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樊一桥的简介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一桥”的建成,不仅加快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而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心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们应当跪对“一桥”。
——作者题记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李俊勇 二十世纪中国桥梁的帜树茅以升先生在他的《话桥梁文化》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到: “桥梁是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或跨过惊涛骇浪的汹涌河流,或在悬崖断壁间横越深渊险谷,但在克服困难、改造了大自然以后,它便利了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山间水上的原有交通。
桥是为了与人方便而把困难留给自己的。
正当人们在路上走得痛快时,忽然看到前面大河挡路,而河上正好有一座桥,这时该暗自庆幸,果然路是走对了。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在襄阳、樊城之间,我们没有这样一座永久性的桥梁。
这条大河便是我们的母亲河——汉江(襄江)。
1969年9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襄江两岸同时开展。
翌年4月,一座大桥,一座改变襄樊人命运的大桥横空出世。
这座大桥便是襄樊汉江大桥。
从此,一桥飞架襄、樊,天堑变通途。
南北两城依靠渡船来往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因有了长虹大桥(二桥)、襄荆高速公路桥等,我们襄樊老百姓已经习惯把这座桥俗称为“一桥”。
这似乎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襄樊市志》、《襄樊市交通志》、《襄樊地名志》等志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语焉不详。
这本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桥前之“桥”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我们的祖先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因为“行”的需要,跨越江河的需要,道路在江河上延续的需要,发明了桥梁。
原始社会人类就有“横木为梁”的记载。
《诗经》云:“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人们在较宽的江河上,将多只船并列在一起,系上绳索,联成整体,船上铺上木板。
这就是我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桥——浮桥。
襄樊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联舟为梁,而且大部分为军用所架。
据《襄樊交通志•大事记》载: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襄樊守将在汉水架浮桥,使襄樊二城为犄角之势,以抗元军。
这是襄樊架桥用于战争记载之始;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5年),都御史沈晖与副史王玹命同知何祥在襄樊架舟桥,以济行人。
每年霜降水落,联舟七十有二,加板于上,首尾有铁环贯以铁索而系于两岸铁柱。
两岸各建桥楼一座,襄阳端为汉皋楼,樊城为挹秀楼;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为南渡汉水讨伐吴佩孚,冯玉祥部方振武统兵6万,马万余,以木帆船联结成浮桥。
民国十八年4月29日,襄樊再搭浮桥,过河兵员计约7个师10万人。
1949年3月,解放军四野13兵团在襄阳、枣阳一带整训,待命渡江。
襄阳、宜城等县共组织本帆船177只,架设浮桥3处(襄樊、小清河、孔湾),支援30多万人马、汽车、炮车顺利南下,又组织民船4000多只,随军运粮1亿多公斤。
浮桥毕竟是临时性的,也只能是临时性的。
千百年来,老百姓要过河,商人要运货物,只能靠人力渡船。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其情其景,令人唏嘘。
民国12——14年,襄沙、襄花公路相继通车,襄樊渡口才有了一处人力汽车渡口。
直到1959年11月,襄樊渡口才有了一艘44.1千瓦的机动渡船。
“桥梁,王政之一事也。
”为官一任,造桥修路,繁荣经济,广得民心。
无奈,江太宽了,水太阔了,历代官员们也只能望江兴叹…… 可以说,千余年来,在这里建一座真正的桥梁几乎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浪漫之建桥 我们先看一段《襄樊市志》记载的文字: “襄樊汉江大桥,位于市区,北濒樊城,南接襄阳,是焦枝铁路上一座公、铁两用特大桥梁。
中心里程K499+350。
铁路桥长892.6米,公路桥长812米。
……全桥架设钢梁7000吨,铆接铆钉36.8万颗,浇灌混凝土3万立方米。
投资概算2513万元,实际完成2211万元,节约301.4万元。
大桥结构为正桥2台3墩4孔,零号墩为冲击钻孔桩基础,1、2号墩为筑岛钢筋混凝土基础,3号墩为钢沉井管壮基础。
上部为4跨128米连续钢桁梁,全宽23米,中部是10米宽双线铁路桥面,两侧各有5米宽管理桥面和1.5米宽的人行道。
公、铁路处在同一平面上。
……通航最低水位11.28米,标准4级通道;设计最大水流量39400立方米/秒。
” 这一段以枯燥的数字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委实缺乏浪漫。
但这串枯燥的数字背后,却包含着一个浪漫的时代,一群浪漫的创造者、劳动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的中国面临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
台湾国民党政权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为此,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战略,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
有计划地在三线发展军工重工,建立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地处鄂西北的襄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区。
在战争思维下,襄樊的确得益于当时的地利,成为“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
“文革”开始后,一大批中央、省属军工企业相继在襄樊布点兴建,原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卫东、汉丹、江山、东方、风雷、建昌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先后在襄樊及所辖县市落户;原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宏伟、42所、609所等航天航空科研机构和修理工厂也在襄樊市郊竣工。
三线建设带动了襄樊地方工业的发展,襄棉、化纤、襄轴、鄂药、六零三、灯具等企业相继在樊安家。
这是一个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也是一个令襄樊人自豪的时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际,一个更令人激动的消息是,国家计划修建焦枝铁路,要在汉江上建一座桥梁。
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襄、樊二城能不沸腾吗
市体委的灯光球场里的动员大会上,人头攒动,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庐山上的政治斗争,只是在“修好焦枝线,打倒帝修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中尽情地宣泄着××××。
撇开政治因素,那的确是一个××××四射的年代,一个近乎盲目的浪漫的时代。
如今的年青人已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了。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哨声一响,万人上阵。
肩挑背扛,一路小跑。
喊着雄壮的号子,唱着奋进的歌曲。
那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一种自觉的奉献,一种快乐的劳动。
据《襄樊公路史》记载,大桥设计施工由大桥局第四工程处专业队伍为主,另有民兵配合进行。
市区共投入民兵3500名,按军事编制编为师、团、营、连,共运送石料15万平方米,铺筑渣油路面2万平方米,并在正桥3号桥墩施工时于水中筑起一个4万立方米的砂岛。
另外,襄樊市区各界群众参加义务劳动达15万人次。
据樊城陈老巷的庞文德老人的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市一砖瓦厂为了不耽误生产,把建大桥义务劳动的时间安排在夜晚或是休假日。
当时的总指挥长是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
这位指挥过襄阳战役、与襄樊有着不解之缘的将军在指挥建桥时排除“左”的干扰,求真务实但也不缺乏浪漫主义情怀。
《开国将军逸事》里有一个带有演义性质的传说。
某日,将军至汉水大桥工地,问:“什么时候可拿出图纸”答:“需半年。
”将军曰:“不行,留有余地一个礼拜。
”工程人员答:“半年都打了折扣。
”将军问:“武汉长江大桥有多长
”答:“×××长。
”问:“襄樊大桥比武汉大桥还长吗
”答:“短。
”将军曰:“你们这里有没有武汉大桥图纸”答:“有。
”将军指示曰:“你们把武汉大桥的图纸砍一段下来,需多长时间
”工程人员无言以对,5天即设计出大桥图纸。
1969年9月6日动工,1970年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
