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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
甲争后清朝面临许多政治和外交危机，革新与革命思潮涌现。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推翻满清帝制。
革命思想及主张逐渐得到认同并影响广泛之后，同华兴会、爱国学社、青年会合组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于武昌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随后数月内各省回响，纷纷独立。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已经独立17省。
岌岌可危的清朝起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
虽然袁世凯发兵击溃湖北的革命军，但他希望议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双方断断续续停战，并正式派代表于上海议和。
革命期间因有黎元洪与黄兴之争，久议不决中山自海外返国，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同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已经于191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为临时宪法，同时定南京为临时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大清帝国至此结束。
权臣袁世凯利用军事优势与政治手腕，在南北议和中取得绝对优势。
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政府迁都至北京，史称北洋政府。
于此时期，中华民国遭遇两次危机，一次是袁世凯欲称帝的洪宪帝制，最终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政府。
另一次为张勋发动的溥仪复辟，最终被段祺瑞所击败。
而后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于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军政时期开始。
此时期，由西方引进民主及科学思想，发起许多运动。
以北京学者为首的新青年派等知识份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而以南京学者为首的学衡派等知识份子则复兴中华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成为战胜国，由于青岛归属问题使知识份子又发起五四运动。
北洋政府因为府院之争、贪污腐败（例如曹锟利用贿选担任总统）与军阀割据而动荡不安。
军阀局势最后为：据有东北、河北及山东的奉系张作霖（含鲁系）、河南湖广的直系吴佩孚及江南的新直系孙传芳。
当时广州护法政府则受实力派军阀牵制，之后又因陈炯明叛变使北伐失败。
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协助下重建，定出联俄容共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口号，但这造成了共产党势力渗透至国民党中。
护法政府在苏联协助下成立黄埔军校。
1925年，护法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建立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
国军建立后东征陈炯明，平定滇、桂叛军，缔造了北伐契机。
最后以蒋中正为总司令于1927年发动北伐战争。
北伐期间，国军主力北上攻下长沙与武汉，击败直系后东征攻下南昌。
东路军经由闽浙，最后与主力军会合于南京，新直系溃败。
之后因为容共问题，蒋中正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宣布清党，是为宁汉分裂。
随后武汉同意“分共”，与南京复合，史称宁汉合流。
遭到驱除的中国共产党则于8月1日发动南昌事件。
1928年西北军冯玉祥与晋系阎锡山加入国军，兵分三路攻向北京。
期间日本为阻碍北伐于济南引发五三惨案，国军避免冲突而绕道。
最后国军攻克北京，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沈阳皇姑屯车站遭日人炸死。
年底，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表面上得到统一。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定南京市为首都，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
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并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训辞为国歌，并在台湾沿用至今。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北伐成功后开始实施“训政”时期。
该时期至中日抗战结束后，于1947年颁行《中华民国宪法》时方告结束。
于抗战前的这段时期又称“黄金十年”。
外交上，外国在华特权通过外交途径逐渐收回。
为了建立运输要道，以南京与兰州为中心，建立连省公路和粤汉、浙赣陇海铁路。
建立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改善讯息传输。
财政方面则是稳定物价、改革银行和统一币制。
并且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
为了提升民生品质，积极将立法和刑法系统现代化。
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
并且制定国语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
这些改革增进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
但于国防上，中华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窘境。
由于中央推行军政统一使得地方派系被削弱，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恶化，最终地方各派系（如桂、晋及冯）陆续与中央发生了内战，史称中原大战，最后中央军胜利。
而后为了对付据守赣南的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起五次“剿共”。
中国共产党最后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撤退，最后抵达陕北。
日本于此期间逐步加强侵略，九一八事变后吞并东北并建立满洲国。
一二八事变意图侵略上海，国军成功抵御，最后停战。
随后日军借由长城战役、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吞并华北。
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旨在避免对日全面开战，与剿共同时并行。
但在中国共产党倡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内反日逐步高涨之下，以及张学良因多方剿共失利，最后于1936年12月策动西安事变。
最后蒋中正同意停止剿共，收编红军为八路军与新四军。
此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不过，由于国民政府仍无强大的经济力与武力对日抗衡，当时只能避免对日全面作战。
1937年7月日本引发卢沟桥事变，攻陷华北。
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
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军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
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震惊国际。
国民政府则迁都至重庆。
而后南北日军欲会师徐州时，国军于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
而后为了防止日军南下及西进，国军决堤阻敌。
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
因战争爆发，立宪延后。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亦加入抗战，共约五十万兵力。
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力量。
其中较有名的战役为平型关之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军攻下武汉。
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并侵略华南。
由于战线拉长，日军转入相持阶段。
1939年期间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
日军三次南下长沙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
在沦陷区，国军与共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使日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
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
但由于日方条件过高，中方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中南半岛，和谈最后破裂。
