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资本从萌发至今已有500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本主义的统治算起也有360年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
远的不说，单是在本世纪的前半叶，资本主义就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
只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资本主义在重重矛盾中被迫进行调整和改革，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现实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那时至今的500年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成长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为期约300年；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即从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为止，为期约150年；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期约50年；第四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通常所说的当代资本主义阶段。
战后开始的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究竟应叫做什么，学术界目前意见还不甚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提法。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认为，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由“一般垄断”发展到“特殊垄断”，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在于国家直接占有多少生产资料、国有经济占多大比重，而在于其基本特征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由于增加了“国家干预”这一手，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地进行干预和调控，使资本主义变得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而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市场自我调节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与列宁所称的帝国主义阶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新阶段”。
二、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资本主义如果还是列宁时代的那种情况，它决不可能死里逃生而获得今天这么大的发展。
然而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延缓了衰老，现在还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它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从社会生产力层面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有很大发展。
战后发生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新部门、新产品、新工艺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增长的速度比战前要快得多，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仍居中心和支配地位。
在战后的半个世纪里，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4%，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每年达30万亿美元，而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重约为3\\\/4，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8万亿美元。
作为发展水平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快，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今已超过3万美元，有的国家甚至超过4万美元，同20世纪初相比提高了100倍。
第二，从生产关系层面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它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进行了重大调整。
股份制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干预作用，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局限性。
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局限性时曾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并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现标志着“作为私人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
[1]现代股份公司、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的参与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单个私人资本占有的局限性，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
第三，从阶级状况层面看，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以及劳资关系都出现了新变化，劳资矛盾在继续深化中趋向总体缓和，社会在多重危机的挑战中呈现出全局性相对稳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已上升到2\\\/3，而作为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两个部门加在一起只占约1\\\/3。
与此相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美国则下降到不足3%。
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
相反，第三产业从业者和产值连年增加，在总量中已上升到60-70%。
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其整体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
现在所谓“雇员”的情况差别很大，整个雇员队伍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在不少国家，雇员分别有不同的工会组织，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一致的要求，组织统一的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工人持股”和“工人参与管理”等改良主义措施，使资本主义昔日的“劳资两大营”尖锐对峙、阵线分明的情况复杂化、模糊化了。
第四，从上层建筑和法制层面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已是趋向成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多党议会民主制相当稳定，一般能按法律规定遵守“游戏规则”，定期通过选举平稳地轮流执政。
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相当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
欧洲国家的雇主和雇员都有各自的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谈判，达成劳资协议，遇到纠纷有劳工法院裁决。
一些国家对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德国1972年的《企业章程法》明确规定了企业内部的有关制度，包括雇员的“参与决定权”；对新就业人员有健全的培训机制，毕业后凭证就业；对失业者除给补贴外，还采取“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即通过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让其尽早重返工作岗位；对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垄断，有反垄断法约束；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环境保护法惩治等。
第五，从社会管理层面看，当代资产阶级提出了较完整的“社会安全”、“社会机制”理论，普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资产阶级从“社会安全”角度认识到，把钱体面地花在工人的福利上，比让工人罢工消费掉合算得多：他们给工人以香肠，自己却能得到火腿。
资产阶级理论家还提出了“社会机制”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要平衡地发展，既需要“动力机制”也需要“平衡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他们认为，市场机制鼓励竞争，因而能推动经济发展，使社会具有“动力机制”；但竞争免不了有失败者和弱者，如果没有相应的“平衡机制”，社会将缺乏公正和稳定，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时需要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社会党理论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有缺陷的”，它必然带来贫富对峙，因此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进行调节。
战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制度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脱离了资本家的直接控制而转到了政府手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了物质条件。
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已不再像历史上零星的“慈善济贫”，而是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也不再是谁的“施舍”、“恩赐”，而是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公民的一种“权利”。
这对保障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地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从国际层面看，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动服务，拓展了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
当今国际商品贸易总额高达六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猛增到3万多亿美元，世界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额超过1.5万亿美元，年交易额高达500万亿美元左右。
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在急剧扩大，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经营中占有极大的份额。