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5月20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设备的更新,我们的桥梁建设不再需要“人海战术”了,我们更需要科技的支撑。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在那样的条件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常规需二、三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建设资金。
这种创造还不够是历史的奇迹吗
这种创造过程还不能算是××××浪漫吗
桥后之检视 《襄樊市交通志》:1961年5月7日,“龙卷风”袭击襄樊,全港落水船员240人,死亡45人,东风2号客轮被刮沉。
这应该只是襄江上发生的因自然造成的灾难之一。
是的,倔傲不驯的江水带给人们太多痛楚的回忆。
如今,大桥建成了,我们从此告别了几千年舟楫摆渡的历史,我们可以自由地穿行在襄江南北,不必苦苦等待慢腾腾的“班船”,不必惧怕落入江水的危险。
因为这座桥,我们拥有了行动的自由,我们更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这座桥,给了我们每人一双腾飞的翅膀。
其实,这座桥的意义远不在于此。
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这座桥使隔江相望的襄阳、樊城连为一体,结束了被河流分割的历史,使襄樊真正地成为“一座”城市,仿佛离散多年的兄弟第一次相拥而泣。
从此,人——物——车在这座桥上自由地流动着。
这座桥静静地躺在碧绿的江水上,注视着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大城市。
它简直是是一部史诗,承载着襄樊古往今来历史的变迁和荣辱。
正是中东部铁路的修建,使国家建设和交通重心东移。
内河的“船”和原始的“马”显然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襄樊“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历史地位迅速下降,从繁华走向衰落。
也正是襄渝、汉丹、焦枝铁路的修建,使襄樊能够在全国的交通地位骤然上升,重新迈入辉煌,尽管有些晚了一点。
铁路及大桥的修建对襄樊来说,客观上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补偿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对这座桥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襄樊大桥的建成,使我们的城市离现代化越来越近。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也使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
是的,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我们因此失去的也不少。
如今,残留的几条航标斑驳陆离,孤寂地在水中飘摇;经过修复的废弃码头和着几条已改成水上游览餐厅的驳船成为一种象征。
繁华的前街、后街以及众多的会馆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
昔日舟楫密集,码头喧嚣、桅帆林立、万商云集的场面哪里去了
那“铁打的小镇”已变成了都市,那田园般“流水的码头”却哪里去了
我们只能在千百年逝者如斯的汉水边无奈地观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默默地品味那悠久的渐行渐远的码头文化、会馆文化、大堤文化……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我们无法挽留。
曾经,它是那么的宽敞明亮,洋洋洒洒,那么令人迷恋、令人敬仰。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而今,这座饱经风霜,披风沐雨的大桥显得拥挤了,以至于人们宁愿绕道而走宽敞的二桥。
是的,它老了,如果不是其铁路桥部分仍在发挥着其它桥梁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像兰州中山桥一样,已经具备了文物的价值和鉴赏的意义。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甚至不尊重它,就如同我们不能忽略甚至不尊重年迈的父母一样。
也许再建多少座现代化的桥梁,也无法取代一桥在我们心目中牢不可摧的地位。
它永远是汉江上的“第一桥”,永远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丰碑。
它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古城的血液中和我们的骨子里,让我们永远感到熟悉和亲切。
2006年10月25
谁有周时期郑国的历代国君在位时间表啊
郑国简史 公元前857公元前842年是西十个国王周厉王执政时期。
周厉王刚愎自用,封杀言论,对敢言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
太子姬静当时藏在召公家,得以幸存;14年后,厉王死,姬静正式登基,是为宣王。
他励精图治,立志中兴,从家族中选拔能助其中兴的人才,看中了同父异母的少弟姬友,把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陕西咸林为郑伯(三等诸侯国),这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个分封的诸侯国。
自此始有郑国。
郑桓公姬友受封后,把郑国治理得井然有条,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
周宣王视其才能,就请桓公入朝做司徒,掌管教化。
不久宣王宴驾,幽王继位,桓公仍在朝中任司徒。
可是幽王无道,贪图淫逸,重用坏人,不事朝政,演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荒唐闹剧。
加之戎狄入侵,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境地。
朝中百官人心惶恐。
郑桓公为王卿士,忧国忧民,于是与太史伯商议:“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意思是问太史伯:朝政日非,国家将亡,郑国的出路何在?太史伯是掌管各国文史资料的官员,为其分析了成周(今洛阳)四方侯国的情况,认为南、北、东、西四方都不是郑国可去的地方,只有济、洛、河、颍之间是个好地方,并指出:那里有十个子(四等诸侯国)二男(五等诸侯国)之国,虢、郐是两个大国,然而他们都骄傲自大,非常贪厌,你若以周朝有难为理由,借其一块地方,安置家属财产,他就不能不答应。
可是,周王朝一旦有事,他必背叛,那时你以周王朝的名义进行讨伐,定能得胜。
如若得了虢、郐之地,其他八国就会归顺于你。
以你的才华对这块地方进行治理,一定会大有作为。
太史伯的建议,为郑国东迁规划了发展蓝图和斗争策略,随后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桓公:“……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这是忠告桓公,幽王已听不进任何忠言了,他所信任的只有虢公石父了,周王朝不会支持几年了,要迁就赶快迁吧!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桓公听了太史伯的忠告,当机立断,先把家属、财产寄迁于虢、郐之间。
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桓公寄孥”这件事。
为以后的武公东迁,开辟郑国400多年基业,打下了基础。
也为郑氏家族扎下了根基。
郑桓公则在“犬戎之乱”中,为保护幽王而战死疆场,以忠臣的形象而名垂千古。
死后葬在陕西。
公元前770年,郑桓公死于国难,掘突嗣位,史称郑武公。
郑武公雄才大略,他在周幽王死后,与秦襄公、卫武公等一起拥立太子宜臼继承王位,并护驾东迁洛阳,建立王城,史称周平王。
郑武公乘护平王东迁之机,先后灭掉虢、郐两国,并相继把鄢、蔽、补、丹、依、蹂、历、华纳入郑国版图,推行“武公之略”,并娶申侯女武姜为妻。
公元前757年(周平王十四年)生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54年(周平王十七年),生段(史称京城大叔的公叔段)。
郑武公保周平王东迁,为维护我国东周时期的一统局面贡献了力量,而后又推行包括“释放商奴,发展工商,繁荣经济;开发滩涂,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加固京城,扩建城邑,巩固国防”的“武公之略”,为郑国400多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武公东迁后,由于护平王东迁有功,继承了其父在朝中的司徒之职。
平王也赐成周畿内虎牢之地,帮助郑国发展壮大。
郑武公为强国提出了解放商人的口号。
“商人” (或叫商奴)是殷商时期为甫王朝服务的中坚人物,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被定为世袭奴隶,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均无保障。
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向他们宣传:“你勿我叛,我勿强贾,毋或强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
”(见《白话史记·郑世家十二》)。
“商人”都拥护郑武公,纷纷投奔郑国,都愿做郑武公的臣民,郑国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郑武公依靠这批力量,开发滩涂荒地,进而加固京城,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
并且还兴办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大大调动了人们建设郑国、保卫郑国的积极性,历史上的“弦高犒师退秦兵”和“烛之武缒城退秦师”的故事,就是郑国人关心国家大事,积极主动保卫国家的表现。
郑武公的进步政策营造了郑国和平、安定、向上的生活环境。
《诗经·郑风》是当时郑国祥和、安宁生活的生动写照。
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公之略”的时候,周平王却收回了虎牢以东一块地方,迫使郑武公不得不到郐国故地,现新密市交流砦另建新都。
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新都尚未建成,郑武公积劳成疾,不幸身亡,在位之7年。
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所以母亲姜氏很不喜欢他,起名叫寤(wu)生。
武公在位时武姜曾几次建议武公立寤生之弟公叔段为太子,武公未从。
武公死后,15岁的寤生即位,称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于武公为之创建的新都 (现新密市东南交流砦附近之古郑城)。
