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岗山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反AB团的斗争在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9月进入高潮，11月由地方发展到军队，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于是爆发了红二十军一部分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
之后，左倾临时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因此，又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反AB团和富田事变，是两个互相关联至今仍未彻底平反昭雪的历史大冤案。
一、AB团的产生和灭亡 江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AB团。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省党部占优势。
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分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发现江西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人把持党务，这是他要把南昌变成反革命基地的极大障碍。
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组织国民党右派组织--反共反人民的AB团。
AB团产生后的首要目标，就是篡夺省党部的领导权。
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17名执行委员中竟占了14名。
一些AB团分子吵吵闹闹，说共产党包办选举不算数。
段锡朋借机玩弄阴谋诡计，提出把选出来的17名执委再加一倍上报，由蒋介石转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圈定谁，谁就当执行委员。
蒋介石圈定的结果，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被圈进了省党部，于是AB团从此篡夺了省党部的领导权。
AB团篡夺了省党部后，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市。
他们每到一地便纠集同伙，拉拢流氓打手，无恶不作，为所欲为，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同AB团把持的省党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月中旬，南昌市的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公开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同时宣布被封闭的市党部恢复办公，它的机关报--《贯彻日报》继续出版。
3月17日，共产党员邓鹤鸣率10余人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和揭露江西AB团把持的省党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
汉口《民国日报》于3月19日至25日，连续把AB团的罪行公诸于众。
这给AB团分子以极大打击，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斗志。
3月30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
消息传来，江西人民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趁势于4月2日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打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
4月3日，南昌各群众团体3万余人在皇天侧公安体育场举行揭发控诉AB团罪行大会，并组织了裁判委员会，除了少数逃到京沪的AB团分子外，被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批斗后被进行了处置。
从此，AB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其寿命仅三个月。
二、AB团既未恢复也未重建 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奉中央开始清党，是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以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
段锡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没有恢复之必要。
AB团被冲垮之后不久，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接着进行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全面清党活动。
蒋介石的反赤比段锡朋AB团的反赤更坚决更彻底，所以AB团没有再恢复之必要。
第二，蒋介石为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在其上台清党之后，立即宣布不许任何人在党内有任何派别组织，否则予以党纪制裁。
按照蒋介石整党的要求，也不允许重新恢复AB团。
第三，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AB团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AB团在四二暴动中被摧垮，当时支持武汉政府的朱培德，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求，把被捉的30余名AB团分子禁闭起来，准备处理，没有被捉到的AB团分子不敢留赣，逃之夭夭。
5月，以方志敏为首的共产党人，又重新召开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组建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各县、市也随之变化。
在这一段时间里AB团没有活动的余地，更没有重建和恢复之可能。
6月，形势朝着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急剧变化。
武汉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汉合作、蒋汪合流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善于投机钻营、望风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蒋介石。
他在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后，立即公开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他虽然释放了AB团分子，但一手操纵了党务、政务、民运大权，使AB团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复的条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份时间为1928年9月6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等致国民政府的呈文》，并《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原文。
有的同志据此认为AB团在四二暴动后因蒋介石得势又恢复了组织活动，这完全是误解。
详细研究一下两个材料，可以看出，所谓AB团的决议案，纯是朱培德呈文给强加的。
其理由是： 第一，根本不是AB团的议决案。
呈文中所说搜获AB团重要决议案印刷品多张是朱培德的话，此次呈送AB团第四次会议议决案也是朱培德的话，钞呈AB团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议决案，还是朱培德的话。
两个材料所有AB团字样，无一例外都是朱培德强加的。
老奸巨猾的朱培德，从1927年9月以后就支持以汪精卫为后台的改组派，但又不敢得罪蒋介石。
因此，他明明知道议决案是蒋介石派来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所为，可他惹不起蒋介石，就硬给那些党务指导委员加上AB团的罪名，这样就把党务委员的合法地位，变成了AB团的非法地位。
有的党务指导委员，也就这样被赶出了江西。
第二，清楚地说明是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议决案。
朱培德的呈文中说：惟查该会主席刘抱一暨曾华英邹曾侯三人均系本省党务指导委员。
议决案开头即说：本会于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第四次会议，是AB团的议决案，怎么开始不称本团而称本会呢
本会显然是指党务指导委员会。
议决案中说：主席刘抱一记录邹曾侯，AB团根本没有主席的称号，刘、曾二人均是党务指导委员，无疑主席也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席。
议决案中第一项议案说：省府屡次摧残党务侮辱同志应如何反抗案--决议向中央控告。
摧残党务表明了改组派与指导委员会的对立和矛盾，证明所谓AB团的议决案，就是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三，不能把党务指导委员中的AB团分子说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
蒋介石派到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中的确有AB团分子，如周利生、王礼锡、刘抱一、曾华英等都有老AB团的印记，但他们都是以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被派到江西的。
不仅党务指导委员中有AB团分子，在朱培德呈文中签名的杨赓生、熊育锡也是老AB团分子。
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明AB团组织的存在，相反说明了AB团组织垮台后AB团分子各投其主的情况。
如果把AB团分子各投其主后参与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看成是AB团组织的存在，那是历史的误会。
三、内部肃出的AB团纯是逼供信的产物 在寿命仅三个月的AB团解体3年之后，赣西南苏区却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因此，从革命队伍内部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AB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
