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欧洲各国国家及人的名称（如：Chin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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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欧美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说，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而欧洲小说在这个世纪有长足的发展，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在 人间喜剧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功于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推动。
现实主义作家对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怀有巨大的兴趣和自觉性。
不论他们的创作侧重于生活的那一个侧面，选取什么题材，他们的注意力都不限于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而是力图通过主人公们曲折坎坷的命运概括时代的面貌，描绘它的“风俗”、社会各个阶层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
19世纪，在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从题材类型说，家庭小说和以年轻人的追求、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最为突出。
但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家庭决未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家庭小说描写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莫泊桑的《一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家庭生活小说在19世纪的广为流行并非是作家们要逃进家庭生活的避风港中寻求心理上的暂时的平静；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在一向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最能反映道德伦理、社会价值标准的巨变，从而成为作家描绘社会生活的一个绝好的视角。
在这些小说中，社会生活不但是家庭生活的大背景，而且是家庭内部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源。
现实主义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更不是远离社会的荒漠英雄，以他们的命运为主题的小说甚至比家庭生活小说更引人注目。
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作品(如《幻灭》)、萨克雷的《名利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它的副标题就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等可称为这方面的杰作。
作者们在这些小说中或者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道德真象以及它如何扭曲、毁灭了年轻一代，或者突出年轻人和社会的对立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对人的压抑；追求出路和幸福的青年要么擦干他们最后一滴纯洁的眼泪，顺应社会的道德而飞黄腾达，要么不屈服于社会而被社会所窒息、扼杀。
《卡门》剧照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最真实、最平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个人的命运，到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处在各种社会漩涡中的主人公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秘密，无一不得到清晰的反映。
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内容的丰富性等等，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根本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小说，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等的不朽作品堪称典范。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司汤达(1783一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善于从政治角度把握社会。
他20年代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1825)第一次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1830年出版的小说《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法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都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广阔的社会画面、独特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等特征而著称。
卡门剧照内容上，主要写城市富裕平民和没落贵族的矛盾，以及小市民的虚荣。
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善于从经济角度把握社会。
他的浩大的系统工程《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
司汤达的作品不多，写有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玛修道院》，以及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
其中《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
《简·爱》 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泊桑以前法国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
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为数不多的20来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精品，都是杰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门》和《高龙巴》。
