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搜集一些好的店名、春联、广告语、牌匾、宣传栏。
与语文有关的。
《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报头由同志题写，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办。
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成立后，为华中局（中南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的机关报。
创刊初期，《长江日报》每天出对开一大张(4版)，后来曾经增为一，张半(6版)。
《长江日报》报名为书写。
创刊时，廖井丹任社长，陈楚为副社长兼总编辑。
不久，廖井丹离任，熊复任社长。
1952年初熊复调离报社后。
由陈楚负责。
历史沿革195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报，作为中南局机关报的《长江日报》于1952年12月31日终刊，由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接用《长江日报》报名，于1953年元旦继续出版。
中南《长江日报》一部分人员参加了武汉《长江日报》的工作。
这时的《长江日报》主要担负武汉市委机关报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有关政策法令及重要指示，仍通过《长江日报》发布，直至1954年大区撤销为止。
武汉《长江日报》的前身是《新武汉报》。
《新武汉报》是在民营《大刚报》的基础上逐步改造和建设成为党报的。
武汉解放后，武汉市军管会批准《大刚报》继续出版，并派张若达任总编辑，通过这张报纸发布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重要指示。
1950年9月，《大刚报》实行公私合营，陆天虹任公方代表。
1951年底。
《大刚报》停刊。
1952年元旦。
《新武汉报》创刊，正式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
从1953年元月起，又接用《长江日报》报名继续出版。
1960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长江日报》与《湖北日报》合并，《长江日报》于1961年1月6日停刊，部分人员调湖北日报社，其余人员于1961年5月1日出版《武汉晚报》，为武汉市委机关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武汉晚报》于1966年底停刊。
1967年1月21日，又以《长江日报》报名复刊。
先后担任过武汉长江日报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的有黎智、陆天虹、萧松年、郭治澄、雷行、曾卓、吕梁、黎少岑、黄嘉、孙德华、杨振兴、王保畲、白索、翟玉勋、杨秉林、杨坤潮、张学知、堪根本、陈修诚、熊伟等。
《长江日报》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形势，本着“立足武汉、服务全省、贯通长江、辐射华中、面向全国、对外开放”的编辑方针，报道国内外和湖北省、武汉市的重要新闻，介绍武汉市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的经验，展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具有一定特色；其各具特色的副刊、专刊，适应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1982年7月，长江日报社与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合办《经济信息报》，后人民银行总行、湖北省分行和武汉市经委也参加合办。
1981年5月创办《长江日报郊县版》，同年9月恢复出版《武汉晚报》。
长江日报社还办有内部刊物《内部参考》、《长江日报通讯》、《来信摘编》、《评报》、《武汉新闻史料》、《学习与参考》和《长江报人》等。
1984年，《长江日报》经批准向港澳和国外发行。
中南《长江日报》日发行量创刊时为3万份，终刊时为9万份。
武汉《长江日报》1985年日发行量为23万份。
《长江日报》是中国中部发行量最大的城市综合性对开大报，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旗舰。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日报与时俱进，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从机关报的性质、地位、功能、优势出发，明确提出“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办报理念，办报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名版、名栏、名篇层出不穷。
精心营造的《健康百事》、《读者之声》、《黄鹤楼》、《边鼓录》、《疑点探访》、《九州方圆》、《热线追踪》、《前程招聘》等蔚为大观，增强了吸引力和感染力，显示机关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服务全省，辐射华中，影响武汉，湖北及至华中地区舆论走向。
这是武汉市第一家经国家批准的报业集团和文化产业集团。
从1980年评选全国好新闻以来，《长江日报》获中国新闻奖28件，在全国城市报纸中位居前列，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武汉地区开展的读者调查表明，读者眼中《长江日报》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一张新闻和信息较全的报纸和一张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传阅率达5.5人。
与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法国《欧洲时报》等合办《大武汉新闻》。
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南、厦门、宜昌、等地分别设有记者站。
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党委机关报中，《长江日报》发行量、广告额皆位列前五位，彩色报纸印刷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报刊职能《长江日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对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宣传，起到指导和配合中心工作，推动实际工作前进的作用。
《长江日报》勇于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论针对性强，指导及时。
署名马铁丁(即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的《思想杂谈》，一事一议，有的放矢，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媒体价值优势《长江日报》是一份以时政、经济新闻为主要特色的权威大报，现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是读者心目中最有话语权的报纸，同时也是数十万机关干部的必读报纸，是高端消费群的锁定报纸。
