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而科学认识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对于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系统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是对价值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概括，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
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控制者，而且是制造价值观念的领控者，作为统治阶级价值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存在的合法论证，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巩固统治阶级和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
任何阶级的国家，不仅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引领、统摄和支配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念，而且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塑造国家机器。
军队作为执行统治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任何军队的军人价值观，都是为有效执行统治阶级赋予它的政治任务而确立的。
从本源上讲，西方国家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是欺人之谈，在政治上是衍生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其阶级性质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本源，把党、人民和国家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是我军的显著标志，党的领导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归宿。
阶级性决定政治性，从这个“阶级性”延伸出来的“忠诚”、“热爱”、“报效”、“献身”、“崇尚”等特有政治内涵的核心价值观，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我军的政治属性。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事领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军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着军人的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对军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必将在新形势下对我军的不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导向、凝魂、励志和塑形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灌输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头脑、启发自觉、达成共识的过程。
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要抓好理论灌输这一基础工程。
灌输的目标要求必须达到“信念”的境界，因为“信念”是理智与情感的合金，居于价值观的内核地位，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定力，具有支配一切价值取向的根本作用。
只有当广大官兵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达到了成功的目的。
围绕“信念”的目标要求，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灌输方式方法。
抓住灌输的源头，把培育核心价值观纳入军事院校教学体系和新兵入伍教育，使我军新成员一迈进军营就受到系统规范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区别于社会青年的军人特质。
打造灌输的文化，充分运用军队媒体资源和舆论工具，持续不断地进行正面宣传感化，大力开展官兵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活动，把培育工作植根于先进军事文化的沃土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
一种价值理念要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不能口号化，必须观念化，需要转化为世界观。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一个随机性的教育口号，也不是一种表象化的政治标签，而是一个渗透军人血脉的内化过程和融入心灵深处的认知过程，关键在于把这种价值观转化为认识处理思想和行为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准则，成为官兵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衡量尺度。
抓转化，最重要的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军队生活实践，紧扣官兵思想实际，通过启发教育、互动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广大官兵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坚定价值追求的立场，掌握价值认知的观点，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军人自觉的心理品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目的。
部队日常管理涵盖军人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是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广阔空间，必须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官兵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使之转化为官兵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价值目标和价值实践，是实现价值追求的两大支柱。
价值目标引领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是衡量和检验价值目标的依据和标志。
履行使命是军人价值实践的广阔载体。
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部队最经常、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平台，因而必须紧贴训练、依托训练、推动训练，必须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军事训练的各个环节，成为激发练兵热情、催生战斗力的意志和智慧之源。
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增强四个意识调研报告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地位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提出许多发人警省的观点论断，作出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部署。
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责任感，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
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样同步向好。
但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问题和挑战依然不容忽视。
比如，如何在众声沸腾的观念碰撞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有效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如何在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面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厚德”载起市场经济之“物”；如何在新媒体全媒体大数据时代创新宣传管理方式、有效实现党管媒体；如何抵制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等等。
凡此种种，都是值得重视并且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意识形态是立党立国之根基，“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道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一定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DestuttdeTracy）在18世纪末的时候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
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较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
当代定义（1）指观念、理想、信念、热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证明。
（2）社会群体用来使世界更利于他们所理解的解释框架。
（3）社会意识中构成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辩唯和历唯原理》p130）。
（4）伴有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思想体系。
具体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想（《现代社会学》p292）。
具有代表性的定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定义G.马尔库塞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有三种定义（1）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否定和揭示．（2）它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系统解释．（3）它在总体上是一类确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个人或集体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曼海姆对两种范围意识形态的区分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于是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
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
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於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如何开展教师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培训
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当作革命的武器，注重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苏联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变异和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非斯大林化”拆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苏联政治意识的变化是从“非斯大林化”开始的。
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晚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并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
随后赫鲁晓夫决定莫斯科红场不再悬挂斯大林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后来又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混乱，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先进社会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上台伊始便声明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同时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加剧了苏联人民群众中的信仰危机，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再度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所谓“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批判和否定。
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和苏联历史、再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拆除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最终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二、“人道主义”搞乱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把抽象人道主义奉为圭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反对“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的旗号下打起抽象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
