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求建国六十年六十句口号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建国后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不断完善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
自从出现了文字，也就开始了语文教育的发端。
到了奴隶社会，我国就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学校。
有了学校，相应地也就有了课程和教学。
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内，我国虽然有语文教学，但一直没有专门的语文课程，语文是与史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的。
换言之，却又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
”古代语文是个无所不能的“包天下”。
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中国语文课程才真正确立。
虽然此后也曾分分合合，几易其名，但是语文课程终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
一、近代小学语文课程（1904年—1949年） （一）“五四”运动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01年清政府明令各地兴办学堂，次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分科形式存在的小学语文课程初见端倪。
但这个章程虽然公布了，却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建立了我国的现代小学教育制度，教育史称为“癸卯学制”。
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清政府灭亡，后来的学制也都是在这个学制的基础上演变的。
在学制方面，该章程把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段，分别修学5年和4年，学制共9年。
在语文课程方面，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科，教学内容是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设中国文学科，教学内容是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
该章程将识字、写字、读书、作文、说话等科目合为一科，朝着近代语文课程的建立前进了一大步。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和一味读经、应对科举的古代语文教育的渐趋终结。
《奏定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的历史产物，虽然还掺合着封建礼教、科举旧习这种传统教育的特质，但主要是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正源头、形式上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和课程设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萌芽。
由此，也开创了学习外国教育的先河，并且此后逾演逾烈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国的语文教育逾来逾深地受到外国教育思潮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几近于依赖。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全国小学废止读经科。
次年，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国文科，内容包括读法、书法、作法和练习语言。
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二）“五四”运动后 民国初年虽然取消了读经,但封建复辟思想远未肃清,文言文作为国文的教学内容仍占有绝对优势,阻碍语文教育发展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
“五四”运动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动文言文与旧文学，以及把国语作为全民族语言，推广国语运动。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
不久，又通令全国，从1992年起，凡国民小学各科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
“国语”取代“国文”，表明小学教科书淘汰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小学语文学习白话文，训练标准的国语。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教育史称为“壬戌学制”。
这个学制规定小学学制6年，分为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
初中、高中各3年。
这样的学制在我国沿用了数十年。
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以杜威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涌入我国，成为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影响中国教育的主导学说。
在这一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近代小学语文课程形成了初步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现代课程范式，体现出告别读经时代以后、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新价值取向。
1923年颁布的国第一个课程纲要——《小学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就是在以宣传欧美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为己任的全国教育联合会指导下诞生的。
其中由吴研因负责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从国语素养、情意要素两个层面标示了课程的基本目标：“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像思考；引起读书兴趣；建立进修国文的良好的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表达能力。
”规定了各学年具体的教学内容与要求，提出教材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使国语课程趋于成熟。
此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重新编订并正式颁行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颁布了《小学课程标准》，1936年颁布了《修正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均在其中独立成章），1942年和1948年，国民政府又两度修订《小学国语课程标准》。
每次颁行，内容上都有一些修改，但是，在框架体系上没有质的改变。
换言之，其课程范式的美式色彩始终没有实质性变化。
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国语教育卓有成效。
1934年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该大纲指出：“国语课的本身，目的也决不仅在于使儿童认识多少新字，而在于使他们能够逐渐运用自己的言语以至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养成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
” 二、现代小学语文课（1949—2001） （一）改革开放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组建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确定小学国语科以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蓝本进行修订，并把修订后的《国语》改为《语文》。
对此，在1950年出版的课本的《编辑大意》里解释道：“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
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教育部于1950年8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于1952年又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
在学习苏联俄语教学经验和总结解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语言文学分科教学”是改革语文教学的出路。
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制订并于1956年10月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明确指出：“发展儿童语言的工作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是教儿童从语言的丰富的表现方面学习；一是教儿童从语言的规律方面学习。
”这部大纲是学习苏联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汉语教学，规定在三年级以上增设汉语课，每周安排两个课时教授汉语方面的内容；二是阅读教学，“阅读教学的进行采取讲读法”，在当时对加强阅读教学有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对后来的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阅读教学进行串讲、搞繁琐的课文内容的分析，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1958年以后语文政治化趋于严重，语文教学片面突出政治性，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道德课，造成思想教育与语文知识教学两败俱伤。
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教育部制订并于1963年颁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该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由此来说明学习语文的重要性，第一次在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质，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语文学科性质的问题。
此外，强调加强“双基”，注重培养读写能力，提出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1966年到1976年我国经历了“文革”。
中小学教育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教材被全盘否定，彻底颠覆了语文教育应有的体系。
那种纯粹的指令型的“政治灌输”完全取代了语文教育本身，这是语文教育史上最刻骨铬心的一段“创伤记忆”。
读生活，读天地，读大街，读一棵树的变迁，读一只昆虫的命运，你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活素材；同时，你也在生活的阅历中丰富着自己；
中国建国60年教育发展
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的教育是在一 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建国之初，新中国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接管和改造。
