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的历史名人
泰安历史名人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
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
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
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
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
司马迁在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
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
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
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
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
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
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和圣故里”、“柳下书堂”古碑依在。
柳下跖(生卒不详) 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人。
“跖”，本指赤脚的奴隶，因他住在西柳，故称柳下跖。
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曾领导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
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多次提及，荀子也赞扬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中称“其徒颂义无穷”。
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
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
在新泰放城，还有传为柳下跖开凿的九龙口等。
师旷(生卒不详)字子野，春秋时期鲁国平阳(今新泰市北师乡北师村)人，晋国乐师。
他精通音律，认为奏乐可卜吉凶，音乐可兴邦，亦可覆国，靡靡之音不可妄听。
他曾劝谏晋平公不要听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平公不听。
结果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国力大损。
师旷也十分关心政治，他认为治国“惟仁义为本”“君必惠民”。
晚年潜心研究音乐，不幸熏瞎双目。
卒后葬于新泰。
墓前有宋代建的师旷庙。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春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
著有、，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者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孔子视左丘明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
左丘明病世后，人们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钟离春(生卒不详)战国时无盐邑(今东平县)人，著名才女。
她关注国家大事，曾当面指出齐宣王政治上的“四失”。
宣王听了非常感动，当即让她坐车入宫，拜为无盐君，立为后。
宣王据其言拆渐台、罢女乐、退诌谀、纳忠言、选兵马，用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从此成为强国。
刘桢(186～217)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国宁阳(今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
其五言诗颇负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
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行文才思隽锐。
与曹植齐名，性格倔强。
曹丕举行宴会，因“犯”礼制被曹丕以不敬罪下狱。
后复起用为吏。
不久染瘟疫病逝。
后人将刘桢、曹植并举，称为“曹刘”。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人，西晋政治家、军事家。
新泰地名来源，即是羊祜取新甫山、泰山合意，上表晋武帝所改。
羊祜出生显贵， 265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管理荆州军事，垦田积粮深得百姓拥护，远近人皆来归降。
他不居功，拒绝晋升，曾上奏著名的。
278年病逝。
孟浩然诗中赞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僧朗(生卒不详)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泰山佛教的传入者，北朝高僧。
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传经，“孜孜训诱，劳不知倦”，在泰山地区影响很大。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海岱间第一座佛庙，后寺庙改称灵岩寺，成为唐宋间国内四大名刹之一。
朗公寺的开拓，一度带来泰山佛教的兴盛，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大多在北朝后期相继建立。
程咬金(?～665)又改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人，隋唐时著名将领。
程咬金为灭隋兴唐，屡建伟功，其故事被采入、《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清《泰安府志·古迹》载东平县斑鸠店镇有程卢公衣冠冢。
斑鸠店村还有程咬金庙，庙前楹柱镌联云：“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锋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 梁灏(962～1004)字太素，郓州须城(今东平县州城)人，北宋著名政治家。
雍熙二年（985）中状元。
他关心国事，曾作《听政箴》献给真宗皇帝。
