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各大卫视的口号和宣传语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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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口号大全励志
1. 厨师的手艺都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学成的。
——托·富勒2. 厨师的技艺全在刀上。
——托·富勒3. 裁缝造人,厨师做菜。
——布尔沃4. 人类中最有创造性的,当推厨师。
——杰罗尔德5. 没有哪个好厨师是不贪吃的。
——斯坦布里奇6. 厨师一多,反而做不出好的饭菜。
——格比7. 提升菜品,细分再细分;8. 提升人品,检讨再检讨;9. 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学无止境,永不停步;10. 无论联系是少是繁;让祝福永不改变;无论生活是咸是淡;让笑意人生久远11. 以闻其香,吃其味,食有尽而味无穷的理念;12. “以厨艺赢人,以厨德服人”13. 我为厨生,一日为厨,一生为厨,终身学技:14.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15. 厨师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准时;这同样也是对客人的要求。
16. 为了一个不守时的客人而等待太长的时间,这是对那些守时的客人的不礼貌。
17. 如果一个人邀请朋友就餐,而不注意给人家准备吃的,这样的人不配拥有朋友。
18. 家庭中咖啡的质量应由女主人负责,酒水的质量应由男主人负责。
19. 招待客人就是要保证他在您家里这段时间里的快乐。
抖音很火的打石头号子叫什么
叫川东号子。
十爱情姐,中间有部分不雅,所以你听不到。
抖音上的只是其中的一爱情姐。
襄樊一桥的简介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一桥”的建成,不仅加快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而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心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们应当跪对“一桥”。
——作者题记 襄樊汉江大桥漫话 李俊勇 二十世纪中国桥梁的帜树茅以升先生在他的《话桥梁文化》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到: “桥梁是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或跨过惊涛骇浪的汹涌河流,或在悬崖断壁间横越深渊险谷,但在克服困难、改造了大自然以后,它便利了两岸的往来,又不阻挡山间水上的原有交通。
桥是为了与人方便而把困难留给自己的。
正当人们在路上走得痛快时,忽然看到前面大河挡路,而河上正好有一座桥,这时该暗自庆幸,果然路是走对了。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在襄阳、樊城之间,我们没有这样一座永久性的桥梁。
这条大河便是我们的母亲河——汉江(襄江)。
1969年9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襄江两岸同时开展。
翌年4月,一座大桥,一座改变襄樊人命运的大桥横空出世。
这座大桥便是襄樊汉江大桥。
从此,一桥飞架襄、樊,天堑变通途。
南北两城依靠渡船来往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因有了长虹大桥(二桥)、襄荆高速公路桥等,我们襄樊老百姓已经习惯把这座桥俗称为“一桥”。
这似乎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襄樊市志》、《襄樊市交通志》、《襄樊地名志》等志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语焉不详。
这本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桥前之“桥”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我们的祖先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因为“行”的需要,跨越江河的需要,道路在江河上延续的需要,发明了桥梁。
原始社会人类就有“横木为梁”的记载。
《诗经》云:“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人们在较宽的江河上,将多只船并列在一起,系上绳索,联成整体,船上铺上木板。
这就是我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桥——浮桥。
襄樊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联舟为梁,而且大部分为军用所架。
据《襄樊交通志•大事记》载: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襄樊守将在汉水架浮桥,使襄樊二城为犄角之势,以抗元军。
这是襄樊架桥用于战争记载之始;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5年),都御史沈晖与副史王玹命同知何祥在襄樊架舟桥,以济行人。
每年霜降水落,联舟七十有二,加板于上,首尾有铁环贯以铁索而系于两岸铁柱。