母亲武姜首先发难,为公叔段请封,先要求封在制(今荥阳上街村),庄公以制地有虎牢之险,而且又与周王室正在闹着纠葛而未应允。
接着又请封于京,京是故都,需要得力人去镇守,庄公答应了。
公叔段少年英俊,很有才华,京城臣民都很爱戴他,称他为“京城大叔”。
《诗经·郑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都是歌颂公叔段的篇章。
段在京城经营22年,后因与母勾结,谋叛庄公,被郑庄公击败而逃到共地。
这就是《左传》所说《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在解决宫廷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比武公更为激进,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桓王即位。
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
郑庄公不满,为此闹到朝廷,导致周郑关系恶化,以致弄到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就是历史上说的“周郑交质”。
周王子狐与郑公子忽,作为人质互相交换。
郑庄公又派祭足带人割取温地的麦子,接着又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
公元前715年(桓王五年),虢公忌父正式被任命为周王朝的卿士。
公元前 712年(桓王八年)周王室又收回被郑国占领的邬、刘(今偃师南)、为(今孟津东北)、邗(今沁阳西北)等畿内之地,调换了原属苏忿生的12个邑,即温(今温县境)、原、郗、向、樊(均在今济源境)、怀、显成(今武陟境)、攒茅(今修武北)、盟(今孟津东)、阱 (今沁阳西)、聩(今获嘉北)。
这些地方,同郑国隔着黄河,实际上是卫、晋两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增加了管理麻烦,还增加了与卫、晋两国的矛盾与磨擦。
郑庄公对此耿耿于怀,数年不去朝王。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国的祝冉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冉再射一箭时,被庄公阻止,说:“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这一方面说明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有能力与周王朝抗衡,另一方面仍作为周王朝之公卿,对周王朝的抗拒是有理、有节的。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郑庄公病死,享年57岁,葬于今新密市境内。
郑庄公治理郑国43年,是郑国的极盛时期,此时郑国疆土,南建栎邑 (今禹卅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抗王命主公道。
郑庄公有功于中原地带的开发与发展。
郑庄公死后的27年间,郑国发生了四位公子争夺君位的内讧。
庄公传位长公子忽,公子忽即王位,称昭公。
不到三个月,公子突与郑相祭仲在宋国的纵容与支持下,即把昭公赶到国外(卫国),公子突即位称厉公。
此时,周王室也发生了“王子颓乏乱”,把周惠王赶下了台。
郑厉公(子突)站在惠王一边,在栎地(今禹州市)接待了惠王,并协助周惠王平定了“子颓之乱”。
周惠王因厉公勤王有功,又把以前收回的虎牢以东地方重新给了郑国。
周郑关系随之缓和。
郑厉公不愿做祭仲之傀儡,企图谋害祭仲,结果因泄密,被祭仲赶到了蔡国。
昭公又被召回当国君。
昭公以高渠弥为卿,高渠弥以数谏昭公不听,杀昭公立子(氵师),又造成了郑国新的矛盾。
当时厉公在宋、齐、蔡、陈等列国和周王室的支持下,偏居郑地栎邑(今禹州市),子泖当了九个月国君,便被齐侯杀掉,高渠弥亦被车裂而死。
郑国实权又归祭仲。
因祭仲与厉公不和,只好从陈迎回公子婴为君,厉公与子婴同时存在。
由于子婴在位14年,始终没有年号,故史册均把子婴列在厉公世序之下。
公元前680年 (子婴十四年),郑厉公自栎北上,得到当时郑相傅瑕支持,傅瑕杀子婴及其二子,接纳厉公。
此次厉公复国,深知权臣祸国,便杀了傅瑕,自己独立执政,至此郑国四公子夺权之争平息下来。
从公元前743年郑庄公即位到前673年郑厉公卒止,70年间郑国东迁后的第二都城在郐国故地(今新密市交流砦附近古郑城)。
几次较大的事件,如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宋、陈、蔡、卫联军伐郑,围其东门五日;公元前 712年,郑伐许,公孙阙与颍考叔争车等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诗经·郑风》的《将仲子》、《有女同车》、《溱洧》等篇,都是这一时期的民歌。
文公迁都 政局稳定早在郑庄公在位时期,他就看中了昔日黄帝建都有熊的地方,并着手在这里建造一个规模更加宏伟、开阔的都城。
到文公捷时期(前671年,文公二年)正式迁都于此,就是现在的“新郑故城”。
郑文公执政的45年,其时宋、鲁日衰,齐、晋、秦、楚新兴,郑国处于王畿之地,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地区。
因为郑文公能正确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或拒盟,或会盟,都从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出发,换来了郑国的和平发展。
加之迁都新郑和整顿内部的重大举措,都对郑国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文公执政45年间,先后经历了与郑国有关系的会盟、拒盟、伐郑、救郑等25次重大事件,郑国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确实不易。
文公时期除迁都之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公元前 636年(文公三十七年)周王室发生了“子带之乱”。
周襄王被逐,避难于郑,郑文公迎周王居于京城,这是郑国的又一次勤王行动。
从此京城改为“京襄城”,现在的京襄城村,尚有襄王走过的地方“御路岗”,襄王居住的地方“老王嚼”等遗址、遗迹;另一件事,是“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是个做蜡烛生意发了大财的“商人”,有人把他举荐给文公,文公没有重用。
他在秦国做蜡烛生意,对秦国贡献很大,所以,和秦穆公关系很好。
在晋秦结盟围攻郑国都城时,郑文公接受别人建议,请他去退秦师,烛之武原为商人,出于报君王释“商奴”之恩,用绳子缒于城外,见了围郑的秦穆公,陈述灭郑不如存郑的道理,秦穆公接受了烛之武的规劝,退兵返秦,解救了郑国。
总之,郑文公执政 45年,尊周王、睦邻邦、宽下民,赢得了郑国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发展,对郑国延续了 400多年的基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郑国后经郑穆公(在位22年)、郑灵公 (在位1年)、郑襄公(在位18年)、郑悼公 (在位2年)、郑成公(在位14年)、郑嫠公 (在位5年)、郑简公(在位36年)、郑定公 (在位16年)、郑献公(在位13年)、郑声公(在位38年)、郑共公(在位30年)、郑哀公(在位8年)、郑幽公(在位1年)、郑儒公(在位27年)、郑康公(在位21年)等 15位君王的治理,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毕竟又延续了240多年。
此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这个时期的东周天子,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
但任何一国要想称霸,都需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经常发生。
凭郑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和所据的地理位置,郑国便成了诸侯称霸必须争夺的重要地区。
历郑国14代23君431年中,大小战争约140次之多,而郑穆公之后的242年就有90多次,其中被伐42次,出兵伐别国31次,并灭掉许国。
在紧急关头被其他诸侯国所救11次,出兵救别国有2次。
郑穆公,在位22年。
母亲生他时,梦见天使赠予兰花,因而得名曰“兰”。
他的父亲郑文公接受厉公时期宫室内讧的教训,内忌思想严重,为防止重蹈公子内讧的覆辙,把群公子逐出国门。
公子兰奔晋,后成了晋将。
在随晋伐郑时,因避开伐郑围城,受人称道。
郑文公在周王、列国与国人舆论压力下,把公子兰接回了郑国。
文公辞世,公子兰继承君位,称郑穆公。
公子兰刚即君位,就遇到秦穆公伐郑的大事,郑国贩牛的商人弦高,在贩牛的路途上,遇上侵略郑国的秦兵,把自己的12头牛送给秦军,假说是郑君派他送牛来慰问秦军的,以麻痹秦军的斗志,他便趁机向郑君急报秦军入侵的消息。
郑君一面准备迎敌,一面派人游说。
秦军得知郑国有了准备,才顺便灭滑国而还。
回师途中,被晋国借机打败,毁掉战车300乘。
郑穆公即位之后,正是晋、楚争霸中原的历史阶段。
为了本国的安全,也为了周王朝的利益,郑穆公不得不利用外交手段,时而服晋,时而屈楚,而晋、楚都决不让郑国被任何一国灭掉,这就换来了诸侯国多次救郑的局面。
现在,泰国郑氏宗亲总会以兰花做会徽,其来由即因穆公名兰。
郑子产,子产为郑成公之少子,又名公孙侨,幼年仰慕周公为人风度,养成仁爱、忠诚、谦逊、敦厚的性格。
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为郑卿士后,从调整同各国的关系着手,以摆脱亲晋则楚伐、亲楚则晋伐的被动局面。
他首先改善同东邻宋国的关系,又劝说简公(郑国国君)亲自到晋国请和,然后又派人出席晋、楚、齐等国在宋国的会盟,与周围诸侯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简公二十一年又派人赴晋报知与楚国修和的情况,得到晋国的谅解。
而后又亲自陪简公赴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同时向楚国申明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立场,争取楚王的谅解。
子产的睦邻政策,为郑国争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
子产为相的数十年中,郑国基本无战事。
子产死后不久,郑国就又卷入了战争旋涡。
郑儒公,郑儒公是幽公的第二子,在位27年。
此时,韩、赵、魏三家强分晋国,册立诸侯,齐、楚、燕、秦各自为政。
战国七雄形势已初具雏形。
郑国几个要邑被晋国夺去,地盘缩小了一半,曾为郑国兴盛做过一定贡献的商民纷纷外流。
而韩武子对郑国的侵犯愈演愈烈,夺走了雍丘(今杞县地)。
国都(新郑)受到威胁,至儒公十五年 (前408年),被迫把国都又迁到京城,同时动用民力、财力加固长城(从今荥阳崔庙乡的王宗店至新密市的茶阉,共长工4320米),巩固西部边界后,采取避强击弱、远交近攻战略,出兵联齐伐卫,夺取了卫国主要城市毋丘(今山东曹县境内),获得很多战利品。
