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横向问责提高执行力
横向控制就是让发生业务关系的部门之间时时地发生相互制约，让领导解放。
还没实施横向控制之前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包庇、互相推卸责任，或者发现问题时没有人愿意去解决，往往要让领导出面去解决问题，领导就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火救哪里。
通过横向控制才能真正发挥职能部门的管事作用,事情不能依赖领导来管，而应该顺着员工做事的流程靠前后工序来管，相邻岗位相互制约，平行部门之间相互制约，这就是“横向控制”的核心思想。
以往管理都是强者控制弱者，通过横向控制管理，弱者也可以控制强者，打破以前惯例的管理模式，从而做到真正让领导解放。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哪些方面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以下方面： （一）问责权责不清 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是行政管理中的一大问题。
由于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制度，政务类和业务类的公务员职责也不清楚，导致责任虚置或责任无法追究。
权责明晰是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关键，而目前我国行政体制中的权责不清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障碍。
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等，由谁来负责，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清晰明了的规章制度加以明确，真正的行政问责制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职责划分上，只有这样，才能把行政问责落到实处，才能实施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
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端造成责任的归属难以确定，制约着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推行。
归纳起来权责不清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一是党政权责不清。
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党委作决策，政府去执行，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很难确定，现实实践中往往只问责政府，这正反映了党政权责不对等。
二是上下级权责不清。
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中央政府、省、市（含行署）、县（市）、乡（镇）五个层次，执行或决策出了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
三是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楚。
从横向上看，我国行政机构的职能部门划分过细，过细的分工必然带来职能交叉、权责不清。
总之，这些权责不清的状况成为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严重障碍。
（二）问责主体缺位 问责主体就是由谁来问责。
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
我国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人民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
从各地行政问责实践来看，有关领导被问责，从问责的主体看，几乎都是上级有关部门通过调查，做出的处理。
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没有在这些问责中体现问责主体的作用，说明行政部门的施政很少真正向人大负责，人大对行政官员的失职与违法行为也很难真正追究责任。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当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一个法定的监督机关，人民代表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对当地发生的事故真相更易了解，能够更快更好地履行问责的法定职责。
当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出现违法违规、失职读职行为或侵犯人民群众利益时，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该及时启动问责程序，调查事实真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适当的问责处理，让问责成为一项长期的、根本的制度。
另外，问责主体除了人大外，还有司法机关、政协、舆论媒体及公众，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效果将大打折扣，会导致问责不公、不实。
（三）问责标准不一 自“非典”以来各地问责意识逐步增强，各地纷纷制定各种问责制度，“问责风暴”席卷而来。
但是仔细研究各种问责制度，考察问责行为，发现问责标准不统一，问责的后果不尽相同，也就有失公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同问责事由，问责后果不同。
针对同一事由，有些地方追究责任更严重，有的地方责任更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
二是同一问责事由，因所发生时间不同，问责后果不一。
在我国，疾风骤雨般的问责、运动式问责并不少见，上级领导重视、群众关注的问责事件问责速度快而后果重，而对于同样的问责事由，在另外时间发生，往往追究责任轻描淡写，这也会导致问责不公、问责不实。
（四）问责范围过窄 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案件，主要是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卫生案件、拆迁事件、腐败案件及突发性灾难事故等，这些事件事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稳定，对这类问题不仅要问责，还要加大问责力度。
但是，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的问责，与国际社会广泛的问责事项相比，显然范围偏窄。
随着问责的深入展开与制度化，问责范围理应将行政机关或行政工作人员的隐形失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或行政不作为包括在内，即将问责范围从意外事故问责扩大到常规行为的问责，从过错问责向追究无为问责转变。
（五）问责程序不实 合法正当的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程序是行政问责沿着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也只有程序才能把行政权力制约于法律框架。
只有具备了正当合法程序，行政问责制才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否则，就是随意性的摆设。
我国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程序设计上尚需完善，具体程序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被问责对象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问责过程幕后权力操作,等等一系列问题表明问责程序不实。
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也会影响行政问责的效能。
（六）问责法律缺失 从行政问责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目前的问责随意性较大，缺乏法律依据，如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具体，弹性大，难以认定；责任的追究不全面，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被追究的现象不多；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无具体法规可依。