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 系调整，在各级学校中开展教学改革，创办了工农速成中 学，积极开展成人教育，规定了一切学校都向工农开放，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1953年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在这个时期，教育 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 困难时期。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1961—1963年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调 整。
经过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高等学校的科 研水平得到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造成了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 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育工作开始了拨乱反正和 调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战线的形势，教育事业得 到恢复和发展。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而教 育工作的地位、作用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加强，教育事业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尽管有许多失 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就全局 来讲，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共毕业1705.66万人。
1949—1989年的普通高等学校 的毕业生数比1928—194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 增加了35.6倍。
1949—1989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 比1931—1946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增加了8.3 倍。
普通高等学校从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1989年的 107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从10.65万人上升到208.21 万人，分别增加了5.24倍和16.87倍。
中等专业学校从 1949年的1171所增加到1989年的3984所，在校学生数 从22.88万人上升到217.75万人，分别增加了2.4倍和 8.52倍。
研究生1989年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增加了 160.11倍，达10.13万人。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发 展迅速，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普通中学4045所，在校学生数 103.90万人，1989年上升到8.96万所和4554.02万人， 分别增加了21.14倍和42.83倍。
1949年小学34.68万 所，在校学生数2439.1万人，1989年小学达77.72万所， 在校学生数为12373.1万人，分别增加了1.24倍和4.07 倍。
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到 97.44％。
幼儿教育也发展得很快，1989年幼儿园达17.26 万所，在园幼儿1847.66万人。
关于爱国情怀方面的教育口号
1、国在心在，国强心强。
2、祖国，我的骄傲，我的依靠。
3、有了五千年的韵脚，才能酿造出的极品——中国
4、盛世共贺，举国同庆。
5、悠悠岁月久，祖国更富有。
6、立报国之志，增建国之才，践爱国之行。
7、为中国喝彩，为祖国祝福
8、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9、您的生日，我们的骄傲，伟大的母亲我们爱您
10、欢腾年代，祝福祖国，爱我中华。
11、祖国在心中，爱国喊出来。
12、流逝年华无法还，长存唯有爱国心。
13、巨龙腾飞，和谐统一。
14、用最热情的血液喷薄出祖国最辉煌的明天
15、与中国一同醒着，揉开惺忪的睡眠，让爱国主义在视野中注脚。
16、观五千年历史，游八百里山河，为我中华儿女之骄傲。
17、时光荏苒，爱国依旧。
18、伟大的祖国，因为有你，亿万儿女更幸福。
19、爱我中华，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强我中华，维护世界和平
20、树时代新风，立爱国壮举。
21、我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而自豪
22、国泰民安，共享盛世。
23、有国才有家，国家强大，人民幸福。
24、我们的成长，您的富强，您是我们共同深爱的母亲。
25、科学发展创伟业，祖国明天会更好。
26、两岸一心，振兴中华。
27、志存九天，心系华夏；扬帆起航，为国争光。
28、有国才有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29、我离不开您，就像天空离不开大地。
30、盛世中华，子民同聚；龙腾马跃，河山长青。
31、爱我中华，爱我国家；为国复兴，振兴中华。
32、我与祖国一条心。
我们是一家人就要一条心，不关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肩并肩的走下去。
33、怎能不爱您啊，我的祖国母亲。
34、手拉手，心连心，祖国儿女齐尽力。
35、祖国永远是春天。
36、我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爱我。
37、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祖国母亲，我为你自豪，为你骄傲，祝愿祖国明天更辉煌。
38、祖国是我们的唯一。
39、国富则民强，则可立于不败之地。
40、唱响爱国风，实践爱国心。
41、锦绣大地神采飞扬，江山如画诗意酣畅。
42、盛世中华，和平统一。
43、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想自豪的说声：我是中国人
44、我为生在中国而骄傲，我为长在中国而自豪。
45、团结起来，我们是一家人
46、倾国倾城，九洲同庆。
47、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妈妈。
48、70,80,90后，携手共建新中国辉煌篇章
49、笑看江山今朝醉，繁荣河山今日美。
50、我的中华，我的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一、制定教育方针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谈论并通过了新的教育方针，9月2日，正式公布实行。
新教育方针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二、颁布学制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该学制系统框架，因当年为壬子年，所以又称作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的近步：(1）缩短了三到四年的学习年限；(2）取消毕业奖励初升，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影；(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开创男女同校；(4）课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的训练；(5）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三、课程标准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首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第三节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其中，前三者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隶属于政治教育；后二者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确大学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第一，改变学生的观念：(1）抱定宗旨：学校及研究高深学问之地；(2）砥砺德行；(3）敬爱师长。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第三，发展研究，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
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
第四，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并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培养学生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3★选择）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但并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学问，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学问。
这一原则在教师的聘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是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一原则体现了蔡元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用，是积极进步的。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行政会议第三，建立全校教务传导机构：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务工作的机构：总务处第五，成立各学门教务管理机构：教授会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三、教育独立思想蔡元培认为教育与政党之间，宗教之间存在这矛盾，因此教育应该独立，教育独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总长不得因政局的变动而频繁变动；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教育方针应保持稳定，不受政治的干扰；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第四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一、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3★选择）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接受西方教育、跟上西方教育，主要表现在：（一）教育的个性化强调在教育上“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要求在教育中尊重个人，从尊重儿童开始，教师必须懂得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从而选择适当的方法。
（二）教育的平民化教育关注点的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
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
（三）教育的实用化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的重要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以求普通学校教育摆脱传统的束缚。