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以对日禁运。
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
中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
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任参谋长。
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
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国仍未减轻负担。
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远征军入缅援英。
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
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了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
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重庆。
1945年时，美军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
日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与鄂西会战，国军皆防卫成功。
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弹，苏联亦依据《雅尔达密约》对日发动战争，占领中国东北，攻灭满洲国。
最终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中华民国收复东北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抗战期间，国军虽然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军，使得在多次战役中难以取得优势。
但是国军成功拖住日军军力，并在部份战役获得胜利。
日本部分军力受中国牵制，让盟军得以在海空两面对付日军。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远离主战场，其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形成割据的局面。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
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隔年1月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各党平等协商并确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同年夏，国共双方发生严重武力冲突，遂爆发国共内战。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2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拒绝出席下，各省其余选出代表在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于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基于同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蒋中正提出之“动员勘乱”与行宪并进的方针，。
7月7日，七七事变十周年际，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自行组织联合政府。
11月21日至23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开幕。
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案，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得为紧急处分。
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由蒋中正当选。
至于副总统选举，经多次复选后，最后由李宗仁当选。
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派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国民大会闭幕。
5月20日，蒋中正、李宗仁就任总统及副总统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宪政时期开始。
1948年国军登陆东北，孙立人屡屡击败共军，直逼哈尔滨。
但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停战，孙立人也与个性保守的上级杜聿明意见不合，蒋中正只好将孙立人委以虚职再迁调台湾练兵，使得东北战况随之逆转[38]。
9月辽西会战爆发，共军将领林彪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
锦州、沈阳先后沦陷，东北失守，国民党内要求蒋辞卸呼声甚高。
另外，早在同年9月济南失守，山东沦陷，共军逼近徐州。
11月爆发徐蚌会战。
由于战略规划错误，刘峙与杜聿明仅坚守陇海线，使得国军防线被共军切割包围，国军于隔年1月溃败。
当时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共军入关，在天津沦陷后傅作义投降，华北全数沦陷。
最后蒋中正宣布下野，仍任国民党总裁。
总统由李宗仁代理，并向共军求和。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即“划江而治”），但中华民国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无法接受，谈判破裂，代表张治中滞留北平不归。
而后共军大举渡江，国军江阴要塞投降，南京沦陷，李宗仁将政府迁往广州。
稍后依序迁往重庆、成都及西昌。
李宗仁见大势已去，赴港后逃至美国。
蒋中正于西南持续作战，最终放弃大陆地区，政府迁往台北，大陆易帜。
另外，台湾光复后，由于负责政务接管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不当引发民怨，最后发生二二八事件。
此事件加深省籍情结，使台湾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促使日后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3月，由于在美国的李宗仁不愿回国，于是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
借由原大陆地区国大代表，蒋中正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
此时政府财政匮乏，只好使用抢运来台的黄金解危。
期间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
由于国军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沦陷。
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由于国军抵御成功，使得中华民国逐渐安定。
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份军队返台。
中正国际机场，为十大建设项目之一，现改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1951年韩战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美援贷款，使中华民国脱离在国际上的暧昧地位并稳住局势。
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
省议员及全台县长市长举行选举。
为了抗共，蒋中正宣布“戒严令”，冻结《宪法》，并加强“反共抗俄”宣传。
虽然安定内部，但使民主宪政的推行打折扣，造成许多因反对言论或行动被指为“匪谍”而受到迫害，史称白色恐怖时期。
1966年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到1970年代之前，中华民国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上中国席次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
内政方面，陈诚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39]，稳定农业。
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了民营企业和工商业发展，并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
1971年由于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使得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度滑落，之后在国际上多以台湾为称呼。
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在1973年11月时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以及十二大建设以稳定经济发展。
这些行动促使经济发展，使得在1980年代后的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的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