此后又誓师出击,夺取韩国负黍(在今登封境内),8年以后(前400年),郑国又倾其全力,攻袭韩国首邑阳翟 (今禹州市),使郑国又显振作景象。
在此关键时刻,楚国又伐郑,郑国失败。
儒公为媚楚而杀相国驷子阳,引起国人反对,内部哗变,君臣离心,驷子阳党徒弑儒公,立幽公之弟乙为君,是为郑君乙,即郑康公。
郑康公是郑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位 21年,康公即位之初,驷子阳党徒掌握政权,刚从韩国夺回的负黍又叛郑归韩,这对郑国是一沉重打击。
康公二年,魏国又从北边侵郑,夺去酸枣山(今延津境内),建立酸枣山城。
郑康公十一年,韩国乘机倾师伐郑,一举攻取阳城。
郑国在此修筑之长城被攻破,郑国国土只剩下今荥阳和新密、郑州新郑一带。
郑国在此狭小地区苦斗了20年,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对郑国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杀害国君,兼并领土,建都于新郑(今郑韩古城),历时431年14世23君的郑国遂亡。
郑国被韩国兼并之后,郑幽公之子公子鲁率郑国部分宗室人员、军队、民众仓皇出走,在陈、宋之间(今河南淮阳、商丘二带)拥公子鲁为首领,袭“南里君”,此后就以国为姓,表达对祖宗的纪念,自此郑姓开始出现。
这标志着郑姓时代的开始,但并不是说只有随鲁公外逃的郑国公族才姓郑。
由于种种原因滞留故里的郑国宗室人员,虽成了韩国臣民,他们也都以国为姓,积极参加开凿荥泽(现郑州西北)、圃田泽(现中牟西圃田乡一带)的大渠。
在这些水利工程中,锻炼出一位有名的水利专家——郑国,他被韩王派往秦国游说修渠,以消耗秦国国力,使其无力东征。
秦国没有看破其目的,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征调大量民工,由郑国主持修渠,郑国以此为韩国延长了数年之命,也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
渠成之后,关中一片沃野,无凶年,秦国因之成为富庶之邦,随之兼并诸侯,统一全国。
秦国为了感激郑国修渠功劳,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还有一支是郑国东迁后,留在原址(陕西华县)的一些郑国宗室人员,在戎狄入侵时,逃到今汉中地区建“南郑”,后来成为秦国的南郑县,其宗室子孙,亦以郑为姓,散居四川、陕西各地,秦军将领郑安平就是这一支的代表人物。
另外,在今山东费县城东,有一支最早的郑氏,这是郑国建立初期,周王室将鲁国境内祭泰山用的枋邑交给郑国管理,郑庄公时期,郑国和鲁国将枋、许作了交换,郑国只留下“邴”(即今山东费县城东18里)的地方,作为祭泰山沐浴更衣的地方,并有宗室人员驻守,郑国灭亡后,也以国为姓,成了山东早期的郑氏。
李自成当了几天皇帝
23天 李自成(1606~1645)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字鸿基。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廿一(1606年9月22日)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
童年为地主牧羊。
天启六年(1626),充银川驿卒,苦习骑射。
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被裁辍业,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
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八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
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
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九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
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
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十年冬,围攻成都多日未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
遂分道返陕,移师潼关,遭明军伏击,将卒伤亡散失甚众,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
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取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
十二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
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十三年,为明总兵左良玉败于房县,重入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斩万安王朱采?。
与当地农民军首领一斗谷合兵,众至数十万,攻克宜阳。
进至卢氏,得牛金星、宁献策,用为谋士。
纳李岩均田免赋建策,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迎闯王,不纳粮”(《明史·李自成传》)。
十四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
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
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
十五年,与罗汝才以20万众再围开封,激战20余日未克,回师攻破河南襄城,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射塌天)。
继克陈州(今淮阳),与当地农民军会师,返师三围开封。
先歼出城突袭的三营明军,后遣部连破郑州、荥阳、上蔡,扫清开封周围明军据点。
明督师丁启睿、总兵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
李自成遂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城,自率主力占领朱仙镇有利地形,近战获胜,俘明军数万人。
旋回师开封,挖墙填药爆破并掘黄河堤灌城(一说明军掘堤灌农民军)。
为阻击明督师孙传庭部,率师西向,战于郏县,不利,遂向冢头寨(在今南阳境)转移。
途中大量抛弃甲仗财物,诱明军竞相争夺而乱阵,遂率部反击得手,斩俘将校70余人、步骑数千,获柿园大捷。
进围汝宁(今汝南),环城发炮,百道架梯登城,执斩明督师杨文岳、分巡佥事王世琮等。
挥师南走,绕道白马滩,架门扉作浮桥以渡,迫左良玉弃水寨而遁,进占襄阳(今属湖北襄樊)。
旋分兵连破夷陵(今宜昌)、荆门诸州县。
十六年正月,重返襄阳,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口号安民。
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大顺政权,被拥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命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为制将军。
随后,纳谋士顾君恩建策,制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北京的作战方略。
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4万余人,迫孙传庭败逃陕西。
乘势间道缘山追击,尽歼镇守潼关明军,击杀孙传庭,占领潼关、西安。
旋分兵追歼明军残部,连下延安、汉中、榆林诸重镇。
十七年正月,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
随后率师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
旋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自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
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七两路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改明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变武将称谓,定品位,完善军制。
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多次遣使招降明总兵吴三桂,未果。
四月十三,率兵约10万(一说6万)往攻。
在山海关之战中被吴三桂、清摄政王多尔衮联兵击败,损兵数万,退师北京,大顺军由盛转衰。
廿九日称帝,翌日离京西撤,令刘宗敏为主帅组织兵力沿途反击。
时农民军内部矛盾加剧,军事上节节败退,致使屯守山西、陕西计划无法实现,遂引兵经陕西退至湖广。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于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年40岁(一说兵败后禅隐湖南石门夹山)。
李自成统军作战十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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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郑庄公名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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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
湖北襄樊建材市场状况和概述襄樊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居汉水中游,秦岭大巴山余脉,汉水分襄樊为南北两城,南为襄城,北为樊城,襄樊市总面积1.9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多万,其中市区面积326平方公里,人口55万。
襄樊交通发达,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来就是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
