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校训、校风、教风、学风、校标、学校精神
明德小学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发展目标、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理念：让每一个学生明理、立德，激励每一个学生自主发展，帮助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
发展目标：创建市县一流学校、创新明德品牌学校。
建设目标：“六个一流”（办学理念一流、教学设备一流，校园环境一流，校风学风一流，教师素质一流，教育教学质量一流）。
培养目标：培养明德创新的“五会”新人（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创新）发展策略：特色办学，科研兴校校训：明德、励志、博学、笃行校风：自主、和谐、活泼、进取教风：敬业、爱生、务实、创新学风：乐学、善思、勤奋、博采校训：明德、自立、励志、笃学校训：有学校训导，诫勉之意，是学校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它应该体现学校的特色，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目标的凝炼和概括。
根据我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以及办学方向，借鉴兄弟学校的提法，归纳为“明德、励志、博学、笃行”。
明德：明白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方方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教师要明德，就是要有高尚“师德”，“德高为师”。
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爱岗敬业、献身教育，只有爱岗敬业，我们才能积极正确地面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正确看待学校分配的工作。
也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苦中有乐，乐在其中。
其次要热爱学生、教书育人。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教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神圣的爱。
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
有物联网专业的大学
一定要去西南大学，6平方公里，风景如画。
还有就是观音桥、解放碑到还好。
有哪些大学开设了物联网专业
正值母校五十年华诞，也是我们毕业四十周年之际，不禁勾起我许多回忆，当年为登上这座高等学府, 我曾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
已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仍然那么深刻。
因为父亲年老多病，不再教书，刚从高小毕业的我已不可能继续升学。
家里又因孩子多而不堪重负，为减轻压力，才12岁的我便远离家乡——湖南，泪别父母，到了广东韶关。
当时我的大姐夫在韶关运输局汽车保养厂工作，希望通过他能进厂当学徒，学点技术。
姐夫努力托人帮忙，可是介绍人见到我之后都说：人太小了，还没有车床高呢，怎么干活。
后来听说韶关师范学校实行免费入学，还管吃管住，大姐说：进不了工厂就读师范吧，于是我于1951年报考了韶关师范学校。
那时韶关地区中等学校实行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发榜时我意外地被省重点中学 ——广东北江中学录取，而且名列前茅。
至今我也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可能是考试成绩好被重点学校挑去了，可是我没有任何准备，哪里有开学的费用呢。
当时我大姐家的经济也十分困难，她的两个小孩正在上学，第三个孩子才刚出生，全家靠我大姐夫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哪有力量供我读书，我只能选择弃学。
更使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住处和北江中学只有一墙之隔，经常可以听到同龄孩子的读书声和嬉戏声，我只有偷偷落泪。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一条适合我挣钱的途径——帮人挑水。
刚解放不久的韶关市还十分落后，城市没有自来水，居民用水都需到河里去挑。
于是我每天除了帮大姐带小孩干家务外，也开始帮邻居们挑水, 那时 挑三担水可挣一角钱。
到来年入学考试前我已攒到十几元，完全够开学费用。
此次我决定不再考韶师，而是直接报北中, 我又以较好的成绩第二次考入广东北江中学。
入学后班主任和同学们对我很好，每学期都给我评了较高的助学金，为我解决了许多困难。
另外我继续抽空帮人挑水, 每逢寒暑假, 我们一些贫困同学还约好一起去打工。
念到初二时，学校在河对面——黄田坝开始建设新校舍，给了我们较多的假期打工机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挑沙、运砖，记得从河边运一方沙到工地是8角钱，每人一天大约能挑一方沙。
不久，我又碰到新的困难，大概是营养不良吧，我突然得了夜盲症，白天正常，可是一到天黑眼花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既使明亮的月光下， 在操场上行走，有时也会突然撞到正围坐谈话的同学身上，弄得十分尴尬。
我们在工地干活，常常忙到近天黑才收工，回来时同学们怕我摔倒，就将我挟在中间一起走，有时仍会一脚踩在牛粪上；途中还要路过大河上的木质浮桥，过桥时我就成了同学们的“重点保护对象”，有的牵手，有的扶腰，前呼后拥，害怕我掉下河去，这种友情至今难忘。
为解决上学费用，我一方面努力挣钱，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节省一切可省的开支。
每人只花5分钱的包场电影我也很少去看。
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 我早就练好了一手针线活，什么钉扣子补裤子，又快又好。
我还有“专利”呢，长裤子膝盖以下容易磨坏，如果不能再补了，我就剪去下半截再缝成短裤。
现在看来有点好笑，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并不笑话穿补丁衣服的人。
初中生活虽然艰苦，但十分愉快。
进校后我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各种奖励总有我的份。
我喜欢数理化，特别爱好数学，三年来的数学大小考试, 我很少不得满分，而且还要交头卷。
文科成绩也不错，我们的班主任虞洁芳老师兼教语文课，在发作文、周记时,常拿我的作业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
记得初三的开学典礼上，学校给学生颁发四个方面的奖品，而我竟成了全校四方面均获奖的唯一同学。
因此也引起了校长刘碧老师的关注，她特地另奖给我笔记本，并在本子上亲笔赠言，鼓励我继续上进。
毕业前夕，刘校长还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报考高中，将来好读大学，体现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无比关爱和期盼。
