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冼村改造有什么困难问题
广州冼迁为何陷入僵局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改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杨峻 广州报道 2010年8月13日，广州一家报纸抢先发出的一则当天消息令全城关注：“为推动亚运工程---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今天凌晨，天河区组织对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工程建设范围内的5174平方米冼村集体物业实施清拆。
在拆除过程中，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现场的国土、城管、公安等部门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耐心劝解，最后依法拆除了该物业⋯⋯” 接到现场目击市民的举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立即赶赴广州冼村及拆迁现场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发现，在天河区拆除冼村集体物业遭遇暴力阻挠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冼村人并非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所谓的“钉子村”、“钉子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 无独有偶。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广州市，因为村官问题而令城市拆迁陷入僵局的可能并非冼村一处，其他一些“城中村”对村官的不满和投诉近期也愈演愈烈。
先查村官，有问题的再治村官，恐怕是广州城中村拆迁改造要过的一道坎。
针对“暴力阻挠”的清拆行动 对于“8•13”冼村事件，天河区委宣传部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没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之后宣传部通过电子邮件给了本刊记者一份书面答复，答复首先明确“此次清拆行动是依法进行的”。
该份答复声称：“2010年5月，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已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也依据协议将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
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冼村公司必须于5天内拆除该地物业交地，但村公司在随后的几次拆除过程中，遭受一些人员的阻挠，并有村民长期聚集在该物业内，导致建筑物无法拆除，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施工也无法开展。
为加快推进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8月10日冼村村公司贴出告示，告知村民该物业已被征收，款项已补偿到位，近日将组织拆除，要求村民于8月12日上午8时将摆放在该地的物品、车辆等搬走。
8月12日晚，天河区依法开展了此次清拆行动。
” 该答复称：“在8月12日至13日清拆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冼村东北侧集体物业拆除过程中，现场的国土、城管和拆迁人员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导致拆迁方两名人员被打伤、三台钩机受损。
报警后，天河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力到场维持秩序，最后依法拆除该物业。
” 针对天河区委宣传部的答复，知情的冼村老村民们说：“既然是村集体物业，村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究竟将多少补偿款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可是，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此前一直不愿公布具体的款项金额，令许多村民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阻挠拆迁的责任不能全都推在那些村民身上。
” 一位冼姓村民用手机拍下了强拆的主要过程，他一边指着录像，一边对本刊记者解释：12日晚上8时左右，城管、保安、防暴警察就开始在冼村小学集合，很有秩序，一个排坐一起，说话声音也很小，晚上灯光昏暗，这些人员只是偶尔用几个手电筒照一下，也不怎么走动。
村民们在对面的冼村市场里聚集着，不时传出口号声、锣鼓声以示抗议。
13日零时刚过，防暴警察开始出动了，一排一排地前进，行动迅速而整齐，对讲机里喊着“面向群众，面向群众”，往马路对面的冼村市场开始冲锋，冲了两三次，都被对面的村民用石块砸了回来。
3时左右，防暴队员又从几个方向发起了一次冲锋，大型钩机先是从市场东面将围墙推倒，之后又在北面推倒了一处围墙，紧接着，防暴队员就拥了进去。
人员清场之后，钩机又开了进去，将市场内的铁棚屋成片成片地捣毁，到清晨基本结束。
村民们阻挠拆迁另有说法 14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8•13”事件现场---冼村旧市场，发现这里数百米长的围墙已经被推倒，市场内数千平方米的铁棚和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瓦砾成堆，一片狼藉，十几个施工人员不停地举起大锤子，用力敲打一些混凝土块，旁边有一些中老年人从敲碎的混凝土块中把钢筋和铁皮收集起来，运上车推走，他们说这些废物还能拿去卖点钱。
冼村的村民们此时已不敢靠近这个市场，他们都聚集在东侧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榕树旁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平常显示村里的公告，这时的屏幕正亮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情况通报”，公示12日晚至13日凌晨因阻挠拆迁被刑事拘留的14个村民名单，随着名单一一列出，村民们都在小声议论着。
