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工期的横幅标语
1、 加快施工步伐，保证三期按时交付。
2、 质量与安全并行，效率与速度同行。
3、 争时间，抢速度，安全优质保提前。
作文800字 题目我与我的专业 学的铁路客运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于做好2014年假、黄金路旅客运输工作的通知要求，小长假铁路运输自4月30日至5月3日，为期4天。
目前，铁路部门积极备战，确保旅客节日出行安全、方便、温馨。
（人民铁道报） 的确，“危难见真情”，“在关键时刻，在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和勇敢，而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一种情真意切的表现。
因此，铁路积极备战“五一”，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方便、温馨，体现的不只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而是一个情，一种为民之情，一种为民真情，能够预想在前，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想民众之所想，做民众之所做，这就是铁路对民众的真情真心，更折射铁路“三个出行”的直续和延续。
据悉，针对五一期间旅客出行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组织客流调查，提高车辆上线率，针对预售票动态安排好临客开行和车厢加挂，最大限度地增加运输能力。
五一期间，根据各铁路局请示，除已下令开行的直通临客外，铁路部门还将安排加开直通临客19对；主要城市间列车特别是进京、进沪、进穗列车将满轴运行。
铁路部门还加大信息发布力度，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微博、微信等各种途径，实时发布车站服务、余票、乘车提示等信息。
这也说明，铁路的观念在转变，姿态在改正，服务的力度在增强，服务手段在创新，让“铁老大”的时代宣告终结，以新的面貌和形象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也充份证明铁路服务的真情真意。
然而，真情体现的是一种行动，一种实实在在的表现，不是在喊口号，做样子，走形式，或者是热一阵子，长期以来，铁路在民众的心中就是高高在上，以“铁老大”的身份自居，从这一年多的行动和表现，证明了铁路在变化，以真情服务民众，以真心打动民众，以真意感染民众，让民众对铁路以新的定位，同时，更加的满意。
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铁路积极备战“五一”彰显铁路的真情服务，更展现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本质。
希望能帮到你，建议修改下
篮球比赛赛前激励口号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新中国经历了五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1949-1952年）人民政权建立巩固，恢复时期。
第二，（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
第三，（1957-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第四，（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五，（1977-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
第六，（1979-至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并发展了国民经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开展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人民结束百年屈辱历史，终于真正站了起来。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的奠基大会。
1949年10月1日，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国百废待兴，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
第一，我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海南岛；和平解放西藏；第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局面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第三，在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翻身的解放；第四，在城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挽救了大批党的干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獗行径；第五，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六，完成整顿财政经济秩序的工作，实现财政金融形势的好转；第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第八，改造旧社会，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创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社会。
第九，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友好关系，获得宝贵的支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这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
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
新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也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
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为中心，建立以东北为中心重工业基地，同时在西北、中部建立一批新工业基地。
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完成，走出了一条通过赎买政策和平过渡的改造方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时开展，1954年9月，第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继续保留。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基础奠定。
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初步形成。
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