之后抽象人道主义迅速传播开来，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和舆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哲学、政治思想、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戈尔巴乔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用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
在官方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人道主义最终成为哲学主流，人道化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这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改变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苏联经济学界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思潮充塞意识形态领域大开方便之门；历史学领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不仅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造成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信念，而且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散布否定一切的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夺取文学阵地并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创作”出大量歪曲历史事实、丑化革命领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作品，为搞乱人们的思想，使敌对分子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轻易得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思想阵地逐步缩小，最终完全丧失。
三、“新思维”导致了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
“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准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宣称：“新思维”既是针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为了指导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急剧转折时期的苏联的改革。
其后，“新思维”不仅成了苏共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产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
戈尔巴乔夫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都要有“新思维”，“经济新思维”的核心是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新思维”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
戈尔巴乔夫离开党性讲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度的公开性，放开新闻舆论的控制，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的演变，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乱，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机会，并酿成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爆发，为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从来都是“单行道”，只准反共反社会主义，不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只对亲西方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
“民主”，对捍卫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这自然会日益削弱苏联共产党、马列主义对群众的亲和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
四、“选拔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选拔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牢固确立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甚至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意识形态管理领域，有两个人最为突出：一是盖达尔，二是雅科夫列夫。
具有博士学位的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但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作法宝，是公认的思想“西化”严重的人。
曾留学美国、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然而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
在改革的开头几年，他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并最终分道扬镳，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
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颠覆了苏共的根基，最终成为瓦解苏联的关键力量。
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它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抓紧抓好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制造舆论开始，做演变意识形态的工作，然后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最后，利用已夺取的政权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演变包括东欧剧变的“三部曲”，是苏东国家在剧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在多样性文化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尤其要警惕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第二，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要引导人们正确地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效地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西化分化战略，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切合实际、方法多样。
第三，要旗帜鲜明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
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过程中，要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在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影响的同时，引导和组织广大党员和先进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务求实效，反对简单粗暴、混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四，必须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精心采取有效对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和人员来往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工作。
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各种舆论工具竭力攻击。
诬蔑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之产生向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想法，造成思想混乱。
组织涣散，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能够顺利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
第五，要牢牢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各种新闻媒体，以致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泛滥一时，在导致苏联解体中起了重大作用。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的手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善于用政治的头脑、政治的眼光审视和思考复杂的社会现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如何做好去极端化教育宣传工作
一一、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式去解决，加强全村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一是强化党员干部的培训，提高“认知”水平。
阔纳色纳甫村“两委”与住村工作组配合，利用每周一的“宣讲日”、每周三的“学习日”，对全村党员、村级干部、治安中心户长、返乡大学生、村民代表分层分批进行了14次专题学习培训。
利用每周一“升国旗、向国旗宣誓”全村群众聚集的机会，向广大群众进行宣讲，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
同时，针对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四不承诺”活动，采取“自己查、组织点、群众帮”的方式，让全村党员干部认真践行“四不承诺”并进行自查自评发言，走出“三个认识误区”，划清“三个界限”，统一了思想认识。
二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教育，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群众思想。
阔纳色纳甫村以乌恰乡逐村大宣讲工作为契机，在全村深入开展大宣讲工作，分别对5个村民小组共1023人进行了宣讲，覆盖率100%。
宣讲由村干部和住村工作组的5名干部组成，一天一个小组进行培训，做到组不漏户、户不漏人。
宣讲围绕“认清宗教极端思想的邪恶本质和严重危害”“做合格母亲”“觉醒吧
维吾尔族儿女”和“维吾尔族同胞，我们要走向何方
”“美丽家园不容破坏”“法治喀什”、严打期间本县市乡镇被判人员案例等主题，采取与文艺表演、群众提问等相结合的方式，受到了全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配合宣讲工作，村里还将英吉沙县组织编印的《暴力恐怖分子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及英吉沙县35年的巨大变化》《英吉沙县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宣传手册》《英吉沙县民族宗教政策法制基础知识读本》等学习宣传材料，分别发放到了全村“十户长”手中，每周三由“十户长”组织周围群众学习讨论，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进行大揭批，全面提升了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宗教活动的思想觉悟。
二、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大力开展文体活动，不断淡化宗教氛围大力实施文化兴村战略。
县乡两级积极筹措资金450余万元，新建街景长廊250米，打造出5万平方米的木雕特色街区，增加了村民收入，把广大群众注意力集中到增收致富、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上来，使村民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能力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指数”，阔纳色纳甫村投入2万元建造了群众大舞台，积极组建了一支由80后、90后青年队员参加的文艺队，自编、自导、自演反映民族团结、歌唱伟大祖国、揭露宗教极端思想等一批充满乡土气息的“去极端化”节目。
同时，每周组织群众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2014年，阔纳色纳甫村共开展大型麦西热甫活动5次，开展篮球、拔河等各类文体活动50余场次，开展文艺演出20余场次，参加人数为4000人次。
依托木雕村的资源优势，还举办了木雕技能大赛、泥瓦匠砌墙大赛、刺绣大赛、果树修剪大赛、妇女靓丽工程形象展示。
2014年，村里评选出“好媳妇好婆婆”40名、“十星级文明户”153户，树立了群众身边的能人巧手典型、好人好事典型，弘扬了现代文化，形成了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风貌。
三、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在全村大力实施“暖民心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一是贯彻落实英吉沙县“暖民心”工程实施方案。