北辽兴兵犯境时，灏主张“明赏罚，斩懦将，重用武勇谋略之士”，很受好评。
灏有吏才，每进朝奏对，词辩明敏，真宗非常赞赏。
景德元年(1004)病卒。
有文集十五卷。
梁固(985～1019)字仲坚，梁灏子。
自幼好学，曾著《汉春秋》。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称颂梁灏、梁固父子状元，在东平州城建有“父子状元”坊。
梁固有吏才，马元方主掌三司，办事粗率，梁固常受命断案，因判案公正，当时被称为“平审”。
年三十四岁病卒。
有文集十卷。
钱乙(1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郡(今东平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学家。
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惜已失传。
其弟子阎季忠搜集钱乙论述、医案、处方及各种资料，于公元1119年整理编辑而成《小儿药证直诀》。
该书比欧州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
钱乙对儿科医学贡献卓著，后人称其为“儿科之圣”。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后随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
金代文学家、书法家。
著有《竹溪集》（30卷）、《钟鼎集韵》，《竹溪集》已佚。
党怀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
现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其篆书“竹溪”二字石刻。
他还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
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
现存碑刻如岱庙“金重修东岳庙碑”的篆书题额以及谷山寺碑、天封寺碑皆为怀英手迹。
大安三年（1211年）卒，葬于奉符城南四十里（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
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
元代著名道人。
曾任东岳庙住持；元中统三年(1216)，被宣授为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路道教都提点；后又策划监修泰山南天门工程。
他喜爱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泰山喜雨》、《桃花峪》等诗篇讴歌了东岳泰山的秀丽风光。
晚年，上书皇帝重修蒿里山神祠，获准，未峻即逝。
王祯(生卒年不详) 字伯善，东平人，元代农学家及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曾任泰安州教授，重视教育事业。
著有37卷农学巨著——《农书》(现存36卷)，该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的农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于皇庆二年(1313)刊行（明初收入《永乐大典》）。
印刷《农书》时创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一百部；又创造转轮排字盘，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极方便。
还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绘制《活字板韵输图》附载《农书》内，成为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此外，对冶炼技术也有发明创新。
善篆书、善诗文，著有《农务集》。
萧大亨（1531～1612）字夏卿，号岳峰。
祖籍肥城安驾庄镇夏辉村，后随父迁居泰安州放城(今新泰市放城)。
著有《岳峰萧公奏议》、《夷俗记》等书。
隆庆六年(1572)，萧大亨因念母上书请归养，五百里外闻母病殁，披发赤足，徒步日行百余里奔丧，居丧尽哀，内外称孝。
萧大亨重视保护泰山名胜古迹，泰山道士昝复明在凌汉峰下建三阳庵，萧大亨为其撰碑记，今碑石犹存。
他还主持移建了岱东四阳庵，为岱阴碧峰寺撰立《重修佛殿碑记》。
在他为《泰安州志》题的序中，对泰山历史文化给予高度称誉。
万历四十年（1612）卒。
明神宗敕令在岱阳金牛山下为其建墓，今石坊、石仪、石表尚存。
萧协中(?～1644)字公黼，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
他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荫入仕。
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
甲申，泰安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协中投井自杀。
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
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150余条，每条之下，均作题咏，而且书中记录了一些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泰山五贤 孙复（992～1057）字明复，北宋初学者，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
鲁人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
范仲淹、富弼言称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于是由布衣拜秘书郎、国子监直讲，累官至殿中丞。
孙复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
与石介、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抨击祸福报应学说。
嘉佑二年（1057）卒，葬于东平。
欧阳修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旧志载，孙复还著有《睢阳子》10卷、《春秋总论》3卷。
金大定间，在岱庙东建鲁两先生祠，祀孙复与石介，后移泰城东南隅。
明嘉靖年间，佥事卢问在讲学处(今五贤祠旧址)建仰德堂祀孙复、石介，后加奉胡瑗，称三贤祠。
三人并称“宋初三先生”。
清道光九年(1829)，县令徐宗干又奉宋焘、赵国麟入三贤祠，合称为五贤祠。
后人将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
北宋初学者。
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
故居在徂徕山西北之桥沟村。