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期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以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美学原则和严谨精致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
福楼拜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等。
他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信奉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
他对作品宇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臻于完美。
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对艺术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严谨、清澈的艺术风格。
莫泊桑是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文坛上有“短篇小说之王”之称。
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
聚集在左拉周围的几个自然主义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结集出版《梅塘之夜》，《羊脂球》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福楼拜称之为“布局、喜剧性和观察的杰作”。
成名以后，莫泊桑有机会涉足上流社会，扩大了他的视野。
从1883年开始，他写作以上层社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 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30年代，40—5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一派出色的小说家。
除此之外，还有奥斯丁、爱米丽·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促成了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的繁荣。
查尔斯·狄更斯生于英格兰南部海港朴茨茅斯。
查尔斯·狄更斯出生两年后，全家被调往伦敦。
全家在伦敦住了三年后，又迁往查特姆。
就是在查特姆，狄更斯开始上学读书。
他父亲有一些藏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像《汤姆·琼斯》、《威克菲牧师传》、《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和《小癞子》这样的好书。
这些书，年幼的狄更斯不止读过一遍。
至于这些书对他的巨大影响，可以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分明看出。
1857年，查尔斯·狄更斯已年满45岁，这10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的高峰时期。
他几乎每隔两年就出版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董贝父子》（DombeyandSon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50）、《荒凉山庄》（BleakHouse,1853）、《艰难时世》（HardTimes,1854）和《小杜丽》（LittleDorrit,1857），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简·奥斯丁(1775—1817)是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女作家。
在她42个人生岁月中，留下6部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1813)、《爱玛》(1815)、《理智与情感》(1811)、《诺桑觉寺》(1818年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劝寻》(1818年出版)。
这些小说的题材均来自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但作者善于从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中发掘出严肃的道德主题。
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清新深邃，回味无穷。
这是奥斯丁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突出贡献。
奥斯丁的代表作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
这两部小说都写爱情和婚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揭示出 简爱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乡村生活的闭塞。
萨克雷(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继承了斯威夫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运用讽刺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为数众多、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代欧洲作家里的第一流的大天才”，“一位犀利而无情的讽刺家”。
他出色的讽刺才能，对社会丑恶的辛辣抨击以及挖苦嘲笑的幽默风格，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夏洛蒂·勃朗特(1816一1855)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是一位富于文学才华和艺术魅力的女作家。
她一生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利》(1849)、《维莱特》(1853)，描写了小市民知识妇女的命运与抗争。
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以唯一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而饮誉文坛。
小说写希剌克厉夫与女友卡瑟琳生生死死的奇特爱情和他变态复仇的性格，通过希克厉和卡瑟琳之间痛苦而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复归，表现了爱情和复仇的主题。
肖伯纳(1856—1950)受易卜生的影响，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他认为戏剧是“思想工厂”，舞台是“宣传讲台”，并由此开始他的戏剧创作。
从1892年开始发表第一个剧本，到1950年去世，他一共写了51个剧本。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民主思潮、西方文化吸引了俄国人，俄国的文学开始繁荣。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被誉为“灿若星辰的伟大名字”的文学大师。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较之西欧各国形成稍晚，但发展迅速，成绩突然。