总之，中央制定了很多有关问责的政策，地方也有不少关于问责的政府规章，但缺乏真正意义的、全面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
任何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法规程序，现阶段的行政问责还没上升到法律问责，问什么事的责、由谁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该承担什么责任、结果如何实行救济，等等问题均未通过法律明晰化。
什么是电子追溯系统
一、追溯系统的作用A 反馈找出质量所在，追责、持续改进B 监督预防因为溯体系的建立，每个关键环节进行监控与记录，则事后可追查问责到人，使得坏人不敢肆意为所欲为，一定程度杜绝其坏念头;C 售后服务有追溯体系则老百姓购买食品时可进行追溯查询，判断食品真假，既防伪防劣又让老百姓食得放心；D 快速召回当食品出现质量缺陷时快速确定召回范围、影响大小，快速处理应对；E 企业信誉建立追溯体系，提高质量意识、服务意识，为企业赢得好口碑，提升企业信誊和竞争力!二、追溯系统的概念追溯:追踪溯源，根据某一线索（比如 ID，现象）去分析追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找到事发的根源.产品质量追溯:目前，生产制造企业为提升产品质量及服务品质，提升企业形象，都在追求产品可追溯性，即产品品质追溯或产品质量追溯， 主要关注可追溯性和质量的控制.可追溯性:通过实施基于条码\\\\RFID技术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进行关键数据的收集，最后达到通过一个唯一的产品系列号或唯一条码能追溯每个产品生产过程的所有关键信息：用料批次、供应商、作业者、作业地点（车间、产线、工位等）、加工工艺（温度、电阻、电压、扭力等）加工设备信息、作业时间、不良处理过程等信息的目的， 以此来分析产品质量缺陷的问题所在、快速召回、分清责任、改进生产、提供产品品质、提升企业竞争力.追溯属于事后控制，通过事后的反馈找出质量缺陷问题所在，进而改进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追溯可分正向追溯和反向追溯.正向追溯: 从产品系列号从上而下进行追溯，追溯其构成及生产过程信息;反向追溯: 产品所用部件或原料批次自下而上追溯所有用到此批次部件或原料的产品，以便缩小召回范围!追溯又可分横向追溯和纵向追溯.横向追溯: 从产品结构构成进行追溯，主要追溯其部件和原料构成;纵向追溯: 从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追溯，主要追溯产品经过哪些工位、做了哪些加工、作业者、作业时间、返修处理过程等等!质量控制: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进行产品质量的控制， 包括工艺控制、投料核对、不良品控制、作业顺序控制、质量报警、包装规格控制等等.质量的过程控制属于事中控制，在生产过程中避免质量缺陷问题发生.
纪委问责怎么写书面检查
第一部分，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违纪事实，简洁地描述；第三部分，本人认错态度，最后恳请组织从轻处理。
如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本性的制度。
年来，崇义县围绕中心、服局，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的工作，以党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有待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1、认识不到位。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地方、部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关键。
个别乡镇、部门主要领导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
有的不想抓，认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是务实，党风廉政建设是务虚，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有的不真抓，出于自己小集团利益或觉得出力不讨好，只喊口号或只下文，被动应付了事;有的不会抓，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学习、不了解，对如何抓、怎么抓不去思考，将落实责任制与部门单位中心工作、业务工作割裂开来，没有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去。
2、责任不明确。
部分部门单位没有立足单位、岗位实际进行责任分工，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条款不够细，缺乏可操作性。
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过于“标准化”，千篇一律，不分级别、不分岗位，没有体现每个人、每个岗位应该履行什么责任、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虽然层层签订，但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没有实际作用。
对县委、县政府责任分工，牵头单位主动召开专门工作任务会议很少，参与单位主动沟通牵头单位联系落实责任任务也少之又少，没有真正形成齐抓共管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3、缺乏日常监督。
落实责任制主要是靠年初分解、年中督查、年终考核三个时段，没有建立经常性的督导、检查、提醒制度。
党务、政务透明度不足，公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够，造成群众有监督意愿却不了解情况。
致使一些地方、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只是上面布置的动手抓一下，检查的临时应付一次，考核的重视一会儿，对分管部门及其下属长期失管、失教、失察、失监。
4、责任考核不规范。
目前在责任制落实的考核上欠缺科学统一、能定性定量又方便操作的指标体系，对考核对象特别是领导班子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难以作出精确的评判，在责任考核实际操作中缺乏规范的程序和有效的依据，导致实行责任考核时普遍存在着好人主义和形式主义。
同时，在考核结果的运用方面也存在责任制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奖惩、选拔任用脱钩，存在责任履不履，履行好不好都一个样的现象。
5、责任追究不严。
一方面，对出现党风廉政问题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追究的执行主体不明确。
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知道出了问题，责任在谁头上，经常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责任追究案件无人管的局面。
另一方面，对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界定比较模糊，责任追究往往取决于主要领导的态度和决心，受人的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遮盖捂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
二、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建议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紧紧扣住“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环节，而抓好责任的分解、考核是前提，加强监督检查是保证，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是基础。
1、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
这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首要环节，是责任制的基础。