1957年我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机床厂、第一重型机械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等为代表的工业交通大项目陆续建成。
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化的重工业。
汽车、机床、重型机械、飞机制造等部门首次出现，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超过了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建设成就，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处理国与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出席著名的万隆会议，新中国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7-196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
这一时期西藏完成民主改革。
但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上也出现过急于求成的教训。
1958年-1960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严重失误。
1959-1962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尤其农业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做法，人民生活出现困难。
坦诚的承认错误，在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1961年起逐步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政策，到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我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增强，建成了以大庆油田、包钢、兰新铁路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交项目；国防和科技领域出现重要突破，万吨水压机、中程导弹、原子弹、人工合成胰岛素、超音速歼击机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
但是党内特别是主席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比较严峻，1962年起开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1964年为了克服城乡基层干部的特权化、官僚化。
中共中央搞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形成了两个套路。
一个套路是极左，人整人。
一个套路是依靠群众，以批评教育治病救人为主。
主席反对前者，支持后一种。
1965年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对于廉政和打击官僚主义是有效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左”的错误在发展。
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在扩大。
文革在酝酿。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朋友转为敌对，美国依然对中国执行遏制封锁政策，加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新疆、西藏等地区边疆形势紧张。
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外交家努力下，中国始终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
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继续为新中国赢得朋友。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文革也是探索在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探索。
文革十年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政治运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冲击了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发展。
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由于政治运动全国约有上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受到政治冲击的家庭和个人身心处于紧张之中，其中的有政治问题的人，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文革期间有许多被怀疑和打倒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是清白的。
文革期间备战备荒，国防建设规模宏大，国家积累储备比例较高，公共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偏少、商品供应比较紧张。
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提高缓慢。
文革及其稍后时期，大约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开发建设了边疆和广大农村，锻炼了一代青年。
但是也使青年缺乏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耽误了一代人，并形成了花费国家巨大财力精力的“知青问题”。
文革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许多领域仍然取得较大的成就。
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国民经济、国防科技事业、对外交往取得重大进步。
导弹核武器运载实验、氢弹、杂交水稻、人造卫星、远程战略导弹、万吨远洋轮船、大型电子计算机、核潜艇、导弹驱逐舰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
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第二汽车制造厂、大港油田等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有力的支撑起国民经济发展。