当看到“冼章到，男，1933年生”时，村民们都唏嘘不已。
“清拆行动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老人天天都在市场那里静坐，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并没有过激的行为。
”村民冼大勇(化名)回答本刊记者的疑问，“他们就是希望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
” 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为争取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们习惯叫“村委会”)公开集体资产、集体物业的收益，冼村村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申诉、上访、静坐和游行活动。
“他们都是很理性地在维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激或者暴力的行为，在前往街道、区政府、市政府的申诉、上访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影响政府办公、公共交通和社会秩序，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村里公开财务，让他们知道自己村集体的资产状况，自己村集体物业的收益还有多少。
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应该拥有知情的权益。
”冼大勇说。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至今都没有公开村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公司主要领导称明细账目是‘商业秘密’，村民无权过问。
”冼大勇忿忿不平地说，“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股份制，符合条件的村民都是股东，你应该给股东一个清楚的交待，至少要向股东代表公开。
” 冼大勇介绍说，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向街道和区里强烈抗议，今年5月份，公司主要领导才带着几个村民代表在市区转了一圈，坐在中巴车上指指点点，说这里是公司投资的项目，说那里是公司与外方合作的物业，但是一问到具体的收支情况，这位公司领导便缄默无语。
“公司应付了事的态度，让许多村民更加气愤。
”冼大勇说，“这让更多的村民开始怀疑，失去信心，一些村民忍无可忍，才不断去市场静坐阻挠施工，他们完全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寄希望向市政工程施压，让市政府来管一管这帮‘村官’，并让账簿公开。
” 正在褪去光环的“钻石村” 冼村许多村民，特别是那些年过半百的老村民，为何如此执著地要让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呢
据本刊记者调查，这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
2009年年中，广州市已经传出许多“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消息。
在冼村，有关部门派出的一批人员开始深入村屋摸查情况、测量房屋以及阳台、飘台的面积。
“都已经传了很久了，看样子广州市这回要动真格了
”村民们心里都在嘀咕着，顿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冼村村民一般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外出工作或经商，这些人的收入高，生活殷实；另一类是自己空置的房屋出租，这些人的收入稳定，生活也不错；第三类是年老体迈或者是临时工，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依赖村集体的股份分红。
“‘城中村’拆迁对第三类人群的心理打击最大”。
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分析说道。
那一阵子，村民老卢接连几天都没睡好，随着自己年近60岁，很多活已经干不了了，又没有空屋出租，常年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在村里的股份分红。
然而一想到分红，不禁唉声叹气起来---他在冼村里虽然算是“顶股”(40股以上，属股份较多的村民)，但是每股的分红10多年都没有变，300元一股，一年才能分红12000多元，加上自己的小孩5股(1500元)，折算每个月一家的生活费只有1125元。
村民上访揭发村官涉嫌违法犯罪遭打击报复 2010年08月24日11:20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像老卢这样的家庭，在冼村为数不少，并不是外界想象那般过着“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他们的日常开支基本依赖村集体股份的分红。
面临“城中村”拆迁的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福利分配上。
这才是老村民如此关心村集体经济、关心村集体财务明细账目的真正原因。
这位老干部进一步解释说，当然，其他村民也是关心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毕竟这也与他们的股份分红有关。
“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多年来，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这里有没有人为的因素，我们暂且不谈，但看一看这个村里公开的数据，1995年冼村股份改革时村集体资产总值为2.3748亿元，2009年12月31日村集体资产总值为5.801亿元，增值1.44倍。
”这位老干部客观地分析道，“1995年至今正是冼村所处天河区、珠江新城经济发展最快、地价物价升值最快的时期，冼村拥有多片自留发展用地，也一直在与周边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合作开发，但是冼村集体资产增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自然会令外界难以理解，也令冼村村民难以理解。