一是细化任务分工。
在年初对反腐倡廉建设任务进行分解时，任务分工要做到班子成员全覆盖，每项工作任务要明确主要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
各地方、各部门单位也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单位的实际，做好承办任务的再分解、再落实，将承办任务分解到各职能科室和部门，明确每一项工作的负责人、任务要求和完成时限，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
二是明确责任主体。
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除了要明确领导班子的责任外，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特别是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
避免出现个人领导责任变成集体领导责任，集体领导责任变成谁也没有责任的情况。
三是完善党风廉政责任状。
与推进廉能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相结合，结合岗位职责和廉能风险点制定“共性+个性”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在保留共性部分的基础上，根据班子成员、各下属部门和单位、各岗位，不同的工作职责和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个性责任条款，并就“谁该承担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提出明确具体的责任条款。
2、完善考核机制，注重结果运用。
建立科学、合理、实用的考核评价体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环节。
一是注重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加大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在考核内容中的比重，将各单位开展工作的信息、资料报送和县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督查、专项督查情况以及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列入考核范围;二是要完善责任考核的方法。
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能够量化的内容要尽量量化，同时还要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注重民主测评，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党员干部及基层群众代表参与评议乡镇和县直单位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和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并将测评结果作为责任评定考核的依据。
三是完善激励制约机制。
要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领导干部个人测评结果存入廉政档案，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对年终考评为优秀的单位进行鼓励和适当奖励，对其主要领导作为提拔重用的资格条件之一。
考评为不合格的列为翌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整治对象，对党政主要领导实行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3、创新监督方式，加强日常督导。
加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日常监督，是破解个别单位平时消极对待，年终积极应对现象的有效方式。
一是建立定期汇报制。
以书面、工作例会等形式，各乡镇、部门每季度汇报一次纪检监察工作，重点汇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内容完成情况，交流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督促目标任务全面落实。
二是完善经常性监督检查制度。
充分发挥纪工委监督分局的职能作用，加强和改进监督的形式、途径、方式，深入了解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尤其是重点领域、部门单位反腐倡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纠正。
三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做到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深化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加强党务、政务公开，全面保障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拓宽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通过设立公开电话、举报信箱，聘请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及时监督、反映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4、强化责任追究，严肃执行纪律。
严格责任追究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保障，也是从严治党方针的具体体现。
一是有责必究，追究必果。
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问责制结合起来，实施责任追究倒查制，出了问题从严从快处理，实行层层追究，不管查到什么人，都要坚决处理，轻则轻罚，重则重罚，不搞下不为例，不搞迁就，杜绝以经济处罚为由，逃避执纪，或以集体决策失误为由，逃避个人责任，形成良性的责任导向;二是分清主次,抓住重点。
在责任追究的重点对象上，要坚持以抓领导干部为重点，就各类领导班子而言，应以党政领导班子为重点，就各部门领导干部而言，应以重要岗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三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把出了问题积极查处与出了问题遮遮掩掩的责任分开，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进行掩盖、袒护，或者干扰、阻碍责任追究调查处理的作为责任追究的着重点,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
总之，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按照“抓源头、抓重点、抓关键、抓惩处”的基本思路，紧紧围绕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细化工作责任和目标，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制度执行，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实施责任追究，才能确保责任制的有效落实。
如何提升员工执行力的五个方法
1、通过力文化的塑造与建立，逐步员工，进而提升企业员工执行力趋它一般以一些股票增值方案作为奖后形式。
2、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收集并反馈信息，协调内部资源有效解决问题，促进员工执行力的提升。
3、管理人员依据工作目标，制定合理制度与方案，常抓不懈，充分发挥检查、监督与激励作用。
4、管理人员(特别是一线管理人员)充分发挥工作强有力的执行力带头作用。
5、构建合理的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员工分工，做到职责清晰，提供工作方式方法。
6、结合员工的观念、心态和工作实际，建立行之有效的执行力培训体系，提升员工工作能力与意愿。
7、积极选用执行力强的人员，并通过树立标杆发挥影响作用，促进提升企业员工的执行力。
8、建立具有适度压力的工作氛围，使得员工具有适度危机感，进而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执行力。