三、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资本主义能有如此大的变化，从总体上讲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加强“国家干预”，在市场自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脚”。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大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自我调节”理论失灵，已走进死胡同。
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36%，世界贸易额减少2\\\/3，失业工人达3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上万家银行倒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遭到沉重打击。
而在这次大危机爆发之前，社会主义苏联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立即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
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弗·曼·泰勒(1855-1932)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1883-1946)发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理论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基本理论，这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坚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干预和调控。
二战后，国家干预、计划调控的作法普遍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标志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
总之，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是大危机的产物，是在一定程度上参照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反映。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因为：1、这种结合扩大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政府获得“超阶级的裁判员”身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
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压迫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
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2]在资本主义先前的各阶段，国家只限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不介入经济，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然而到了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使其社会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脱离了垄断资本家的直接掌握，为政府用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完成其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
于是国家就有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对不满的民众进行安抚，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照顾到他们的某些利益，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
2、国家干预和调控职能的发挥，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经济领域，由于国家的干预使资本主义变得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致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这些变化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寿命的延长。
第二，资本主义认识到“垄断”的危害，不断地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从而使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是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垄断这一趋势出发的，认为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正如列宁所指出过的，垄断没有绝对排除竞争，资本主义的垄断并不是绝对的。
当代资产阶级国家已认识到垄断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早就建立了各种反垄断的立法，限制垄断的发展。
189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
此后，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反垄断法规也不断完善。
20世纪末，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活动规模空前，但反垄断仍然是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杠杆。
最近，美国司法机构起诉微软公司违背反垄断法就是例证。
新兴产业的兴起需要有较宽松的自由竞争环境，资本主义采取反垄断措施，鼓励私人资本发展新产业，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垄断可能在局部（某种产品、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或一国内部）和一定时期内形成对市场的绝对垄断统治，但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看，特别是从世界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看，绝对垄断是不可能的。
此外，垄断有排除竞争的倾向，但它还有加剧竞争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垄断总是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同时并存的。
在垄断条件下，竞争有以下几种情况：1、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2、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3、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垄断组织的竞争；4、不同国家的垄断组织对世界市场的竞争。
这些竞争都是无法消除的。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产品生命周期的趋于缩短，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依赖性的加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等，都会使竞争趋于激化和尖锐化。
当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规模比过去无比扩大，资本实力无比增强，它们有巨大的潜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增长。
它们在外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会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内部潜力，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只有危机才可能使之暂时中断。
列宁在指出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的同时已明确指出，“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竞争”，“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3]。
这就是说，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是从历史发展总趋势上把握的，并未排除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所以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就不发展了。
第三，资本主义在保持其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逐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新体制，从而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相对稳定发展的环境。
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体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特点，但总的说来有以下共同特征：1、在经济领域，告别了纯粹依靠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增加了国家的宏观干预和调控。
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强调面和着力点不尽相同，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讲都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原则。
2、在社会层面，建立了标准参差不齐但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这是为使资本主义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持续发展，迫于工人运动高涨的压力，利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条件逐步建立起来的。
3、在政治领域，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健全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
这既满足了民众的民主要求，又约束了某些过激的、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将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和斗争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既自由又有序”。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为社会不满提供了通畅的发泄渠道，不致于使之积攒起来，最后导致火山式总爆发。
4、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倡导个人自由、个人奋斗，将事业的成败归结于个人，使之不致于怨恨政府和社会；普遍的宗教信仰客观上充当着社会的“心理医生”，使公民个人的失意可以从上帝那里求得精神解脱；“因果报应”的宗教信念有利于强化道德自律，再加上严格的法律惩罚，从软硬两方面净化了社会心态，规范了社会秩序；倡导民族传统文化，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结合，从而形成了适应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精神、经营思想和社会理念，创造了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要素与精神氛围等。