在经济类新闻这块，《长江日报》侧重于走大方向的发展策略，注重政策性新闻评论，时政性比较强。
同时，《长江日报》的传阅率较高，日发行量为30万份左右。
劣势作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平面媒体，《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曾在数年前合作经营，尽管现在又再次分开办报，但那一次的合作经历使得原本属于《长江日报》的广告客户流失严重，许多客户中断了与《长江日报》的合作转而投向《武汉晚报》，重新独立办报以后，如何找回原有的客户，如何挖掘新的客户，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当务之急。
《长江日报》作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但是在亲近市民，迎合市场这一方面还有待提高，在市民生活、民情民生的关注与报道上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理财类栏目并不突出。
从整个上半年度媒体信息来看，《长江日报》在经济类报道这一领域尚有一定的欠缺。
综上，《长江日报》在金融营销上与其他的报纸媒体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无论是经济新闻的报道总量，还是银行类广告的投放总量，均远远不及其它的同类媒体。
尽管有着较高传阅率，但作为一份机关订阅的报纸，由于侧重关注大的政治走向及政策性舆论报道，因此，其有效读者群的实际数量远不及其它市民报，社会影响力与读者关注度也不尽如人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报纸本身的兴趣度、关注度及信息过滤与记忆的程度相对比较低下，往往是走马观花，看过则罢。
营销策划方案总体思想以刚刚结束的十七大精神为导向，以切实提高百姓收入为目标，增加老百姓感兴趣的理财话题，仔细分析《长江日报》读者群，做一系列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立即收获经济效益的亲民活动，针对《长江日报》客户流失严重的现状，以活动为辅助手段来吸引市场的目光，从而提高社会关注度与口碑，增加客户的广告投放意向。
并就市民感兴趣的经济类问题开展专栏，如理财新趋势，理财手法多样谈等等，以此提高市民对《长江日报》金融版面的阅读兴趣与阅读率，并以此来吸引金融企业在《长江日报》上的硬广与软文投放量。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长江日报》1、第二届中小企业创投融姿交易会再创新高2、个人理财营销活动——与市民近距离谈理财，开展系列亲民理财活动3、企业理财——挖掘新兴的活动营销方式此做法一方面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充实了版面的信息量，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信息，引发了受众更大的阅读兴趣，长此以往，形成良性循环，既增加了经济收益，也保证了读者阅读率。
活动策划新闻与广告往往是紧密相连的，《长江日报》金融版面的合理规划，离不开金融企业的广告投放，也离不开《长江日报》对各大金融机构举办活动的合理组织与报道。
要想达到更好的贴近民生，反映民情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类新闻做深度挖掘。
而在挖掘新闻的同时，也可以积极的创造新闻，即举办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以活动来启动市场。
1、紧紧跟随品牌活动与武汉地区现有的经济类活动保持良好的联系与互动，如每年5月份举办的中小企业创投融资交易会，该活动在银企之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本着“为项目找资金、为资金找项目”的宗旨，有着良好的市场口碑和大众认可度，今年的创投融资交易会上，湖北省银监局第一次与媒体合作，而各家银行也是首次在媒体上就对公业务进行广告宣传，政府，银行，中小企业三方互动良好，为金融市场的良好秩序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在这次活动中，报纸广告收入更是达到20万，展望2008年的中小企业创投融资交易会，我们将继续完善和坚持下去，争取在各方面再创新高。
《长江日报》金融版面可以对2008年该活动进行全程的跟踪报道，采写台前幕后的各类新闻，以活动来创造市场，从而带动广告营销，为读者全面了解经济动态提供畅通的渠道，同时也能大力吸引中小企业和各金融机构在《长江日报》上的广告投放，最大程度的实现其经济效益。
2、积极开展亲民活动——与市民近距离谈理财《长江日报》作为武汉地区的机关报，其拥有高端读者群这一优势是不可忽略的，也是积极、广泛开展金融理财类活动不可多得的便利条件，最大程度地锁定中高收入者的消费习惯，根据他们的兴趣与需要加以理财知识的引导，为各大金融机构寻找目标消费者，为中高收入群体寻找投资理财新渠道，为理财市场搭建供需之桥，是《长江日报》金融类栏目实现经济报道与广告营销双赢的必经之路。
在硬广与软文大行其道的今天，受众对广告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强，甚至出现排斥与逆反的心理，简单的说教与介绍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对金融理财服务需求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各大金融机构苦于找不到更为合适的与目标群体沟通及交流的方式，鉴于此，我们将在银行与市场之间打造和营建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一方面满足市民快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另一方面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找更多的目标消费群体，让银行通过《长江日报》这一媒体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可见的经济收益。
（1）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将全年的活动按照按照4个季度分为4期，一季度一个主题，每个季度两期活动，以活动带动广告，打造活动套餐。
以上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让市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最科学、最适合自己的理财《长江日报》知识，同时这也是让银行能立即收获经济效益的活动，此类活动一方面增加了报纸的新闻报道量，另一方面为各金融机构走向市场，扩大影响力创造的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为他们在《长江日报》上投放硬广和软文广告提供了优异的空间。