在外交方面：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建交、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建交热潮，这一切都显示了新中国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并以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56-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到1978年，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期间，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建成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交通运输的骨架。
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中国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定具有基本物质保障的生活，人民的健康、教育水平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社会主义共同的理想，思想道德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华民族以自立自强的面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瞩目。
这个时期英模人物辈出，涌现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成为新中国亿万自强不息勤劳进取的人民的优秀代表。
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看那个年代衣着：那个时候，服装的功能是遮体御寒。
到1978年时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人有衣穿，基本能够穿暖。
但是服装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新衣服只有年节才穿。
人们讲究朴素。
农村人们日常的衣服上会打补丁。
城乡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凭布票购买衣物，而且补票是限量的。
衣着的色调以蓝、灰、绿、黑、白为主。
服装样式比较简单。
人们的着装比较传统。
春秋季男性以中山装、工装、军装为主。
男性在夏季以白衬衣，蓝绿灰色的长裤为主。
女性夏季一般着碎花衬衣或者碎花裙子。
五六十年代以棉布为主，七十年代化纤衣物逐渐流行。
五十年代，列宁服、连衣裙等具有苏联特点的服饰盛行。
文革时期，绿军装风行全国。
饮食：新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九亿多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在人口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完成的。
食物种类较少，人们的食谱中主粮所占的比例较大，平时人们以蔬菜和副食产品为下饭食物。
肉类和水产品人们吃的较少，基本上过年过节才集中吃鱼吃肉。
平时肉类和水产品定量供应。
东北和内蒙新疆牧区吃肉情况要好一些。
农村居民直到70年代，还以粗粮为主，公社生产队到年终才会分肉。
蔬菜供应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种类比今天要少。
肉类和水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
南北东西地域之间的食物种类差异较大。
总的来看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人们饮食的营养状况逐步改善，但是不如今天快。
经济困难的195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和1967-68年的文革动荡年代，人们的食物供应紧张，品种单调匮乏。
从1956年之后，食品供应依靠国营商店。
那时居民区里有粮店、菜店、副食店、烟酒糕点店等。
1965-1978年，自由市场基本绝迹。
城乡之间是找不到公开经营粮食、蔬菜、禽蛋和水产品的小商贩的。
改革开放之前，实行供给制，票证几乎和货币一样重要，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
此外油票、糕点票、粮本、副食本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票证。
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住宅建设，建成了大批的居民楼，但是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主要精力用于建设和国防方面，居民住宅建设的资金很紧张，再加上以前的基础太差，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居住的条件普遍较差。
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净面积3.7平方米。
大约有40%以上的人住在解放前建的住宅里面。
天津、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老城市，有大面积平房区。
50%-70%的城市居民住在低矮的破旧的平房之中，不少居民祖孙三代居住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
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政府兴建了一批居民宿舍楼和工人新村，这些楼房多为三至六层的简易楼房，这些住宅楼解决了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
住筒子楼、伙单是不会不少市民那是所经历的。
七十年代起，七层以上的高层楼房和综合配套的大型居民区出现，如北京的前三门居住区。
1976年唐山地震后，城市建筑的抗震性能提到相当的高度。
居民楼的抗震性和质量有了鲜明的提高。
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住宅依靠单位分配，住房供给极为紧张，分房得按照规定排队，够条件也得往往等相当长的时间。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约8平方米。
大多数农民住平房，砖瓦房不多。
北方和北方50%以上的农民家庭住的是土坯房、石头房。
西北地区大量农民住窑洞。
蒙古新疆西藏的牧民住帐篷，东北林区木屋较常见。
南方民族地区竹楼、土楼、木屋比较多，南方农村不少农民住在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里。
但大城市周边新建的的农村砖瓦房较多。
交通出行：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建设迅速发展。
到1978年我国约有5万公里铁路和94万公里公路。
除西藏外，全国通铁路。
除西藏墨脱外全国各县通公路。
改革开放前民航建立了国际国内航空网。
1969年北京有了地铁，1974年我国有了长距离的管道运输。
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有了立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汽车、载重汽车、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
城市道路建设不断加强。
柏油路取代了泥土路。
公共交通迅速发展，但是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那时坐车难，公共汽车比较拥挤。
道路上，没有私家车，出租车数量极少，坐出租车要凭介绍信提前预约。
那时小汽车很少，北京牌吉普在大街上奔驰。
