求教育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呈现“跨越式发展”。
二是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逐渐走上了一条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发展路径。
在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背景下，教育以扩大规模、总量增长和提高宏观效率为主要追求。
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政府热衷于利用市场机制扩大资源、学校通过教育活动营利创收。
它被视为一种 “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教育改革。
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教育由“上层建筑”被重新定义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纳入了国民经济的分析框架，教育产业和产业化的话语浮出水面。
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民办学校由此前的“补充”地位提高为“和公办学校共同发展”；扩大高中和高等教育规模，以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内需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思想进入了政策层面。
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定可以对薄弱学校和新建的学校等公办学校实行民办学校机制的改革试验，成为日后公办学校实行“民营机制”的“转制学校”的理论依据。
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鼓励农村学校“大胆破除束缚农村教育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障碍，在农村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教育结构和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
由此再农村出现一些引发巨大争议的“盘活国有教育资产”、出卖公办学校的“改革”。
2003年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确定了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合法性。
可见，“教育产业化”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是通过确立民办教育的合法性，继而确立公办学校转为民办经营的合法性，从而赋予学校获取教育经营利润的制度合法性。
这一时期主要的教育政策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多渠道集资办学、“人民教育人民办”；高等学校进行合并和院校调整、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和实行收费制度；实施“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小学改革学校产权制度，实行“民营机制”、“名校办民校”和高收费，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大学大规模借贷建设“大学城”，等等。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20世纪90年代高校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
在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产业化”的路线的确有效地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教育机会；与此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各种乱收费、高收费等损害教育品质和民生的混乱现象，使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四、第四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教育公共政策的转变（2003年以来）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开始受到置疑。
从200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开始高调批评“产业化”思路，围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取代了此前以数量、规模、速度为主的追求，促进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2006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针。
宏观政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顿改制学校的政策，以及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重在提高质量的政策。
2005年5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正视和着手解决择校热、“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
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
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等等。
2005年12月30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做好清理整顿改制学校收费准备工作的通知》，全面叫停各地审批新的改制学校，对大规模改变公办学校的公益性、以教育牟利的“改制学校”、“名校办民校”进行清理整顿。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以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
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清理进入了法制轨道。
2007年5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这是继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2007年秋季起，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以吸引、鼓励更多优秀学生从事教师工作。
从2006年起，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高校招生数量的增长率控制为5%，将高等教育纳入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轨道。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教育投入，“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教育公共政策的转变和调整不断深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基本口号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族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