资本主义的这一新体制，使当代资本主义既再不是《悲惨世界》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也不再是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总危机”所表现的那种情况了。
虽然资本主义仍未脱离剥削制度的窠臼，社会两极分化依然严重，甚至有一些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它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有发展余地，这是与列宁时代不同的新情况。
正如同志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
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4] 四、延缓衰老之术不是长生不老之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然而，延缓衰老之术不是长生不老之药。
战后逐渐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或模式，在当时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70年代以来发生“滞胀”现象后，这一模式的问题开始突现出来。
自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外，又出现了结构性危机、体制性危机、国际债务危机、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危机、国际金融体系危机、泡沫经济、福利国家危机、生态危机，以及普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病态与危机等等。
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又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二是调整和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始实行“私有化”，后来别国政府也加以仿效，致使私有化风潮已持续近20年了；同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享受福利的条件，减少某些福利项目，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
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调整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西方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二是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过高的社会福利在经济增长减速停滞后已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据专家估计，像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国家，只有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5%左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
由于后来经济增长达不到这一要求，就出现了“福利国家危机”；同时，由于福利国家“运转费用”很高，造成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此外，高福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欧洲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福利病”，即由“大锅饭式”的福利制度造成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
在有的高福利国家，甚至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这些人心安理得的享受福利，丧失了进取心和积极性。
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在调整中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口号。
所谓“第三条道路”，乃是80年代调整的延续和发展。
这次调整同80年代的调整一样，是对战后新体制的调整，而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战后形成的新体制。
其主要内容是：减少国家干预，但不会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但不会取消社会福利保障。
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这后一类资本主义是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是“外围”的或“边缘”的资本主义。
当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属于这种资本主义。
一讲资本主义，人们通常就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排除在外，这是不全面的。
尼加拉瓜有位叫卡德纳尔的神父提供了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新视角。
1994年他在墨西哥《美洲纪事》杂志上撰文说：“新闻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他们不提资本主义的更大的失败。
资本主义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
对于第三世界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
”只有将这类资本主义考虑在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才能避免片面性。
就总体而言，这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很大，其形势非常严峻。
目前占世界人口的17%的24个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
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高达2.5万亿美元，有13亿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8亿人忍受着饥饿，8000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超过2.6亿的人不能上学。
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来观察资本主义就不难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固然还有很大发展，但发展越来越不协调，越来越畸形，到处都存在着两种对立现象的强烈对比：进步与落后，创新与毁灭，富足与贫困，高贵与低贱，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智慧与愚昧，科学与反科学。
这种状况正如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所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登天堂，人们正在下地狱。
”用这段睿智的话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倒是很恰当的。
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首先，应当全面认识和正确对待资本主义，要有同资本主义“长期打交道”的思想准备。
因为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适应和调整能力，因而还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不可能迅速崩溃，“一球两制”将是相当长的历史现象。
我们既要大胆地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进步的东西，但又要抵制其腐朽落后的东西。
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搞“全盘西化”，必须从战略高度上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坚持“以两手对两手”。
第二，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
列宁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5]因此，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不忽视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在战略上要树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第三，在“基本制度”上与资本主义划清界线的同时，在“具体制度”即体制上必须有对资本主义所借鉴。
体制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制度的生存安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无例外。
要重视制度的安全，就必须重视体制上不断的改革和完善。
资本主义在大危机后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办法，不仅没有变成社会主义，反而延缓了衰老，巩固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借鉴其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手段和管理制度，也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而只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第四，理想和信念必须植根于科学的认识，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
至于这一“代替”如何实现、在多长时间内实现，他们则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演进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将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与历史结局的“指向性”统一起来，既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又要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党人。
原作者：肖枫 请引用时注明版权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广泛传播
首先, 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说, 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 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 直到, 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的, 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悲惨境地。
1911 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 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却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 中国社会仍然是。
就连孙中山也曾沉痛地说:“ 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从这个意义上说, 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 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
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过, 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 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
