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背景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
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于世，主要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
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
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
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
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
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于西方。
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
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枣饥饿与革命》（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
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
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
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
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于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
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
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
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
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
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
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
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
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 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
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
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
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和英萨利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
》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1973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 ”，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
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1973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
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
于是自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
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
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于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
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
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
”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
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
他说：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
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
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
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
”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
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
”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
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
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
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
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
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
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
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
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
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
值得重视的是农谢（，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红色高棉是怎么一回事
红色高棉(Khmer Rouge)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红色高棉的历史
少先队的历史
一 大提琴的深厚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在空中飘荡。
这声音一时悠扬婉转，一时低回呜咽，如秋风飒飒地吹着落叶，如冬云黯淡地凝聚在天空。
渐渐地，愈来愈轻，愈来愈细，好像要失去，再也找不回来了。
忽然间，琴声又激昂起来，充满了渴望，流露了内心的希冀与追求。
“这是慕容乐珺。
”音乐爱好者可以分辨出拉琴的人，因为慕容的琴声，总像向你心窝扑来似的。
慕容乐珺是一个艺术学校的大提琴教师。
她终生与大提琴为伴。
多少年来，她只要一拿起琴弓，自己似乎就化作了大提琴的一部分，和琴一起在发着声音，抒发着乐曲的各种感情。
今天她随意拉着琴，一首没有完又换一首，总是觉得。
后来索性把琴放开，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
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天，正是日落时分。
夕阳的光辉把远处的红楼绿树镀上了一层金色，这光辉也照着乐珺夹杂在黑发中的白发，使那根根白发显得格外分明。
她虽已年过半百，容颜还很清秀。
她向街的尽头看去，一有年轻女孩子出现，就留神看是不是向自己这幢楼走来，但终究都不是。
乐珺要等的人，是她的一个好友的女儿。
这好友和她也有一点亲戚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还几乎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但那并没有成为事实。
他们只是好友，也永远是好友。
现在一方已经永辞人世，这种友谊也并没有中断，而是延续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她，”乐珺想，“是怎样的呢
” 在那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年代，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去寻求理想和未来。
那时是音乐系学生的她，则随着父母到了内地，以后得到一种，到了国外，后才回来。
不久父母相继去世。
她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全心地投入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
那五十年代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丰富呵。
乐珺觉得自己虽然平凡渺小，可就像大海中的小水滴一样，幸福地分享着海的伟大与光荣。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她回到室内，继续沉思着。
解放后头几年，他在国外工作。
六十年代初调回北京做文化交流工作。
她听他做过几次报告，每次都深深地为党的政策所吸引，为他对党的忠诚所感动。
她也见到过他的妻子，那是一位好同志，好妻子。
她曾想：“也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 至于他们的女儿，乐珺在她小时虽也见过几次，印象都不很深。
只有一次，她使乐珺终生难忘。
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斗争最激烈的年月。
巨大的风暴考验和锻炼着每一个人，也把人世间最卑鄙最污浊的丑怪之物都翻了上来。
有些人挖空心思批判文艺方面的“黑线专政”，像乐珺这样有一技之长、小有名气并且去过国外的人，当然是批斗对象。
有一次“造反派”头头们把文艺界的一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开批判会，乐珺也叨陪末座。
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好几位名家身穿各色纸衣，被推来拽去，被逼着挨个儿到麦克风前报名，说自己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坏人之类。
正闹着，有三四个年轻人把一个中年人连踢带打推上台来，一面喊着口号：“打倒贩卖封资修的文化掮客梁锋
” 乐珺心上一惊，侧眼偷偷看去，见确是梁锋站在那里。
那些人要他去报名，他缓步走到麦克风前，一字一字地说道：“梁锋，中国共产党党员
”话音刚落，几个人跳上台去，打了梁锋几个耳光。
血从他的嘴角滴下来，落到地上。
会场上每个人的心都揪紧了，满场静得连呼吸都可以听见。
这时忽然有一个女孩子的清脆而痛苦的声音喊道：“爸爸
我的爸爸
” 会场登时一阵大乱，有人喊：“不准打人
”但是也有人向叫“爸爸”的女孩子冲过去，把她一把拎出会场，一路拳打脚踢。
乐珺虽然弯着腰，却全看见了。
只是看不清女孩子的模样。
有好几天，她一直在想着这个叫“爸爸”的女儿。
心里感到又酸痛，又温暖。
这个喊着“爸爸，我的爸爸”的女儿，现在要来了。
门外有人叫慕容。
乐珺答道：“是小裴吗
”站起身向前迎了两步。
进来的是大提琴专业的一个支委，大家都叫她小裴。
小裴是比较年轻的老干部，六十年代初本是大提琴专业的支部书记。
多年来，一直是乐珺的知心朋友。
她脸儿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身材也是圆圆的。
她其实和乐珺年纪仿佛，但到现在还是“小裴”。
“从楼下过，就来看看你。
梁锋的女儿这几天要来，是吗
” “说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
可还没有来。
” “我说她准是个好孩子。
你记得——”小裴两眼直望着窗外。
“我刚刚正想着那次批斗会。
” 乐珺温柔的目光望着小裴。
她还想起那时每次学校开批斗会后，小裴总要关心地悄悄和她说几句话（其实小裴的遭遇更艰险得多）：“坚强点
这是考验
”“这不算什么，不要怕。
”话虽不多，每次都给乐珺很大力量。
小裴血压高，很容易激动。
现在她克制着自己，沉默片刻，对慕容说：“慕容呵，你用心好好教她吧
” “我真想教出人才呵。
可教材能扩大一些吗
” “照我的想法，教材完全应该扩大，可谁敢做这个主
我看咱们国家出了纵火犯，他们要把好人都整死，还要把几千年的文明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统统烧掉
”小裴声音有些发颤。
“怎么对付这些纵火犯呢
” 乐珺小声问。
“看吧。
谁知道
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裴用力敲着沙发的靠壁。
她们谈了一会儿，小裴说要上医院看她的偏瘫老头子去，对乐珺皱眉一笑，走了。
黑夜已经降临。
乐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树丛中唯一的枫树，临近的灯光洒在树上，依稀闪出一些红色。
她又思念起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她，究竟是怎样的呢
今天，不会来了吧
——” 这时，就像回答她的思念似的，。
乐珺“请进”两个字还未说完，人已经进来了。
她身材苗条，举止轻盈，一面走进来，一面很急促地大声说话：“是慕容姑姑么
您这儿可真难找
我一路问了多少人呵，起码十个以上
您这儿真黑呵，可我进门就看见这把琴，知道我走对了。
我是粱遐
”这就是乐珺等待的人。
电灯开了。
乐珺看见粱遐是个很美的姑娘，她上身穿着米色外衣，里面是黑色高领细毛线衣，下身是深灰近乎黑色的长裤。
一头蓬松的短发，有些像男孩。
脸儿又红又白，唇边挂着微笑，眉毛很黑，很整齐（不少人以为她是描出来的），一双真正的杏眼，带点调皮的意味（后来乐珺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嘲讽的神情），正瞧着乐珺。
“她也打量我呢。
” 乐珺心想，一面伸出手和粱遐握手，说：“我正等你——”
简要回答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少先队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简要的说，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负责青年工作的部门。
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在我国，少先队由共青团代表中共中央管理。
少先队的总负责人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出任（副部级）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丛出生到成年，先入少先队再入共青团，年满18有资格申请加入共产党。
这是一个逐步培养人共产主义意识的过程。
可以少先队到共青团都是共产党贯彻共产主义要从娃娃抓起的方针的，从小给小孩子灌输共产党的相关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