两岸各建桥楼一座,襄阳端为汉皋楼,樊城为挹秀楼;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为南渡汉水讨伐吴佩孚,冯玉祥部方振武统兵6万,马万余,以木帆船联结成浮桥。
民国十八年4月29日,襄樊再搭浮桥,过河兵员计约7个师10万人。
1949年3月,解放军四野13兵团在襄阳、枣阳一带整训,待命渡江。
襄阳、宜城等县共组织本帆船177只,架设浮桥3处(襄樊、小清河、孔湾),支援30多万人马、汽车、炮车顺利南下,又组织民船4000多只,随军运粮1亿多公斤。
浮桥毕竟是临时性的,也只能是临时性的。
千百年来,老百姓要过河,商人要运货物,只能靠人力渡船。
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其情其景,令人唏嘘。
民国12——14年,襄沙、襄花公路相继通车,襄樊渡口才有了一处人力汽车渡口。
直到1959年11月,襄樊渡口才有了一艘44.1千瓦的机动渡船。
“桥梁,王政之一事也。
”为官一任,造桥修路,繁荣经济,广得民心。
无奈,江太宽了,水太阔了,历代官员们也只能望江兴叹…… 可以说,千余年来,在这里建一座真正的桥梁几乎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浪漫之建桥 我们先看一段《襄樊市志》记载的文字: “襄樊汉江大桥,位于市区,北濒樊城,南接襄阳,是焦枝铁路上一座公、铁两用特大桥梁。
中心里程K499+350。
铁路桥长892.6米,公路桥长812米。
……全桥架设钢梁7000吨,铆接铆钉36.8万颗,浇灌混凝土3万立方米。
投资概算2513万元,实际完成2211万元,节约301.4万元。
大桥结构为正桥2台3墩4孔,零号墩为冲击钻孔桩基础,1、2号墩为筑岛钢筋混凝土基础,3号墩为钢沉井管壮基础。
上部为4跨128米连续钢桁梁,全宽23米,中部是10米宽双线铁路桥面,两侧各有5米宽管理桥面和1.5米宽的人行道。
公、铁路处在同一平面上。
……通航最低水位11.28米,标准4级通道;设计最大水流量39400立方米/秒。
” 这一段以枯燥的数字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委实缺乏浪漫。
但这串枯燥的数字背后,却包含着一个浪漫的时代,一群浪漫的创造者、劳动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的中国面临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
台湾国民党政权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为此,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战略,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
有计划地在三线发展军工重工,建立国家战略后方基地。
地处鄂西北的襄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区。
在战争思维下,襄樊的确得益于当时的地利,成为“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
“文革”开始后,一大批中央、省属军工企业相继在襄樊布点兴建,原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卫东、汉丹、江山、东方、风雷、建昌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先后在襄樊及所辖县市落户;原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宏伟、42所、609所等航天航空科研机构和修理工厂也在襄樊市郊竣工。
三线建设带动了襄樊地方工业的发展,襄棉、化纤、襄轴、鄂药、六零三、灯具等企业相继在樊安家。
这是一个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也是一个令襄樊人自豪的时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际,一个更令人激动的消息是,国家计划修建焦枝铁路,要在汉江上建一座桥梁。
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襄、樊二城能不沸腾吗
市体委的灯光球场里的动员大会上,人头攒动,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庐山上的政治斗争,只是在“修好焦枝线,打倒帝修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中尽情地宣泄着××××。
撇开政治因素,那的确是一个××××四射的年代,一个近乎盲目的浪漫的时代。
如今的年青人已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了。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哨声一响,万人上阵。
肩挑背扛,一路小跑。
喊着雄壮的号子,唱着奋进的歌曲。
那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一种自觉的奉献,一种快乐的劳动。
据《襄樊公路史》记载,大桥设计施工由大桥局第四工程处专业队伍为主,另有民兵配合进行。
市区共投入民兵3500名,按军事编制编为师、团、营、连,共运送石料15万平方米,铺筑渣油路面2万平方米,并在正桥3号桥墩施工时于水中筑起一个4万立方米的砂岛。
另外,襄樊市区各界群众参加义务劳动达15万人次。
据樊城陈老巷的庞文德老人的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市一砖瓦厂为了不耽误生产,把建大桥义务劳动的时间安排在夜晚或是休假日。