40年代，当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高潮时，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刚刚形成，而在50—60年代法国文学批判力量开始减弱时，俄国文学却迅速发展，蔚为壮观，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
普希金(1799一1837)是俄国传统进步文学的集大成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抒情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情调。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先河。
其作品的俄罗斯文学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
莱蒙托夫(1814—1841)是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直接继承者。
在他短促的27年中创作了400多首抒情诗和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
小说主人公毕巧林对贵族社会空虚的生活深感不满，但又徒有 油画反映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状况过人的才华，缺乏生活目标，于是玩弄人生，浪费生命。
莱蒙托夫借毕巧林的日记写出了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自我认识，开了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的先河。
美国现实主义代表马克·吐温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俄国作家，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
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
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1865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称为现实主义时期。
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是美国精神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小说。
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
正视现实，不尚空想。
现实主义文学又为现代主义文学铺平了道路。
马克·吐温经过内战以后的美国社会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自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
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美国社会的性质和观念。
新一代作家不满意于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生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他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图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他们的解释，主张客观现实，摒弃主观偏颇、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人们的兴趣现在已转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意到现实的野蛮、肮脏，直接公开描写阶级斗争,这时的作家已能描写人物在各种条件或环境下的反映，描述远西(FarWest)、新移民和劳动阶级的斗争,这些作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一注意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形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三个代表作家是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ils)，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马克·吐温。
们真实地描写了美国本地风土人情，带有浓厚乡土气息，挖掘了人们的内心生活。
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美国东部地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有行将消失的边疆地区、有农村、有小镇、还有噪动的都市。
有本土的主人公、有，美国式的姑娘，、有为生活所迫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商人、有心理复杂的市民。
总之,他们为后来的现实文学在题材、技巧和风格上都树立了典范。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欧美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在二十世纪产生过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世纪，欧美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得到较大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呈基本平衡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有一两个国家的成就在某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
总体上，在19世纪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法国、英国、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一改原来的滞后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东欧、南欧和北欧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学的第一道曙光就出自现实主义文学，而且60年代以后在世界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的“文学爆炸”，也是源于现实主义文学奠定的基础。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跟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在政治讽刺小说《好兵帅克》（1920－－1923）中抨击奥匈帝国穷兵默武的行径，塑造了帅克这个善良乐观而威武不屈的、代表着捷克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形象；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小说，表现捷克人民丧失生存自由、丧失国家主权的极度悲哀和痛苦。