大街上有不少三码在跑，大街上还能市场看到马车。
人们代步的工具是自行车。
一到下班自行车如海洋一样，十分壮观。
人们出远途一般乘坐火车，改革开放前我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机车是蒸汽机车，客车是国产电力机车或者柴油车。
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坐快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
民航归空军管理，只有够级别的干部才可以坐飞机。
从祖国的边远山寨到北京一般需要好几天时间。
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公路客运长途客车也比较少。
农村居民出门仍靠步行、乘畜力车。
七十年代拖拉机增多。
也成为农民代步的工具。
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0.4%，那时只有单位才有电话，用的是数字码盘拨号电话，特别重要的事情才接打电话。
中国人大事靠电报、日常写信联系。
1978年全国电子计算机才6000台，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
文化体育生活；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看电影、听收音机、下棋、打牌、看书等。
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很干净，没有宣扬色情低俗的东西，引导人民积极向上，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貌。
电影、小说、戏剧的说教问道浓烈。
文革期间斗私批修、大批判成为时代的特色。
不论是什么都得分出个黑白是非出来。
各个厂组织职工文体活动，如五一和国庆节的文艺演出，职工运动会、篮球赛、乒乓球赛、足球赛等等。
青少年爱打乒乓球、踢足球。
教育：建立了许多中小学，中小学学杂费很低，学生课业负担轻，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
学校文体活动开展得较好。
但是办学条件差，不少学校夏季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五六十人一个大教室，点炉子取暖。
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很少。
文革期间，教育质量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差。
就业：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在国营单位工作，铁饭碗端一辈子。
人们工作压力小，但是在大锅饭体制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问题。
主席时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干劲和热情还是高涨的。
社会保障：时代，中国人民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人民享受普遍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城市居民享受退休金待遇，那个时代福利水平虽然较低，但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免费的医疗，看病三联单报销。
退休百分之百的工资。
住房靠分配，分到住房后房租十分的低廉。
子女入托入学学费低廉。
住房得等待很长时间。
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看病比较便宜。
县乡级卫生院建立起来。
但是改革开放前，国家财力紧张，农民比较穷困，农民养老依旧主要靠子女。
家居和家具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城乡居民电器较为简单。
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城市人们生活的四大件。
俗称“三转一响” 七十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走入百姓家。
农村逐步实现电气化、电灯普及，每个公社都通上了电话、每个村都有广播站大喇叭。
但是边远山区还难以通电。
人际关系：文革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存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人们的舆论会让你无地自容，组织上也会严厉批判的。
组织像家长，无处不在。
你困难组织真管你。
你不听话时，组织会修理不听话的人的。
文革发生后，起先人整人，人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了，后来，人们都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
七十年代之后，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热和了。
论述我国少数民族节日的特点及节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共中央一方面加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已解放城市的防空作战。
1948年8月9日，针对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为了挽救败局不断加大空袭强度的严峻形势，中央军委提出城市要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
并且明确规定：解放区各大城市及各军区司令部驻地，均应设立防空司令部，负责组织与督促进行各种有关防空工作。
1949年4月，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华北军区成立了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由聂荣臻、薄一波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后，随即成立了南京防空司令部，并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上海防空处，很快又组建了上海防空司令部。
当时这些防空机构很小，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有限，主要负责掌握空情，施放防空警报，组织对空射击。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解放，解放军的8个野战高炮团逐步转入担负城市防空的任务。
到1949年底，又组建了10个高炮团，并从苏联订购了一批新装备。
这些高炮部队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南京、戚墅堰、武汉、长沙等地，担负这些城市和重点目标的防空作战任务。
组建第一个防空作战飞行中队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6架B-24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这次轰炸，不仅毁伤飞机4架，破坏机库1座，而且造成24人死亡，烧毁房屋196间。