当时的总指挥长是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
这位指挥过襄阳战役、与襄樊有着不解之缘的将军在指挥建桥时排除“左”的干扰,求真务实但也不缺乏浪漫主义情怀。
《开国将军逸事》里有一个带有演义性质的传说。
某日,将军至汉水大桥工地,问:“什么时候可拿出图纸”答:“需半年。
”将军曰:“不行,留有余地一个礼拜。
”工程人员答:“半年都打了折扣。
”将军问:“武汉长江大桥有多长
”答:“×××长。
”问:“襄樊大桥比武汉大桥还长吗
”答:“短。
”将军曰:“你们这里有没有武汉大桥图纸”答:“有。
”将军指示曰:“你们把武汉大桥的图纸砍一段下来,需多长时间
”工程人员无言以对,5天即设计出大桥图纸。
1969年9月6日动工,1970年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
4月26日铁路桥建成通车;5月20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设备的更新,我们的桥梁建设不再需要“人海战术”了,我们更需要科技的支撑。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在那样的条件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常规需二、三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万建设资金。
这种创造还不够是历史的奇迹吗
这种创造过程还不能算是××××浪漫吗
桥后之检视 《襄樊市交通志》:1961年5月7日,“龙卷风”袭击襄樊,全港落水船员240人,死亡45人,东风2号客轮被刮沉。
这应该只是襄江上发生的因自然造成的灾难之一。
是的,倔傲不驯的江水带给人们太多痛楚的回忆。
如今,大桥建成了,我们从此告别了几千年舟楫摆渡的历史,我们可以自由地穿行在襄江南北,不必苦苦等待慢腾腾的“班船”,不必惧怕落入江水的危险。
因为这座桥,我们拥有了行动的自由,我们更拥有了心灵的自由。
这座桥,给了我们每人一双腾飞的翅膀。
其实,这座桥的意义远不在于此。
对于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这座桥使隔江相望的襄阳、樊城连为一体,结束了被河流分割的历史,使襄樊真正地成为“一座”城市,仿佛离散多年的兄弟第一次相拥而泣。
从此,人——物——车在这座桥上自由地流动着。
这座桥静静地躺在碧绿的江水上,注视着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大城市。
它简直是是一部史诗,承载着襄樊古往今来历史的变迁和荣辱。
正是中东部铁路的修建,使国家建设和交通重心东移。
内河的“船”和原始的“马”显然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襄樊“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历史地位迅速下降,从繁华走向衰落。
也正是襄渝、汉丹、焦枝铁路的修建,使襄樊能够在全国的交通地位骤然上升,重新迈入辉煌,尽管有些晚了一点。
铁路及大桥的修建对襄樊来说,客观上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补偿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对这座桥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襄樊大桥的建成,使我们的城市离现代化越来越近。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它也使我们离传统越来越远。
是的,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我们因此失去的也不少。
如今,残留的几条航标斑驳陆离,孤寂地在水中飘摇;经过修复的废弃码头和着几条已改成水上游览餐厅的驳船成为一种象征。
繁华的前街、后街以及众多的会馆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
昔日舟楫密集,码头喧嚣、桅帆林立、万商云集的场面哪里去了
那“铁打的小镇”已变成了都市,那田园般“流水的码头”却哪里去了
我们只能在千百年逝者如斯的汉水边无奈地观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默默地品味那悠久的渐行渐远的码头文化、会馆文化、大堤文化……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我们无法挽留。
曾经,它是那么的宽敞明亮,洋洋洒洒,那么令人迷恋、令人敬仰。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而今,这座饱经风霜,披风沐雨的大桥显得拥挤了,以至于人们宁愿绕道而走宽敞的二桥。
是的,它老了,如果不是其铁路桥部分仍在发挥着其它桥梁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像兰州中山桥一样,已经具备了文物的价值和鉴赏的意义。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忽略甚至不尊重它,就如同我们不能忽略甚至不尊重年迈的父母一样。
也许再建多少座现代化的桥梁,也无法取代一桥在我们心目中牢不可摧的地位。
它永远是汉江上的“第一桥”,永远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丰碑。
它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古城的血液中和我们的骨子里,让我们永远感到熟悉和亲切。
2006年10月25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