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给中国带来的灾害
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 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民族的道义，带领她身后的180位中国受害者代表，拨开锈蚀了60年的历史雾障，使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她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
王选，一个从外表上看显得有些柔弱的女子，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
自1995年始，她放弃了在日执教的优厚待遇，带领一群曾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受害的同胞，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
她被美国历史学家、《死亡工厂》一书的作者谢尔顿·H·哈里斯称作“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谢尔顿说：“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
”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
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很好地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王选比窗台高一点儿的时候，在上海市高等法院担任法官的父亲给她讲述了40年代鬼子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实施的细菌战。
多少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起叔叔因感染鼠疫受尽折磨死去时那痛苦而恐怖的神情。
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
和乡亲们一起生活的4年间她深深地感到，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杀人工厂”制造的鼠疫给这里造成的环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却没有被时间磨平。
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
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
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4年4月，在日本一家公司担任中国商务研究员的王选回到阔别多年的崇山村探亲。
堂叔告诉她，半个世纪前日军制造的那场鼠疫还在祸及子孙，他们已经以民间的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战争赔偿，日本民间已经来人调查过了。
一时间，父亲讲述的13岁就被鼠疫夺去生命的小叔叔临死前的悲惨情景又在王选的脑海中闪现，她觉得应该参与这件事，因为乡亲们没有与日本人交流的能力。
那次回国，是王选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工作的起点。
1995年8月3日，本打算赴美深造的王选在日本的一张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在中国黑龙江省召开的第一届日本“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森正孝和松井英介报告了在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调查“731”部队细菌战引起的鼠疫流行造成的损害，3个村民代表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王选怦然心动——3个都是熟悉的名字，其中之一是自己的堂叔。
从这天起，王选选择了另一种人生：为那些不知名的同胞讨回公道和尊严。
她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的工作。
12月，她与森正孝组织的日本市民调查团，到义乌市崇山村调查取证，组织诉讼。
村民们的回忆使她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噩梦：1942年，一架日军飞机低低地飞过崇山村，十几天后，村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396个村民痛苦地死去，这其中包括王选父辈的8位亲人，有的人家的全家人都死光了。
当时，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
不久，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村民骗到寺庙、拖到野地进行活体解剖；他们还扒开新坟，把刚死者的内脏取出来，或是把手臂、大腿砍了，或是把淋巴部分割了……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森正孝从1980年开始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他的调查结果曾震惊日本。
王选从他那里得知1644部队的卫生兵、负责看押做实验用的中国人的老兵松本博吐露的真相：他亲眼目睹将6个中国人扒光衣服，然后给他们注射不同的细菌，塞进一米见方的笼子，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
食物从笼子下面塞进去，粪便也从那里排出。
一个多月后，人快不行了，拖出来化验；没有利用价值了，切断大腿动脉，插上橡皮管接血，用来制造细菌武器。
为了把血抽尽，用脚踩压被试验者的心脏，一直踩到血管冒出气泡为止。
血流没了，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
长官命令他们，“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
采完血把人扔进旁边的焚尸炉烧掉。
他负责看管的那个房间，平均一个星期就死一个中国人。
在他当兵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从未停止过。
之后，她又曾被一幅照片震撼了：3个戴着脚镣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被围绑在一棵树上，他们显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意味着什么，但似乎意识到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中间那个健康的男孩目光中流露出的恐惧、无助和绝望，让60年后看到那个瞬间的王选，在乘新干线回家的3个小时的途中不住地流泪…… 王选知道，这些还都只是“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那个恶魔一手策划的“要中国快速亡国灭种”的细菌战的冰山一角。
她要调查清楚细菌战的冰山有多大。
当年殃及中国近20个省的细菌战（新疆、西藏、青海幸免）使数百万中国人受害，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真相掖着藏着。
对于这种可耻、卑鄙的行径，王选总是如骨鲠在喉。
她发誓，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6年12月，王选与松井英介等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国的国际会议上报告崇山村的细菌战调查，并发表演讲，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
我们已经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人
” 寻找和揭露细菌战真相、讨回中国受害者尊严和人权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王选提出，诉讼的关键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搞清到底有多少受害人、受害范围有多大，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利用事实阻止日本某些人篡改历史、掩盖真相、重蹈覆辙。
她运用在日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缜密地调查取证，马不停蹄地走访受害地，寻找受害者，跑遍了大江南北……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一幅幅悲惨的细菌战图景出现在王选的眼前：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飞机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
衢州的鼠疫向相邻的义乌市区传播，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至少有230人死亡，同时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
鼠疫还从义乌市传播到东阳，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1940年10月，日军在浙江省宁波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从1940年11月到12月，这一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飞机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至1945年1月，常德市细菌战死亡人数至少达到7643人。
1942年8月，日军将混入霍乱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发鼠疫流行。
1942年8月，江山城区和农村的蔡家山、七里桥等地至少100人死亡…… 1997年，乡亲们见喝了洋墨水的王选办事有条有理、踏踏实实，一致推举她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知道，战前战后，日本曾经销毁了大量战争罪证；她也知道，在战后，美国为了冷战，为了得到日本用人体做实验的技术资料，曾经与日本达成一个交易，因为这个交易，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在战后基本上没被追究，发动细菌战的战争犯罪就被掩盖下来了。