曾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
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任郓州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并引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讲学，拜其为师。
景佑三年（1036），任嘉州军事判官，因母亲去世，归家奔丧。
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
庆历二年（1042）夏，服丧期满，召为国子监直讲。
庆历新政时，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积极拥护改革。
新政失败后，受到保守派打击，被迫出任濮州通判。
庆历五年（1045）卒，葬于徂徕山下。
欧阳修作《徂徕先生墓志铭》。
著有《徂徕先生文集》。
泰山五贤之一。
胡瑗（生卒不详）字翼之，北宋初学者，教育家。
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
曾与孙复、石介讲学泰山，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不拆阅即投涧中。
现五贤祠旧址东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称投书涧。
后执教太学，四方之士来学者，学舍竞不能容。
以太常博士致仕。
著有《论语说》、《周易口义》、《景佑乐仪》等书。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泽田、青岩，泰安孝门村(今肥城孝门)人。
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
多次仗义直谏，惹怒神宗，被贬为定州刺官，不久辞职隐乡。
在青岩居建书院讲学，搜寻岱故，编著《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另有诗集《青岩居草》、《落花钱韵》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于泰安城西上旺村凤凰岭下。
泰山五贤之一。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泰安人。
清代名臣。
少时家贫，好学。
清康熙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刑部、礼部尚书兼领国子监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后辞官返里，隐居读书。
为启迪后学，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易名青岩书院，是泰山历史上著名书院之一。
著有《云月砚轩古体诗稿》、《调皖纪行草》、《拙庵近稿》、《塞外吟》、《近游草》、《大学困知录》、《文统类编》等。
泰山五贤之一。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
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
清代著名泰山学者。
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他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曾参与重修《泰安县志》。
他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历时12载编撰《岱览》（32卷）一书。
全书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
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
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
”道光七年(1827)病卒，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毛澄（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四川仁寿人。
著有《稚解诗集》等书。
毛澄曾三任泰安知县，在任期间，致力泰山的保护和开发，兴新学，倡新风，为世人称颂。
光绪十九年（1893），岱庙的秦篆刻石失盗，毛澄下令搜寻，查得原石后，移存道院，派人严加看护，幸存至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
毛澄还发动泰安各界在泰山大面积植树造林，重修蒿里山神祠、对岱亭、环翠亭等。
在黑龙潭新建西溪石亭，在云步桥新建酌泉亭，现都已成为著名景点。
毛澄注意革除陋俗，他将岱顶舍身崖改为爱身崖，还查封斗母宫，派道士住持。
毛澄重视文化教育，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小学堂，在泰山上书院旧址创办师范学堂，先后在全县创办初等小学堂185处。
为启迪民智，还在岱庙创办阅报所。
1913年，山东提学陈荣昌撰立《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对其振兴教育事业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
光绪三十四年毛澄卒于滕县任所。
王价藩(1865～1934)字荩臣，又字建屏，号退轩。
祖籍四川成都，清咸丰年间随父落籍泰安。
先后主办过醴泉义塾、图书社，与范明枢合力创办县劝学所、宣传所等。
民国初年，创办泰安女子小学堂，任校长。
晚年热心于泰山文献的搜集整理，悉心征集泰山史料。
时《泰山述记》版本已不多见，他赴济南辗转借抄，凡8年始得补齐。
历经30年，积书8000余卷，以草屋3间藏之，曰“仅好书斋”。
时人赵正印称其“凡乡先哲之著述佚文，莫不收藏编录，泰山文献赖以保存”。
他还曾担任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分纂。
一生编著书13种，计60册；抄书66种，计150余册，有《泰山名胜》、《泰山述记》等。
搜集泰山文献50余种，有《泰安州志》、《泰山小史》等。
他从搜集整理的文献中遴选40种、110卷，编辑《泰山丛书》，事未竟病殁。
由其子亨豫克承父业。
范明枢(1866～1947)名昌麟，又名炳辰，原泰安县元宝街徐家花园人。
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安、济南、菏泽、曲阜等地建学堂、办书社。
1933年，协助冯玉祥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
“七七”事变后，他呼吁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在西麻塔召开的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上，跪在鹅卵石滩上领众宣誓。