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一）擅长寓深刻哲理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她的诗作从《呼唤雪人》（1953）到《结束与开始》（1993），都着力表现人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内涵。
南欧与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以描写古老家族盛衰的史诗性作品和表现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最为成功。
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硕果》（1917）和西格里德.温塞特（188—1949）的《克丽丝丁》（1920―l922）都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民族生活和斗争历程的史诗性作品。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该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同步发展，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就斐然。
墨西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和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一1998）。
前者的《底层的人们》（1915）再现墨西哥的民主革命历史，描写了受压迫的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后者的《太阳石》（195）赞叹古代文化的辉煌，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挚爱激情。
智利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伟大的民族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拉丁美洲诗坛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米兰。
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一）的小说把幽默作为表现荒诞的一种形式，以反讽作为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以轻松、随意而且常常带有戏谑、幽默、嘲弄的笔调来写悲剧性内容，表现出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对人类生存绝对无条件肯定之后的智者的彻悟。
他的小说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当时的文坛出现过被称为“昆德拉现象”的热潮。
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概括 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 静静的顿河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
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开始了。
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
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
19世纪无产阶级诗歌，包括鲍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学，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
那些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尚不成熟，他们还不能描绘出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主义图画。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致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之后。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
只有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才具有这种革命的形势和特点。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正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高涨时期酝酿成熟的。
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革命的未来前景，通过对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革命洪流，并为工人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
在这里，高尔基运用与过去艺术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新时代给艺术提出的新课题。
《母亲》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高尔基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艺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尽管在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过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流派和团体，但至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的重要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与《好
》、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尔基在《母亲》创作中的基本原则。
它们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满腔的热忱，而且这些特点已成了苏联文学中的主导倾向。
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铁流》中译本封面。
从2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苏联作家、理论家开始注意创作实践中这些日趋成熟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英雄的现实主义”等。
其中“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竭力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是把哲学上的概念直接搬用于艺术创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