是怎样肃出那么多AB团来的呢
最主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AB团越肃越多。
当时刑讯逼供不是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违法乱纪的行为，而是领导机关提倡而普遍采用的手段。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在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一题中说：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这里叙述了逼供信的经过，也是逼供信的历史证据。
紧急通告还在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一题中强调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注:以上引文均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46－6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残酷的拷打、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不招行吗
事实上AB团就是这样肃出来的。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
还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
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
仅胜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78页。
】。
不仅要招认自己是AB团，而且还要招出AB团的组织系统；不仅要招认谁发展了他，而且要招认他发展了谁；不仅要招认谁领导他，而且要招认他领导谁；不仅要招认准备杀谁，而且要招认派谁去杀；不仅要招认何时暴动，而且要招认谁组织和谁指挥。
就这样，不仅觉得AB团到处皆是，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凶恶敌人，于是捕杀AB团之风，越刮越烈。
四、富田事变的起因和定性处理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
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
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10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
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
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
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
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
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
你很危险嘚
刘问：我什么危险
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刘问：供什么
李答：AB团哪。
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
李说：是呀
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
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
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
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刘知道李韶九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
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
】。
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
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
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
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逃走。
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二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
】，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
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
】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
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
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
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
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五、富田事变是历史错案 在敌人10万大军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关头，对领导机关肃AB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
尤其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更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给以适当处理，无可非议。
但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
刘敌、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和骨干。
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
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进来的。
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2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开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1930年5至9月，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
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AB团毫无关系，AB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
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
省行委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1931年1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
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这是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历史已充分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第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
在富田事变后第一次行委扩大会议上，他们就决定派丛允中随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段良弼去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
他们听易尔士说共产国际从1930年8月起，不再给我党经济上的接济，中央活动经费困难，扩大会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
在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可证明有这件事。
段良弼于1930年12月下旬即给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书面报告，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讲述富田事变的经过，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请求中央给以处分，表示要始终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
当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的反毛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苏区中央局通知双方都到中央局开会，用会议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时，他们服从决定，按期到达。
这一切都不仅说明他们同AB团、反革命格格不入，而且证明他们始终心向着党，一切听从中央和中央局的安排。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
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
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
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且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
现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苏联肃反运动历史根源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