在民生富裕的背景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一时期累积。
蒋中正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续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
随后由蒋经国担任第六及第七任总统，他促进本土化及民主化的发展。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
为了因应国际情势的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的需求，蒋经国逐步推动民主化。
1987年对民进党成立采取宽容态度。
继而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于此开始热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9年，政府开放组党。
1990年，李登辉被国民大会选为总统。
此年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发起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
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认同此学运并宣布修宪及改选国民大会，最终使总统得以公民直选。
1994年，中华民国首次举行省长及直辖市长民选。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美日等国际的关注之下，李登辉最后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竞选成功，其总统职位得以顺利连任。
为了化解省籍情结，他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希望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
1997年，在香港主权移交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与经济的稳定。
2000年，第十任总统选举最后由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总统、副总统，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
此时因为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与媒体乱象的影响，台湾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领域均显得动荡不安。
到了1980年代，因为工资上涨、环保以及对岸崛起等诸多因素，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产业外移的问题[40]。
加上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最终形成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的状态。
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陈水扁在第十一任总统选举以微小差距胜出并获得连任。
由于在投票前一天发生三一九枪击事件，使得这次选举蒙上一层阴影。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
这使不少台湾民众感到不满，于3月26日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及决心。
2006年，由于陈水扁的家属及亲信疑似贪污，遭到立法院三次提起总统罢免案，这是行宪后首次提出总统罢免案，但并未通过。
2008年的立法委员选举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
选举结果显示出许多小党因没有获得席位而泡沫化，使部分弱势族群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代表所属族群发声。
由于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获得四分之三席次，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民进党的失败则被认为是因为选民对陈水扁政府失望，投下了不信任票。
2008年第十二任总统选举由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再次政党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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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中
从世界各国算命文化史看类肯定是有这样一种缺陷，希望窥探天机，趋吉避凶，寻找到的快捷方式。
投机取巧是人性中的缺陷，是私欲膨涨的苗头，按照供需关系的市场规律，就有人看到“商情”，绞尽脑汁从中谋利，因此卜卦算命成为一种古老的职业，经久不衰。
明明是骗局，仍旧有人相信，是人类到任何时代都克服不了的蒙昧。
今日走到世界各地，凡是工商业和经济发达的地方，都能看到算命经营的兴旺。
在美洲和西欧，凡是大城市都有吉普赛人开设的命馆，用水球和扑克牌算命，在美国周末跳蚤市场上也少不了一两个看手相的摊位。
西方国家各大报纸上，都有当天“十二宫座命相”占星术，对照个人的生日时辰，看看当天忌讳什么，有什么时运。
日本东京算命小屋都集中在某些小街上，一溜几十家，互相拉客和竞争，先生座位背后都挂着命理博士证书。
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算命堂馆比比皆是，各路算命先生的大广告比百货公司还要显眼。
翻看当地的日报，看看“命相”广告专栏，个个都说自己赛过活神仙，不信，容我抄录几条请大家过目。
“预测名师，借仙家慧眼，传佛法弘缘，把脉过去，卜知未来，看生意财运，命相前途，婚姻缘份……。
” “神赐天职，佛心仙术，替人解惑，神机妙算，问生意、财运、姻缘、家宅、风水，都灵验神奇，……。
” “世界顶级神算大师，不须太多广告，你来这里预测未来，使你对生活感觉更好，保证任何人任何事都会成功。
” 算命术玄而又玄，自古就没有形成一派宗教，一律都是假借某种古老宗教的名义，演变出旁门左道，尽管他们自称是“佛心”、“神仙”，但佛道两教都不承认他们是正宗的信仰。
例如，现在中国许多以庙宇为文化中心的旅游景点，庙外有各种形式的算命摊位，而庙中的长老法师绝不接受算命的请求。
即使有个别和尚道士私下给人看相，都不敢公开活动，因为是读经以外的业余爱好，不是正经道门。
基督教徒不算命，因为《圣经》中禁止，所以教堂附近很少看到有命馆替人“卜知未来”，这些属于流氓的职业，亵渎上帝的尊严。
话归伊斯兰，穆斯林严厉禁止算命，简单地说，这是魔鬼的行为，是大罪过，将受到惩罚。
先知穆圣说：“凡是礼拜的人，去向一名算命人询问任何事，他的拜功四十个昼夜不被真主接受。
”《穆斯林圣训集》 “去向一名算命人询问”只是开始的动向，就难逃惩罚，因为这个行动的动机是对真主的怀疑，祈求魔鬼显灵猜测真主的意欲，认为恶魔比真主更加灵验，更加仁慈，有可能帮助你。
真主在《古兰经》中有明确的昭示，除了真主谁也不知幽玄的未来，“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
”(6：59) “在天地间，除了真主，谁也不知幽玄。
”(27：65) 先知穆圣承认自己的能力局限，对未来无知。
真主命令他向众人宣布，自己没有秘密，也没有神秘的功夫，“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管自己的祸福。
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不遭殃了。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的报喜者。
’”(古兰经，7：188) 因此，先知穆圣说：“谁如果走到算命者那里，相信他的指引，这就等于放弃了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算命者根据他的书籍作判断，他的书中尽是魔鬼的言论，而真主最后使者传达的启示是真主下降的《古兰经》。
这段圣训的意思是，如果穆斯林接受了算命者手持的魔鬼书籍，那么就是背叛《古兰经》的行为。
中国人有句俗话，“不可全信，不可不信”，那是汉族信仰的愚昧，穆斯林不许可这样说；即使借口“去玩玩”，也是不许可，因为举意不当，伤害伊玛尼。
算命的方式很多，看来十分复杂相似有点学问，越是高明的江湖骗子，越是要装出一副“天生奇才”的样子，吹嘘自己是“命理学”专家，“透露”自己得道成仙，开了慧眼、天眼、佛眼，能看透前后数百年。
算命的方式五花八门不下数百种，例如测字、摇签、面相、手相、体相、摸骨、占星、占梦、兽骨卜、看风水(堪舆)、姓名学、排八字等，还有许多洋玩艺，如水晶球、扑克牌、掷棍棒、测数字、观杯中茶叶形状、谈天上命运星宫。
据说中国最通俗的算命书是《麻衣相法》，总结归纳了历代算命先生的职业秘诀。
水平最高的相术是“紫微斗数”，要根据阴阳、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易经》法则，加上求卜人的生辰年月日和时辰，加以组合和推算，预测未来。
新式算命方术把计算机也摆在桌面上做各种运算表演，把古代的一套术语，改变成现代术语，如“科学决定论”、“超感应知觉”、“接收外星信息”，故弄玄虚，使心中懮患者感觉到面对的是一名真正专家、神人、学者，心理上产生信服，愿意多掏钱。
只要来到命馆求卜者，都是愚昧人，没有坚定的信仰，神情飘忽不定，不是名利熏心，就是生意上有了风险或感情有了外遇，或者就是贪污盗窃心怀多疑的鬼胎。
信命相，都是希望投机取巧的人，渴望花点小钱，请算命先生指点一条快捷方式，顺利获得更多的东西，如功名利禄、婚姻爱情、躲避天灾人祸和公检法追查。
中国汉族民众一般都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而走进命馆的人，必定心中有急事欲求，无事不登三宝殿，太平无事的人不会去给算命的瞎子送钱花。
算命的江湖骗子早为这路人准备好了广口的大陷阱，引导这些人自动跳进去，白白送钱来。