1946年6月17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81岁。
范明枢一生乐与青年接触，故有“老青年”雅称。
他还关心农业及公益事业，农民尤喜与他交谈。
1947年10月病逝乐陵县。
1950年移葬于泰山前麓。
谢觉哉为其墓碑亲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林柏渠为其墓碑亲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赵新儒(1876～1952)原名赵正印，泰安县城(今泰城)人。
著名泰山学者。
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
1903年乡试中解元，旋赴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1年任山东提学使司，主办《齐鲁公报》，宣传革命，遭通缉，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后，历任山东省教育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
袁世凯称帝，他借议论时尚予以抨击。
张勋复辟后去职，闲居北平。
1926年他积极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参与南北合作事宜。
军阀混战期间，泰山文物古迹遭破坏，他多次登山，逐段勘估，拟订修缮计划，相继修复岱庙大殿、围墙、包公祠、五贤祠及中天门到南天门盘道，并将岱庙大殿内壁画护以铁栏。
在整修过程中，结合实地考查，他悉心稽查文献，摅述所见，著成《经石峪考》、《泰山灾石记》(未付梓)、《新刻泰山小史》、《新儒联语录》等书和文稿，刊行《石塘老人文集勘本》。
“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四川，1952年卒于绵阳。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
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
著名爱国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受蒋介石排斥，于1932年3月至10月、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两次寓居泰山普照寺“菊林旧隐”。
在泰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给贫苦人民送衣送粮；出资修建大众桥；办小学14所，免费收取穷苦孩子入校读书；组织官兵疏浚、新建大众泉、朝阳泉；引种烟台苹果、肥城佛桃等优良果树。
他还以民间疾苦为题材，与赵望云合作48幅诗配画，刻成48通诗画碑，立于天外村科学馆内。
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牺牲的烈士，1933年，在普照寺东北和南部分别建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辛亥革命滦州烈士纪念碑。
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
1948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轮船失火遇难。
根据其生前愿望，遗骨安葬在泰山。
、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为其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马伯声(1890～1966)原名马骏，回族。
民族实业家。
祖籍德州，后移居泰安。
在萃英中学读书时，跟美传教士学英文，为登泰山的外国人当口语翻译。
他善于经营，曾受聘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后跻身保险业。
后又先后在济南建仁丰纱厂，在青州建永年面粉厂、永年电灯厂，仁丰所产“蜘蛛美人”牌原白布与日本纱厂的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
1927年出资在泰城办仁德学校。
1937年在泰山南麓创办仁德农场，经营养殖、酿造诸业，并开辟果园，引种优良树种，投资恢复了泰山林业公司。
1937年12月避居天津，期间撰有《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工业管理》等著作和文稿。
1952年，“五反”运动中，因涉嫌贪污敌伪资产，被法院拘留审查。
1966年春病故。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又字古愚。
近代著名建筑师、设计师。
东平县人。
幼时喜爱绘画。
191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派往美国康南耳(一说康乃尔)大学深造，毕业后被聘为美国建筑大师茂斐的助手，曾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建筑图样。
回国后，又设计了中山陵墓、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
由于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工程临近尾声时，因脑溢血突发与世长辞。
中山灵堂西南休息室里，原有他的浮雕像，抗日战争中雕像不幸丢失，迄今下落不明。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
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
李鹤年出身农民家庭，曾应募去法国当铁路工人，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3次罢工。
1924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辗转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义武团”开展武装斗争。
抗战期间，又积极组织抗日武装，1942年不幸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
建国后，曾在华北妇联、中央建工部工作。
1969年12月病逝。
1987年9月8日，中央将李鹤年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耀南(1901～1974)长清县纸房村人。
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泰山地区著名抗日领导人，今泰山林场创始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参加革命。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任泰山林场场长。