（2）与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保持良好的长期而稳定的联系，以低姿态的方式与各银行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以会议的形式讨论如何开展活动，最大程度地倾听银行需求，为他们新上市的理财产品与服务进行报道与宣传，或对银行的理财师进行形象包装，帮助其进一步开拓市场，在社会活动这一部分，充分听取银行的意见，以他们感兴趣的形式进行活动包装，从而达到即收获市民关注，又得到银行满意的目的，最大程度的实现新闻报道与广告收益的双向平衡。
（3）积极与各银行负责人保持沟通，双方互通有无，报社可以采取对银行负责人赠送报纸的方式来加深与扩大《长江日报》在各金融企业的渗透力及影响力。
3、把握市场脉搏，挖掘新的营销模式——开展企业理财活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从单纯的个人理财转向为大量企事业单位服务，银行对公业务的兴起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市场繁荣的保证。
国有大型企业的多样化经营，中小企业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顺利周转。
为企业的闲置资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是银行对公业务的宗旨与目的，代客理财，帮助公司、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银行对公业务的发展方向，而这一新兴的营销点也有着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诸如国有特大型企业武汉钢铁集团，已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这充分说明该业务光明而美好的前景。
尽管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现阶段，银行的对公业务还仅仅局限在关系营销的层面上，与个人业务相比，其规范性与合理性还有待提高，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促进银行对公业务的规范运行，是一个有着巨大空间的营销策略，鉴于此，我们将推动与促进银行对公业务作为2008年全新的营销重点，将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更多地介绍给企事业单位，为各企事业单位寻找最适合他们的理财途径，在银企之间搭建一座相互沟通，交流无阻的平台，一方面促进了银行对公业务的不断拓展与前进，另一方面也为众多企事业单位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这一市场的着重开发，在武汉地区报纸媒体金融类栏目中开创了一个先河，为《长江日报》经济类版面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一系列广告与活动套餐的实行，将在企业中为各大金融机构树立良好的专业形象，也为广告收入打造了光明的创收平台。
总结综上所述，《长江日报》作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纵然有着不可多得的传播优势，但其所存在的不足依然清晰地摆在眼前，在具体分析了各方面综合情况以后，我们得出可以用活动来启动市场这一结论，并为具体活动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相信本着新闻与广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积极举办系列大型、专业、优质的公益类金融理财活动，定能为《长江日报》金融类版面的与时俱进锦上添花。
根据以上一系列活动，我们将凭借着良好的客户资源与政府支持以及媒体优势，以达到全年100万、争取120万的的广告目标值来独家代理《长江日报》金融广告。
栏目设置要闻视点走进百姓政治观点经济生活大话文学体育健康天地教育时尚娱乐新闻评论社区发展突破以积极的姿态做好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体现主流媒体的“见识与气度” 党报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职责。
这种引导应当是有力量、有针对、有效果的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复印上级文件，苍白地人云亦云，牵强附会地印证图解。
低水平的宣传引导，既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深入人心，又不能解答群众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实际上是不负责任地放弃发言权。
目前，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情况、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涌在一起，民众有振奋，也有疑惑、迷茫、甚至不满。
如何抓住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的热点问题，通过深入理性地分析报道，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对待和解决，这对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是个考验。
社会责任感要求媒体不仅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还要能理性的剖析这些新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传播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都市报、市民报往往注重对某一轰动性的事件的具体报道，挖掘广度和深度并不是其强项。
党报在理论素养、政策水平上有更多的积累，应当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地上，做好议题设置，抓准问题性报道，引导社会舆论。
2006年9月，《长江日报》在一版开设新闻专栏《长江视点》，重点抓研究问题的深度报道，既提出问题，又探讨解决出路，突出建设性，同时选题大都贴近民生，受到读者好评。
舆论监督报道是体现党报威信的另一“重型武器”。
客观地说，《长江日报长江日报》的舆论监督报道比都市类报纸的同类报道具有更大的“威力”，更容易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更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
但较普遍的一种情况是，都市报的监督报道热火朝天，党报却比较沉寂。
一方面做好舆论引导，一方面做好舆论监督，党报如果能把这两个强项真正做强，对扩大影响力和巩固公信力大有裨益，也将有效增强其自身竞争力。
提高正面报道的新闻价值，避免党报沦为廉价的“黑板报”读者不爱看《长江日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各种工作、会议、领导活动的程序性报道太多；口号多、虚的东西多，实的信息少。
此类报道往往是对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某一方面工作的总结和肯定。