更严重的是，这给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人民在安全上带来恐惧和消极影响。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预定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9年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
根据当时仅有的飞机装备和飞行人员情况，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先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同时装备相应数量的战斗机，组建一个飞行中队，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军委航空局即召开航空工作会议，研究飞行中队的具体编制和组建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组建的飞行中队为混合飞行中队。
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
所需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并尽快集中到北平。
飞行中队的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由中央军委航空局负责。
1949年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
这是解放军的第一个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
飞行中队队长由徐兆文担任，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分队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并在美国受过飞行训练。
早在1939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7年回到东北解放区。
他是一名具有丰富飞行经验和作战经验的飞行员。
政治委员是王平阳，他是从陆军调来的一名优秀政治干部。
先从各军区航空处抽调各类飞行员12人。
后来，为了加强作战力量，又从东北老航校选调飞行技术好、飞过P-51战斗机的林虎、孟进两名飞行员参加飞行中队。
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只有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纹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
这些飞机有的是起义人员驾驶过来的，有的是从国民党空军缴获的。
飞行中队成立后，立即进行技术和飞行训练，仅用20天的时间，就达到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状态。
从1949年9月5日起，飞行中队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和正在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及将在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的安全，飞行中队每天都在机场保持2架至4架飞机战斗值班，国民党空军一旦来空袭，可立即升空迎战。
由于频繁进行战斗起飞，国民党空军不敢轻举妄动，再也不敢前来袭扰了。
为了进一步充实作战力量，先后又增调作战飞机19架，同时又从东北老航校调入刘玉堤、徐登昆、李汉等一批飞行员和一批地勤人员充实到飞行中队。
不久，飞行中队又增编了第四运输机分队，装备了3架运输机，从而使飞行中队的实力大大增强。
这一时期，飞行中队除防空作战外，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1949年底，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国民党空军的空袭威胁大大减小。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随后，为了大办航校和为组建航空兵部队培养人才，空军将飞行中队轰炸机分队的全部飞行员和飞机，战斗机分队的部分飞行员和飞机，调给新组建的航校，并将3个作战分队缩编为2个。
不久，又将运输机分队调出，在北京西郊机场组成1个运输队。
1950年7月26日，空军将缩编后的飞行中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
同年11月19日，中央军委撤销了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的番号，并将空、地勤人员分配到空军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工作。
至此，第一个作战飞行中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组建新中国防空军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适应城市要地防空的需要，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
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对城市和要地要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以及在解放区各大城市及各军区司令部驻地均应设防空司令部，负责组织与督促进行各种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各军区从1949年初开始，陆续成立了防空司令部，并担负起已解放的大中城市的防空任务。
为了担负起日益繁重的城市防空作战任务，同时加强对新组建的高射炮团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在1950年3月至5月，新组建3个高炮师。
重点担负上海、广州、武汉、沈阳、鞍山、小丰满、雷州半岛等城市和要地的防空作战任务。
1950年9月，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
同年10月23日，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
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防空司令部成立时，全国防空部队共有2个高炮师（此时，原高炮第二师已改编为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16个高炮团，1个探照灯团，2个雷达营，1个对空监视营。
中央军委决定这些部队划归防空司令部建制。
在防空司令部的领导下，华东、东北、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充实和调整，并新组建了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
此外，还组建了西南军区防空处，安东、小丰满防空司令部，浙江、福建防空处，南京、武汉、南昌防空指挥所等指挥机构。