9、积极深化和提升企业员工责任心，进而转化为内部工作动力，提升员工的工作执行力。
10、让员工积极参与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参与基础作业标准的制定等等，并了解企业愿景与战略，有助于提升执行力。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政不分、各级党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事务干预过多 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地方之间的权限还不是很清晰，尤其是财政权和人事权，矛盾重重，中央的机构组成与地方的机构的对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央机构之间很多相近职能机关并存的现象也很多，这样造成了上有左右责任不清，有利益的事情大家争着做，要承担责任的事情，大家相互推诿。
而最终受到损失的还是社会大众。
其次还造成机关叠床架屋，加大行政成本，导致人民群众怨声载道。
2、我国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 当前，政府部门仍然管了太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政府职能越位现象严重，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
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同时又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监督管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与政府为社会组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承诺大相径庭。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些事务不该管。
政府“越位”现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二是盛行地方保护。
三是追求短期政绩。
四是包办社会事务。
政府“缺位”现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不到位。
二是环境资源保护不力。
三是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够。
四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公。
3、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不够——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
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
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
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4、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特别是国有企业直接干预依然严重——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
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平竞争环境尚未形成。
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问题的改进对策 政府职能转变在实施了20多年以后依然被列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原因大致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早期职能转变的目标和期望还没有到位，因而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快；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随之作出相应的变化。
通过调查研究，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调控的方式应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向间接的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调控。
我国历次进行的宏观调控大都依仗于行政手段，副作用极大，不仅会影响政府诚信，还会使企业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所以政府职能方式必须用宏观的间接管理替代以往的微观的直接管理。
一方面，放松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
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外政策等一系列政府所能掌握和运用的经济变量去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通过影响私人经济部门行为的政策过程来维护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宏观调控还应被纳入法制化轨道，对宏观调控各个部门的权力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的界定，从而使宏观调控有章可循、有序进行。
（二）完善市场监管职能 政府应对市场中应当介入的领域实现有效监管，弥补市场失灵。
主要表现在： 1.建立独立的管制机关，加大对重要资源、垄断性行业、国有资产等方面的监管 以垄断性行业为例，我国目前对垄断行业的管制除电力外，都归属于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是其行政职能的一部分。
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体的规制模式的缺陷之一是过于关注行业利益而忽视公众利益。
甚至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原因在实行着一种厂商保护主义，经常成为厂商利益的“政策保镖”，面对着垄断行业，保持管制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是保证管制效应的前提。
我国的独立管制机关在权力配置上，可借鉴国外经验，使其拥有对其领域管制的自主性权力，同时兼具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行政权。
2.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的程序，增强政府行政能力，尽快把取消调整行政审批的项目落实到位，对已经或下放的审批项目绝不搞变相权力上收，对行政审批项目要规定审批行为和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对已经审批项目的后期监管，特别是涉及多个部门的，应明确各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落实行政问责制度。
通过完善对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一方面确保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加强监管的公开性、民主性 必须积极发展电子政务，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在网上公开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发布政府工作的相关信息，提供便捷的信息通道，提高政府职能运作的透明度，充分保护和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进而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实现监管的民主性、公开性。