这种稿件好采访、好写、受被报道单位欢迎，如果版面又轻易放行的话，就会在内部形成热衷采写此类稿件的风气。
最终，一厂一店一院一校粉饰一下都可以露脸，党报认可逐渐贬值。
避免党报沦为廉价的“黑板报”，应严格控制一般性工作报道和表扬稿，提倡记者深入生活、深入基层，从群众的视角、社会的视角抓新闻。
2007年，《湖北日报》在一版推出新栏目《记者走基层》，倡导记者沉到一线采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带来清新务实之风，也增强了报纸的公信力。
研究受众需求，把强项做出权威，把弱项做出特色党报的时政、经济、科教类报道比较得心应手，在社会、民生、娱乐、服务新闻方面相对薄弱。
而后面这些领域，贴近性较强、可读性较强，读者相当关注。
认真研究受众需求，把强项做出权威，把弱项做出特色，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都市类报纸、网络新闻的成功之处，党报可以借鉴，但不是简单的跟进或模仿，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品位，形成独特的风格，进行差异化竞争。
因此在改进和增强社会、民生、娱乐类新闻时，党报应当遵循不媚俗，不哗众取宠的原则，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张扬主流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不断根据读者市场的需求调整版面，创新报道形式，丰富报道内容，才能有助于《长江日报》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部门建设总经理重点管好三样东西：数字、钱和人。
数字是经营业绩和规模的象征；财务是管理至关重要的参谋和杠杆；办公室是各个环节的润滑剂。
办公室要刷新和补充职能，设行政主管、后勤主管、企划主管。
除了传统职能，将来大宗采购、企业形象设计、促销活动策划以及文体活动的组织都要纳入办公室，以达到精简、统一、高效。
信息部以改造后的网络中心为技术平台，统计和处理每日各报种（长江日报和其他代理报纸）要素、收款、分区分站分线投递等信息，同时负责对质量投诉的记录、反馈，以及用户资料的存档和分析。
人力资源部负责劳资审核、员工档案管理、教育培训等。
如需简化机构，人力资源部也可并入办公室。
配送业务部基本上是一个业务接谈机构。
负责开发、承接各类发行网络增值业务（如送水、米、油等日用品，回收旧报等）。
同时负责将“长江报业捷龙快车”的物流业务与发行公司的配送网络对接。
合资公司做现代物流的中流，这个部门做下流、做终端，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分类广告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
以对外公布的特服电话为手段，依托遍布三镇的发行站点，利用发行对象和送报后的富余时间，搜集各类小额分类广告信息，就近收款，即时编辑，然后将每日分类广告集中发送到报社广告部。
外地不少报社的发行公司做分类广告很成功。
如南京《现代快报》、深圳特区报业集团。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发行公司的分类广告每年做到5000万元，按15%的代理费，发行公司每年可创利700万元。
零售代投部负责长江日报、集团内其他报纸在武汉地区的零售和外埠的征订、投递（包括与邮局合作）。
同时承接代理、代投外报外刊。
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开发和投送夹页广告和DM（直投）广告。
企业文化传播的文化传播
业务员如何跑市场，这是每一位业务员都会冒出来的问题，说它简单，业务员跑市场的程序很，说他难，业务员把这个市场跑好了，还真不容易。
那么业务员到底该怎么来跑市场呢，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业务员如何跑市场，关键是如何跑，业务员跟市场都客观存在，怎么能让业务员占据市场，这就需要功夫了。
一、准备。
在跑市场之前，业务员要做充足的准备，否则也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一气。
准备的内容，包括，自己产品的相关内容，公司自身的相关信息，市场当中同类产品的相关信息。
要先做到对于这个产品的市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心理感受。
二、寻找。
寻找目标客户是业务员跑市场第二条，没有准确定位目标客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耽误效率。
三、接触。
寻得客户之后，正式与客户接触，就要运用到之前的准备工作来分析客户，站在客户角度发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巧用业务员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可以解决的，并暗示他你是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
四、跟进。
很多业务员与客户有过一次接触后，就只有等，等客户的消息，要成单，只有等是不行的，要学会主动的跟进，与客户多沟通，了解客户那头的运作情况，并针对的情况做出销售行为，为达成目标而努力。
五、售后。
售后服务很重要，对于业务员自己还是对于公司，都是一个形象的塑造，品牌的提升，诚信的肯定。
业务员跑市场过程中应该有的心态 1、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保护自己 2、学习相关业务知识
怎么营造良好校园氛围
一、领导重视，措施到位。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渗透与教育教学工作的方面面，需要全员重视和参与，针对这一特点，我校逐步建立了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体系，学校成立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制定校园文化建设实施细则和校园文化建设管理制度，学校校长亲自抓，学校少先大队、各学科教研组、班级、师生组织协调，齐抓共管，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任务，在学校统一主导下紧紧依靠广大师生，整体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二、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是育人的重要途径。
为此，我校充分挖掘潜力，广泛运用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在此方面我们主要抓了四点：一是抓好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
根据新时期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目前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校坚持结合学校和社会生活实际，开展了德育系列教育为主题的三大主题班会，即:养成教育（主题有：做一个讲诚信的人、做一个有责任的人、朋友与友谊、我心中的偶像、自信与成功等）；感恩教育（主题有：感谢父母、感谢老师、关爱、名人激励我成长等）；心理辅导（主题有：如何适应新环境、克服心理压力，做生活的强者、心理调试——相信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失意等）。