他们说的话句句都是模棱两可，左右解说都通，有可能碰巧成功，如果不能兑现，回头来仍旧有话搪塞和推卸。
算命必定是大骗局，因为真主下降了明文昭告，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知未来幽玄。
有人提问，如果全是假的，为什么，算命的行业世界各地都这么兴旺，历经千年而不衰
既然有这么多人信，这里必有一些道理。
对于这个普通的问题，这里给大家提供两种情况的解释。
第一、夸张宣传。
算命的人都善于察言观色，如果是盲人，他必然从几个基本的问题开始，测试来者的意图和心思。
然后，念念有词，背诵许多偈语，或者表演复杂的运算、思考、祈祷神灵，香烟缭绕，制造心理信任的气氛。
最后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暗示，或者带有某些附加条件许诺成功的可能性。
绝大多数是无法兑现的空话，被求卜者逐渐忘记，因为本来花钱不多，当作一次游戏，寻找安慰，可有可无，譬如付出五元钱的算命费用，希望寻找一个价值五千元的钻石戒指，如果没有按照卦中的暗示找到，也不可能去同算命先生打一场官司。
如果碰巧成功，变成为新闻话题，一传十十传百，传说“算得真准”，如同买彩票，得奖者只是几十万分之一，因为广泛宣传，夸大了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人人都会有机会，鼓动许多人争相购买，“花钱不多，碰碰运气”。
这是普通的常识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和卑劣人性的领域，奸商的噱头，掩盖了算命的欺骗性。
第二、魔鬼作祟。
这是伊斯兰的信仰解释。
不论什么形式的算命，都给魔鬼创造了一个可乘之机，因为算命先生和求卜者都不认主，魔鬼利用这个机会勾引不信道者陷入更深的邪恶。
这里需要一点深入的说明。
根据伊斯兰的认识，魔鬼是精灵的一种，《古兰经》中有一章启示专述“精灵”(第七十二章)， 精灵的阿拉伯语是“精尼”或“镇尼”，原是真主从“火焰中造化”，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精灵有善与恶之分，善良者尽心为真主工作，服从真主的命令，在真主向使者下达启示时聆听正道，他们说：“我们中有顺服的，有乖张的。
凡顺服的，都有志于正道的。
”(72：14) 精灵中有邪恶者，有许多名称，如“易卜劣厮”、“撒旦”、“晒依陀尼”、最通俗的名称是“魔鬼”、“恶鬼”和“恶魔”，他们对抗真主，并且获得真主的许可在人间作恶，最终必定下火狱，例如勾引不信道的人堕落和干罪，因为恶魔对人类有内心的嫉妒和天生的仇恨。
每一个人都难逃恶魔的追随和引诱，这是恶魔的使命，但只有真主选派的先知使者除外，《古兰经》说：“我这样以人类和精灵中的恶魔为每个先知的仇敌，他们为了欺骗而以花言巧语互相讽示。
”(6：112) 只有先知不为魔鬼所惑，先知苏莱曼国王曾经指挥一个精灵加入的部队为他作战。
(27：17) 但是，每一个普通的人没有那么幸运和优惠，都有恶魔跟随。
恶魔的行径之一就是窃听信息，例如某些人心中有鬼，背叛正道信仰，它们便乘机煽动，把那些人在罪恶的道路上推得更远。
他们的恶劣行为时刻都受到追踪和惩罚，“我保护着天，不许任何受诅咒的恶魔得以侵入，但窃听的恶魔则有明显的流星赶上它。
”(15：17) 恶魔偶然得逞获得一点信息，它们便加一百倍造谣，混淆视听，搅乱人的思想。
它们通常是稍有一点信息，在遭受到打击之前立即“传播出去，加上一百个谎言”。
《布哈里圣训集》。
从事欺骗职业的算命者是恶魔经常访问的“朋党”，猜测到一点信息，便服从它们的指示附加上百个谎言，引诱那些不信道的人堕入邪恶的思维。
譬如一个人来到算命先生那里，这时他心中的恶魔出来与算命先生配合，告诉他这个人内心里有什么恐惧和担懮，并且指点他如何对这个人引诱。
算命先生借助于恶魔的暗示猜测到一点求卜者的过去，加上他本人的判断经验和估计，说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求卜者信以为真，相信他神机妙算有灵验。
算命先生在无意识之中与恶魔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使心藏邪恶的人中计，陷入更深的邪恶。
伊斯兰的结论是，任何算命形式都是骗局，因为先知穆圣贵为至圣人杰，他都承认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管自己的祸福。
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不遭殃了。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的报喜者。
” 《古兰经》中的启示明确警告说：“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他常降及时雨，他知道胎儿的(性别)；而任何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么事，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
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31：34) “他是全知幽玄的，他不让任何人窥见他的幽玄。
”(72：26) 穆斯林寻求算命先生帮助猜测自己未来的命运，第一是受骗上当，第二是舍弃正道而寻求魔鬼帮助，第三否定自己的伊玛尼信仰，是严重的叛变行为。
有这样初步动机(举意)的人，最轻的惩罚是取消四十个日夜的礼拜功修，如果陷入很深，丢弃了全部伊玛尼，成为魔鬼的同伙，最后的结局是永世火狱。
刘懋功的社会评价
背景: 1 北洋军阀统治黑国内阶盾尖锐，这成为运动的根本原因。
2 俄国十月革命，给先进的中带来了新的希望。
3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成为运动的导火线内容：时间:1919年5月4日 人物及地点：以北京为中心，青年学生起到先锋军的作用，6月3日以后， 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军，运动进入第 二个阶段。
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废除二十一条。
”结果：中国代表在《巴黎合约》上据绝签字，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的爱国学生， 罢免了曹、路、章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运动中青年学生起 到先锋军的作用，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
这次运动提高了中国人民 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一半意义上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 端（近年来史学界有争议）。
抗战大部分是国军在抗战，为什么共产党后来得民心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与朱元璋有异曲同工之妙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相对于国民党400多万军队仍显得比较弱小。
因此，国民党并不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会存在多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
基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幻想，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发动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由此爆发。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国民党就败退到了台湾，这是什么原因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
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
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
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
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
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
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
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何出此言
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另外，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
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编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
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
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
到1947年底，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
占领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
内战爆发三个月后，就从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
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
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