任职期间，主持制定《1960～1967年泰山林场八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设想。
1962年5月，在黑龙潭水库西创建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三分校，组织学生在水库周围大量栽植苹果树、桂花树，黑龙潭水库西坡成为泰山8年绿化规划的样板。
1962～1965年，他又主持修建建岱桥和天外村至竹林寺简易公路、泰安城至岱阴佛爷寺简易公路、大规模绿化泰山等一系列大型项目。
1974年10月5日在泰安病逝，葬于长清烈士陵园。
王耀武(1904～1968) 字佐民，幼名王哲让，国民党高级将领。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人。
王耀武出生于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崇拜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尉排长，不久升上尉连长。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任少校营长。
1932年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蒋召见并提升为少将旅长。
后又升任五十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绩卓著，被称为“抗日铁军”。
1942年11月，常德会战胜利，受蒋介石召见于南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
1946年1月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指挥部队进攻解放区，反共气焰嚣张。
后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见大势已去，化装潜逃。
9月24日在寿光被捕获，成为战俘。
1959年被特赦。
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7月病逝于北京。
朱霄(1907～1931)原名朱桂生，又名朱啸、张子炎，肥城县(今肥城市)湖屯镇南辛庄人。
早期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人。
1922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共青团济南第三支部书记，发起组织“济南青年读书会”；参与组织济南市学生联合会、育英中学联合分会及其群众组织举行集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
1926年成为山东学生联合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运动。
开辟济南以南津浦铁路沿线至鲁南一带党的活动阵地，多次检查巡视泰安县党的工作。
1928年调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
是年冬被捕。
1931年4月5日，与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操场。
洪涛(1912～1938)原名洪裕良，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排楼村人。
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著名红军将领，徂徕山起义领导人之一。
洪涛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日，参加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
组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任司令员。
1月26日，在寺岭村伏击日军告捷。
2月17日，在新泰境内四槐树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40余人。
洪涛重视部队建设，他带领的队伍由2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山东在中共领导下的一支较大的抗日武装。
因连续行军作战，洪涛在部队转移至徂徕山劝礼村(又称圈里村)时，不幸逝世。
现安葬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
祖籍肥城县(今肥城市)安临站镇贺庄村人。
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
演出过世界名剧《娜拉》、《大雷雨》，历史剧《屈原》、《林则徐》以及大批抗日救亡剧目，是位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
1936年，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轰动国内外影坛，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1968年后，开始从事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曾随中国艺术团出访朝鲜和日本。
晚年集一生之艺术理论结晶，撰写了《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两书，是表演艺术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专著。
198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
夏辅仁(1916～1964)原名夏天庚，泰安城永福街人。
早期中共地方领导人。
1931年加入共青团。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南下学生抗日请愿团和纪念巴黎公社等活动。
1932年被捕入狱。
1934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获释后返泰，联络范明枢等成立“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
他曾任泰安县委书记、泰山特委书记，1938年1月，带领县委和抗日武装部分成员奔赴徂徕山，参加武装起义。
1939年10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调东北地区工作。
1954年，奉调支援越南土改，荣膺“胡志明一级荣誉勋章”。
1955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民族室副主任，后任主任。
1961年，调西藏工作。
他具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被誉为“民族工作专家”。
1964年11月，在视察公路建设时，不幸被飞石击中头部，殉职.