有时还邀请家长参加，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如刘晓红老师的主题班会——感谢父母，生动精彩，父母和子女相拥而泣，班主任及前来听课的兄弟学校的老师也留下了感动的眼泪，并响起了阵阵掌声。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已成为我校德育教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得到了家长、社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
二是坚持国旗下的讲话，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
我校坚持每周一的升旗制度，充分利用国旗下的讲话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如爱国主义教育、前途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文明礼貌教育、诚实守信教育等等。
话语虽不多，但非常注重实效，在庄严的国旗下，严肃的氛围中，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国旗下的讲话已成为我校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高效的渠道。
三是发挥媒体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我们充分利用好广播、橱窗、黑板报等校园文化设施，充分发挥其宣传作用，努力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学校开办了红领巾广播站，除了宣传学校好人好事、扶正贬邪外，还根据学生年龄和兴趣特点，在不同时段设计了不同的广播板块，大大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
2010年秋季，我校在中心小学支部的大力支持下，又投入资金10万元，添置各种高标准橱窗、名人名言宣传牌、警示牌、建校园文化宣传栏100余块。
橱窗、黑板报也成为学校专题教育的宣传窗口，走进校园不同形式的宣传牌、警示牌、学生艺术作品展示、教师、学生风采展示等文化氛围,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展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是开展各种课内外活动，搭建个性发展平台。
我们充分广泛地开展各种课内外活动，为全面培养学生个性特长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发展平台。
如“创建县级艺术校园”、“我读书我快乐”、“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拒绝管制刀具进校园”、“节约从我做起”、“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等专题活动，既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 “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比赛”、 “元旦文艺汇演”、“手抄报比赛”、“书画大赛”、“六一学生特长展示”等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表现舞台，展现了学生的个性特长； “消防应急演练”、“地震应急演练”等实践活动，让师生学会面对突发事件紧急自救的知识，大大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
学校坚持每年评选安全小卫士、学习小博士、文明小标兵、小舞蹈家、小画家、神剪手等，全校50余名学生的书画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学校也多次被中国少儿报社、全国艺术教育学会评为优胜单位。
通过广泛开展各种课内外活动,进一步净化了校园文化，抵制了消极、腐朽思想的渗透，抑制了低级、庸俗的文化趣味和非理性文化倾向，引导了校园文化向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德育的实效性。
三、扎实抓好品行养成教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是是德育工作中最“实”的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德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反映学校德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
我们突出抓了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他律”，倡导“自律”。
通过《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实施及校规、班规的制订与实施，使学生熟知并达到学校生活中具体的行为要求；建立良好的奖惩与激励机制并及时分析总结学生品德行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班级中创设产生良好行为的情境，形成健康的舆论，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形成“他律”。
有了严格的他律，还要辅之以受教育者的内心自律。
因为一个良好言行习惯的养成通常都需要经过自觉地练习和实践才能定型。
我们鼓励并提倡学生进行自我教育，通过树立榜样，创设条件，让学生在实践中懂得人要做自己言行习惯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良好的言行习惯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人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需要的过程。
我们对学生的日常行为，坚持依据《守则》、《规范》学校制定考核细则，对全校每位学生实行一日一记载、一周一考核、一月一评比，对各班考核前五名优秀学生在校园橱窗张榜公示进行表彰。
二是扎实抓好生活细节，促进养成教育。
在师生中广泛倡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校无小事，事事皆育人；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等古训和格言，提倡“寓卓越于平凡，寓成功于细节”等理念，及时运用表扬与批评、肯定与否定等集体舆论手段，并与家庭教育达成共识，通过家长培训、学校教育、社会配合等，架起家庭、学校教育的桥梁，让学生真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逐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经过不懈努力，我校全体师生讲学习、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已蔚然成风，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学校被评为县级示范学校,襄阳市家长示范学校。