旧的路走不通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 旧的思想武器不行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这种情形, 正如后来所说的那样:“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 年的的前夜, 共计70 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 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 组织过政党, 举行过革命, 以为可以外御列强, 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是抵不住, 败下阵来, 宣告破产了”。
当种种思想、学说、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之时, 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研究它、宣传它, 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广泛传播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仍然是封建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那时, 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 但还非常微弱, 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很微弱。
在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 无暇东顾,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 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 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
在前, 中国民族工业(包括官办) 计有工厂698 家, 产业工人只有60 余万人。
到1919 年, 工厂增至1759 家, 产业工人增至200 余万人。
此外, 当时还有1000 余万城市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和店员。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 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工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 并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 共同反抗”的意义。
在从1895 年至1913 年的18 年间, 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斗争有70 余次。
在期间, 据不完全统计, 1916 年罢工17 次, 1917 年21 次, 1918 年30 次, 即3 年间就有68 次。
罢工斗争次数的增多, 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如1916 年, 天津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罢工斗争, 不但英勇顽强, 而且组织得好, 坚持了五六个月, 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计划。
尽管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
这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 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以后, 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 六· 三”以后, 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
当时, 工人罢工虽然是自发的,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它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 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
也就是说,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为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土壤, 接受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内在的政治要求。
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才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 进而担负起革命领导阶级的时代使命。
正是在这种势态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真正广泛的传播, 并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 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辛亥革命前,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 都曾努力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 但是都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彻底的批判。
辛亥革命后, 军阀势力为维护自己的统治, 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 竭力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
袁世凯颁布, 声称“ 孔孟之道, 亘古常新, 与天无极”, 是立国的根本, 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
1915 年9 月,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创办了杂志(创刊第1 卷名为杂志)。
以此为标志, 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 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 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
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
他们提出了“ 破除迷信”的口号, 号召人们“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用“ 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的思想来取代陈腐朽败的思想, 以求得“ 思想的解放”。
这时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
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 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 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 往圣前贤”, 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虽然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和不足, 包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 但是他们的斗争毕竟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 从而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有力地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逐渐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 随着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 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
事实上,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正是在这一思想运动中,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四, 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
辛亥革命失败后, 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中国出路的时候, 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1917 年11 月7 日(俄历10 月25 日),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 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 又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
正如所说:“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前, 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 中国思想界中已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
但那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 也没有为人民所重视。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俄国地大人多, 经济文化落后, 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 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 又是中国的近邻。
因此,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不能不在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1917 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 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年半, 中国即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 中国人民一方面看到的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 包括1919 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1919 年7 月和1920 年9 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宣言, 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放弃在华特权。
这一鲜明的对比, 无疑更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而也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我国现代建设的重要意义(论述题
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是1995年5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来的。
它是指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特点作者：滕福星 转贴自： 点击数：15721世纪是富有挑战性的世纪。