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
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
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
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
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
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
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
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
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
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
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
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
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
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
），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
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
（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
）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
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
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
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
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
《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
）。
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
（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
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
（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
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
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
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
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
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
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
（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
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
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
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
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
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
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
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
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
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
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
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
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
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
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
）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
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
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
”（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
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
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
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
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
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
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
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
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
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
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
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
），就不寒而栗。
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
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
（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
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
（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
）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
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
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
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
（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
（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
）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
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
（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
）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
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
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
（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
）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
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
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
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
（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
）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
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
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
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
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
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
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
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
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
其中9％被开除出党。
（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
）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
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
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
）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
（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
）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
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
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
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
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
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
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
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
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
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
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
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
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
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
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
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
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
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
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
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
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
”（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
）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
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
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
（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那么蠢，不顾一切的想分解苏联
赫鲁晓夫年表（1894—1971）1894 年 4 月17 日，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
1908 年 赫鲁晓夫的父亲携其全家迁居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尤索夫卡（后改名斯大林诺，现名为顿涅茨克），其父在那里当矿工。
1909—1912 年 赫鲁晓夫为养家开始在尤索夫卡鲍谢工厂学习金属装配工手艺。
1912—1918 年 在法国资本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矿场的发电厂中当金属装配工。
1917 年 代表矿工参加政治集会和群众集会，第一次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会面。
1918 年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1919 年 参加红军。
1919—1921 年 成为第九步兵师的士兵和俄共（布）党的工作者，那时第九步兵师属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
1921 年 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妻子死于饥饿和伤寒。
1922 年 国内战争结束，从前线回到尤索夫卡。
在尤索夫卡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鲁钦科夫煤矿副经理。
被提名为帕斯图霍夫煤矿经理，但申请去尤索夫卡工人学校学习。
1924 年 开始在尤索夫卡党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
与尼娜·彼得罗夫娜结婚。
1925 年 任斯大林诺（前尤索夫卡）省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斯克区委书记。
出席卡冈诺维奇王特的第9 次乌克兰党代表大会。
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4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
1926 年 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党的会议上作第一次有记录的公开演说。
1927 年 作为代表出席第15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
从斯大林诺的区级机关提升到省一级党的机关工作。
1928 年 被卡冈诺维奇提拨到哈尔科夫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继而又被其提升为基辅党组织的组织部长。
1929 年 申请赴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时年35 岁。
1929—1930 年 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同斯大林的妻子、党的工作人员娜杰日达·阿里卢那娃相识。
1931 年 当选为鲍曼区第一书记；六个月后被提升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第一书记。
1932 年 学业中断，担任由卡冈诺维奇领导的莫斯科市党委第二书记。
1933 年 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1934 年 在第17 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5 年 接替卡冈诺维奇的职务，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1938 年 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39 年 出席二月中央全会。
3 月，任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以乌克兰第一书记和基辅军事委员会文职成员的身份进入西乌克兰。
1940 年 主持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
1941—1943 年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代表的身份，先后在前线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战时中将军衔的政治委员。
从事恢复乌克兰经济和重建乌克兰党组织的工作。
1944 年 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留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1945 年 在莫斯科与艾森豪威尔会面。
率领专家团去波兰帮助重建华沙。
1946—1947 年 被降职，卡冈诺维奇接替了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1948 年 官复原职；重新在乌克兰执掌全部大权。
1949 年 赴莫斯科任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
1952 年 在第19 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3 年 排名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之后。
9 月，取代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 年 偕同布尔加宁访问北京。
垦荒运动开始。
1955 年 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和解。
赴日内瓦参加最高级会议。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上作《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4 月，访问伦敦。
10 月，发生匈牙利事件。
1957 年 与反对派的第一次较量。
7 月，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10 月，撤销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的职务。
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1 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及二人党会议”，主席出席了会议。
1958 年 3 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9 年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
9 月，生平第一次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
1960 年 击落美国U-2 侦察飞机并俘获了美国飞行员。
5 月，参加巴黎最高级会议。
11 月，在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关起门来”攻击中国。
1961 年 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晤。