周国灭齐
杨谅(575年-605年)，字德章，一名杰，隋文帝杨坚第五子。
开皇元年，立为汉王。
十年，为雍州牧，加上柱国、右卫大将军。
岁余，转左卫大将军。
十七年，出为并州总管。
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52州尽为所属。
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
十八年，起辽东之役，以谅为行军元帅，率众至辽水，遇疾疫，不利而还。
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谅为行军元帅，竟不临戎。
文帝甚宠爱之。
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
遂讽其父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
文帝从之。
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
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及蜀王秀以罪废，谅愈不自安。
遇文帝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为杨素击败，穷蹙而降。
杨广以兄弟之情，恕谅一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
子颢，因而禁锢，宇文化及弑帝时遇害。
秦皇汉武时期的燕赵文化
秦汉时期，是汉文化和中华整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秦始皇对于中华疆域的统一和汉武帝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汉文化的发展。
同时对燕赵文化融入华夏大一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秦朝巩固统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和制度统一。
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燕赵文化融入大一统中华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一是书同文，统一文字。
秦统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创制“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颁行全国。
统一文字的工作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文字隔阂，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车同轨。
秦始皇统一后，修建驰道、直道，形成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规定全国车轨轨距，两轮之间皆宽六尺。
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统一货币、度量衡。
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币：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重24两；铜币为下币，为圆形方孔钱，每铢重半两（俗称秦半两）。
同时废除六国旧度量衡制，以商鞅变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为准，颁行统一度量衡诏书，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伦，同一风俗。
秦统一后以强制手段将秦的风俗推行全国，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饬异俗”，实现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远迩同度”[2]。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有“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币（僻），除其恶俗”的记载，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风易俗。
二、秦汉的文化专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统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专制制度。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
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张，认为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强调法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秦始皇极度推崇韩非学说，在统一后，把韩非极端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
秦始皇还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除《秦纪》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对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但医药、卜筮、农书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的行为，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对李斯“焚书”的上书作了如下评论：“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
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
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 这一政策反映了统一的帝国在完成军事政治上一统后，必定着手思想的统一，建立与大一统配套的主流意识形态，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维持帝王独尊，与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毁灭，也激起了士人对秦政的抵触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连孔子八世孙孔甲也愤然反秦，作了陈胜的博士。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不断探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政治一统、经济强盛，对思想统一的要求更为迫切，大儒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
随着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学说作为大一统思想体系得以确立。
三、燕赵文化的整合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政体的建立，各地区间的文化进一步融汇，燕、赵、中山的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发展，整体性特征不断加强。
燕文化是在燕国时期形成的诸侯地域文化。
燕国山高水寒、环境恶劣，且民族冲突激烈，频繁的民族战争要求它的文化刚健、勇武，文化特质刚强、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特点。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广招贤才，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英才。
给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视人才的特点。
赵国是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新诸侯，立国之后即卷入了诸侯纷争。
赵武灵王亲政后，为提高赵国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素质，推行“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却三胡，伐灭中山国的胜利，成为继齐之后山东六国中唯一能与秦相抗衡的大国。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曾被晋国所灭，中山武公复国，建都于顾（今河北晋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成为魏的属国。
魏统治期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魏国文化，使中山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
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带）。
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国都灵寿故城和中山王墓遗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
中山夹居燕赵之间，疆域虽小，武力却很强盛，敢于公开加入到大国间的角逐。
曾与韩魏燕赵一起“五国相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
后来虽亡于赵，但中山精神却汇聚到燕赵文化中。
秦汉时期，燕赵中山文化在大一统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属燕赵中山文化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情表现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谈到燕赵地区时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马迁分析外，还记载：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女子弹弦踮足，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代、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
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
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后稍颇止，然终未改。
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
显然，在大一统背景下， 燕赵文化表现出趋同的文化特征，最终促进燕赵文化由诸侯文化向地方性区域文化发展，正是燕赵中山文化整合的结果。
四、移民与燕赵文化的传播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移民的时代。
一方面燕赵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对燕赵文化生产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燕赵向其他地区迁民，促进了燕赵文化的传播。
（一）、赵国富豪外迁与文化传播 秦灭赵后，有赵人被迁至温（今河南温县西南）[6]；有的被迁于蜀，也有人买通押送的官员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
其他如卓氏、程郑等被迁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县）。
赵王迁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
秦始皇统一的当年，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
主要是包括燕赵在内的六国富豪。
人口的迁徙，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燕赵地区的移民，把燕赵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带到迁入地，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