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
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
它是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的组合，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到衰退，前后持续了十余年。
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映抵抗运动和南方问题，象一根红线贯串在早期新现实主义文学中。
作家们以经历墨索里尼统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亲身体验，热情地描写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维加诺：《安妮丝之死》，1949），对法西斯残害善良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发和鞭笞（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人》，1947）；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惊人的贫困、落后(卡尔洛·莱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他们政治上的觉悟（约维内：《神圣的土地》,1950；贝尔托:《满天红》,1947;《强盗》，1951）。
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作家们不能正确、深刻理解自己描绘的事实，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艺术概括和揭示。
他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哀伤情调。
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道主义思想和写真实的创作原则。
新现实主义者满怀诚挚的爱怜，描写善良而软弱的小人物，如失业者、流浪汉、贫苦农民、公务员，他们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运搏斗，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
作家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呼喊和抗议。
这些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冲突和对立，揭露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阴暗情景。
欧洲民间音乐的分类及特点。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希望满!!!!!!一言，“民间音乐”的概当广泛。
试用下面义加以限定：民间音乐是受城市文化影响最少的那一阶层人民的音乐，是或多或少有着时间和空间限度的音乐，这种音乐是受到音乐的冲动而即兴创作的。
根据这个定义，农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最少，他们是民间音乐的传播者和宣传者。
由于不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民用他们自己的传统方式创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财富。
这种原始的情况今天仍可在未开化的人群中间看到。
东欧的农民经过若干阶段发展到现在，他们或多或少地受了城市的影响，（至少在文化产物上）特别是受到西欧的影响，有的时间长些，有的短些。
经过一定的时期，这种外来影响的成分被吸收了，使艺术与原来的不同了。
这样，民间艺术，或者说，民间音乐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风格。
这种看法，正包含着上述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
由于外来成分的吸收不能靠某一个人来完成，而要靠众多人群世代相传。
所以在这段传播时期，外来成分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而且还掺杂了其他成分。
至于民间音乐的起源问题，是题外话，在定义中没有考虑到。
可以推测，现在所有著名的欧洲民间音乐，究其渊源，都受到其他艺术或流行艺术音乐的影响。
1) 分节歌。
分节的，分节歌就是一个曲调配上多段的诗句组成的歌词，并且歌词常常押韵，这个叫分节歌结构，现在我们都很常见的。
2) 音阶多样化的。
他们儿童歌曲常常就用两三个音，五声音阶也不少，但主要是七声音阶。
五声音阶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当然五声音阶是它的很主要的特点，但是爱尔兰也是五声音阶，苏格兰也是五声音阶，匈牙利也是五声音阶，有很多。
但是大多数来说，欧洲人还是以七声音阶为主。
3) 大多采用均分节拍。
就是平均的3\\\/4、2\\\/4、4\\\/4，每一小节都是平均的。
东欧的节拍比西欧要复杂，常常有一种奇数的节拍：3\\\/8、7\\\/8、9\\\/8。
4) 歌唱风格有两种。
一种古老的欧洲风格，比较放松的，音色比较清晰，曲调比较简单，很少用装饰音，很平的吧，合唱当中多声部用得很多，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风格；另一种欧亚风格唱法，叫欧亚风格，唱法比较紧。
5) 主要的歌曲体裁有史诗和叙事歌，爱情歌曲，节庆歌曲，包括宗教的，还有世俗的庆典，还有舞曲。
这是它的歌曲体裁。
6) 游吟歌手的旋律。
它在中世纪有一大批游吟歌手，到处漂泊流浪，到处唱歌弹琴啊，这些人呢是起了很大作用，他实际上把欧洲的文化，起了个统一的作用，特别是欧洲的音乐，特别是西欧。
流浪艺人不叫流浪艺人，叫游吟歌手。
他们的这些表演呢，他原来有的是宫廷里的，有的是民间的，然后在全欧洲，特别是西欧到处表演，最后这些旋律、这些歌曲全部传到，各个地方都有，弄不清哪儿是哪儿的，这个对整个欧洲的文化统一是起了一定作用。
在我们大谈欧洲古典音乐是一种世界文化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在其中却也包含着许多民族因素，无论是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作曲家都难以割舍他们与各自民族文化间的联系，因此，其创作首先应该是民族的，其次才能看作是世界的。
在创作中融入民族特性，可说是人类艺术创造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音乐文化中的民族特征集中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之中音乐文化中的民族特征，是音乐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因素。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以及任何作曲家的音乐，都具有其民族特征。
实质上，音乐的民族特征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客观存在的文化特征决定的。
因为各民族都有其不同的语言音调、不同的生活情趣、不同的心理素质和不同特征的民间音乐文化积累。