可是我只能违心地谢绝了刘校长的好意，我说：“很感谢学校三年来对我的培育，但是我不可能再念高中，因为父母年老多病，哥哥有骨髓炎，还有三个弟妹要上学，他们都等我支援，所以 我决定报考邮电干训班。
”但是从这时起，我己暗下决心：今后一定挤时间自学高中课程，争取将来也能考入大学。
1956年团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因而更加坚定了我自学的信念。
我又以较好成绩考入广东省邮电干部训练班。
干训班位于广州市石碑东邻的一座小山坡上，环境幽静。
我被分到无线电班学习无线机务，由于学习期间短，仅有一年，要学习的内容很多，课程安排挺紧, 我全力以赴，努力学好相关的专业知识。
毕业前夕，我们这些年青人纷纷表决心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方案公布：我和其他三位男同学被分去西藏, 。
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组织分配，于1956年7月奔向世界屋脊。
我们从广州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后，就转乘大卡车经西宁，绕青海湖、穿柴达木到格尔木，再爬昆仑山、唐古拉山，越藏北高原，经过许多艰辛，历时一个月零一天才抵达拉萨。
报到后，我被分到邮电局修机室工作，负责维修中心机房的电信设备。
工作就绪后，我很快想到如何开展业余学习，当时西藏还没有中学，在拉萨买不到高中课本。
由于交通不便，从内地寄来报纸、信件，需经一月之久。
我只能写信和汇款到北中，找老同学代购书本寄给我。
自学的另一个难题是找不到辅导老师，这时的自学是名符其实地靠自己学习。
碰到难题时, 我冥思苦想、反复看书、千方百计地弄懂，实在弄不明白时，先作上记号继续往下看，有时学到后面反过来再思考，也能解决前面的难题。
当时的西藏还没有实行民主改革，土匪猖狂。
为保障电信畅通，1957年3月，西藏邮电管理局领导决定将我调到藏北高原的丁青地区邮电局，负责整个地区的无线通信机务工作。
当时的丁青还不通公路，我从拉萨乘卡车到昌都后骑了七天马，爬山涉水才到达丁青。
丁青海拔4700多米，空气稀薄，走几步路就喘不过气来。
机关干部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马帮定期运送。
治安也很差，时有土匪骚扰，我们邮电职工都发了枪支子弹，轮流值班巡夜。
丁青没有电厂，电台工作时靠手摇发电机供电；我修理设备时也只能用木炭烧热火烙铁进行焊接。
晚上的照明和学习都点蜡烛，在这种环境下我仍然坚持业余自学。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1957年中央指示：“西藏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暂不搞民主改革， 第三个五年计划再看条件。
”西藏工作开始了大调整，大批汉族干部内调，许多藏族干部调去民族学院学习。
丁青邮电局缩编成邮电所，只留下两人处理日常业务，并入丁青中心县委大院。
我们在局长带领下，于1957年底调回内地。
并根据“从哪里来调回哪里去”的原则，我又回到广州，成为广东省委组织部的调干，等待安排新的工作。
当时正值1957年全国经济“马鞍形”，接着又是1958年初的全国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我们这批调干和部份省直干部被首批下放到广东省机关干部试验农场。
该农场位于广东肇庆市郊的七星岩地区。
起初我被分到“青年突击队”，几个月后又被调去搞技术革新，最后被调到土法生产水泥厂搞化验。
此时正值全国“大跃进”，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也很少休息。
在此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完全中断自学，努力挤出一切可挤的时间去学习。
每次出差在火车、轮船上都是我自学的好场所。
记得有一次由肇庆乘船去江门运鱼苗，来回约两天两夜，我坐在几乎直不起腰的小木船里作了大量数学题。
业余自学也没有影响我的工作，1958年末工作总结时，我仍然被评为“一等优良工作者”。
1959年全国工业大调整，我们土法上马的小水泥厂也下马了，下放干部被陆续安排工作。
这时我已利用业余时间基本学完全部高中课程。
我认真分析了自己的情况：我还年青，知识贫乏，应该争取再去上学。
于是我打了一个报告到省委组织部，说明我的想法和请求，我很快得到了满意的批复。
1959夏天，我在广州市参加了全国高考。
考完后我并不十分满意，因为高考答题时我不像过去考试时那么轻松自信，这说明高考的难度，也说明我的自学还太浮浅，其深度和广度远不如在校学习。
当我收到广播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欣喜若狂，那种苦尽甘来的幸福感是无法形容的。
我不仅有机会上大学，而且能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去攻读五年，继续在我喜爱的无线电专业方面深造。
我还能在北京参加祖国“十年大庆”，啊
这一切太美妙了。
走进当年的广播学院，其主建筑仅有一座大灰楼，显然眼前的高校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雄伟、那么幽美，也没有其它一些大学那么宽广。
但是我并不感到失望，相反我很知足，我觉得这种学习环境己经很不错了，有那么多年青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会聚广院，一起生活、学习、研究和讨论问题；还有那么多学识渊博、待人热忱、教学严谨的老师为我们讲课传授知识，实在是机会难得，我十分珍惜这段宝贵的时光。
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同学们在黄土岗公社劳动时的欢笑声、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狂欢时的歌舞声，还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曾记否，祖国十年大庆时，我们扛着巨大的标语牌，随队伍走近天安门城楼时，仰望着毛主席，久久不想离开。
曾记否，图书棺的灯光常为我们亮到天明，灰楼的顶上凉台和地下室也有我们读书的身影。
曾记否，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曾使许多人病倒，我们一起喝小球藻汤，一起吃定量的地瓜干，为填不饱的肚皮有时也搞点“精神会餐” , 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动摇我们学习的决心。
曾记否，毕业前夕，繁忙的周总理、彭真市长在工人体育场深夜接见和叮嘱我们：“要牢记学习的目的，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些教导我们永远铭刻在心。
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学习做人的楷模，曾记否，我们的刘永业副院长兼无线系主任，工作十分繁忙，又身患肝炎，可是连星期日也不休息，亲自为我们讲解电路基础课。
刘院长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趁大学五年，打好一生的基础。
” 五年——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回味无穷。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永远不会忘记母校的培育，是你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无微不至的关爱，为我们的一生建造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永远感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