（四）教育的科学化民主主义者开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中国教育现状，指出要让科学内容和方法渗入到社会各项事业，渗入到教育，改变人民的态度和观念。
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2★选择）第一，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第二，教育普及有所发展。
第三，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学校教育中开始推行白话文和国语，中等教育开始注意科学和实用。
为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革首先在小学开展起来。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
第四，师范教育和大学的改革。
1913 年教育部调整全国师范教育布局，筹划直隶、东三省、湖北、四创、广东、江苏六大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大学的改革首先发生在北大，1917 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第五节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一、平民教育运动（2★选择）由于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部分：(1）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认为平民教育必须符合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应该与破除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进行。
要真正解决平民教育问题，必须先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工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为此，1919年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及负责筹备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这些都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
(2）另一部分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
他们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民主）政治。
为此，北高师师生于1919 年组织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于1923 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二、工读主义教育运动（2★选择）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
(1）北高师学生1919 年发起组织工学会。
基本观点：倡导工学主义(2）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沂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
（无政府主义者）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
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将工读互助团办成。
(3）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工读互助实验，尤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
(4）纯粹的工读主义者，他们把工读单纯看作是解决青年失学问题的好方法。
三、职业教育思潮（2★选择）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
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最早阐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长和促进实业发展这二点职业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
早期主张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
1917年黄炎培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倡导实验和推选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选职业教育，思潮过到高潮。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国、教育改革的主张。
其中，“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的观点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国和改革传统教育的需要。
五、勤工俭学运动（1★选择）1912年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
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
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
至此，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与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俭学与勤工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六、科学教育思潮（1★选择）(1）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认为科学教育的基本内涵是物质上之知识的传授以及应用科学方法于教育研究和对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训练。
(2）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主张以理性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教育，建设未来教育。
(3）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方法理解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为解决一切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科学教育主张。
七、国家主义教育思潮（1★选择）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其内涵为：① 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② 教育是国家的任务。
其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社会革命，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
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标志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振。
八、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1★选择）受实用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法相继传入中国，并都有热衷者尝试作引进课堂的实验。
九、收回教育权运动（1★选择）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第四卷第3 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率先举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要求对教会学校“施行学校注册法”。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和学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6 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
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讨论外人在华设学和收回教育权问题。
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教会学生纷纷退学，一些知名学者也振臂呐喊，声援学生运动。
政府迫于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925年5月，浙江省发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学校宣传宗教。
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与执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实际性成果。
第六节1922年新学制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
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
由于该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3★选择）新学制的标准：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实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新学制的特点：(1）根据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学制中各教育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来划分的，这在我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2）初等阶段教育趋于合理，更加务实；(3）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4）新学制增加了职业教育；（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兼顾升学和就业）(5）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增多，程度提高；(6）高等教育阶段缩短年限，取消大学预科。
缺陷：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美国的模式。
第三篇中国现代教育第一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第一节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1★选择）（一）“党化主义”教育 1924年，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
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
（三）“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这一方针政策是一项并不短视的重要决策，它即顾及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近期任务，也考虑了教育为战后国家建设重建和发展的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还有所发展。
第二节教育制度改革（1★选择）（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1927年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主观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的教育行政制度。