四、创建优美的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校园文化的“硬件”，没有完备的“硬件”系统，校园文化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
为了优化育人环境，树立鲜明的学校形象，形成有文化底蕴的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我们从办学宗旨、办学理念、学校历史、发展规划、师生规范等方面综合考虑，形成特色鲜明、统一和谐的校园形象。
1、加大经费投入，科学规划校园整体布局。
我们以优化育人环境为切入点，以营造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为突破口，以创建“县级名校”为发展目标，不断加大经费投入，近三年我们投入资金20余万，硬化了篮球场、修建了环形跑道，添置了篮球架、乒乓球台、单双杠等体育设备10余套，添置各类体育器材100余件。
对校园进行了布局调整，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已完全分开，美化绿化了整个校园，使学校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达到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校园美丽幽雅，学校被湖北省教育厅评为绿化合格学校。
2、重视人文建设，提高校园文化品位。
“处处是教育之地” ，是我们力求让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体现出学校文化特有底蕴的校园建设原则。
走近校门，“今天你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你为荣”、“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大型标语，激励着师生拼搏进取；进入校园，“爱国、文明、求真、进取”的校风，“厚德、博学、自强、奋进”的校训，“博爱、严谨、敬业、奉献”的教风和“自主、好问、乐读、精思”的学风，庄重、醒目，催人奋进；“用艺术点亮人生，用行动实现梦想”、“请讲普通话、请写规范字”等警句，耐人寻味，时刻激励着学生的斗志；文化长廊中的《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刻提醒着学生；大门两侧，《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让同学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激起学生的爱国之情；走廊中，学生作品展，展示了我校素质教育的成果。
润物细无声，墙壁会说话，花草也赋诗，设施能启智，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为知识的载体。
通过精心设计，把教育目的和科学文化知识，融进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3、人人参与，构建各具特色的班级文化。
教室是学生在校园里感情最深、影响最大、最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对他们潜移默化最直接、最有效、最重要的育人环境，也为了给每一位学生提供展示才华，挖掘潜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在校园整体规划的同时，学校还创造性的让全校学生共同参与年级、班级文化建设。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设计的班级环境，凸现出班级特色和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教室的墙壁变成了学生学习创造的天地。
教室的窗户玻璃上学生们自己剪出的各类艺术作品，成了学生展示特长的舞台。
走进教室如同走进了知识的海洋，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栏目。
一扇扇别具特色、富有新意的班门脱颖而出；彰显个性的班风折射出班级特色；室内的环境设计别有新意：名人画像、名言格言、学生书画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社会一角”使学生对社会多一份关注、多一份了解、更多一份责任；“学习园地”展示了学生各类优秀作品，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知识的魅力；“心里话”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沟通，拉进了师生间的距离；“班级之星”带动了全班，坚定了信心，每一颗“星星”都看到自己的点滴进步，骄傲的告诉同学和老师：我能行，我最行；“父母的叮咛”让孩子们读懂了父母的融融爱意、良苦用心，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巧手慧心”展示学生的个性、才华。
经过一年的实践和不断完善，班级文化建设又成为了我校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班级艺术作品展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五、树立可学的师生楷模榜样的主要功能在于示范和激励，激励是第一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榜样的作用必然更大。
我们非常重视挖掘师生中的积极因素，树立榜样，大力宣传，让榜样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如在文化墙中开辟专栏展示“教师风采”；对在各级各类教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以及荣获各种荣誉的教职工、小歌唱家、小舞蹈家、、小画家，及时通过光荣榜的形式进行公开表扬，并在每学期开学典礼上公开表彰；各年级，各班也成立了“进步之星”、“星光灿烂”等宣传栏，及时表扬在年级、班上有进步的学生。
这样，既让受表彰的师生拥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又让他们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同时更为学生树立起可学、可追赶的榜样，让师生明白榜样就在身边，让榜样成为鞭策自己和激励他人的力量，让学生更加信任和热爱自己的老师和校园。
求一段文字，用自己的角度来表述一下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看法。
尽量详细。
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史与五声、七声音阶发展起源探究 当古典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间，你可以体悟到空气中流动的是高山、是流水、是丝竹、是冬雪，是千古缠绵不绝的生命呼唤。