所以音乐的民族特征比较持久、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之中。
在专业音乐创作中，民族特征的表现不仅限于音乐语言和表现手法上，还表现在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上。
在音乐语言上，主要反映在民族民间音调的广泛运用或以民族民间音调为基础进行加工改编和再创造。
在表现手法上，运用本民族喜闻乐见的创作技巧、表现手法。
在题材内容方面，反映本民族的现实生活，赞扬人民及其英雄主义业绩。
还反映对祖国光荣历史的缅怀，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不但体现民族的愿望和性格，还表现民族传统风格和艺术爱好。
在体裁形式方面，同样自觉地继承民族的传统，满足各民族的审美习惯和特殊兴趣 。
在欧洲古典音乐专业作曲家作品中，由于历史背景和表现上所追求的审美理想的差异，各个时代、各个乐派、各个作曲家音乐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征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二、古典乐派民族特征是启蒙意识的自然流露欧洲古典主义作曲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均广泛地把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到创作之中。
“交响曲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1732——1809）的音乐创作与德国、奥地利民间音乐音调、句式、结构、风格联系密切。
如《G大调第94（惊愕）交响曲》第二乐章主题、《F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方整的乐句、简朴的和声赋予他风格简洁、清新的特征。
其交响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第四乐章明快的舞曲风格也带有德、奥乡土音乐的特点。
“音乐神童”莫扎特（1756——1791）是歌剧和交响乐作曲家。
在歌剧《魔笛》中采用德奥民间风格的通俗歌曲和新教圣咏式音调，获得很大的成功。
他是旋律大师，善于把德奥民间音调和意大利抒情风格融汇在一起，创造莫扎特式的、富歌唱性、洋溢诗意的美妙的旋律。
乐圣贝多芬（1770——1827）集古典大成、开浪漫先河。
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社会思想，成为他创作的思想核心，贝多芬是第一位把音乐艺术和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家。
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喜欢听农村乐师们奏乐，并将此体现在创作之中，在《F大调第六（田园）交响曲》、《F大调第八交响曲》中都出现德奥乡村乐队演奏民间舞曲的淳朴形象。
《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洋溢着德国民间歌谣中特有的恳切、质朴、热情的情感。
据罗曼?罗兰研究贝多芬表达群众共同感情时，如爱情、友谊、婚礼等，常引用民歌旋律。
欧洲古典主义作曲家音乐中的民族民间因素，是他们的启蒙意识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
是他们接近 现实生活“到民间去”、“回到自然去”的美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反抗封建束缚，坚定乐观、勇于奋斗的民主精神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度完美和谐。
因此可以说古典主义音乐中的民族民间特征是一般性的，并没有其他别的意义，是启蒙意识和民主精神的自然流露与反映。
三、浪漫乐派音乐深深植根于各自民族音乐传统基础之上浪漫乐派作曲家舒伯特、韦伯、肖邦、勃拉姆斯、威尔第等人的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本民族音乐传统基础之上，音乐艺术强调民族特征。
“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1797—1828）从小熟悉奥地利民间音乐，其作品广泛利用民间歌曲、风俗舞曲、进行曲和生活中的流行歌曲音调。
分节歌这一源于民间的歌曲形式，也成为舒伯特歌曲的基本“骨架”，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名曲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创作民歌，如《野玫瑰》、《鳟鱼》、《菩提树》等。
这种通俗淳朴的歌曲，又成为舒伯特器乐作品的主要构成因素。
钱仁康教授说：“歌曲化的旋律，歌曲式的织体，歌曲性的音乐思维，在舒伯特的交响曲、室内乐创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并成为舒伯特以后浪漫主义音乐创作的重要特征。
”（《音乐艺术》1979年第一期）。
德沃夏克在评价舒伯特的音乐创作时说：“他的《未完成交响曲》和《C大调交响曲》……其中最有特色的也许是俯拾皆是的歌曲式的旋律，他把歌曲用进了交响曲，并移植的如此巧妙，舒曼不仅要说这些乐队声部类似人声了。
”（《音乐译文》1981年第六期） 因此，通俗性和民族性普遍存在于他的创作之中，成为他鲜明的创作特征。
德国浪漫主义民族歌剧创立者韦伯（1786——1825）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821年6月在柏林首演的民族歌剧《自由射手》（又译作《魔弹射手》），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其曲调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市场出售商品也以剧名为商标，如“魔弹射手牌啤酒”、“魔弹射手式女装”。
该剧取材于德、捷广 为流传的“黑猎人”民间传说，舞台上展示了一幅幅地道的北德森林乡民风俗画。
歌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不过他们的《魔笛》、《费德里奥》中的“民族性”尚不完备，虽用了德语歌词，音乐也具德国特色，但描绘的却是东方的神话或西班牙的故事，而《自由射手》以浓郁的民间气质的音乐素材（猎人的合唱、姑娘的歌谣、乡民们的阿勒曼德舞）和德语说白的“歌唱剧”的传统样式，致力于德国偏僻村庄、森林景色的描绘和德国民族思想感情的表达是十分成功的。
浪漫乐派钢琴诗人肖邦（1810—1849）是波兰爱国主义钢琴家、作曲家、中欧民族乐派先驱，其作品极富独创性和民族性。
玛祖卡、波罗奈兹贯穿其一生的创作生涯，他把这两种波兰民间舞曲体裁提高到音乐会乐曲体裁水准。
他作有57首玛祖卡舞曲，创造性地运用其特性节奏与民间调式和声，使其更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波兰民族气质，成为充满诗意的器乐小品。
作品中有对民间风笛的模仿（《C大调玛祖卡》，Op ．24之二），有的采用主属和弦交替演奏，刻画民间乐手演奏的声响（《D大调玛祖卡》OP．33之二）。
他作有15首波罗奈兹舞曲，完全脱离了舞蹈，不再是炫技式的外在效果，注入严肃的思想内容，成为风格独特，刚毅、豪放进行曲式的戏剧性音诗。
肖邦把波奈兹舞曲同战场、军队、古波兰的荣耀连在一起。
这两种舞曲体裁都体现了同波兰祖国精神的联系。
浪漫主义音乐全盛时期德国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勃拉姆斯（1833—1897），对民族民间音乐抱有深厚感情，他是德奥艺术歌曲的又一名大师。
其200多首独唱艺术歌曲，绝大部分属于民歌性质的抒情歌曲。
