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第一，要清醒认识意态工作的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 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如何开展教师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培训
第要清醒认识意识形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清醒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浅谈如何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强调， 要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张春贤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打好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这场硬仗指明了方向。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新疆而言，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关系新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更是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我们充分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职责。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要掌握制高点。
掌握了制高点就掌握了主动权，为此我们要从全局的高度分析看待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工作，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和突破口。
坚持科学决策、顶层设计，认真总结提炼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总结提炼自治区各级各族干部群众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新实践新成效，构建新疆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框架，更好地用以指导实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清醒，统领全局。
同时，要充分发挥新疆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作用，注重形成上下联动机制，形成合力，从根子上摸清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手段、轨迹及传播规律，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要把“去极端化”作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宗教极端思想是“三股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
反对“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既要打击，又要疏导。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反恐维稳的关键时期，很多同志积极站出来亮明态度、主动发声，撰写发表了一批有质量、有分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好文章，把“三股势力”的暴行公之于众，揭露了宗教极端主义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本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为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继续把“反暴力、讲秩序、讲法治”作为重要宣传教育主题，深入查摆思想行为中隐藏的宗教极端思想苗头，拔除毒瘤、切断根源，彻底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的土壤。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意识形态阵地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战略，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其背后都存在意识形态的渗透。
近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更是疯狂利用互联网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蓄意歪曲事实，造谣惑众，妄图破坏新疆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这是新疆各族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
对此，必须多管齐下，利用技术、法律、行政和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坚决打击网络犯罪、网络谣言，保障网络信息安全，营造良好网上舆论环境。
我们一定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个战场、疆内疆外两条战线，打好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这场硬仗，确保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
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意识形态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国内民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根本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在党执政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长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国内理论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涌现出众多理论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多为学理性的文本研究，以思想性、逻辑性见长。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雷言雷语、贪污腐败、奢糜享乐、作风腐化等问题在一些党和政府领导干部身上屡屡出现，这些消极现象在让我们痛心疾首之余，也不得不追问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如何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能力。
当代我国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得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研究作风，潜心致力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其研究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于201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一5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出了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学理性探讨向实践领域拓展的突破性贡献，弥补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空白。
一、高屋建瓴:清晰严谨的逻辑理路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开篇明确界定了“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内涵，即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
通过查阅比较相关研究资料，笔者认为朱继东同志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括，是一个思想性、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崭新研究域。
在书中，作者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研究域，还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
增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全书写作的主旨，作者紧密围绕意识形态能力的主题，以意识形态能力是什么、为什么要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逻辑主线展开了研究工作。
作为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理论基石，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十分必要。
朱继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虽然并不作为全书的重点，着墨不多，却抓住了当前学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史论结合，针对传统的文本解读阐释的研究方式难以真实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弊病，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进行文本研读，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机制和深层旨归，廓清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第二，注重思想史的纵向比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头脑的灵感闪现，而是在充分继承了西方思想史的优秀成果的确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的。
如同以往的研究一样，作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巨大思想贡献。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语义学考证，运用经济分析法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古希腊源头和近代启蒙理性阶段的演变、波折进行了历史追溯，从而在思想史的比较视野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超越性和革命性价值；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进而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成熟完善的。
该书真实完整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生、转变、发展历程进行了再现，帮助我们更加准确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精髓。
意识形态能力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一核心问题。
全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与内涵、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和加强我国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四个角度，展开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在意识形态能力的学术思想史梳理基础之上，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进行了性质的界定，认为其特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的革命意识形态。
作者没有抽象地空洞地谈论意识形态能力，而是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能力建立在自觉分工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具备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明确了服务群众的历史使命。
这种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必须发挥革命性的历史作用，其思想观念和口号不仅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制度、旧社会宣战，而且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思想基础。
在梳理了意识形态能力发展的相关理论轨迹和学术前沿之后，作者也深入剖析了意识形态能力在新时期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冲击以及考验。
针对这些挑战，作者并不局限于中国视角，而是积极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的建设中吸取经验，苏联甚至利比亚、委内瑞拉的做法、经验和教训均在作者的研究视域之中。