” 老干部回忆起当年冼村号称“广东第一富村”时的辉煌，他说：冼村之“富”是因为过去的“光环”--- 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冼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尤以养猪业发达，1981年全村私人大规模养猪，1983年，媒体广为报道冼村养猪事迹。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广州城市迅速向东扩展，冼村的耕地至1994年底全部被征用完毕，冼村人“洗脚上田”，发展乡镇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一批人外出务工，一批人建新房出租。
村里大规模建房是在90年代初期，当时为了解决村民居住问题，村里填了部分鱼塘作为宅基地，批给社员建房子，至2007年，村中民房已从60年前的667间增加到2152间。
村民盖的房4~7层不等，由于楼高、间距小，形成街巷狭窄，有“一线天”和“握手楼”之称。
村民盖的都是传统农村式房屋结构，与周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形成反差，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加盖的小楼有空置的，就会放租出去，由于房租便宜，又靠近工作场所，城里的白领和打工仔都选择在这里租屋，由此，房屋租赁收入成了冼村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
“冼村之‘富’还因为地理位置的‘光环’---地处广州新城市的中轴线上，地处广州CBD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黄金地段，与该村合作开发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都是市民心目中赫赫有名的，如海涛酒店、春都酒店、维家思广场、丰兴广场、保利心语、尚东美御等，商业价值极高，寸土寸金。
”老干部感慨而言，“可惜，这个‘钻石村’，如今却在褪去耀眼的光环。
以村民股份分红为例，冼村已被周围的石牌、杨箕、谭村、林和等拉开差距，排名天河区倒数第二
” 一批不再被村民信任的“村官” “如果有一个让大家放心的村集体经济领导班子，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可以让村民有保障，那么城中村改造拆迁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改造、拆迁对未来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有利。
”冼村几个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冼村，令村民们支持改造拆迁的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并不存在。
多年以来，相当数量的村民对村官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他们通过调查访问、搜集证据，形成了一篇又一篇控诉村官涉嫌违法违纪的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上访。
“这已经是村民们爆发的第三次“上访”高潮了，尤以这次持续时间最长、行动表现最为激烈。
”冼四海(化名)回忆道，1994年间，因众多冼村村民向天河区区政府上访投诉村委财务有问题，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准备到冼村查账，就在此时，财务主管卢焕成突然失踪，第二天晚上，村委财务室又“碰巧”起火，室内的财务账簿被烧得一干二净，冼村村民的上访活动因无法查证而告终。
“第二次上访高潮是在2000年7~8月，因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征地，黄埔大道、金穗路、猎德路三条路涉及冼村208户村民房屋需要拆迁，部分村民开始上访反映村委会财务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但未查出结果。
冼四海说，从去年8月19日至今是冼村村民掀起的第三次“上访”高潮，其实这次申诉主要是为了让村里公开财务，公开村官的个人资产。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村官们也不愿意做到，你让我们怎么信任这些村官呢
” 冼四海还以照片作为证据举报：今年7月8日晚11时，当几十名上访的冼村村民从广州市政府门口出来之后，就在吉祥路遭到一大批不明身份的人士围堵殴打。
冼四海还反映，冼村的上访村民经常遭到打击报复和恐吓，有的村民在上访后几天就被派出所叫去“问话”；冼村村民、前省人大代表卢华埠因多次带头检举、揭发村官涉嫌违法犯罪，其亲属就遭到报复伤害，2000年10月，也就是市、区派工作组到冼村查账期间，卢华埠的亲侄在回家路上被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断一条大腿骨。
卢华埠已经过世七年多，他当年弥留之际曾对家人和村民说：“我唯一遗憾和心痛的是，无良村官还在逍遥法外，我希望在我死之后，哪一天无良村官受到法律制裁时，千万别忘记到我的坟上烧一炷香，让我在九泉之下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说完后就断气了，村民说，他死时眼睛还是张开着的。
2009年8月7日，一位村民代表通过广州市信访局市长电子信箱，代表冼村3000多名有选举权的村民，控告冼村村委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7个村委委员，请求依法撤换其职务，并依法查处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
这份举报材料反映了村支部书记任人唯亲，村委会及村有关企业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人员，有90%以上都是这个书记的亲属，冼村召开所谓的“村委会议”“党支部会议”“股东大会”，实质上就是村支部书记的家庭会议。
举报材料还列举了冼村在与周边合作的地产、商业和服务业等工程项目中，一类是涉嫌以极低的价格发包给村官的亲属或朋友，然后再以市场价或者高价转租从中牟利；另一类由村官亲属或朋友垄断冼村的各项工程的发包权和承包权，抬高价格谋取私利。