襄樊还是鄂、豫、渝、陕毗邻地区唯一的大城市,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
长虹银河建材市场 长虹银河建材是这里的主要市场,这个市场租金60元\\\/平方米\\\/月,市场里面有:帝王、马可波罗、蒙娜丽莎、博华、东鹏、箭牌、恒洁、金四维、维可陶、申鹭达、钻石、欧派、强华、帝王、美加华、天纬、吉美、威尔斯、法恩莎、比亚卫浴、安华等。
目前在襄樊,安华卫浴的门面较大,生意较好,四维也有近百万的销量,箭牌旗舰店生意不太好,这里国际品牌除科勒之外很难生存。
做瓷砖的金意陶、简一、冠珠、萨米特、浪鲸、精科精工石也有市场,金意陶在这里有一个形象较好的卫浴馆,全面的展示了金意陶的文化及产品,买砖送铺贴的活动在进行中。
原处石堰的二汽一部分搬到襄樊后,使襄樊的房产市场有了一定的拉动。
在襄樊很多新建的房是毛坯房,售楼的时候会装一两个样板间出来引导销售,一般住房面积130-140平方米,房价1700-1800元\\\/平方米,每个小区外面有许多品牌就近租门市进行展销,四维的小区推广做得不错,业绩也较好。
目前,在襄樊中原路与春园路交汇处,正在建由5层商业裙楼和两座塔楼组成的领秀中原商业楼,写字楼部分26层,高99米,配套的酒店式公寓部分22层,高85米,由该商业楼由美国df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这个建筑设有地下车库、豪华大堂、商务中心、配套餐厅、酒店、大中小会议室、咖啡厅、超市等设施每两层设有一处空中花园,每层都设有休息室,还配有多部电梯和观光电梯,建筑设计也颇具现代感,它将成为襄樊乃至整个湖北地区首屈一指的甲级写字楼。
领秀中原装饰建材城所在的樊城区是襄樊市区楼盘最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地区,交通方便,附近的商业及住宅小区有:九隆广场、华凯第一城、幸福小区、董台小区、丹枫公寓、创富鑫城、现代城公寓等,另外众多单位小区建设,旧房改造项目,所需的建筑和装修材料数量也非常巨大,市场需求旺盛,所以这里面也将形成一个新的洁具卖场。
一楼洁具、二楼地砖、三楼油漆、木地板,预计年底会进行招商,目前许多卫浴品牌已决定进入其中,而在领秀中原对面的银河市场主要以中低档零售为主,这是一个老市场,人气已然衰落。
一个不大的襄樊按理说有这些市场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完,在襄樊郊区还有两个更大的批发市场,一个是浙江人投资的新世纪建材市场,一个是安徽人投资的华东光彩大市场。
新世纪建材市场 新世纪建材市场,位于襄樊市春园东路316国道旁,市场毗邻襄渝、焦柳、汉丹铁路,316、207国道及襄荆、汉十、许樊高速公路在此交汇,这里交通便利,水陆空四通八达,处于樊城区、高新区、汽车产业开发区的金三角地带。
襄阳新世纪建材市场是鄂西北较大的规范化、综合性的建材市场,市场占地面积960亩,总投资2亿多元,前店后仓是该市场的最大特色,市场设施齐全、功能完善、辐射面广,市场租金15元\\\/平方米\\\/月,以这个市场为主体的陶瓷卫浴产品主要向十堰、宜昌等周边县城批发辐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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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益高、安华、四维、英皇、斯米克、马可波罗、威尔斯、金朝阳、简一、帝王、兴辉、法恩莎等均以入驻,在襄樊的时间我们看到,光彩市场襄樊宣传得非常厉害,城区、小区不断的广告出现,在襄樊的许多小区大量派发vip卡,免费的班车吸引客流,显然1000亩的面积,不是只为襄樊这个市场所设计的,这个市场起来也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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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八步区司法管辖??区,昭平县,钟山县,平桂管理区,富川瑶族自治县。
春秋历史
Ctrl+c的郑国简史 公元前857年至公元前842年是西周第十个国王周厉王姬胡执政时期。
周厉王刚愎自用,封杀言论,对敢言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
太子姬静当时藏在召公家,得以幸存;14年后,厉王死,姬静正式登基,是为宣王。
他励精图治,立志中兴,从家族中选拔能助其中兴的人才,看中了同父异母的少弟姬友,把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陕西咸林为郑伯(三等诸侯国),这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个分封的诸侯国。
自此始有郑国。
郑桓公姬友受封后,把郑国治理得井然有条,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
周宣王视其才能,就请桓公入朝做司徒,掌管教化。
不久宣王宴驾,幽王继位,桓公仍在朝中任司徒。
可是幽王无道,贪图淫逸,重用坏人,不事朝政,演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荒唐闹剧。
加之戎狄入侵,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境地。
朝中百官人心惶恐。
郑桓公为王卿士,忧国忧民,于是与太史伯商议:“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意思是问太史伯:朝政日非,国家将亡,郑国的出路何在?太史伯是掌管各国文史资料的官员,为其分析了成周(今洛阳)四方侯国的情况,认为南、北、东、西四方都不是郑国可去的地方,只有济、洛、河、颍之间是个好地方,并指出:那里有十个子(四等诸侯国)二男(五等诸侯国)之国,虢、郐是两个大国,然而他们都骄傲自大,非常贪厌,你若以周朝有难为理由,借其一块地方,安置家属财产,他就不能不答应。
可是,周王朝一旦有事,他必背叛,那时你以周王朝的名义进行讨伐,定能得胜。
如若得了虢、郐之地,其他八国就会归顺于你。
以你的才华对这块地方进行治理,一定会大有作为。
太史伯的建议,为郑国东迁规划了发展蓝图和斗争策略,随后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桓公:“……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这是忠告桓公,幽王已听不进任何忠言了,他所信任的只有虢公石父了,周王朝不会支持几年了,要迁就赶快迁吧!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桓公听了太史伯的忠告,当机立断,先把家属、财产寄迁于虢、郐之间。
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桓公寄孥”这件事。
为以后的武公东迁,开辟郑国400多年基业,打下了基础。
也为郑氏家族扎下了根基。
郑桓公则在“犬戎之乱”中,为保护幽王而战死疆场,以忠臣的形象而名垂千古。
死后葬在陕西。
公元前770年,郑桓公死于国难,掘突嗣位,史称郑武公。
郑武公雄才大略,他在周幽王死后,与秦襄公、卫武公等一起拥立太子宜臼继承王位,并护驾东迁洛阳,建立王城,史称周平王。
郑武公乘护平王东迁之机,先后灭掉虢、郐两国,并相继把鄢、蔽、补、丹、依、蹂、历、华纳入郑国版图,推行“武公之略”,并娶申侯女武姜为妻。
公元前757年(周平王十四年)生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54年(周平王十七年),生段(史称京城大叔的公叔段)。
郑武公保周平王东迁,为维护我国东周时期的一统局面贡献了力量,而后又推行包括“释放商奴,发展工商,繁荣经济;开发滩涂,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加固京城,扩建城邑,巩固国防”的“武公之略”,为郑国400多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武公东迁后,由于护平王东迁有功,继承了其父在朝中的司徒之职。
平王也赐成周畿内虎牢之地,帮助郑国发展壮大。
郑武公为强国提出了解放商人的口号。
“商人” (或叫商奴)是殷商时期为甫王朝服务的中坚人物,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被定为世袭奴隶,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均无保障。
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向他们宣传:“你勿我叛,我勿强贾,毋或强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
”(见《白话史记·郑世家十二》)。
“商人”都拥护郑武公,纷纷投奔郑国,都愿做郑武公的臣民,郑国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郑武公依靠这批力量,开发滩涂荒地,进而加固京城,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
并且还兴办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大大调动了人们建设郑国、保卫郑国的积极性,历史上的“弦高犒师退秦兵”和“烛之武缒城退秦师”的故事,就是郑国人关心国家大事,积极主动保卫国家的表现。
郑武公的进步政策营造了郑国和平、安定、向上的生活环境。
《诗经·郑风》是当时郑国祥和、安宁生活的生动写照。
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公之略”的时候,周平王却收回了虎牢以东一块地方,迫使郑武公不得不到郐国故地,现新密市交流砦另建新都。
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新都尚未建成,郑武公积劳成疾,不幸身亡,在位之7年。
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所以母亲姜氏很不喜欢他,起名叫寤(wu)生。
武公在位时武姜曾几次建议武公立寤生之弟公叔段为太子,武公未从。
武公死后,15岁的寤生即位,称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于武公为之创建的新都 (现新密市东南交流砦附近之古郑城)。
母亲武姜首先发难,为公叔段请封,先要求封在制(今荥阳上街村),庄公以制地有虎牢之险,而且又与周王室正在闹着纠葛而未应允。
接着又请封于京,京是故都,需要得力人去镇守,庄公答应了。
公叔段少年英俊,很有才华,京城臣民都很爱戴他,称他为“京城大叔”。
《诗经·郑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都是歌颂公叔段的篇章。
段在京城经营22年,后因与母勾结,谋叛庄公,被郑庄公击败而逃到共地。