通过这种广泛的国际比较，作者最后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中国，围绕“价值自信、团结群众、抵制渗透”的中心思想，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科学路径。
二、掷地有声：突出的鲜明特点与创新之处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研究直接为现实服务，是朱继东同志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风。
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具体体现在本书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问题针对性强、内容翔实、观点独特和建议可行的鲜明特点。
问题针对性强。
作者拥有十多年新闻工作的宝贵经历，对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从而敏锐地捕捉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误区。
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对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研究过程中，他针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直面历史虚无主义、“军队国家化”、西方的新闻自由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沉渣泛起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现实，准确把脉到了部分领导干部所患的思想病症，查找了致病的思想根源。
正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住了领导干部这一群体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问题，作者不仅廓清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更加重要的是，还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解决该问题做好了充分准备。
内容翔实。
问题针对性强是建立在大量翔实可信的材料基础之上。
对于研究工作，作者是一位严谨细致的有心人。
他获得材料的方式十分多样，实地调研、社会观察、网络舆论、经典文献、学术论文、访谈交流都成为材料的来源和渠道，而绝不仅仅停留于对文本的解读。
作者自己阅读、搜集和整理过的资料已逾300万字，如此丰富的海量资料增强了他的研究信度和效度。
观点独特。
观点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创新。
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充分了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的视角，延展了学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深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不仅如此，价值自信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创新。
作者针对西方推销的西方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认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自信是一个人、群体、组织，更是一个政党、民族、国家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自信和充分肯定，是民族始终秉承的精、气、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力量源泉，并且从逻辑上厘清了价值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
建议可行。
围绕着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充分反映思想建设领域的现实需求，作者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指导性、实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具体对策性观点，既有大量的现实基础和很强的指导性，又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彰显出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
除了上述的鲜明特点以外，本书还具有三大创新之处： 新概念。
能够提出新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是研究能力的典型体现。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概念，架起了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作出全面而详细的诠释：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纯洁性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等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能力。
新领域。
随着“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提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在我们面前。
围绕着这一新概念，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外延、建设意义、建设原因、建设经验、建设机制、建设方略等领域都留下了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各个破解、给出答案。
作者以历史脉络为经，以国际格局为纬，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出发，探索回答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文本学解读、现实意义、经验教训、建设机制等领域的问题，涌现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初步建构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
新启示。
作者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问题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视野，而是将研究关注点拓展到了利比亚、委内瑞拉等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国家，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时代感、现实感、针对性。
作者认为在向左走、向右走的十字路口的选择上，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其亡党亡国的根源，利比亚一味迎合、讨好西方让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灭亡，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带领全体人民学习马列，以思想为指导，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巨大成绩。
全面深入地总结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借鉴和启示。
三、赫赫之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理论意义 马克思曾告诫我们：“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他所说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揭示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从特拉西在《观念学原理》中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可靠性的程度，经黑格尔、费而巴哈、鲍威尔等人的继续发展，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具体来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
任何真理要想保持生命力，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扬弃和发展。
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观点不仅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
意识形态能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目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意识形态理论演变历史、基本观点、基本特征和本质等方面；国外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形式的研究，以及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科技关系、精神分析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意识形态本身，研究方式多为逻辑推理与建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一书作者在对上述思想的充分掌握、分析过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这一崭新的研究对象，从而使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学理上得到拓展深化。
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及相关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观念的演变历程，而是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
意识形态问题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裹足不前，而是应该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
“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历史进程需要逻辑的再现，抽象逻辑具有把握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独特作用。
由于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些初步的、原则性的零散观点，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问题，以思维逻辑对人类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进行抽象的、理论的把握，在对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抓住主流和典型、舍弃细枝末节，抓住必然性，抛弃偶然性，更加深刻地凝炼出了人类社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历程中的基本规律。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党史梳理归纳，经验性的总结较为多见，而对于新形势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效性研究还很不充分。
同时，对于党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的泛泛研究较多，而针对具体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特征的研究还极为少见。
本书作者一方面立足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一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主体，有所针对，有所侧重，使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研究基础更为扎实，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四、知行合一：切实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实践价值 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真正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如何实现由意识形态能力理论向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性的飞跃，是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朱继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责任人——领导干部，以如何促使这一群体掌握和提高意识形态能力为研究的中心任务。
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如何使领导干部掌握意识形态理论，并转化为切实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为此，作者创造性地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以下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十大意识形态能力：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