10 月，将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
1962 年 古巴导弹危机，战争一触即发。
1964 年 10 月14 日，被解除所有职务。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柯西金升任部长会议主席。
1971 年 9 月11 日，病逝，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题 附答案
1.请你试着说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书名的含义。
答案：钢是在烈火里煅烧、刚度冷却后炼成的，因此他很坚固。
主人公保尔就是在革命的熔炉中，从一个工人子弟锻炼成为一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的。
小说用保尔的成长经历诠释了书名的含义。
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作者在怎样的环境下创作出来的
答案：是作者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之后创作出来的。
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过保尔的成长经历，描绘了从________起、经_______国内战争到经济恢复时期广阔的社会画面，被誉为“生活教科书”。
答案：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4.保尔为什么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答案：因为保尔一次问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时，而被神甫毒打，之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的侮辱。
5.你觉得保尔一家的家境如何
并在选文中找出依据。
答案：贫穷。
依据：⑴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⑵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
6.保尔离开学校，第一份活的职责是什么
答案：一清早把锅烧开，保证一天不断开水。
活紧的时候，还要擦刀叉、倒脏水。
7.当沙俄政府被推翻了之后，小镇的居民听到了什么新鲜的词语
答案：自由、平等、博爱。
8.文中说要安排一名“可靠的同志”在车站工作，这个“可靠的同志”指____。
答案：朱赫来。
镇上存有沙皇打仗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答案：分发给工人们和其他居民。
9.保尔家遭到了德国士兵的搜查，原因是什么
答案：保尔偷了德国中尉的枪，并被维克多指认。
10.德国人逮捕铁路工人，为了表示反抗，铁路工人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答案：大罢工。
11.保尔在公园里散步、钓鱼，渐渐和谁建立了友谊
那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答案：冬妮娅。
林务官的女儿。
12.德国人撤走了，小镇的人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彼得留拉匪徒又像旋风一样刮来。
其中哪两帮人为了争夺小镇，发生了激烈的混战
答案：以戈卢博为首的匪徒和以帊夫柳克为首的匪徒。
13.在混战后，匪徒对哪类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答案：犹太人。
14.谢廖沙在暗楼上和地窖里藏着很多的印刷工人，以躲避屠杀。
同时，谢廖沙还动员谁收留这些人
答案：保尔、克里姆卡。
15.“敲窗子的人”为什么在镇上戒严后还来到保尔家里
答案：因为想和白匪斗争一场，但是却暴露了，所以想在保尔家躲几天。
16.谢廖沙为什么头上会挨了一刀，缠上了绷带
答案：因为彼得留拉士兵追着打一个老人，谢廖沙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老人，被士兵用刀砍到了。
17.保尔救出了朱赫来，但是还是被谁认了出来并告诉了贵族的儿子维克多
最后结局怎样
答案：被在冬妮娅家有一面之缘的莉莎认了出来。
最后被维克多出卖，被白匪关押起来。
18.冬妮娅知道保尔被捕后，反应怎样
她又是怎样做的
答案：非常紧张，责怪莉莎为什么要把保尔帮助朱赫来逃走的事告诉维克多。
19.“大头目”彼得留拉在检阅军队时，为何心不在焉
答案：一方面是由于在路上累乏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政府所控制的地盘已经越来越小了。
20.红军攻下谢别托夫卡后，多林尼克、谢廖沙非别当选什么职务
答案：革委会主席、区委员会书记。
21.对于谢廖沙这样积极的行为，他的家人是什么态度
答案：母亲反对；父亲开始也反对，但后来态度发生了改变；他的姐姐暗中支持他。
22.丽达和伊格纳季耶娃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答案：不停地把党的思想和口号灌注到每个人心中。
23.革委会为了制止投机商人和贩子哄抬市价，准备搜出藏商品的地窖。
最后他们发现地窖藏在哪里
答案：旅馆老板家厨房的壁炉里。
24.从第一部分第八章中，我们可以知道此时的保尔最喜欢读什么书
为什么
答案：《牛虻》他敬佩主人公的斗争精神，深深地被主人公所感动。
25.保尔为什么能遇到自己的哥哥阿尔焦姆
答案：保尔被旅长派到停有铁甲列车的车站送公文。
26.保尔在追逐溃败的波兰敌军时，受了什么伤
这是他第几次负伤
答案：保尔的头被炮弹的碎片击中。
第二次。
27.“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
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
章鱼在游动。
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
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
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
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
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
”这段描写好在哪里
答案：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保尔被弹片击中后痛苦的感受。
28.为了更好地把保尔的病情向读者交代清楚，作者采用了什么方法
答案：侧面描写。
29.对保尔来说，第二次受伤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答案：左眼瞎了不能打枪了。
30.保尔和朱赫来重逢时，朱赫来的身份是什么
他让保尔到哪里去工作
答案：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省肃反委员会。
31.丽达在谢加尔走后，担负起了对保尔教育的责任，其原因是什么
答案：因为谢加尔认为保尔还没有完全克服不守纪律的缺点，只知道用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情感会使他走弯路。
32.保尔他们建立了公社后，遇到了很多麻烦，请你简单概述。
答案：奥尔立克匪徒的破坏；许多的惯偷骗子；彼得留拉的残余。
33.阴谋暴乱的风暴结束后，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答案：铁路运输的瘫痪；饥饿和寒冷。
34.为什么潘克拉托夫看到保尔会说保尔是骗子
答案：因为大家都以为保尔牺牲了。
35.保尔回到铁路工厂，负责政治学习小组。
他首先让共青团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做了什么事
答案：在厂里进行大扫除。
36.车站上停着的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乘坐的专车，车灯坏了，保尔去修理时意外的看到了谁，并且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答案：妮莉。
37.保尔在母亲那里，经过一个月的药熏和按摩治疗，他可以扔开手杖走路了。
他到了省城，组织部派他到那里去工作
答案：到省军事委员部下面承担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38.一个妇人高喊道：“乡亲们啊，那边出了可怕的事
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其中“可怕的事”具体指什么事
答案：两个村的人为地界打了起来。
39.保尔带领的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秋季大演习，保尔他们最后靠什么赢得了成功
答案：保尔对地形的熟悉，兵分两路，作了深入的迂回。
40.一天，格里沙在夜里被暗杀了，罪犯是谁
答案：磨坊主和他的女婿。
41.十五年没有哭过的阿尔焦姆听到列宁逝世的消息后，也哽咽了起来。
那么你知道十五年前阿尔焦姆为什么而哭吗
答案：因为在厂里做工时，工头让他去捡刚从炉里拿出来的铁垫圈。
42.在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保尔遇到了_______，但她已是一个母亲。
答案：丽达。
43.保尔由于患了什么病，所以拿到了一张去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的疗养证
答案：中枢神经受到严重损伤。
44.保尔从疗养院里回去了，又担任了什么职务
但是又遇到了什么麻烦
答案：一个工业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车祸。
45.保尔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去疗养院疗养，在那里，他和谁建立的深厚的友谊，并成立了“五人团”
答案：埃勃涅。
46.保尔到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港口看望母亲的老朋友时，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她的名字是_________。
答案：达雅。
47.当保尔在老玛切斯塔第五疗养院时，病情进一步恶化。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答案：他的眼睛完全失明。
48.保尔在黑海疗养所企图自杀未遂，并又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他要考什么回到队伍中去继续战斗
答案：文学创作。
49.保尔计划写一本书，它的名字和内容是什么
答案：内容：有关科托夫斯基的英勇骑兵；书名：暴风雨所诞生的。
5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分为两部分，两部分分别讲述了什么
答案：第一部分描写国内战争，第二部分描写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