这就是《左传》所说《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在解决宫廷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比武公更为激进,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桓王即位。
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
郑庄公不满,为此闹到朝廷,导致周郑关系恶化,以致弄到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就是历史上说的“周郑交质”。
周王子狐与郑公子忽,作为人质互相交换。
郑庄公又派祭足带人割取温地的麦子,接着又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
公元前715年(桓王五年),虢公忌父正式被任命为周王朝的卿士。
公元前 712年(桓王八年)周王室又收回被郑国占领的邬、刘(今偃师南)、为(今孟津东北)、邗(今沁阳西北)等畿内之地,调换了原属苏忿生的12个邑,即温(今温县境)、原、郗、向、樊(均在今济源境)、怀、显成(今武陟境)、攒茅(今修武北)、盟(今孟津东)、阱 (今沁阳西)、聩(今获嘉北)。
这些地方,同郑国隔着黄河,实际上是卫、晋两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增加了管理麻烦,还增加了与卫、晋两国的矛盾与磨擦。
郑庄公对此耿耿于怀,数年不去朝王。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国的祝冉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冉再射一箭时,被庄公阻止,说:“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这一方面说明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有能力与周王朝抗衡,另一方面仍作为周王朝之公卿,对周王朝的抗拒是有理、有节的。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郑庄公病死,享年57岁,葬于今新密市境内。
郑庄公治理郑国43年,是郑国的极盛时期,此时郑国疆土,南建栎邑 (今禹卅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抗王命主公道。
郑庄公有功于中原地带的开发与发展。
郑庄公死后的27年间,郑国发生了四位公子争夺君位的内讧。
庄公传位长公子忽,公子忽即王位,称昭公。
不到三个月,公子突与郑相祭仲在宋国的纵容与支持下,即把昭公赶到国外(卫国),公子突即位称厉公。
此时,周王室也发生了“王子颓乏乱”,把周惠王赶下了台。
郑厉公(子突)站在惠王一边,在栎地(今禹州市)接待了惠王,并协助周惠王平定了“子颓之乱”。
周惠王因厉公勤王有功,又把以前收回的虎牢以东地方重新给了郑国。
周郑关系随之缓和。
郑厉公不愿做祭仲之傀儡,企图谋害祭仲,结果因泄密,被祭仲赶到了蔡国。
昭公又被召回当国君。
昭公以高渠弥为卿,高渠弥以数谏昭公不听,杀昭公立子(氵师),又造成了郑国新的矛盾。
当时厉公在宋、齐、蔡、陈等列国和周王室的支持下,偏居郑地栎邑(今禹州市),子泖当了九个月国君,便被齐侯杀掉,高渠弥亦被车裂而死。
郑国实权又归祭仲。
因祭仲与厉公不和,只好从陈迎回公子婴为君,厉公与子婴同时存在。
由于子婴在位14年,始终没有年号,故史册均把子婴列在厉公世序之下。
公元前680年 (子婴十四年),郑厉公自栎北上,得到当时郑相傅瑕支持,傅瑕杀子婴及其二子,接纳厉公。
此次厉公复国,深知权臣祸国,便杀了傅瑕,自己独立执政,至此郑国四公子夺权之争平息下来。
从公元前743年郑庄公即位到前673年郑厉公卒止,70年间郑国东迁后的第二都城在郐国故地(今新密市交流砦附近古郑城)。
几次较大的事件,如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宋、陈、蔡、卫联军伐郑,围其东门五日;公元前 712年,郑伐许,公孙阙与颍考叔争车等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诗经·郑风》的《将仲子》、《有女同车》、《溱洧》等篇,都是这一时期的民歌。
文公迁都 政局稳定早在郑庄公在位时期,他就看中了昔日黄帝建都有熊的地方,并着手在这里建造一个规模更加宏伟、开阔的都城。
到文公捷时期(前671年,文公二年)正式迁都于此,就是现在的“新郑故城”。
郑文公执政的45年,其时宋、鲁日衰,齐、晋、秦、楚新兴,郑国处于王畿之地,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地区。
因为郑文公能正确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或拒盟,或会盟,都从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出发,换来了郑国的和平发展。
加之迁都新郑和整顿内部的重大举措,都对郑国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文公执政45年间,先后经历了与郑国有关系的会盟、拒盟、伐郑、救郑等25次重大事件,郑国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确实不易。
文公时期除迁都之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公元前 636年(文公三十七年)周王室发生了“子带之乱”。
周襄王被逐,避难于郑,郑文公迎周王居于京城,这是郑国的又一次勤王行动。
从此京城改为“京襄城”,现在的京襄城村,尚有襄王走过的地方“御路岗”,襄王居住的地方“老王嚼”等遗址、遗迹;另一件事,是“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是个做蜡烛生意发了大财的“商人”,有人把他举荐给文公,文公没有重用。
他在秦国做蜡烛生意,对秦国贡献很大,所以,和秦穆公关系很好。
在晋秦结盟围攻郑国都城时,郑文公接受别人建议,请他去退秦师,烛之武原为商人,出于报君王释“商奴”之恩,用绳子缒于城外,见了围郑的秦穆公,陈述灭郑不如存郑的道理,秦穆公接受了烛之武的规劝,退兵返秦,解救了郑国。
总之,郑文公执政 45年,尊周王、睦邻邦、宽下民,赢得了郑国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发展,对郑国延续了 400多年的基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郑国后经郑穆公(在位22年)、郑灵公 (在位1年)、郑襄公(在位18年)、郑悼公 (在位2年)、郑成公(在位14年)、郑嫠公 (在位5年)、郑简公(在位36年)、郑定公 (在位16年)、郑献公(在位13年)、郑声公(在位38年)、郑共公(在位30年)、郑哀公(在位8年)、郑幽公(在位1年)、郑儒公(在位27年)、郑康公(在位21年)等 15位君王的治理,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毕竟又延续了240多年。
此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这个时期的东周天子,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
但任何一国要想称霸,都需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经常发生。
凭郑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和所据的地理位置,郑国便成了诸侯称霸必须争夺的重要地区。
历郑国14代23君431年中,大小战争约140次之多,而郑穆公之后的242年就有90多次,其中被伐42次,出兵伐别国31次,并灭掉许国。
在紧急关头被其他诸侯国所救11次,出兵救别国有2次。
郑穆公,在位22年。
母亲生他时,梦见天使赠予兰花,因而得名曰“兰”。
他的父亲郑文公接受厉公时期宫室内讧的教训,内忌思想严重,为防止重蹈公子内讧的覆辙,把群公子逐出国门。
公子兰奔晋,后成了晋将。
在随晋伐郑时,因避开伐郑围城,受人称道。
郑文公在周王、列国与国人舆论压力下,把公子兰接回了郑国。
文公辞世,公子兰继承君位,称郑穆公。
公子兰刚即君位,就遇到秦穆公伐郑的大事,郑国贩牛的商人弦高,在贩牛的路途上,遇上侵略郑国的秦兵,把自己的12头牛送给秦军,假说是郑君派他送牛来慰问秦军的,以麻痹秦军的斗志,他便趁机向郑君急报秦军入侵的消息。
郑君一面准备迎敌,一面派人游说。
秦军得知郑国有了准备,才顺便灭滑国而还。
回师途中,被晋国借机打败,毁掉战车300乘。
郑穆公即位之后,正是晋、楚争霸中原的历史阶段。
为了本国的安全,也为了周王朝的利益,郑穆公不得不利用外交手段,时而服晋,时而屈楚,而晋、楚都决不让郑国被任何一国灭掉,这就换来了诸侯国多次救郑的局面。
现在,泰国郑氏宗亲总会以兰花做会徽,其来由即因穆公名兰。
郑子产,子产为郑成公之少子,又名公孙侨,幼年仰慕周公为人风度,养成仁爱、忠诚、谦逊、敦厚的性格。
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为郑卿士后,从调整同各国的关系着手,以摆脱亲晋则楚伐、亲楚则晋伐的被动局面。
他首先改善同东邻宋国的关系,又劝说简公(郑国国君)亲自到晋国请和,然后又派人出席晋、楚、齐等国在宋国的会盟,与周围诸侯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简公二十一年又派人赴晋报知与楚国修和的情况,得到晋国的谅解。
而后又亲自陪简公赴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同时向楚国申明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立场,争取楚王的谅解。
子产的睦邻政策,为郑国争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
子产为相的数十年中,郑国基本无战事。
子产死后不久,郑国就又卷入了战争旋涡。
郑儒公,郑儒公是幽公的第二子,在位27年。
此时,韩、赵、魏三家强分晋国,册立诸侯,齐、楚、燕、秦各自为政。
战国七雄形势已初具雏形。
郑国几个要邑被晋国夺去,地盘缩小了一半,曾为郑国兴盛做过一定贡献的商民纷纷外流。
而韩武子对郑国的侵犯愈演愈烈,夺走了雍丘(今杞县地)。
国都(新郑)受到威胁,至儒公十五年 (前408年),被迫把国都又迁到京城,同时动用民力、财力加固长城(从今荥阳崔庙乡的王宗店至新密市的茶阉,共长工4320米),巩固西部边界后,采取避强击弱、远交近攻战略,出兵联齐伐卫,夺取了卫国主要城市毋丘(今山东曹县境内),获得很多战利品。
此后又誓师出击,夺取韩国负黍(在今登封境内),8年以后(前400年),郑国又倾其全力,攻袭韩国首邑阳翟 (今禹州市),使郑国又显振作景象。
在此关键时刻,楚国又伐郑,郑国失败。
儒公为媚楚而杀相国驷子阳,引起国人反对,内部哗变,君臣离心,驷子阳党徒弑儒公,立幽公之弟乙为君,是为郑君乙,即郑康公。
郑康公是郑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位 21年,康公即位之初,驷子阳党徒掌握政权,刚从韩国夺回的负黍又叛郑归韩,这对郑国是一沉重打击。