（三） 加强社会管理职能 1.正确定位政府角色 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企分开一方面表现在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将经营权交给企业，发挥其自主性，调动其积极性；另一方面表现在把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分开，理顺产权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能够解决的让市场自己解决，政府只管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积极引导市场，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 社会管理体系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基础，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管理制度，也包括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iii]。
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加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范围和力度，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3.建立科学、理性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首先是纵向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社会管理权限，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事权、财权。
其次是横向上将政府部门之间的分权合理化。
防止多部门同时管理同一件事，防止出现职能交叉、重叠现象。
再次，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即改变原来由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从原来的“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社会管理权限进行合理配置。
（四）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关键是要切实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加快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建设，积极发展义务教育，提高基本医疗保健水平，提供群众健身场地，美化环境，丰富并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国际和国内安全等。
还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扩大公共设施覆盖面，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公共产品使用率，争取让全体人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生存需求。
主要方法有：完善全民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使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西部等贫困地区渗透；完善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对农村水利、农村电网、农村广播电视网、农村公共互联网、公用通信网、道路、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及对科教文卫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
如何建章立制
整改落实章立制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
改以钉钉精神改，要按严方案改，要以过硬的措施改。
同时，还要着眼长远改。
在常、长二字上下工夫，健全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
只有如此，方可从源头上根除“四风”产生的土壤。
建章立制怎么立
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解决问题，预防问题。
既要立得起，又要行得远。
立得起的关键，在于法周延。
要注重制度的系统性，使各项制度相互衔接、系统配套，同时还要强调法治思维，既讲逻辑又讲实际，既讲实体又讲程序；行得远的关键，在于事简便。
要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明确具体、实在管用，要克服繁琐哲学、避免过度创新、反对形式主义，化繁为简、凡事简办。
建章立制，意味着对现有制度机制的一场变革。
变革，就要过筋过脉。
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反腐提出了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的目标。
所谓科学有效，就是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每一个岗位都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所有权力的配置都应该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成都正在推行的资源权、财经权、人事权三大核心制度改革，就是一场以“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为目标，力求从制度源头扼杀腐败的创新性实践。
建章立制，就要有这样的勇气，就要有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该交出的权力要舍得交出，该担起的责任一定要有担当。
建章立制最关键的，在于“管用”。
管用的制度既要有宏观构架，又要有操作细则，既要有实体性规范，又要有保障性规范，不仅可执行、可操作，还要可监督、可检查、可追究、可问责。
一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去标点，一共就61个字，但一用几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是部队的“铁律”，直到今天人民群众依然耳熟能详，可见管用的制度就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建章立制过程中还尤须注意，不能形成新的形式主义。
不要一味求“多”，以“多”来定指标，验成果。
闭门造车，空想家一大群，不管对不对口，合不合适，花里胡哨整出一大堆“制度”，但除了纸上写写、嘴上说说、墙上挂挂，一无用处，就又陷入了“四风”的泥潭。
要坚持“三视三问”群众工作法，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充分依靠群众，充分尊重群众评判，让制度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服务，经得起群众的检验。
目前，成都积极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和督促检查制度，创新性地探索构建了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的“1+5+N”制度体系。
其中具有成都实践特色的资源权、财经权、人事权三大核心制度改革以及“限额制”“无会周”等制度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建章立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下一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以市委确立的制度框架为遵循，自觉运用法治思维、系统思维，抓紧推进制度的“废、改、立”，加强纵向承接和横向衔接，防止交叉打架、重复建设，加快形成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
同时，要把“管用”作为建章立制的核心要求，坚决防止为建而建、流于形式。
要注意把经过活动检验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长期坚持下去，继续推动形成从源头上防治“四风”的长效机制。
整改落实、建章立制是教育实践活动攻坚克难取得实效的关键环节，也是检验我们是否真反“四风”、真转作风的“试金石”。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各项工作，打好解决“四风”突出问题的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