由于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的需要，防空部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中，打了许多大仗和恶仗，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1957年3月，为了统一作战指挥，避免指挥机构重叠，提高战斗效能和战斗力，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了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决定。
同时确定，有关合并的具体问题由空军、防空军两个党委共同研究提出方案，报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5月16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合署办公。
同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选举产生新一届空军党委常委。
随后，各军区空军、防空军也先后合署办公。
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统一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苏联防空军紧急支援上海防空作战新中国成立初期，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依仗空中优势，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空袭和骚扰，妄图通过轰炸来迟滞大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安定。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上海先后遭受空袭达26次。
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发生在1950年2月6日。
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轮番对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重点目标实施狂轰滥炸，投掷各类炸弹60余枚，炸毁房屋2000多间，死伤居民1400余人，使发电厂遭到严重破坏，并造成大部分工厂停产。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土防空被刻不容缓地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然而，空军刚刚组建，正在全力以赴创办航校培训飞行员，还不具备组建飞行部队的条件。
仅有的防空高炮部队，由于装备差及缺乏雷达保障和防空作战经验，一时也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空袭。
当上海市市长陈毅将这一严峻形势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后，聂荣臻马上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发了紧急电报，建议商请苏联政府派防空部队协助中国防空。
对防空问题非常重视，在与斯大林会谈中特意提到了上海的防空问题，并请苏联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
斯大林当即决定给予支持。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后，苏联承担援助中国（包括军事援助）的义务。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组织上海防空的决议，苏联建立了一支支援中国的防空部队。
苏联政府决定，派出一个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将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任第五十二高炮师师长。
这个防空集群汇集了苏联防空军各类部队，既有歼击机、防空火炮和探照灯，也有无线电技术装备和后勤部队。
随即，防空集群部队火速开赴中国。
当时，苏联派出了刚装备最先进的喷气式作战飞机的部队来加强上海防空力量。
据斯柳萨列夫将军回忆：“1950年苏联空军才开始装备喷气式歼击机。
从莫斯科用铁路运送到中国的帕什科夫上校指挥的航空兵团，是苏联第一支掌握米格-15飞机的部队。
”苏联方面派出的兵力如下：2个歼击机团，1个混成轰炸机团；地面部队有第五十二高炮师、1个防空探照灯团和1个空军无线电技术营。
他们分乘两列火车开赴上海，一列由莫斯科开出，另一列则从大连启程。
1950年2月17日上午，苏联派往中国的防空集群指挥部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机场，中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巴季茨基中将一行的到来。
中方在通报情况时介绍，由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制定了疯狂的袭扰计划，苏军在中国的行动将复杂而艰巨。
巴季茨基中将向朱德总司令介绍了苏联防空集群的任务，并向他通报了苏军的编制实力和武器装备情况。
在结束发言时，巴季茨基中将胸有成竹地表示：“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上海市的空防将万无一失。
”最后，双方决定将中国军队的4个混成高炮团，即第二、三、十一、十四高射炮团，纳入其战斗序列，计划在1950年3月23日之前完成所有部队的集结。
经过双方初步协商，上海第一步防空计划在友好会谈中敲定。
2月19日，苏军巴季茨基中将等高级指挥员抵达上海后，马上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举行会晤，从而拉开了上海防空组织工作的序幕。
陈毅着重向巴季茨基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介绍了上海目前的严峻形势，然后又介绍了华东军区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并详细介绍了这座城市的特点，最需要保护的重要工业区和运输枢纽等重要情况。
苏联防空集群部队很快完成部署。
到1950年3月底，上海市的防空体系已经布防完毕，各防空指挥所都已进入作战值班状态。
随着各部队的陆续就位，苏军一方面紧张地备战整训，一方面帮助中国新组建的高炮部队实施训练。
中苏双方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准备随时迎战来犯的国民党空军飞机。
在此之前，国民党空军来犯大陆，由于没有受到有效打击，可以说是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想来就来，空袭完就走。
有时甚至只派单一机型出战，只有2架至3架飞机。
曾一度在每个星期都要来袭扰2次至4次，而且主要是集中在白天。
1950年3月7日，驻扎在徐州的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兵团正式开始战斗值班。
第一次空战发生在3月13日。
是日上午10点56分，苏军西多罗夫上尉指挥的拉-11歼击机小分队在机场往南12公里至1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国民党空军的1架B-25轰炸机，并一举将其击落在南京西北的山中。
3月14日，又有1架B-26轰炸机被苏军击落。
此后，国民党空军飞机的活动明显减少。
4月2日，苏军2架拉-11歼击机拦截并击落了2架国民党空军的战斗机。
4月中旬以后，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一次又一次地企图闯入上海上空，但均未得逞。