“我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是不会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本刊记者投诉道，村里今年3月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仅50万元，公司股东只有一个，是村官作为法人的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这位村民还反映，这个村官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孝儿子，老父亲有病也不给治，任其在家里的阳台上风吹雨淋，他的斑斑劣迹许多村民都知道，这样的村官、这样的公司，凭什么与我们全村1900多户村民签订安置协议，万一这个村官出了问题或者这个公司出了问题，谁来保障我们迁出后3年半时间的利益。
在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村民反映村官的问题，为何这些村官还像“不倒翁”一般屹立不倒呢
一位知情者举报的一件事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1999年投入使用的冼村农贸市场，经营铺位有550个，而公开出租的只有190个，且全是位置较差的铺位，而位置较好的铺位已被提前“预订”，因众多党员群众不满，村官为了暂平民愤，不得不公开铺位情况，这时人们才知道，那360个好铺位已经“孝敬”给了天河区政府、沙河镇、天河工商所等部门的重要官员。
另一位知情者还举报，在冼村繁华的步行街上，当年建起了三幢8层楼、号称这条街最漂亮的房子，除了两幢是村官为自己和“兄弟”留的之外，还有一幢是为当时的区领导留下的。
按照广州市的规划部署，在今年亚运会召开前，广州将完成猎德、冼村、林和、杨箕、琶洲、小新塘、棠下(白云)、萧岗、三元里9个城中村的清拆工作。
广州市土地中心主任、“三旧”改造办常务副主任丁强今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旧”改造特别是老城区连片改造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该区域的居民“要不要改造”的意愿。
根据广州市今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旧城更新改造要进行两轮事前征询：第一轮主要征询改造区域居民意愿，同意改造的户数比例要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第二轮则是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征询，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相关协议的居民户数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具体实施拆迁。
如果同意的户数达不到规定比例，改造计划就会暂时搁置。
在冼村，拆迁、改造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其实并不取决于村官或者是上层政府官员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村民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
如果村官真有问题而不被查处，无疑会令拆迁改造陷入僵局。
嘉峪关外的戈壁滩,当时除了老君庙外,全是( ). 填成语
嘉峪的戈壁滩,当时除了老君庙外，全是(不毛 ). 地区未来发展之我[旧]一、嘉酒分离的客观历史原因 1955年，西北地质局645队（酒泉地质大队的前身）秦世伟小组在祁连山发现了镜铁山大型铁矿，从此拉开了建设西北钢铁基地的序幕。
1958年8月1日，在酒泉祁连剧院正式宣布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同时会上还宣布成立地级酒泉市，辖酒泉、金塔二县及嘉峪关区（当时原属张掖地区管辖）；酒钢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赵北克同时被任命为酒泉市委第一**、室长，以鞍钢冶建公司为主，5.4万人参加的酒钢建设正式开始。
1959年下半年，整个经济开始出现困难，众所周知浮夸风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
1960年夏季后，由于农作物严重欠收，甘肃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长期饥饿的职工开始依靠骆驼草面，苦曲菜度日，便秘、浮肿、肝炎比比皆是，职工身体越来越差并开始出现死人现象，饥病交加的情况就连当时主要**之一的乔室都未能幸免（据其1989年9月到酒钢视察回忆）。
1961年1月，冶金部正式通知酒钢缓建，甘肃省通知酒钢职工赶快撤离甘肃，否则将无粮供应。
酒钢公司不得不决定“易地就食”，大批队伍整建制调往江西新余、陕西、抚顺、本溪、富拉尔基等地参加当地的生产建设，还有7000余名职工保留身份赴新疆，由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付薪参加农垦。
数万人轰轰烈烈的队伍象戈壁上的流水一样散失，仅剩下1300人凄凉地看管弃放在戈壁滩上数万吨物资以及未建完的厂房、高炉。
1964年春，猫猪喜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后，对报告批示：“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
自此，1964年7月，酒钢第二次上马。
建国以来，国家采用了嵌入式的工业化道路，就是把资源密集区单独划出，集中发展工业，以避免受到农业的牵绊，迅速实现工业化。
待到工业城市发展壮大以后，再把周边的农村交给工业城市去消化，这是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独特道路，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在此大背景下酒钢的建设也未例外，第二次上马即开始筹建基本是工业区的嘉峪关市，虽然是酒泉地区领导下的县级框架市（原因是人口太少），但主要领导的任命和调动却由省直接负责。
此后，以酒泉地区为主，甘肃省各地方抽人承担了政府、财税、商贸服务、交通邮电和银行等市属机构的筹建工作。
酒泉地区为支援酒钢的建设曾在经费和人力、物力等方面付出了很多，酒钢公司发展以后也一直没有忘记对地方的回报；如对周边地方采矿业、乡镇企业发展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对酒泉两个轧钢厂通过资产重组、合并，组建了酒钢控股的长峰轧钢有限责任公司。
1966年爆发“文化大***”，在“造反有理”、“***无罪”、“打保皇派”等口号下，各级机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持续的混乱，1969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国际上，与前苏联发生边境冲突。