歌词充满民间生活气息，音调与节奏都与民间音乐紧密相联，曲式简洁凝炼，多采用起源于民间歌曲形式的分节歌。
如《摇篮曲》（OP．49之四）是从一本《德意志儿童绘画读本》里选取童谣编成歌词，分节歌形式，圆舞曲基调，轻轻荡漾的伴奏音型。
再如《徒劳小夜曲》（OP．84之四）是从下莱茵地区的一首民歌中选出编为四段歌词，旋律接近德国民间舞蹈歌曲的质朴风格。
《永恒的爱》（OP．43之一）是用斯拉夫民歌谱成的。
勃拉姆斯1869年和1880年创作发表的4卷21首《匈牙利舞曲》，吸收了斯拉夫和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曲调和韵律特点，生动地表现了匈牙利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性格。
歌剧之王威尔第（1813—1901）是欧洲乐坛享誉最高的歌剧作曲家，他的信念是“人人都应保存其民族所专有的特点。
”（列维克《外国音乐名作》第三册325页）其歌剧旋律极富形象性、抒情性和戏剧性，这些旋律多以民间曲调为基础，朴素、通俗、鲜明、易记，新歌剧一旦上演，其中许多曲调不胫而走广为 传唱。
如《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弄臣》中的《女人爱变卦》（后被人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泛舟海上》成为创作民歌）就烩炙人口，而《游吟诗人》中的《火焰上升》几乎已成为民间歌曲了。
浪漫主义乐派的形成正处于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音乐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这样的时期，即强调民族差异和民族价值，在音乐艺术发展过程中，民族特征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期。
浪漫乐派就其本质来说，无论旋律音调、表现方式，均受民间音乐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各自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之上，强调民族特征和继承民族传统。
四、民族乐派普遍追求并刻意表现民族特征借以激发民族意识、 提高民族觉悟. 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随之而来的19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欧洲大地，欧洲各国——尤其俄国和北欧各国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日益增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漫主义思潮的掀起，欧洲各地区进入了民族文化兴起的时期。
民族乐派的诞生，显示了民族文化开始走向了繁荣。
民族乐派是浪漫乐派的一个分支，无论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都和浪漫乐派一脉相承。
他们把浪漫乐派所强调的“个性”扩大为“民族性”，把“个性化”发展为每一个民族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表现特征。
其结果，浪漫乐派所强调的民族民间特征，在民族乐派手中就更加突出而全面了。
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1804—1857），1836年创作上演的古典民族歌剧《伊凡?苏萨宁》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历史题材的“祖国英雄悲剧”。
作曲家采用了丰富的俄罗斯民谣，借用世界歌剧艺术的形式，汲取德国、意大利浪漫乐派技巧而创作的独具民族风格的第一部俄国民族歌剧。
1884年创作的《卡玛林斯卡雅幻想曲》，采用了两支俄罗斯民间广为流传的歌曲和舞曲——婚礼歌《从山后，从高高的山后》、舞曲《卡玛林斯卡雅》作为主题，用交响音乐的形式进行变奏展开，鲜明地刻画了俄罗斯农村生活风俗图景和俄罗斯民族性格。
它成为俄罗斯交响音乐基石，正如柴科夫斯基所说：“所有的俄罗斯交响音乐，都是从《卡玛林斯卡雅幻想曲》中孕育出来的。
”格林卡十分重视从俄罗斯的民族诗歌中，从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
正如他的座右铭所示：“创作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艺术家只不过把它编成曲子而已。
”古老的农民歌曲、俄罗斯教会音调、城市生活歌曲和舞曲等，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和声上尽量避免浓重的纵向和弦性四声部和声法，而采用俄罗斯特有的复音、复曲调技法。
他的创作实践为俄罗斯民族乐派进入世界音乐先进之林铺平了道路。
浪漫时期鲜有的全才柴科夫斯基（1840—1893）是位极富个性的作曲家。
他的音乐语言，在技巧上受德、法影响，是具有世界性特点。
他的作品中，欧洲式华丽优雅的风格，胜于俄国式朴素的乡土色彩。
事实上他的音乐仍是根生于民族、民间的现实土壤之中，有些作品直接采用和发展了俄罗斯民间歌曲、舞曲和城市人民歌曲。
如《如歌的行板》取材于乌克兰民歌《万尼亚坐在沙发上》，《第四交响曲》终曲乐章是以俄罗斯民歌《田野上一棵白桦树》的旋律为基础创作的。
《[b]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主题来自另一首乌克兰民歌《来吧，伊凡卡》。
俄罗斯的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始终贯彻在他的音乐创作之中，因此他的音乐仍主要是独具个性的俄罗斯式的。
19世纪下叶捷克民族乐派最重要的作曲家德沃夏克（1841—1904）七十年代末出版了二册16 首《斯拉夫舞曲》，这些包含有波尔卡、斯科契娜、孚利安特、奥特兹美克、波罗奈兹、杜姆卡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等众多民族舞曲体裁而举世闻名，得到国际音乐社会的广泛赞誉。
九十年代初他就任纽约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创作了e小调第九《新世界交响曲》，作品中既采用了含有印第安民歌曲调的音调核心（但反对直接引用原始民歌旋律），又巧妙地织入了波希米亚音乐所特有的气质；既表达了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深情，又怀有对捷克故国的乡愁，抒发了远离家乡的波希米亚人的爱国赤子之心。
这部作品结构严谨、旋律优美、民族风格浓郁，是一部思想深刻、通俗易懂的经典作品。
德沃夏克在美国艺术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是位国际性的捷克民族作曲家。
匈牙利新民族乐派的代表、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教育家巴托克（1881—1945），一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成绩卓著。
他与同窗好友音乐教育家柯达伊（1882—1967）提出“对匈牙利民族音乐再认识”的论点震动全欧音乐界。
巴托克为了进行民族民间音乐的比较与研究，从中找出匈牙利民间音乐的“音乐母语”，把民歌的搜集活动，扩展到匈牙利本土以外的地区：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南斯拉夫、土耳其以及北非地区。
搜集、记录了6000多首民歌，出版了近2000首。