康公二年,魏国又从北边侵郑,夺去酸枣山(今延津境内),建立酸枣山城。
郑康公十一年,韩国乘机倾师伐郑,一举攻取阳城。
郑国在此修筑之长城被攻破,郑国国土只剩下今荥阳和新密、郑州新郑一带。
郑国在此狭小地区苦斗了20年,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对郑国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杀害国君,兼并领土,建都于新郑(今郑韩古城),历时431年14世23君的郑国遂亡。
郑国被韩国兼并之后,郑幽公之子公子鲁率郑国部分宗室人员、军队、民众仓皇出走,在陈、宋之间(今河南淮阳、商丘二带)拥公子鲁为首领,袭“南里君”,此后就以国为姓,表达对祖宗的纪念,自此郑姓开始出现。
这标志着郑姓时代的开始,但并不是说只有随鲁公外逃的郑国公族才姓郑。
由于种种原因滞留故里的郑国宗室人员,虽成了韩国臣民,他们也都以国为姓,积极参加开凿荥泽(现郑州西北)、圃田泽(现中牟西圃田乡一带)的大渠。
在这些水利工程中,锻炼出一位有名的水利专家——郑国,他被韩王派往秦国游说修渠,以消耗秦国国力,使其无力东征。
秦国没有看破其目的,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征调大量民工,由郑国主持修渠,郑国以此为韩国延长了数年之命,也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
渠成之后,关中一片沃野,无凶年,秦国因之成为富庶之邦,随之兼并诸侯,统一全国。
秦国为了感激郑国修渠功劳,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还有一支是郑国东迁后,留在原址(陕西华县)的一些郑国宗室人员,在戎狄入侵时,逃到今汉中地区建“南郑”,后来成为秦国的南郑县,其宗室子孙,亦以郑为姓,散居四川、陕西各地,秦军将领郑安平就是这一支的代表人物。
另外,在今山东费县城东,有一支最早的郑氏,这是郑国建立初期,周王室将鲁国境内祭泰山用的枋邑交给郑国管理,郑庄公时期,郑国和鲁国将枋、许作了交换,郑国只留下“邴”(即今山东费县城东18里)的地方,作为祭泰山沐浴更衣的地方,并有宗室人员驻守,郑国灭亡后,也以国为姓,成了山东早期的郑氏。
参考资料:
春秋时郑国的背景
郑国简史公元前857年元前842年周第十个国王周厉王姬胡执政时期厉王刚愎自用,封论,对敢言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
太子姬静当时藏在召公家,得以幸存;14年后,厉王死,姬静正式登基,是为宣王。
他励精图治,立志中兴,从家族中选拔能助其中兴的人才,看中了同父异母的少弟姬友,把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陕西咸林为郑伯(三等诸侯国),这是西周王朝最后一个分封的诸侯国。
自此始有郑国。
郑桓公姬友受封后,把郑国治理得井然有条,显示了他的治国才能。
周宣王视其才能,就请桓公入朝做司徒,掌管教化。
不久宣王宴驾,幽王继位,桓公仍在朝中任司徒。
可是幽王无道,贪图淫逸,重用坏人,不事朝政,演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荒唐闹剧。
加之戎狄入侵,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境地。
朝中百官人心惶恐。
郑桓公为王卿士,忧国忧民,于是与太史伯商议:“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意思是问太史伯:朝政日非,国家将亡,郑国的出路何在?太史伯是掌管各国文史资料的官员,为其分析了成周(今洛阳)四方侯国的情况,认为南、北、东、西四方都不是郑国可去的地方,只有济、洛、河、颍之间是个好地方,并指出:那里有十个子(四等诸侯国)二男(五等诸侯国)之国,虢、郐是两个大国,然而他们都骄傲自大,非常贪厌,你若以周朝有难为理由,借其一块地方,安置家属财产,他就不能不答应。
可是,周王朝一旦有事,他必背叛,那时你以周王朝的名义进行讨伐,定能得胜。
如若得了虢、郐之地,其他八国就会归顺于你。
以你的才华对这块地方进行治理,一定会大有作为。
太史伯的建议,为郑国东迁规划了发展蓝图和斗争策略,随后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桓公:“……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见《国语·郑桓公谋迁国》),这是忠告桓公,幽王已听不进任何忠言了,他所信任的只有虢公石父了,周王朝不会支持几年了,要迁就赶快迁吧!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桓公听了太史伯的忠告,当机立断,先把家属、财产寄迁于虢、郐之间。
这就是历史上说的“桓公寄孥”这件事。
为以后的武公东迁,开辟郑国400多年基业,打下了基础。
也为郑氏家族扎下了根基。
郑桓公则在“犬戎之乱”中,为保护幽王而战死疆场,以忠臣的形象而名垂千古。
死后葬在陕西。
公元前770年,郑桓公死于国难,掘突嗣位,史称郑武公。
郑武公雄才大略,他在周幽王死后,与秦襄公、卫武公等一起拥立太子宜臼继承王位,并护驾东迁洛阳,建立王城,史称周平王。
郑武公乘护平王东迁之机,先后灭掉虢、郐两国,并相继把鄢、蔽、补、丹、依、蹂、历、华纳入郑国版图,推行“武公之略”,并娶申侯女武姜为妻。
公元前757年(周平王十四年)生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54年(周平王十七年),生段(史称京城大叔的公叔段)。
郑武公保周平王东迁,为维护我国东周时期的一统局面贡献了力量,而后又推行包括“释放商奴,发展工商,繁荣经济;开发滩涂,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加固京城,扩建城邑,巩固国防”的“武公之略”,为郑国400多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武公东迁后,由于护平王东迁有功,继承了其父在朝中的司徒之职。
平王也赐成周畿内虎牢之地,帮助郑国发展壮大。
郑武公为强国提出了解放商人的口号。
“商人” (或叫商奴)是殷商时期为甫王朝服务的中坚人物,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他们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被定为世袭奴隶,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均无保障。
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向他们宣传:“你勿我叛,我勿强贾,毋或强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
”(见《白话史记·郑世家十二》)。
“商人”都拥护郑武公,纷纷投奔郑国,都愿做郑武公的臣民,郑国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郑武公依靠这批力量,开发滩涂荒地,进而加固京城,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
并且还兴办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大大调动了人们建设郑国、保卫郑国的积极性,历史上的“弦高犒师退秦兵”和“烛之武缒城退秦师”的故事,就是郑国人关心国家大事,积极主动保卫国家的表现。
郑武公的进步政策营造了郑国和平、安定、向上的生活环境。
《诗经·郑风》是当时郑国祥和、安宁生活的生动写照。
就在郑武公雄心勃勃地推行“武公之略”的时候,周平王却收回了虎牢以东一块地方,迫使郑武公不得不到郐国故地,现新密市交流砦另建新都。
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新都尚未建成,郑武公积劳成疾,不幸身亡,在位之7年。
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所以母亲姜氏很不喜欢他,起名叫寤(wu)生。
武公在位时武姜曾几次建议武公立寤生之弟公叔段为太子,武公未从。
武公死后,15岁的寤生即位,称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于武公为之创建的新都 (现新密市东南交流砦附近之古郑城)。
母亲武姜首先发难,为公叔段请封,先要求封在制(今荥阳上街村),庄公以制地有虎牢之险,而且又与周王室正在闹着纠葛而未应允。
接着又请封于京,京是故都,需要得力人去镇守,庄公答应了。
公叔段少年英俊,很有才华,京城臣民都很爱戴他,称他为“京城大叔”。
《诗经·郑风》的《叔于田》《大叔于田》,都是歌颂公叔段的篇章。
段在京城经营22年,后因与母勾结,谋叛庄公,被郑庄公击败而逃到共地。
这就是《左传》所说《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在解决宫廷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比武公更为激进,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
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桓王即位。
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
郑庄公不满,为此闹到朝廷,导致周郑关系恶化,以致弄到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就是历史上说的“周郑交质”。
周王子狐与郑公子忽,作为人质互相交换。
郑庄公又派祭足带人割取温地的麦子,接着又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
公元前715年(桓王五年),虢公忌父正式被任命为周王朝的卿士。
公元前 712年(桓王八年)周王室又收回被郑国占领的邬、刘(今偃师南)、为(今孟津东北)、邗(今沁阳西北)等畿内之地,调换了原属苏忿生的12个邑,即温(今温县境)、原、郗、向、樊(均在今济源境)、怀、显成(今武陟境)、攒茅(今修武北)、盟(今孟津东)、阱 (今沁阳西)、聩(今获嘉北)。
这些地方,同郑国隔着黄河,实际上是卫、晋两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增加了管理麻烦,还增加了与卫、晋两国的矛盾与磨擦。
郑庄公对此耿耿于怀,数年不去朝王。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国的祝冉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冉再射一箭时,被庄公阻止,说:“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这一方面说明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有能力与周王朝抗衡,另一方面仍作为周王朝之公卿,对周王朝的抗拒是有理、有节的。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郑庄公病死,享年57岁,葬于今新密市境内。