秦破赵，迁卓氏。
卓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
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
唯卓氏曰：‘此地狭薄。
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
民工于市，易贾。
’乃求远迁。
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
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卓氏的见识与性格，体现出燕赵文化的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另一位邯郸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把燕赵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巴蜀，不仅有利于该地冶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巴蜀营商文化的发展。
（二）燕赵文化对辽东和朝鲜的影响 燕昭王时，曾派大将秦开攻伐东胡，燕国势力抵达今辽河中下游地区。
紧接遣秦开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8]。
后又乘势“尝略属真番、朝鲜”[9]，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筑长城，置郡县。
秦灭燕后，秦在辽东地区承袭燕制，朝鲜半岛则属辽东外徼。
秦时，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鲜半岛。
秦末汉初朝鲜半岛有“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10]。
汉初燕人卫满聚众数千人统治朝鲜，境内就是“故燕、齐亡者”[11]，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时，汉人越来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辽阳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币、布币和生产工具，表明燕赵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与文化传播 秦始皇时期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与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关。
徐福，齐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动于今河北沧州一带。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禅后，“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此后，徐福一直从事为始皇求仙的活动，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仅得到数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质，耗资巨大，终无所获。
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等逃走后，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12]。
徐福不得不寻求退路，因此在从河北盐山启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岛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14]。
徐福东渡成功，给日本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日本的开发和发展。
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关徐福及秦人的传说和故事，尊称徐福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等[15]。
（四）燕赵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岭南，指南岭以南的地区。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先后成为封建国家行政区的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也是岭南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新的起点。
此后，中原汉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与当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岭南跨越式发展，赵佗是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末农民起义烽烟中，把握机会，建立南越国，立国93年，为开发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征百越， 岭南地区历来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种姓各异，故称“百越之地”。
《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
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16]秦始皇统一前，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
秦始皇一统天下过程中，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17]。
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将“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9]发兵卒50万，进击岭南。
屠睢的一、二路军，因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虽杀了杀瓯王铎吁宋，但遭到顽强抵抗，“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20]，而东线的赵佗，由于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占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21]。
为稳定岭南局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使任嚣、赵佗为帅，继续“掠取陆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之后，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领“五十万人守五岭”地，又接受赵佗上书，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23]使之与戍守将士成婚定居。
三郡的设立，使岭南地区纳入秦帝国版图，结束过去越族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佗在南征及任龙川令期间，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辑汉越”的方针。
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上书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积极推广燕赵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把中原的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也带到岭南，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风貌。
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今佗城即是赵佗所修，是当时龙川县治所，时称龙川，后称循州。
1941年改称佗城。
统一岭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
面对“天下汹汹”的局势，南海尉任嚣于病重，召赵佗商议，“闻陈胜等作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
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国。
郡中长吏亡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于是，“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
赵佗主持南海军政要务。
任嚣病逝后，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赵佗宣谕横浦、阳山、湟 三关设重兵防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
秦亡后，赵佗派军统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统一岭南的举措，其本身就是一种反秦行为，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岭南避免重新出现百越分立的混乱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战争之苦，从而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是与分裂国家的某些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的。
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推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风俗，他自己身着越服，结发头顶，自称“蛮夷大长”，鼓励汉越通婚，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如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4]。
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移风易俗等，使汉越和睦相处，社会安定，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
推行秦朝的郡县制，要岭南各族首领“俯首系颈，委命于吏”，即各族首领要听命于郡县官吏。
赵佗的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汉高祖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
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能“和辑百越”，“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
”[25]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上，赵佗不仅是秦朝以来第一个成功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建立稳定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进民族融合的伟大先驱。
维护统一，携土归汉 西汉王朝建立后，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之事。
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赵佗故乡东垣平定赵利叛乱，改东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
翌年，刘邦命大夫陆贾携印玺至岭南，立赵佗为南越王。
赵佗与陆贾相谈甚欢，接受南越王封号，奉汉称臣，并划定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
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在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政权，而且开辟了一条和平统一的途径。