国民党飞机靠近苏联歼击机的防线后，发现苏军已经做好了空战准备，因而不敢冒犯，只好掉头逃窜。
国民党空军发现上海有苏联空军保卫，旋即改变了战术，将白天空袭改为夜间行动。
5月11日，苏军预警部队在漆黑的夜里锁定了2个空中目标，其飞行线路为上海方向。
而在更远一些的夜空中，也发现几个目标在向上海方向移动。
当目标进入光照区域后，防空总指挥部一声令下，第二十九近卫歼击航空兵团的4架米格-15飞机腾空而起。
在探照灯的照耀下，大队长申卡连科驾机靠近敌机，并用37毫米机炮和机枪同时开火，打得敌轰炸机凌空爆炸，机身碎片满天飞。
另一架轰炸机也被另两架米格飞机击落，其余敌机见状吓得乱作一团，一溜烟地掉头朝台湾方向逃去。
此后，国民党空军再也不敢轻易窜犯上海、杭州地区了。
苏联防空集群中的航空兵部队，在上海防空作战中飞行训练总计4676架次，升空作战238架次，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的图谋，有力地保护了上海的机场和其他重要目标。
在7次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6架，自己没有损失，圆满地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安全的任务。
鉴于中国防空部队在苏军的培训帮助下，已具备了应对国民党空军袭扰的防空能力，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苏联防空集群部队所有技术装备和财产全都有偿移交给中国军队，并于1950年10月19日完成了上海整个防空系统的移交。
为了表彰苏联防空集群部队为保卫上海作出的贡献，中国政府为参战的全体苏联军人颁发了“保卫上海”奖章。
重要城市和要地防空作战1950年10月，苏联防空集群圆满地完成了保卫上海的任务。
根据中苏有关协议，苏军在回国前向中方有偿移交了所有装备。
中国空军接收了飞机119架、探照灯72部、雷达12部。
上海防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用当时较先进的飞机装备起来。
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担负起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
后来，经过整编，在空四旅第十一团的基础上扩编的航空兵第二师，长期担负起上海的防空任务，并多次击落入侵敌机，为保卫上海作出了突出贡献。
空四旅到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空军开始承担上海防空任务。
陈毅看到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后高兴地说：“光我自己高兴还不行，还要叫上海的老百姓看看，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大家都同意陈毅市长的意见，要让空四旅在上海繁华地区走一走。
这一天，上海四川路、南京路、淮海路上人山人海，马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他们手持彩带，载歌载舞，如同过年一般。
空四旅的干部和飞行员全都站在敞篷车上，胸前戴着大红花。
老百姓看到年轻的飞行员，都欢呼起来，并高呼口号：“欢迎人民空军进驻大上海
”这次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在向世界宣告：上海的天空有了自己的保卫者。
从1951年11月开始，新组建的空军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先后担负起重要地区和城市的防空任务。
东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的防空任务，由航空兵第三、四、六、九、十五师承担；航空兵第十四、十七师担负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的防空任务；航空兵第十二师在上海，第十六师在青岛，第十八师在广州担负防空任务。
新中国在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同时，也加强了地面防空部队的建设，因而使得高炮部队、雷达部队也有了很大发展。
一些主要城市和重要目标都配置了高射炮部队。
从东北地区东部至上海、广州等沿海一线地区，初步建立了防空雷达情报网，从而在主要地区形成了最初的防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防空的重点是东北地区，其次是上海、青岛地区，再就是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在朝鲜战争期间，东北防空区（分为沈阳、安东两个防空区）主要担负保卫东北领空的防空作战，是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同时进行的，因而也是志愿军空军作战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海、青岛地区，防空任务主要是对付美国军用飞机和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侦察和空袭。
1950年7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作侦察飞行以后，美国军用飞机对山东半岛至华东沿海频繁进行侦察活动，并不断入侵上海等地区上空。
但由于中国防空体系尚未完善，新组建的航空兵还没有经过海上飞行训练，再加上美机入侵时间相对较短，因此美机在一段时间内未受到应有的打击。
后来，华东防空司令部调整了雷达部署，并加强了飞行员的海上飞行训练。
1952年8月，空军在上海组建空军第四军，统一了对上海地区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并在佘山等地区建立辅助指挥所，进而扩大了歼击机的作战范围。
1952年9月20日5点36分，防空警戒雷达在上海东南133公里处发现美B-29轰炸机1架，高度1500米，直逼上海。
5点45分，空军第二师六团2架米格-15歼击机奉命起飞截击。
何中道驾驶的长机和李永年驾驶的僚机在崇明岛上空发现敌机时，距美机仅4公里。
美机首先用机关枪射击，何、李双机急剧转弯绕到美机尾后实施攻击，从高度1500米一直打到200米，最终将美机击落坠入海底。
为表彰飞行员的机智勇敢，空军领导机关为何中道、李永年各记大功一次。
在此后的一年内，空军部队与入侵美机和国民党空军飞机先后作战6次，取得击落4架、击伤3架的战绩。
这些空战，多数是在海上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有的距海面高度仅100米左右，由于指挥引导正确，飞行员机智勇敢，各项保障得力，因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从1951年至1953年，空军部队防空作战共出动飞机539批、3419架次，击落美蒋飞机5架，击伤3架。
然而，由于空军部队正处于初建阶段，许多条件还不完善，部队战术技术水平还不高，有些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尤其是缺乏经验，先后2次发生战斗飞行事故，损失飞机2架，牺牲飞行员2名，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是，年轻的空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经过战斗洗礼，逐步发展成为国土防空作战的重要力量，并为保卫新中国的领空立下了卓著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