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觉，正是中国古典音乐特有之美 一、 试论古典音乐及其美学精神 在国外，古典音乐类型被称之为“classical music”，“classical”有“古典的、正统派的、古典文学的”之意，所以我们国人将之称为“古典音乐”，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洋古典音乐”。
首先从概念上解释，“古典音乐”是一种音乐类别的名称。
然而即使在国外，对于“classical music”一词的具体意义，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异议来自于对“古典音乐”时代划分理念的不同。
最狭义的解释是，把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20年代，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巨头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品特指为“classical music”。
最广义的解释则是，把时间前移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直到后来的巴洛克时期、维也纳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民族乐派、印象主义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乐派，甚至包括所有非纯粹娱乐性质的现代专业音乐，统称为“classical music”。
在我们国家，很多人喜欢把“古典音乐”与“高雅音乐”、“严肃音乐”混为一谈，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古典音乐的“推崇者”。
粗看之下似乎并不不妥，但这两种观点在某些人理解下，却很容易成为“让古典音乐走向大众”道路上的一道鸿沟。
第一个问题，古典音乐是不是“高雅”
我觉得应该肯定这种说法，不过我们对于这里所指的“高雅”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有些朋友之所以认为古典音乐“高雅”，是因为瞧见了台上指挥家们西服笔挺、冠冕堂皇的庄重模样；是因为看到演奏这些音乐的乐团演奏家们整齐划一、一丝不苟的装束；是因为注意到了音乐厅典雅华贵、祥和隆重的布置气氛；甚至连观众们都要衣冠楚楚、注重礼节。
其实，这些表面的“高雅”并不能体现出古典音乐的精髓所在，音乐的高雅气质是从旋律中透出来的
严谨而完整的结构、优雅而曼妙的旋律、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涵，这些才是古典音乐“高雅”的根源。
其中我们可以听到属于人类最圣洁的情感、发自心灵最深处的呼唤和最崇高的理想。
表面的高雅其实只是长期以来西洋音乐发展中形成的定式与惯例，虽然我们可以将之看作一种“浮华”，但却又很难想象，一群衣冠不整、装束各异、甚至蓬头垢面的演奏家、指挥家出现在观众面前，能够演绎出好的效果。
因为表面的堂皇正好可以烘托出西洋古典音乐中那独特的严谨、庄重气质。
其实当今的欧美古典乐坛也在力图改变自己过于拘谨、与大众较为疏远的形象，著名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那里人们可以无拘无束的以悠然自得的方式欣赏古典音乐，不必拘泥服饰是否得体，也不必正襟危坐，更可以随心所欲的鼓掌喝彩甚至一边野餐一边听音乐。
当今中国的教育界尤其喜欢把“古典音乐”称作“高雅音乐”，原因很简单，老师们看不惯学生沉迷于对港台歌星的追捧，所以时常组织学生去欣赏一些所谓的古典音乐会，美名曰“陶冶情操、提高品位”、“让高雅音乐进入校园”等等。
这种做法的初衷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简单的组织学生去看、去听，而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很难有实质性的效果，甚至会让学生从小就在心中埋下对古典音乐（高雅音乐）的厌恶之情。
加上如今的大环境、大气候，通俗娱乐占据了大部分视线，或许很多人就会终生对古典音乐心存畏惧。
其次，一些媒体把古典音乐和“严肃音乐”之间划上等号，我觉得更是一种极大的不妥。
很多外行人对古典音乐的第一感觉就是“晦涩、难懂”，如果再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冠以“严肃音乐”的统称，恐怕今后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人将越来越少。
虽然从某种角度来看，一部分古典音乐的表达形式以及旋律主题确实是“极其严肃”的，但同样应该看到大部分西洋古典音乐的主题是歌颂、是赞美，拥有美妙明快的旋律以及无比欢畅的情怀。
而且即使是某些主题严峻、思想深邃的古典音乐，也往往想要传达出一种“严肃中的快乐”。
譬如贝多芬著名的《欢乐颂》、勃拉姆斯著名的《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和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虽然这些作品都饱含着高尚而深沉的哲理，但最终无不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振奋之感。
其实入门之后，听众们就会发现其实古典音乐并不难懂，也并不只有严肃和深沉。
之所以在国内出现古典音乐的这两个并不准确的“别称”或者说“代名词”，我只能遗憾的说，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古典音乐的推崇只停留在一个十分形式化的层次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对古典音乐有系统的、深刻的理解，以至于弄巧成拙，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古典音乐之间遥远的距离，成为一个误区。
二、试论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史 音乐是人类不能缺少的语言，也是人类灵魂的升华。
从原始人不断抗拒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漫长的艰苦劳动中提炼出最早的音乐，到现今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
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文明史展现了极其辉煌灿烂的一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
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
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
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
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
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
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
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
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
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
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
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
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
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
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
《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
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于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
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
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
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
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
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
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
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
《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
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
“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
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
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
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
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
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
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
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
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
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
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
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韧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
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
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
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
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
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
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
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
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
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
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
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
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
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
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
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
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
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
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
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
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
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
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
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
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
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
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
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
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
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
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