在世纪之交，我国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使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再次腾飞，站在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深入探索领会这一战略决策的理论内涵、运行机制和实践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一种新的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 科教兴国是推动国家繁荣富强的战略决策。
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构建了一种新的推进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
对这一新的运行机制，我理解它大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点。
1．以科技进步作为运行的动力和过程 科技进步是指科学技术自身的增长和长入经济、社会活动，并产生效益的现象和过程。
它以解放科技生产力为动力；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为全过程。
它的理论基础，既同志高度概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国家富强的财富来源在哪里，财富是由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
这是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引人关注的问题。
重农主义者认为是农业，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斯密斯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在推动，科技只不过是“外生力量”，是“天赐之福”。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理论，论述了劳动创造财富。
他认为“科学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
“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另一种不需资本家花钱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在知识形态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本世纪20年代，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
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创新而得以发展，创新是内在的因素，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
另外，从历史的经验分析，可以说，西方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系中对新技术的运用程度和应用的时机。
80年代中后期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新增长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
“新增长理论”专门阐述经济学中最难以理解的，但又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增长的根本原因。
保罗认为，科学技术是“内生的”，是经济体制的主要成份。
保罗提出，科技的增长与人类科技方面的投入的资源成正比，科技能够增加投资的效益。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率，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他强调投资能够使科技更有价值，而科技反过来，能使投资更有价值。
这是一个有效力的周期，它能够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
2．以增强科技实力作为运行的基础 科教兴国战略是以增强科技实力为起点，并作为运行的基础和“能源”。
因此，也可以说它是科教兴国战略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同志指出：“没有科学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萨拉姆说：“南北国家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根本地说是科技差距。
”日本外务省官员远藤哲也说：“科学技术已成为左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经济的繁荣。
”以上这些政治家的看法，现在已成为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共识。
科技实力，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科学技术各种要素的含量和水平，以及组合所形成的合力。
具体说，最重要的是科学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
科学能力作为特殊生产力，推动科学知识的创生、发育、增长和变化，并且给社会生产提供着力点，进而决定科学事业的兴衰。
正如生产力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的标志一样，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
科学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学家队伍的社会集团研究能力、实验技术装备的质量、“图书——情报”系统的效率、科学劳动结构的最佳程度、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水平。
科学能力是上述五个要素的有机结合。
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本领。
同样规模的科学投资，对具有不同科学能力的国家来说，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依靠新技术推动企业发展的能力。
具体说，是企业通过引入或开发新技术，使企业满足或创造市场需求，增强竞争力、获得经济效益的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大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要素：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发现新技术和创新的组织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研制新产品、新工艺能力、产品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涵盖了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
技术能力是把科学知识转化成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
生产能力则最后完成科学技术向“直接生产力”的过渡，实现科学技术物化的能力。
3．以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作为运行的基本结构 科技生产力的释放是以科技和经济相结合为基础的。
事实上，科学、技术和经济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即科学技术发达，而经济就自然而然的也发达。
只能说，科学技术发达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前提条件。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的结合，科技生产力能量的大小，取决于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强度。
长期以来，科技和经济各自独立和相互脱节。
经济学家们虽然承认科学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把科学技术活动看作是经济分析的现象。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鲁宾逊曾说过这样的话，技术进步是“上帝、科学家和工程师给定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本世纪初关于技术进步的许多灼见长期被人忽视。
英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落后，那么为什么经济力量落后了呢
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是英国放松应用研究，技术成果商品化比日美相差甚远。
我国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科研机构和经济机构脱节，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与需求的目标方向相脱节，这必然造成科技进步的“梗阻”现象。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形成有机的社会结构，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向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
没有资金的投入，就不会有更大的产出。
发达国家这些年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R＆D与GNP的比例，一般都在2％～3％之间。
美国为2．8％；日本为3．1％；新兴的工业国家为1．6％，韩国到本世纪末要达到5％。
二是推进产、学、研之间的相互结合，建立全社会的技术开发体系。
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
三是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体制。
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场规律来推进研究与开发，使科技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4．以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作为运行的主体 当人们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回顾20世纪的历程和眺望21世纪的前景时，就会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无论经济竞争、军事竞争，乃至科教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科技进步的每一步都具有一种创造性，而且都是在竞争体系中运行的，没有一定科技文化素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很难参与这种运行活动。
科技进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专家。
因为科技进步运行需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生产。
一个民族要振兴科技事业，首要条件是具有一流的杰出科学家队伍。
这个队伍有一定的集团研究能力、有一种最佳的年龄结构、有一种稳定的代谢速度、有一个科学的专业构成，方能自立于科学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
为此，许多国家都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争夺，竭尽全力形成自己的人才优势。
战后，美国为争夺人才，曾两次修订移民法，优先批准各种专门人才入境。
40多年来约有20多万外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教授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引进、消化技术，综合改进技术，形成市场优势方面的成功，根源在于有一支适应生产形势需要的科技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工人。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科教兴国的基本条件和目标。
一是提高科学文化的知识水平，不断改变个体和群体的知识结构；二是提高科学的思维能力学习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三是提高对传统文化理解和外来文化的批判和吸收能力。