2014年，阔纳色纳甫村共落实“暖民心”工程项目金额17200元，积极引导村民在便民活动中心举办婚礼、葬礼12场，并由村党支部为其送上形式多样的文艺祝福活动，解决了婚礼不许笑、葬礼不许哭的问题。
同时，严格落实英吉沙县政府的规定，所有涉农收费由乡干部收取，村党支部只负责向群众发钱（各项惠农补助资金），使村干部从以前的收钱、得罪群众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有时间和精力谋划村里更多的工作，切实将“好事让基层党组织去办、好人让基层干部去当”的决策落到实处，更多地争取到了民心。
二是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阔纳色纳甫村建成“好庭院”30户、“好居民点”3处183户，修建“好道路”1860米、好林带3800米、好渠道1400米。
“美丽乡村”工程的实施，使全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宗教的问题用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一是强化宗教人士的教育，提高政治素质和宗教素养。
阔纳色纳甫村定期举办宗教人士培训班，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揭批”活动。
以规范解经讲经入手，“居满”清真寺严格按县统战部下发的《新编卧尔兹选编》进行讲经解经，切实将伊斯兰教中和平、团结、宽容、向善思想传播给广大信教群众，戳穿“六功”“圣战殉教进天堂”荒唐谬论。
二是加强宗教人士的管理。
由村党支部书记任居玛寺寺管会主任，由治保主任任晨礼寺寺管会主任，村组织每月对宗教人士进行一次考核。
按照考核结果，综合评定达到“双五好”的宗教（含场所）人士每月增加补贴50%，由村党支部实施宗教人士生活补贴差别化发放。
三是以“两项制度”为抓手，加强宗教活动的管理。
按照“七查、三禁、四个一”工作要求，细化了联系干部六项职责、“十五必报”和与宗教人士“五必谈”的内容，对宗教人士提出了“十必报”要求，明确了瞒报、迟报、漏报责任追究，确保了阔纳色纳甫村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五、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一是认真开展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暨治理婚姻领域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二是认真采取以科技、法律、养殖、种植等书籍换非法宗教书籍的形式，宣传引导群众主动上交非法宗教书籍150余本。
三是抓依法打击，对涉嫌轻度参与非法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婚姻违法行为人员，按照村规民约处理，教育了群众，使全村宗教氛围逐步淡化，社会风气逐渐好转。
望采纳，谢谢
怎样理解文艺意识形态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
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
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
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
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
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
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
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
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
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
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 tan（做什么）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
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
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
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
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
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
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
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
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
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
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
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
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
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
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
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
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
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
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
“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
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
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
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
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
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
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
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
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
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
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
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
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
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
”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
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
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
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
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
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不仅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来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也通过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是由于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源于一定需要，而需要总是要在一定的对象中获得满足的。
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并推动着人去探寻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以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物质活动，总是离不开意志的激发和情感的驱动的。
亚里斯多德在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并把伦理学纳入到实践科学中的时候，就是为了反对苏格拉底把德性看作只是一种知识，认为他“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
这就充分说明“激情和性格”等非理性的驱动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
所以，只要我们把意识形态不仅看作只是理论的，同时还是实践的，那么，在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两者的关系上，我们仅仅只看到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以中介作用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社会意识形态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过程中同样也必须经过社会心理。
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足够注意，倒是后来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葛兰西以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布、弗洛姆等人所揭示和阐明。
他们不仅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而且只有当它融入于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这正是文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亦即审美意识形态的优势之所在。
由于文艺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情感只能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
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通常以理论的方式让人接受，而是把理性的东西化为感性的东西，通过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感受和体验，直接进入读者心理。
所以，当读者为作品所感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作家的立场，以作家的眼睛在看，以作家的耳朵在听，以作家的心灵在思考。
在思想情感上与作家融为一体了。
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作用也更为持久，更能转化为读者的人格无意识，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休闲、消遣、娱乐而不影响人的心灵的文艺是没有的。
但是由于我们受过去把意识形态政治化、纯理论化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当今社会流行的那种所谓“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的所谓“大众文化”当作是一种疏离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
但是西方有些学者似乎不这样看，如霍克海默、阿道诺、马尔库塞等都认为这些所谓“大众文化”通过轻松娱乐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在欺骗人和操纵人，从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志，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在我国则曾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发展“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生活空间。
不论他们论述的角度怎样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明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娱乐文化”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这些文化是如此全面、深入地融化在大众的生存空间，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整个地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对我们认识在把发展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意义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创新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方式面临着宣传载体的创新、宣传话语方式的完善、意识形态客观稳定性等挑战。
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时,应结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的需求等现状,在发挥好新旧传播途径的双向优势的同时,还应加强形象化载体的宣传,通过真人真事的先进榜样作用来促进传播载体的创新;语言上应在通俗化和学术化之间找到完美的契合点,发挥好先进理论的指引作用;意识形态的内容可以随着时代和政策的变化而改变,但要注重连贯性和统一性,避免主观随意性,加强意识形态规律的稳定性和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