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
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隶属国民政府，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时，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例》，次年公布。
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大学设校长1人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
大学区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
大学区的最高审议机构是评议会。
（二）“戊辰学制”的颁布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学制为基础并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
“戊辰学制”分组织和系统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据本国国情；(2)适应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学科标准；(5）谋个性之发展；(6）使教育易于普及；(7)留地方伸缩之可能等七项原则，第二部分为学校系统。
第三节学校教育发展（2★选择）（一）初等教育三个阶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稳定和发展时期，教育建设实行法制化；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中仍能维持一定发展；抗战胜利后，受到扼杀。
（二）中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通过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保证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由于采取“抗战救国”方针，中学数量增长较快。
抗战胜利后，全国中学的数量达到最高点。
（三）高等教育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说是稳步发展，逐步定型。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般时期里开始下挫，但到抗战胜利后，大学学校和学生数量都达到最高点。
（四）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沿海地区不少著名大学西迁，高等教育的基本不仅得以保存，还获得了一定发展。
使抗战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呈发展态势，学校和学生数比战前有较大增长。
第四节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一）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童子军是一种使儿童少年接受军事化教育训练的组织形式，于民国初年传入我国。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统辖广州革命政府区域内的童子军组织和教育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青年部撤销，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下设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
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规定凡12-18岁之青少年皆须入伍受童子军训练。
1933年10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布《中国童子军总章》，其中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和平为训练之最高原则”，以“智、仁、勇”为教育目标。
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中国童子军总部颁布《 童子军战时服务大纲》 ，对童子军的组织和训练更为加强。
同年11 月，教育部公布《 中国童子军战时后方服务训练办法大纲》 ，强调童子军活动为战时需要服务。
（二）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了“各学校要增设军事训练”。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册”惨案。
激于民族义愤，大学院下令全国专门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程，1929年1月，教育部颁发《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科每学年三学分两年共六学分，1933年3月，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凡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补考、投考大学。
这就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作出了哪些数学方面的成就
10月7日前高分悬赏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
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
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
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
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
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
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
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
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
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
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
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为什么说中国建国60年后强大了、站起来了
（800字论文）
国60周年的变化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
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
“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
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
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
现在，条件好了,人们大多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
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
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
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回答者： 抽泣的爆米花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5-9 19:03 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的教育是在一 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建国之初，新中国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接管和改造。
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 系调整，在各级学校中开展教学改革，创办了工农速成中 学，积极开展成人教育，规定了一切学校都向工农开放，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1953年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在这个时期，教育 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 困难时期。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1963年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调 整。
经过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高等学校的科 研水平得到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造成了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 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育工作开始了拨乱反正和 调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战线的形势，教育事业得 到恢复和发展。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而教 育工作的地位、作用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加强，教育事业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尽管有许多失 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就全局 来讲，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共毕业1705.66万人。
1949—1989年的普通高等学校 的毕业生数比1928—194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 增加了35.6倍。
1949—1989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 比1931—1946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增加了8.3 倍。
普通高等学校从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1989年的 107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从10.65万人上升到208.21 万人，分别增加了5.24倍和16.87倍。
中等专业学校从 1949年的1171所增加到1989年的3984所，在校学生数 从22.88万人上升到217.75万人，分别增加了2.4倍和 8.52倍。
研究生1989年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增加了 160.11倍，达10.13万人。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发 展迅速，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普通中学4045所，在校学生数 103.90万人，1989年上升到8.96万所和4554.02万人， 分别增加了21.14倍和42.83倍。
1949年小学34.68万 所，在校学生数2439.1万人，1989年小学达77.72万所， 在校学生数为12373.1万人，分别增加了1.24倍和4.07 倍。
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到 97.44％。
幼儿教育也发展得很快，1989年幼儿园达17.26 万所，在园幼儿1847.66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