二、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 科教兴国战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活动。
这个活动涉及许多因素，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而需要全民族、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
具体表现在要有以下四种有效行为： 1．政府的决心和有效组织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的行为是起决定作用的。
只有政府才有力量统一组织和调控，并且能保证长期、持久的实施。
这样，政府的决心和行为有效性程度，决定这一战略实施效果的大小。
当然，也不能离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状况，孤立的去讲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波兰、澳大利亚、印度、埃及、匈牙利等国都先后成立了由总统或首相任主席（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其它科技决策机构。
1995年，我国决定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许多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同志在1988年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技术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源泉”，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说：“技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建立新的工业，并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所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印度前总理、已故英·甘地夫人说：“近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除了人民的精神外，还在于技术、原材料、资本等三种要素的有效结合，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
” 许多政府首脑和政治家对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赞佩和关注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许多分析家认为，1968—1987年的20年中，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观念。
罗马俱乐部主席佩依教授，曾把1989年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其标志是：“国家的首脑和资源的决策者、政治家们，正在认真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把科学和科学家看作是解决特殊问题的能手”。
2．社会各领域行动的协同一致 全社会行动的一致性是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可靠保证。
然而，作到统一和一致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力度和协调。
首先是唤起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
科教兴国是诸领域的协同，而千百年来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
如科学追求发现、技术追求发明、企业追求利润。
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各个领域往往是独立的，其行动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工作并获得声望和利益。
这样，要统一行动就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即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因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号召：“科学家应具有工业概念，工业家应有科学头脑。
” 其次是各种社会改革的结合与协同。
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社会革命要和技术革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互动、互促的作用。
同志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同理，新的教育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体制。
因此，使教育体制的改革跟上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是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紧密结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确保人类生存的关键因素。
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更加显示出人才的价值。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人才的重要地位。
从未象今天这样，把科技人员视为珍贵的战略资源。
美国采取重金引进、重金培养两大措施，日本的格言是“求知最重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在唐宁街首相府的显要位置上，悬挂过去和当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以表彰他们做出的非凡贡献。
3．实施关键性计划并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一个战略行动，只是一般号召没有关键性的重点突破是不行的。
18世纪英国发生的机器革命，19世纪德国的电机革命和化工革命，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突破，对本国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有成就的国家，都与推出重大科技发展计划有关。
如德国的导弹计划，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前苏联的人造卫星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计划。
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国家把高技术作为战略争夺的制高点。
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日本推出超大规集成电路计划，欧洲推出“尤里卡”计划，中国推出“863”计划。
90年代许多国家又纷纷推出大型发展高科技的系列计划。
美国有高性能计算机与通讯计划、尖端技术开发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新材料研究计划、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研究行动计划；日本提出第六代计算机计划、亚洲新阳光计划等；加拿大实施关键性技术支持计划、绿色计划；韩国提出了高科技与开发计划（G—7）、国家最先进计划和发展核能的中长期计划。
我国提出超“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攀登”计划等等。
事实上，现代高科技产品蕴含着人类空前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劳动，它将使决定重大国策的公式发生深刻变化。
它告诉人们，在这场新的技术革命爆发的全球性技术争夺大战中，谁占据高科技这个制高点，谁就有效地掌握了认识今天和把握明天的钥匙，谁就赢得21世纪。
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工程作为突破口和基础。
4．战胜各种困难和阻力 科教兴国战略是以理性、以艺术、以一定的投入和时间才能完成的伟业。
同时，它也要战胜许多困难和阻力。
科教兴国要攻破三个堡垒：愚昧、迷信和贫穷。
要解决各种文化的冲突。
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的精神产物，它是一种充满创造精神的理性过程。
它不崇拜偶像，也不存在思想的顶峰。
传统的人文科学倾向于案例分析，善于用非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所发生的现象。
因此，人文科学的非模式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模式思维之间，人文文化的崇尚灵感的神秘性与科学文化崇尚理性的公开性之间，常常是对立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受挫，这种对立情绪的阵势不断变化着。
大科学、大技术主张，一切与科学有关系的社会现象，都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方法可以成为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历来限制科学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
他们认为，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利用，会造成工业上飞快的变化，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
原因是技术改进带来失业；产品换代带来高额折旧费用；造成经济不稳定。
世界性的科技进步，扩大了发达与不发达地带的差距。
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贫富、技术开发水平的巨大差别。
当今世界上，技术和科学通常是由高度组织化的研究与开发产业所控制，它们多半奠基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前苏联东欧地区，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大多是边缘性、服从性的低层次分工。
所具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有限。
据1983年统计，发达国家在全球研究与开发经费中所占比重为72．7％，其中美国占33．4％，欧共体为20．9％，日本为12．6％，原苏联东欧集团为24．2％。
发展中国家缺乏赢利的高、精、尖技术，因而它们要么只能使用技术低下的机器或产品，要么依赖外国公司或他国政府以高价购买技术。
这种依赖性，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巨大障碍。
因此，贫穷和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一大困难和一大特点。
三、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国情特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道路。
”目前，我国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我理解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采取“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在世界科技发展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实力明显落后。
其一，我国科技人员总数1860万人，排在世界前列，但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工程师不足500人，与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而韩国、新加坡均在1000人以上，美、日、英、德均在2000人以上。
其二，科技投入低。
1994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总经费为196亿元，合22．53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607．5亿美元的1／71，为日本的1／29，德国的1／16，法国的1／11，韩国的1／24；还低于我国台湾省（25．4亿美元）和印度（23．27亿美元）。