摸索出一套系统科学的搜集分析方法，对民俗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利用土生土长的匈牙利民间音乐素材，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编写了《献给孩子们》、《小宇宙》等钢琴曲集，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乐派普遍追求并刻意表现其自身的民族特征，他们艺术目标明确，行为自觉，欲使音乐文化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觉悟的手段。
这是在新的思想和民族解放斗争背景下，由作曲家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特殊感情所决定的。
五、从欧洲古典音乐民族特性的分析研究中可得到几点启示。
1．大凡有成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音乐家，可以说都是民族音乐家。
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赵fēng＠①教授语）重要特征。
世界各国专业音乐创作，尽管其音乐中心特征有所不同，但在音乐创作中，将民族性作为共同追求的艺术目标这一点毫无例外。
正如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所说：“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一般认为是全人类的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
” 2．加强欧洲音乐文化及世界音乐文化的学习，重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全球意义，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铺路垫石作出贡献。
“欧洲音乐中心论”在我国音乐界，尤其在专业音乐教育圈内影响较深，应花大力气进行批判、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中西音乐关系。
在师范音乐教育中，笔者认为在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强欧洲及世界音乐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最近一位美国音乐教育专家来信问到：“听说中国教育工作者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观念，现在是否有学好世界音乐文化为走向世界做准备
是否认为这是未来的必定趋势
”（《音乐研究》93年第一期29页）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重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全球意义，应该看到几十年来西方音乐理论、技法、教育体系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起的全面而积极的影响。
要防止在批判“欧洲音乐中心论”，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同时，一种矛盾掩盖另一种矛盾，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学习研究欧洲及世界各国音乐理论、表现手法技能技巧、创作中的经验教训，目的在于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为使中国民族音乐进一步走向世界打好基础。
3．改革外国音乐史教学，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从教材到讲授应突出爱国主义、人民性、民主性、民族特征主旋律。
目前外国音乐史教学问题不少，使用教材多为进口教材，内容繁琐，面面俱到，重点不够突出；观点有些陈旧，甚至有不少唯心主义观点，宣扬资产阶级天才观、英雄造时势、个人奋斗；在评价音乐家及作品时有的缺乏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一分为二，只看到音乐家的历史贡献，看不到历史的局限性。
当务之急，应组织国人编写观点新颖、重点突出的西方音乐史教材。
教材中应弘扬外国音乐家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音乐家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民间艺术、继承传统、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
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思想、美学观点和作品的历史局限性。
鉴往而知来，历史是一面镜子。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于现代，面向未来。
吸收各国优秀音乐传统，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让中国民族音乐进一步走向世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出发点 。
基督教如何传入欧洲的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读了酸雨这篇短文你想到了那句宣传口号呢
酸雨是由于地球上燃煤或燃油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气体排放到大气中转化而产生的。
这些酸性氧化物遇到空气中的水蒸气，便结合成云雾状酸，下雨时同雨水一起下落，就形成了酸雨。
酸雨的主要成分是硫酸以及硝酸，也就是指pH值小于5.6的雨雪或其他形式的大气降水。
酸雨是工业高度发展而出现的副产品，它的污染也是世界性的。
目前，整个欧洲都在降酸雨，俄罗斯西部地区的酸雨pH值竟达到了4、6～5、3
酸雨也逐渐开始席卷亚洲地区，我国的酸雨危害就特别严重。
我国目前酸雨区域约占国土面积的30%，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
这些地区中，平均每三次降雨就有一次酸雨。
酸雨破坏水土环境，它可以破坏大面积的森林和农作物。
据报道，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的森林面积受酸雨危害率高达30%～50%。
我国南方的酸雨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重庆地区50%的松树枯死；峨眉山金顶冷杉的死亡率高达40%……酸雨会危害植物的表皮以及角质层，使植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弱。
酸雨对水生生物的危害也很大，它能使许多河湖水质酸化，导致许多对酸敏感的水生生物种群灭绝。
欧洲、北美的许多湖泊因酸雨危害，已经变成死湖。
除了这些以外，酸雨还会使土壤酸化，土壤中的钙、镁等营养成分被酸溶解，使土壤中的水分流失；酸雨对建筑物和金属的腐损也非常严重；它还会影响人和动物的身体健康，会引起结膜炎、咽喉炎、皮炎等病症。
作文由上述可以看出，酸雨的危害日趋严重，如果我们还不采取行动的话，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从根本上消除酸雨，减少废气排放、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
为了我们人类的家园，为了我们生活的地球，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消灭酸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