这个掩盖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许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她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事实，从零开始，从A、B、C开始。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许多坚持正义的团体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官司，至今，它已经进行了整整8年，而且肯定还要长时间地进行下去。
因为王选所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对手，而是强大的日本右翼势力和一些麻木的日本民众；她承担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嘱托，而是那些满身历史伤口的人们对正义公道的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正义感成就的不只是她个人辛苦而欣慰的人生，而是一段不可篡改的历史和黑白分明的公道人心。
8年里，30多次开庭，犹如30多次战役。
从日本到中国，从线索到真相，王选寻找证据，组织诉讼，联合媒体，仿佛有力量在身后驱赶她一样。
对于她来说，最揪心最要命的莫过于抢时间了。
原告们的年纪拖不起啊，日本法院的一审持续了5年，180个原告中已有1／6 的人去世了。
为了取得第一手证词，王选决定踏破铁鞋，寻访当年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士兵。
可是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战败撤退前规定过一个“三不”：不准说出去；不准担任公职；不准互相联系。
由于有这个“三不”，许多老兵不敢出来作证。
时间紧迫，王选不得不加快了寻找的脚步，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事情终于有了突破，一些日本老兵走出心灵的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
筱冢良雄是这场诉讼中出庭作证的“731”部队老兵之一。
他回忆：“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才16岁。
1939年5月12日，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我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我到底来做什么。
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
后来，我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
从1942年11月开始，在‘口号栋’的7栋和8栋中使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
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
我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体时，我的手脚都在哆嗦。
我是闭着眼睛刷完他的脸的。
” 听完这段证词，王选悲愤交加：如果这么严重的罪恶都可以一笔轻轻抹掉，这么可耻的罪恶竟不为世人所知，这么凶残的施恶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
还要人类的文明做什么
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世界舆论面前。
一个个铁证被摆到了法庭面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选和她的原告团就能胜诉，事情远远比这复杂。
2002年8月27日和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日本东京高级法院曾先后对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作出一审判决和二审终审判决，两次判决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认定了二战中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但驳回了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是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二审“败诉”
虽然“败诉”了，虽然法律之诉未得圆满结果，然而王选说：我们胜利了
因为，“‘死亡工厂’的盖子已经被掀开。
”毕竟，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史实不再湮没无闻，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至少，东京高级法院对此都不再否定，这与日本政府过去一直拒绝公开资料并且拒不承认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已经截然不同。
这样的胜利，虽然还不足以使我们欣慰，却已是来之不易。
这一点，王选心里最清楚。
从最初介入日军细菌战调查，到随后长达8年的诉讼征程，她遍尝酸甜苦辣，但还原历史、伸张正义之心却矢志未移，并且感动了无数人。
人们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王选的行动更富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
她的努力将我们带入了历史，也将历史带到了现实。
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被誉为“日本的良心”。
他近日来鲁调查细菌战并在山大举行报告会。
他希望济南将侵华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
“济南这座楼房的构造和日本731部队所用的实验室一模一样，就连房间内涂到墙腰的油漆颜色也是一样的。
我甚至有种感觉：房间里随时会走出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医。
”3月25日下午，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先生在山大举行的报告会上，这样讲述自己在拍摄济南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室遗址时的心情。
这一次，细菌战诉讼团团长王选是作为朋友兼翻译，陪同近藤昭二专门来山东的。
“近藤可是第一位来山东调查细菌战的专家学者呀
”据王选介绍，近藤先生既是日本电视界资深记者，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原告方日籍证人。
不敢正视 张自忠的塑像 “之所以特意来山东，是因为当年日军细菌部队在山东的破坏很大，特别是对‘1875部队’进行研究时，得知济南有一个支队，早就想来回访一下部队的旧址。
”近藤先生说。
在山东短短3天的行程，近藤先生安排得相当紧凑。
3月24日上午，近藤昭二来到位于济南经六纬九路的山东省物资局院里的一栋日式灰色老楼，这里曾经是日军“1875部队”济南支队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地方。
而之前一天，近藤一行还专程去聊城参观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同行的电视台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近藤先生出馆前又特意返了回去，在张将军的塑像前站立良久。
记者向他求证，这位日本“同行”很坦白地说：刚进门看到张将军的塑像时，他被吓了一跳，根本不敢正视，感觉从脊梁到脚都是冰凉的，就从塑像旁边绕了过去。
但在参观完纪念馆后，近藤先生决定，还是应该好好瞻仰一下这位抗日将军的遗容，于是他又回到了塑像前，认真地把塑像拍了下来。
调查战犯要先 和他们“交朋友” 近藤先生坦言，起初有个朋友给他看细菌战的资料，他并不相信。
但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开始调查。
近藤发现，要让日本老兵说出过去的事情，是很难的。
于是近藤把当年被审战犯的名字和老的电话号码本找出来，把与战犯同名的人的电话记下来，挨个儿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提及731部队，根据他们的反应判断他们中谁是战犯。
这其中，近藤先生“施展”了一些颇为“狡猾”的手段。
“因为日本的老人希望在死前能还清良心债。
”于是，近藤先生每找到一个老兵，就千方百计让他说出过去的事情。
近藤先生说自己甚至要先从老人的家属做公关或者约老兵一起喝酒，通过这些攻心战，才能把过去的事情“挖”出来，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被誉为 “日本的良心” “从1972年开始着手搜集日本细菌战的资料，30多年来采访了几百名日军老兵，拍摄过10部细菌战纪录片。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近藤昭二的作品——《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成为全世界了解和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犯罪问题的最基本的资料；其摄制的反映中国细菌战受难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等电视片，在日本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被人们誉为“日本的良心”。
在离开济南前，近藤先生说，他很希望“1875部队”济南支队用过的实验室能尽量保持原样，尽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
如果在此建立纪念馆，他也愿意把自己多年来积攒的资料贡献出来，以向人们展示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