其三，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在国际上排在12位上下。
每年仅有3万多件专利问世，而发达国家则多达数10万件。
作为科研创新基础的仪器设备已严重老化，实验装备水平停留在70、80年代水平。
中科院有53个所没有得到任何仪器更新的支持。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只能采用“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
不可能全面赶超，大多数领域采取跟踪战略。
所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
瞄准国家目标和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领域中有重大突破。
2．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的重点 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又滞后于国内经济建设。
如果，科学技术再没有大的发展，则必然更加滞后于经济建设，因而必将制约今后的经济发展。
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为突出这一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规定：“科技工作要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
”“在当前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这就要求： 发展高技术要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掌握知识产权、实现产业化作为主要目标。
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要把增强企业应用先进技术的活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大中型企业要普遍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3．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形成富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长入经济的过程脱离了市场，造成了科学技术与市场脱节，因而科学技术进步运行的速度较慢，成效不大。
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下靠权力下达计划，企业的生产是几十年一贯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使科技人员的知识逐渐老化，企业创新的能力逐渐减弱。
在科学技术领域，虽然能推出新技术，但企业却难以吸收和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企业全面推向市场，这样调动了企业为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
同时，市场经济又把政企分开，使科技开发机构和企业都成为独立法人，他们可以直接结合。
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唯一场所，这又使企业和科研机构存在一种相互吸引的结合关系。
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场规律来推进研究与开发，并为市场需要服务，使科技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这种改革必须符合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即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机制。
这样，就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统一起来。
4．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人才政策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既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又是一个目标。
目前，我国科技人才面临一些问题，正在严重制约着科技的发展。
应当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
比如： 基础研究目前存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孕育着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环境正在受到严重冲击。
由于科研经费长期短缺，仪器设备更新速度慢，青年人才难以稳定等原因，近几年来自然科学一、二等奖明显减少，系统性的重大理论建树，科学前沿上的突破已很少。
1983—1989年，共颁一等奖13项，二等奖58项。
而1990—1993年，共颁一等奖1项，二等奖28项。
仅此一项的一等奖还是植物区系分类方面的工作，系属长期积累的结果。
1993年在国际发表科技论文，美国为40万篇，我国仅2万篇。
近些年来，科技事业、科技工作对杰出年轻人的吸引力继续减弱，科技队伍新鲜血液的补充越来越困难。
中科院对43个单位抽样调查表明，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流失率达38％，大学本科学历流失率27％，有的单位年轻人的流失率高达80％。
若不采取特殊措施，到本世纪之交，人才断层将成为严重的现实。
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科研工作的清苦，收入又低，难以使年轻人才稳定。
职称定岗、学位点固定不变没有活力机制，也难以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
目前人才政策还存在一个误区：把希望寄托在海外留学人员大量回国上。
结果是更多的人才竞相出国，留学不归。
倒不如下决心改善自己培养的科研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因此，应当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人才政策。
应当看到这是解放科技生产力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
5．建立科学的科技投资体系 科技资金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科技投入的总体强度还弱，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指标，即R＆D与GND的比例偏低，多年来徘徊在0．5～0．7％左右。
1994年，我国的这个指标仅为0．5％，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仅处于中下水平。
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很多。
其一，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其二，未形成全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其三，科技投入政策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利用市场机制吸收各类资金的能力相当薄弱；其四，科技资金投入中，各种矛盾冲突、责任不明确。
如风险承担、技术作价等问题。
没有形成有活力的机制。
长期以来，企业未形成为科技投入的主力。
产业界自身很少有研究和开发机构，使产业界在我国科技投入中所占份额至今仍不到30％。
而在发达国家，产业界这一比例高达60～80％。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果断措施。
目前的关键是，根据国情建立全社会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
这个体系由有效政策的吸引，有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作保证，真正实现既有政府投入，也有企业投入；有拨款，也有贷款；有资金直接投入，也有政策的间接投入；有国内资金，也有海外投入。
通过各方面努力，形成强大的合力。
谈谈你为什么要入党
入党动机，就是为要入这是每一名共产党入党前和入党后都要深深思考题。
因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
正确的入党动机是思想上入党的根本问题，是激励人们入党的主观原因，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每一个党员的素质和行为，是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
因此，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是争取入党的首要问题 人的每一项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是为着实现确定的目标；而目标又使人产生动力，形成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意志。
目标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意志就构成了动机。
党员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的意志是党的战斗力的来源。
入党动机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因此，对于要求入党的人来说，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的理想，要坚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对于党来说，如果党员的奋斗目标不正确，就意味着他要谋取其他的目标，从而损害党的纯洁性，影响党的统一和行动一致，破坏党的战斗力。
如果党员的目标正确，但是意志不坚定，在考验面前就有可能动摇目标，甚至最终背离目标，同样损坏党的战斗力。
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
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党员的入党动机。
要纯洁党的队伍首先必须把住党员入党这一关，从思想入手，从动机抓起，努力防止投机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混进党内，以确保党的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确保党的战斗力。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入党的目标不正确、意志不坚定，即使入了党，也难免会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迷失方向，甚至走上错误的道路，不仅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而且毁了自己。
正是因为正确的入党动机对于个人成长、对于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端正入党动机便成为个人争取入党的首要问题，而党也把端正入党动机、从思想上入党作为对每一名党员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社会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这就难免这样或那样地影响人们的入党动机。
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在大学校园中，广大要求入党的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但在入党动机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和需要加以引导的问题。
主要有： 第一种，入党可以为自己今后工作打好基础。
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如果自己不是党员，将来会在使用、提拔上受影响，不利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特别是近几年来，连外企、私营单位接收大学毕业生时，也青睐党员。
于是，他们申请入党是为了以后安排一个好工作、获取更多提拔和重用的机会。
第二种，不写申请书就是不进步。
一些同学看到别人写入党申请，如果自己不写，怕老师、同学说自己不要求进步，于是随大溜也写份申请。