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
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
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
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
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揳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
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
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
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
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
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来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
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
甚至当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
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
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
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恶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
相对于后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
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
随后，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
（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
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
（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
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
（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
（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
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
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
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
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
对此，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
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
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
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
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
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
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
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输工具者，便肩挑人背。
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
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两党领袖：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是强调集中领导的领袖魅力型政党，两党最高领袖对两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需要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问题上，两党领袖的指挥艺术对战争成败则更为关键。
正是在这一点上，拥有战胜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围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
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
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的词比下去。
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想象力的诗词。
这种性格特征在军事指挥上的反映便是，蒋介石缺乏战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决断力，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
例如，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
并且，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
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
并且，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
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下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经过两年作战，到1948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已从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部队已从127万人上升到280万人。
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国民党军队只能蜷缩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少数大城市里。
东北野战军达到7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0余万人，中共军队已经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
中共军队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大量招收翻身农民参军外，更重要的兵员是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后被补入中共军队，当时称“解放战士”。
“解放战士”在共产党军队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
1947年12月，陈毅就曾讲过，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
1949年4月，周恩来曾讲：“解放战士”在部队中，多则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70%。
“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
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
一个“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
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
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
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通常说，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
但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共产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
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视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主要靠的确实是“小米加步枪”，打仗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麻雀战。
但进入到解放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共产党进行的大多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由于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
