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 ，关键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走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手段，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具体工作中，要突出抓好“四个统筹”，实现“ 四个一体化”。
1、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实现产业发展一体化。
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壮大工业总量，增强工业引领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产业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以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融合。
坚持把村庄发展纳入大盘子，注重城市与乡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方面的衔接和协调，特别是要加强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共建共享，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效对接。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振兴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延长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增强工业配套发展能力。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工业聚集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高起点规划城镇建设，突出发展大中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加快培育重点镇，使之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重要载体。
2、统筹经济分配机制，实现城乡建设一体化。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调整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公共财政城乡全覆盖。
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使财权和事权相对称，尽快建造一个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财政体制，造就全社会均等的社会环境。
逐步健全财政对农村教育、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多渠道筹集实施城乡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政策措施所需资金，建立健全政府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和贷款贴息等相结合的财政投资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资金分配结构。
突出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支持结构，将支持的重点转到提高农业竞争力上来，提高补贴效率 ，引导农民调整和优化生产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升级步伐。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坚决执行“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更大限度地减轻农民负担。
3、统筹城乡社会建设，实现社会、费用低廉的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丰富农村农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和设施建设，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权利，共同成为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成果的享有者、建设者和推动者。
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探索建立担保基金，逐步解决农户、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融资难等问题。
尤其要强化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将业务向农村延伸。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放款贷款条件，扩大服务范围，形成双赢机制。
4、统筹政府政策制定，实现城乡制度一体化。
以建立城乡一元结构体制机制为目标，着力推进公共财政、户籍管理和就业、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为建立和谐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供制度保证。
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搭建平等协作的平台，尽快实现由以农哺工向反哺农业的重大转变。
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倾斜的力度，使城乡之间差别逐步缩小，创造条件使生产要素特别是农村人口、土地与劳动力按市场规律流动起来，增加农民进城动力，减少农村土地负荷，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
要突出抓好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为总体要求，创新方式方法，明确规章制度，举社会之力反哺农村，加快农村发展。
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是否越来越小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有了新的改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正在逐步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的现状还是不容乐观的。
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与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这么大
当今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缓解贫富差距措施一：完善个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的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其调节个体收入差距的功能则未得到有效发挥，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
由于个人所得税直接对个人的财产收入征税，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最终都体现为个人收入的分配，因而个税制度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
但是，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作用的发挥。
一方面，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而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6.6%；另一方面，个税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的缺陷。
因此，我国一方面应优化税制结构，在总体税负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同时，应推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税单位，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合理设计税率、调整税率级距，以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措施二：推动消费税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费支出 消费税是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征收的，而应税消费品的购买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即相当的收入水平。
因此，消费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节社会分配的不公，并且部分弥补个人所得税对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灵的不足。
但我国当前的消费税征税范围较小，税率结构不合理，并且采用价内税的征收方式，制约了消费税作用的充分发挥。
鉴于此，我国应研究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对娱乐消费、高档服装、境外旅游、豪华游艇、高档别墅等消费项目，可以考虑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对于奢侈品消费，可以适当提高税率；而在征收方式上，宜将当前较为隐蔽的价内征收改革为价外征收，以提高其征收效果。
措施三：适时开征物业税，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 作为大宗财产的房屋一般是个人财产的“大头”，对房产的占有情况往往也体现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因此，对房产征税乃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同时，通过对个人住房尤其是高档住房、多套住房，对其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可以加大投机购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从而抑制投机性购房，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过快上涨，使一般民众能够买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
措施四：研究征收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度集中 遗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征收，可以有效实现“劫富济贫”的目的，防止财富通过代际积累不断集中。
据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其主要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者。
我国于2004年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其争议较大，立法进展比较缓慢。
鉴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级的高收入者，我国应加快研究开征遗产税。
财政支出 二次分配中共享社会财富 措施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要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就需要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多做文章。
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应把“三农”投入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应对农村人口占比多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改进和完善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税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振兴等方面的财税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
措施六：加强城乡扶贫工作，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 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直接体现。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9年我国尚有2.1亿、约15.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未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加大扶贫投入。
为此，需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种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用机器补贴和家电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水平，扩大实施补贴项目的范围；继续扩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
措施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要缓解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就需要我们着力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并随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
就当前而言，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重点解决好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防止“因病返贫”、“因住返贫”“因学返贫”问题。
相应地，还需要从严控制行政机关成本，减少和规范会议经费、人员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对行政办公费的审计监督，防止一般性行政开支膨胀和浪费，进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进内需方面。
措施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上事业上的投入亦显不足，这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作用的发挥。
如在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仅为7.5%，而美国超过三成，德国则超过五成，相形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无疑。
为了有效缓解贫富差距、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制度在弥补市场分配存在的不足、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投入。
措施九：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结构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财力，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则显得捉襟见肘。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财力的充沛对于在调剂余缺、实现调控本来是一件益事，但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转移支付秩序不够规范，反而形成了财力上“层层向上集中、层层对下截留”的效果，以至于“省市有钱修广场、县乡无钱建小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财政在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鉴于此，我们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首先，中国可以给所有公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
进一步放宽户口制度，给农村人口更多机会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从长远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给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服务，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动。
在一定时期内，对接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城市给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虑的政策。
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也非常有用。
第二，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通过扩大目前仅限于城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可以改善所有人获得基础医疗服务的境况。
也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推广医疗保险，中央财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计划。
第三，建立更有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不仅能防止贫困，还能带动经济增长。
中国仍需改进低保对象的确定，目前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低保政策，农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资源。
由于中国高度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于获得更加公平的服务至关重要。
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22％，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所有公民获得基本服务。
但是，这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不均。
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对最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便如此，贫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贫穷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断扩大。
缩小差距并保证重新被分配的财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应该考虑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续性。
例如，最近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
中国应对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加以细致的设计和定位，使保障体系有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资金，并鼓励人们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
应避免“贫困边缘”群体最终比贫困群体更穷的境况，因为贫困群体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顾，避免这样的贫困陷阱对鼓励贫困群体就业是非常重要的。
农村大学生如何缩小与城市大学生各个方面的差距
只是在未来30年后，中国的农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以农场主的形式租种大片的农田，而绝大部分的农村人来到城市，这个时候农村和城市差别要颠倒了，农场主或许会成为中国最富有阶层之一，目前，这种现象就已经开始，一个人租种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地的现象已经普遍存在，这就成为当代农村最富有的阶层，大家看看农村那些最漂亮的房子，很多就是他们的，农村两极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随着他们对农田的集中、垄断，未来农产品的价格自然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有资格向城里人拍板，价格不行不种。
到那时，或许贫困人口就集中于城市了，真不知道拼命向城市转移的农村人，未来是否会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