第三种，受家庭和亲朋好友的推动才递交申请书。
有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党员，亲朋好友也多是党员，每当他们问及自己是否要求进步时，感到不入党似乎不光彩。
第四种，入党是为了荣耀和满足。
有些人看到别人入了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羡慕不已，于是自己也写份入党申请书，企盼有一天自己能获此荣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这些不端正的入党动机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功利化的倾向。
怀着这种入党动机，即使加入了党组织，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有党性有奉献精神的先锋战士。
而且其功利化的意识一旦显现，就会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
入党的确是个人追求进步的途径，但是这种进步不应是为了面子和狭隘的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个人能在历史进程中正确发挥作用，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
所以，正确的入党动机应该是：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特别是理论，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祖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不断从思想上丰富提高自己，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由此而提出入党的要求。
每一名企盼入党的同志和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时刻提醒自己，入党是为了什么，入党以后要干什么，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党。
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本质
新变化主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方面。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
按照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
我们应该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
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方面都没有变化。
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
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
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
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
西方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还有区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象，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象。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
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
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的问题上，我们要抛弃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把资本主义的部分变化夸大为资本主义的质的根本变化；另一种是完全否定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意义。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观察，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必然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代替的途径和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坚信，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一定会变成现实。
实质：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控股权还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
开展企业文化理念的意义
企业文化的意义1、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企业文化具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色，是企业的灵魂，它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早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企业也是一样,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愚蠢的企业,而愚蠢的企业是不能在竞争中取胜的。
企业文化是企业明天的竞争力，要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要真正成为一流企业，就是要借助企业文化强大的推动力。
正观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必然都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没有卓越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反观世界上一些遭受挫折、甚至破产的著名企业，出问题大都在企业文化上面，不是没有建立起先进的企业文化就是背离了企业的价值观出了乱子。
面对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从而谋求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必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而变革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力量，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企业文化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斗志。
优秀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了健康向上、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精神食粮，能营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高尚的人文环境。
企业内各种文娱活动的开展，活跃着员工的业余生活，加强了员工之间的团结友谊、沟通合作和团队意识；企业的激励机制，分别从物质、荣誉和个人价值三个方面对员工进行激励，激励着员工奋发向上、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信心和斗志；各种学习和培训使员工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让他们能更好的在企业里实现个人的价值。
员工在企业文化良好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在本职岗位上各尽其能，积极进取，这样就能形成一个风气正、人心齐、奋发向上、生动活泼的局面，有了这样高素质员工队伍的企业,就能适应日益变化的新经济形势,使企业发展壮大起来。
4、企业文化对员工起着内在的约束作用。
“企业即人” 企业文化即是企业人的文化，属于思想范畴，是人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和思想道德属于同一种范畴。
企业文化是和社会道德一样，都是一种内在价值理念，都是一种内在约束，即人们在思想理念上的自我约束，因而都是对外在约束的一种补充。
经营企业首先依靠企业制度，但制度总是落后于企业的发展，总有需要完善地方，有时也会有失效的时候，那么一旦企业制度失效了靠什么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就要靠企业文化来约束，靠企业的价值观来约束，使员工少犯或不犯错误。
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引导和牵引着企业员工保持健康的心态，追求精神的富足，树正气、防腐倡廉、洁身自爱、做堂堂正正的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企业一旦发展壮大后，单靠权力和制度来管理企业有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有一个在此以外的力量来帮助管理企业，引导或约束员工的行为，这个力量应没有权力的强迫，没有威严的威慑，没有物质的引诱，应能和员工做心灵上沟通、交流和引导，与员工的思想吻合，使员工时时处处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出轨，这个神奇的力量就是企业文化。
5、企业文化可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企业文化作为一项高级形态的管理职能，它最终的绩效应该体现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
美国学者约翰科特和赫斯克特经过11年艰苦研究，总结了200多家企业绩效情况，最后集中到10家典型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关系上，证明了企业文化是对效益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以为例：松下公司现有职工20多万人，产品有1.4 万种工厂分布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多倍，该企业的成功得力于完善的企业文化。
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每天早上8点钟，公司所有的员工朗诵本公司的“纲领、信条、七大精神”，并在一起唱公司歌曲。
正如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所说，松下公司好像将我们全体员工融为了一体，增强了企业使命感。
第二，在进行总体企业文化培育的前提下，更注重对人的培养。
有一段名言：松下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
也就是说，如果不培养人才，就不能有成功的事业。
大规模的人员培训，保证了松下电器的新产品源源不断的涌向世界各地。
的远见认识，正是的体现，给员工提供发展的机会，留住人才，是人本思想在经营中的运用，也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
员工工作不仅仅意味着拿工资，还希望工作能表现出工作者本身的价值，表现出社会上的差别，跟上时代的步伐。
第三，注重经营性的、丰富的，使员工有新鲜感，这样更易于职工自觉接受公司的文化。
每年年终时，公司自上而下动员职工提出下一年的行动口号，然后汇集起来，由公司宣传部口号委员会挑选，报总经理批准、公布。
公司有总口号，各事业部、分厂有各自独特的口号。
一旦口号提出，全公司都在这一口号下行动，口号本身体现公司的价值观。
根据这种口号去从事工作，在全体员工同心同德的努力和支持下，企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
可以说，正是企业文化与密切结合，推动着企业走向了成功。
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首先，这段话时恩格斯说的，是恩格斯认为的马克思的诞生条件，跟他们二人主观努力没什么大关系，排除4，然后在1和2之间选择，要看懂这句话要强调的是什么，虽然但是的句型重心明显是在但是后面，就是“，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所以，应该要选择论述理论基础的1而不是经济事实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