但到下半年，尤其是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了。
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军事重镇锦州，吓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躲西藏。
东北野战军仅用30个小时就攻下了锦州。
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
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
“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中共军队通过什么途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善了装备呢
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
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有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
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
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
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东北还拥有庞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据1947年11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东北的军工企业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鸡西的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的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的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石岘的手榴弹厂。
另外，齐齐哈尔私营工厂生产炮弹，辽东辑安生产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复装山炮弹等。
以上工厂共有机床498台，职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鲜人498人。
这些工厂在1947年生产了60万颗手榴弹、10万发迫击炮弹、500万发复装子弹、10万个掷弹筒。
此外，大连当时被苏联军事占领，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主要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内战期间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多数供应华东战场。
共产党在大连的企业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供军用；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
此外，战场上的大量缴获，也是解放军更新装备的来源之一。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在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下达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获悉了。
因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
熊向晖，1919年出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时，被胡宗南相中，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器重。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深造。
但就在熊向晖即将赴美之际，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参与谋划进攻陕北。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晖最终赴美留学，1949年转道香港回国。
1949年冬，在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有原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宴会上，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后，说：“这不是熊老弟吗
你也起义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
曾经评价过熊向晖，“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
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如在陕北，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14万人的进攻下，西北野战军只有2.7万人，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延安，一年时间里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
一次，中共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军队仅隔一座小山，随行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只有约300人。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爬上一座山头后，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甚至连国民党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就是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当时，化名李得胜，即一定得到胜利。
周恩来取名胡必成，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为战略进攻阶段。
其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6月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
之所以要采取跃进的办法，一是经过1946年7月以来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仍然具有明显优势，中共军队还不足以与其进行正面对抗。
二是一年来的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天灾不断，解放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的动员已经接近极点。
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可以减少解放区的战争消耗。
三是吸引两翼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极富冒险性的决策，即派刘邓大军不取逐城推进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方式，放弃根据地，直接插入国民党的战略后方。
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牵制任务基本完成，经请示中共中央后转向中原作战。
第三个阶段，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为战略决战阶段。
这个阶段以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为开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到1949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表大大缩短。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曾兴奋地讲：“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1948年9月初）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
以后打开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
打开沈阳（11月初）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那就是说，从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
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
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并终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运动会条幅标语
0828班，非同一般，拼搏一番，收获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