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后，南越国每年向汉朝廷进纳贡物，《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
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卷四“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
白鹇、黑鹇各一双。
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
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南越以蛮夷视之，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
赵佗先后三次遣内史藩、中尉高、御上书，请求解除禁令，均被吕后扣留。
吕后又将南越领地封给了长沙王，引起赵佗强烈不满。
吕后五年（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此后更“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等方式，统治了闽越、西瓯、骆越等地，“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7]。
强大的南越国与北边的匈奴一样，成为汉朝的大患。
吕后又削除赵佗 “南越王”爵位，并遣隆虑侯周竃将兵助长沙国攻越。
不久吕后死，汉遂罢兵。
赵佗致书周竃，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
”汉文帝即位后，采取安抚措施，“乃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
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再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在承认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嫌，通使如故。
并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
赵佗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 [28]。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不断“使人朝请”，奉汉称臣，使汉不费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统一和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发岭南，传播文化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
赵佗自率兵征发岭南到去世，在岭南81年，作为在燕赵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他为燕赵先进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治南越国期间，赵佗 “和辑百越”，对各民族文化实行糅合政策。
使得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郡县制度得以实行，汉越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生产全面发展。
1983年出土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是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
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
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应是由秦军带去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
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
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陂、石板平桥、水闸及多口砖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
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融会的结果，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除兵器、礼器外，还有农具等，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掌握了加工铁器以及铁器的锻造、淬火技术，并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基地，出土的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咸阳秦宫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
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铺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台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
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
”考古发掘足以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在南越国时已传人岭南。
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
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
荆南、岭南皆然。
”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商贸文化习俗。
赵佗十分重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岭南经济，其中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空间发展。
史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相当发达。
《汉书·严助传》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
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
另外从《史记》、《汉书》以及《西京杂记》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也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
经过赵佗的治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的发展水平。
（五）、与匈奴的战争和文化融合 在秦汉时期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中，燕赵地区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灭六国，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铸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
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置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
同时，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长城一线。
其中燕、赵北部作为防御匈奴的主要地区，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迁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民族融合。
西汉前期，因政权初建，财力匮乏，对匈奴采取被动的和亲政策，匈奴不断南下，燕赵成为匈奴骚扰的地区之一，大量民众被掳掠。
汉武帝时发动对匈奴的反击，燕赵皆是用兵重地。
汉武帝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于塞外，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
东汉初，匈奴南下杀掠的范围深入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29]。
东汉不得不把雁门、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万余口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在击破匈奴后，光武帝准许内附乌桓从塞外内迁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和朔方等十个边郡地区，并设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幽冀一带大量的人口逃往乌桓，与当地人杂居。
燕赵北边因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骠悍的民风。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引朱赣的《风俗》论述各地民风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具体表征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与该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及燕赵的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时指出：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
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
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
……夫燕亦勃、碣之间都会也。
南通齐、赵，东北边胡。
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班固在论及这一地区时除引用司马迁的论述外，还特别强调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
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后稍颇止，然终未改。
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燕赵地区“矜懻忮好气”，“雕捍少虑”、“任侠为奸”的民俗特征，表现出骠悍的军事文化的色彩。
而汉武帝时徙乌桓内迁，主要安置在今燕赵北部一带，更加重了这一地区尚武的民风。
幽燕产良马，军队战斗力较强，在楚汉战争期间幽燕的枭骑曾助刘邦击败项羽，东汉光武帝平定河北时，幽州的突骑更被称为“天下奇兵”。
北边部族的内迁强化了燕赵地区文化融合。
燕赵地区的地位，使齐鲁、中原文化和北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使燕赵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独特魅力。
既有勇武豪侠的遗风，又因儒风流布，多鸿儒文豪。
既产生了维护国家统一、推行民族亲和的一代先驱赵佗，东汉名将赵云。
更造就了被后世尊为“汉代孔子”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还有被曹操称“一代宗儒”的“卢植”。
还因有“实事求是[30]”的河间献王刘德，燕赵成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
而且因刘德的“修学好古”，成就了河间诗经学派――毛诗。
燕人韩婴成就了《韩诗》，并在秦汉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局面下，文化的趋同性日趋明显，而燕赵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这种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