郑庄公治理郑国43年,是郑国的极盛时期,此时郑国疆土,南建栎邑 (今禹卅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抗王命主公道。
郑庄公有功于中原地带的开发与发展。
郑庄公死后的27年间,郑国发生了四位公子争夺君位的内讧。
庄公传位长公子忽,公子忽即王位,称昭公。
不到三个月,公子突与郑相祭仲在宋国的纵容与支持下,即把昭公赶到国外(卫国),公子突即位称厉公。
此时,周王室也发生了“王子颓乏乱”,把周惠王赶下了台。
郑厉公(子突)站在惠王一边,在栎地(今禹州市)接待了惠王,并协助周惠王平定了“子颓之乱”。
周惠王因厉公勤王有功,又把以前收回的虎牢以东地方重新给了郑国。
周郑关系随之缓和。
郑厉公不愿做祭仲之傀儡,企图谋害祭仲,结果因泄密,被祭仲赶到了蔡国。
昭公又被召回当国君。
昭公以高渠弥为卿,高渠弥以数谏昭公不听,杀昭公立子(氵师),又造成了郑国新的矛盾。
当时厉公在宋、齐、蔡、陈等列国和周王室的支持下,偏居郑地栎邑(今禹州市),子泖当了九个月国君,便被齐侯杀掉,高渠弥亦被车裂而死。
郑国实权又归祭仲。
因祭仲与厉公不和,只好从陈迎回公子婴为君,厉公与子婴同时存在。
由于子婴在位14年,始终没有年号,故史册均把子婴列在厉公世序之下。
公元前680年 (子婴十四年),郑厉公自栎北上,得到当时郑相傅瑕支持,傅瑕杀子婴及其二子,接纳厉公。
此次厉公复国,深知权臣祸国,便杀了傅瑕,自己独立执政,至此郑国四公子夺权之争平息下来。
从公元前743年郑庄公即位到前673年郑厉公卒止,70年间郑国东迁后的第二都城在郐国故地(今新密市交流砦附近古郑城)。
几次较大的事件,如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宋、陈、蔡、卫联军伐郑,围其东门五日;公元前 712年,郑伐许,公孙阙与颍考叔争车等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诗经·郑风》的《将仲子》、《有女同车》、《溱洧》等篇,都是这一时期的民歌。
文公迁都 政局稳定早在郑庄公在位时期,他就看中了昔日黄帝建都有熊的地方,并着手在这里建造一个规模更加宏伟、开阔的都城。
到文公捷时期(前671年,文公二年)正式迁都于此,就是现在的“新郑故城”。
郑文公执政的45年,其时宋、鲁日衰,齐、晋、秦、楚新兴,郑国处于王畿之地,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地区。
因为郑文公能正确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或拒盟,或会盟,都从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出发,换来了郑国的和平发展。
加之迁都新郑和整顿内部的重大举措,都对郑国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文公执政45年间,先后经历了与郑国有关系的会盟、拒盟、伐郑、救郑等25次重大事件,郑国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确实不易。
文公时期除迁都之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公元前 636年(文公三十七年)周王室发生了“子带之乱”。
周襄王被逐,避难于郑,郑文公迎周王居于京城,这是郑国的又一次勤王行动。
从此京城改为“京襄城”,现在的京襄城村,尚有襄王走过的地方“御路岗”,襄王居住的地方“老王嚼”等遗址、遗迹;另一件事,是“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是个做蜡烛生意发了大财的“商人”,有人把他举荐给文公,文公没有重用。
他在秦国做蜡烛生意,对秦国贡献很大,所以,和秦穆公关系很好。
在晋秦结盟围攻郑国都城时,郑文公接受别人建议,请他去退秦师,烛之武原为商人,出于报君王释“商奴”之恩,用绳子缒于城外,见了围郑的秦穆公,陈述灭郑不如存郑的道理,秦穆公接受了烛之武的规劝,退兵返秦,解救了郑国。
总之,郑文公执政 45年,尊周王、睦邻邦、宽下民,赢得了郑国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发展,对郑国延续了 400多年的基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郑国后经郑穆公(在位22年)、郑灵公 (在位1年)、郑襄公(在位18年)、郑悼公 (在位2年)、郑成公(在位14年)、郑嫠公 (在位5年)、郑简公(在位36年)、郑定公 (在位16年)、郑献公(在位13年)、郑声公(在位38年)、郑共公(在位30年)、郑哀公(在位8年)、郑幽公(在位1年)、郑儒公(在位27年)、郑康公(在位21年)等 15位君王的治理,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毕竟又延续了240多年。
此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这个时期的东周天子,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
但任何一国要想称霸,都需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经常发生。
凭郑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和所据的地理位置,郑国便成了诸侯称霸必须争夺的重要地区。
历郑国14代23君431年中,大小战争约140次之多,而郑穆公之后的242年就有90多次,其中被伐42次,出兵伐别国31次,并灭掉许国。
在紧急关头被其他诸侯国所救11次,出兵救别国有2次。
郑穆公,在位22年。
母亲生他时,梦见天使赠予兰花,因而得名曰“兰”。
他的父亲郑文公接受厉公时期宫室内讧的教训,内忌思想严重,为防止重蹈公子内讧的覆辙,把群公子逐出国门。
公子兰奔晋,后成了晋将。
在随晋伐郑时,因避开伐郑围城,受人称道。
郑文公在周王、列国与国人舆论压力下,把公子兰接回了郑国。
文公辞世,公子兰继承君位,称郑穆公。
公子兰刚即君位,就遇到秦穆公伐郑的大事,郑国贩牛的商人弦高,在贩牛的路途上,遇上侵略郑国的秦兵,把自己的12头牛送给秦军,假说是郑君派他送牛来慰问秦军的,以麻痹秦军的斗志,他便趁机向郑君急报秦军入侵的消息。
郑君一面准备迎敌,一面派人游说。
秦军得知郑国有了准备,才顺便灭滑国而还。
回师途中,被晋国借机打败,毁掉战车300乘。
郑穆公即位之后,正是晋、楚争霸中原的历史阶段。
为了本国的安全,也为了周王朝的利益,郑穆公不得不利用外交手段,时而服晋,时而屈楚,而晋、楚都决不让郑国被任何一国灭掉,这就换来了诸侯国多次救郑的局面。
现在,泰国郑氏宗亲总会以兰花做会徽,其来由即因穆公名兰。
郑子产,子产为郑成公之少子,又名公孙侨,幼年仰慕周公为人风度,养成仁爱、忠诚、谦逊、敦厚的性格。
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为郑卿士后,从调整同各国的关系着手,以摆脱亲晋则楚伐、亲楚则晋伐的被动局面。
他首先改善同东邻宋国的关系,又劝说简公(郑国国君)亲自到晋国请和,然后又派人出席晋、楚、齐等国在宋国的会盟,与周围诸侯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简公二十一年又派人赴晋报知与楚国修和的情况,得到晋国的谅解。
而后又亲自陪简公赴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同时向楚国申明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立场,争取楚王的谅解。
子产的睦邻政策,为郑国争得了数十年的和平环境。
子产为相的数十年中,郑国基本无战事。
子产死后不久,郑国就又卷入了战争旋涡。
郑儒公,郑儒公是幽公的第二子,在位27年。
此时,韩、赵、魏三家强分晋国,册立诸侯,齐、楚、燕、秦各自为政。
战国七雄形势已初具雏形。
郑国几个要邑被晋国夺去,地盘缩小了一半,曾为郑国兴盛做过一定贡献的商民纷纷外流。
而韩武子对郑国的侵犯愈演愈烈,夺走了雍丘(今杞县地)。
国都(新郑)受到威胁,至儒公十五年 (前408年),被迫把国都又迁到京城,同时动用民力、财力加固长城(从今荥阳崔庙乡的王宗店至新密市的茶阉,共长工4320米),巩固西部边界后,采取避强击弱、远交近攻战略,出兵联齐伐卫,夺取了卫国主要城市毋丘(今山东曹县境内),获得很多战利品。
此后又誓师出击,夺取韩国负黍(在今登封境内),8年以后(前400年),郑国又倾其全力,攻袭韩国首邑阳翟 (今禹州市),使郑国又显振作景象。
在此关键时刻,楚国又伐郑,郑国失败。
儒公为媚楚而杀相国驷子阳,引起国人反对,内部哗变,君臣离心,驷子阳党徒弑儒公,立幽公之弟乙为君,是为郑君乙,即郑康公。
郑康公是郑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位 21年,康公即位之初,驷子阳党徒掌握政权,刚从韩国夺回的负黍又叛郑归韩,这对郑国是一沉重打击。
康公二年,魏国又从北边侵郑,夺去酸枣山(今延津境内),建立酸枣山城。
郑康公十一年,韩国乘机倾师伐郑,一举攻取阳城。
郑国在此修筑之长城被攻破,郑国国土只剩下今荥阳和新密、郑州新郑一带。
郑国在此狭小地区苦斗了20年,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对郑国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杀害国君,兼并领土,建都于新郑(今郑韩古城),历时431年14世23君的郑国遂亡。
郑国被韩国兼并之后,郑幽公之子公子鲁率郑国部分宗室人员、军队、民众仓皇出走,在陈、宋之间(今河南淮阳、商丘二带)拥公子鲁为首领,袭“南里君”,此后就以国为姓,表达对祖宗的纪念,自此郑姓开始出现。
这标志着郑姓时代的开始,但并不是说只有随鲁公外逃的郑国公族才姓郑。
由于种种原因滞留故里的郑国宗室人员,虽成了韩国臣民,他们也都以国为姓,积极参加开凿荥泽(现郑州西北)、圃田泽(现中牟西圃田乡一带)的大渠。
在这些水利工程中,锻炼出一位有名的水利专家——郑国,他被韩王派往秦国游说修渠,以消耗秦国国力,使其无力东征。
秦国没有看破其目的,接受了郑国的建议,征调大量民工,由郑国主持修渠,郑国以此为韩国延长了数年之命,也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
渠成之后,关中一片沃野,无凶年,秦国因之成为富庶之邦,随之兼并诸侯,统一全国。
秦国为了感激郑国修渠功劳,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
还有一支是郑国东迁后,留在原址(陕西华县)的一些郑国宗室人员,在戎狄入侵时,逃到今汉中地区建“南郑”,后来成为秦国的南郑县,其宗室子孙,亦以郑为姓,散居四川、陕西各地,秦军将领郑安平就是这一支的代表人物。
另外,在今山东费县城东,有一支最早的郑氏,这是郑国建立初期,周王室将鲁国境内祭泰山用的枋邑交给郑国管理,郑庄公时期,郑国和鲁国将枋、许作了交换,郑国只留下“邴”(即今山东费县城东18里)的地方,作为祭泰山沐浴更衣的地方,并有宗室人员驻守,郑国灭亡后,也以国为姓,成了山东早期的郑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