酒钢处于三线位置的说法发生了动摇，于是将已经运到酒钢的炼钢、轧钢设备，又一件件运走，施工队伍一批批撤出，酒钢陷入“半死不活”的瘫痪状态。
为防止地方工作的瘫痪过多地影响到企业生产，1969年下半年，经周**提议，总结了大庆油田保障生产的成功经验后，由毛猪喜提出了“抓***、促生产、促战备”的号召，将政企集权管理推向了极至，铁路、民航系统甚至实行军管。
至此为解决城市混乱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企业大量办社会以自救维护正常生产、学校半工半读求生存等也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各地方政府财税体系被打乱，已无法支持正常履行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
政企不分造成的企业办社会负担问题，在1978年政府体系恢复正常工作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企业一方面需要正常交纳各种税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内部办社会付出成本。
以至于今天许多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虽拥有价廉的劳动力，因用人太多，生产成本仍居高不下（不否认还有管理和装备等问题）。
近年来国企改革提高竞争力的“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等措施，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许多负面效应，是为解决昔日政企集权管理所积累的弊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970年初春，苏羽按照周**的嘱咐，去新疆路过嘉峪关时表示了对酒钢的关怀；于是有关方面决策，缩小酒钢建设规模，先上炼铁，三上酒钢。
当年6月份即开始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53个城市325个单位参加的全国抬酒钢的“万人大会战”，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于19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凌晨，一号高炉采用原矿入炉简易投产的方式，顺利炼出了第一炉铁水。
由此使几上几下的、来回折腾的酒钢，终于在祖国大西北的雄关脚下巍然屹立起来。
鉴于酒钢职工人数的逐渐增多，配套的市政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由此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基于甘肃省薄弱的农业基础，为减轻酒泉地区农副产品供配的负担，1971年12月完全政企合一的地级嘉峪关市成立，嘉酒地区正式分离（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嘉市政企分开）。
1971年至1984年酒钢在“有铁无钢”的连续十四年亏损徘徊期间，解决了难选贫铁矿的强磁选技术，酒钢看到了扭亏为盈和继续生存的希望之光。
1985年炼钢连铸工程投产，酒钢结束了“有铁无钢”和长期亏损的历史；1988年高速线材轧钢工程投产，酒钢终于配套成龙；1998年中板轧钢工程投产，酒钢进入新的发展时代；2000年炉卷轧制工程开工，不锈钢工程已获准立项，酒钢开始逐步转变为以生产高附加值的板管材和特种钢为主，向生产高水平、精产品的现代化钢铁企业进军；“十五”、“十一五期”间投资将达200亿元，形成500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积极发展非钢铁高技术产业，年销售收入将超过200亿元。
二、嘉酒两地建设的分歧与合作 1、水资源对嘉酒两地市发展的影响 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处戈壁包围的酒泉绿洲盆地更不例外。
虽有“（讨）赖河绕野”滋润着嘉峪关、酒泉和金塔两市一县的土地，但伴随工农业以及城市的建设发展、人口的增多，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矛盾日趋突出。
水资源的争执严重地阻滞了嘉酒两地市的发展，错失数次发展机遇。
从1985年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后，至1993年以前，一直由酒钢自备水源承担嘉峪关全市的生产和生活供水任务。
随着酒钢生产建设规模扩大，市政建设速度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区园林绿化面积逐年扩大，城市用水供不应求的矛盾日渐突出。
80年代开始，每年的6至10月份，时常发生平房停水，3层以上楼房白天缺水；市政部分企业因缺水时常被迫停产；绿化覆盖率不但不能提高，反而成片园林和庭院林草因缺水而枯死。
1986年1月嘉峪关市听取了市建的汇报后，责成市建对所提出的开发新水源的6个方案请甘肃省水文地质二、三队进行勘察论证。
经聘请专家和水文部门的反复论证，一致认为第6个方案最佳可行，即从铁路交叉桥以西的嘉西断层隆起处引潜流入酒西盆地的地下水库水源。
该水源不影响下游用水。
经水资源委员会、省建、省城建及省计委批准，国建设及省建还拨款给予支持。
当时的酒泉、金塔闻知嘉市要在北大河水源地取水的讯息后，担心影响下游用水，开始千方百计阻止引水（讨赖－北大河日常管理由原酒泉地区讨赖河管理处负责，配水权归省水资源委员会），双方开始了数年反复地***和争执。
开发北大河水源从开始调查研究到建成供水长达7年之久，其间1988年完成打井5口，时隔5年后的1993年12月才得以投产使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国经济“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时期，为发挥工业集约化发展和“军转民”生产技术的优势，大量位于“山、散、洞”的三线企业开始向城市和交通枢纽就近搬迁聚集。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开始尝试发射商业卫星。
为依托社会，减轻负担，促进发展，中心在1986年提出从沙漠深处迁出，设想就近迁至酒泉市，得到了国科委的支持。
同时为降低清绿沙漠铁路支线的维护成本，方便未来生活基地到发射场地的人员与物资运输，通过商业化运作赢利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心提出了将其改道至文殊站（位于酒泉和嘉峪关站之间）与兰新铁路接轨。
所改线路途经鼎新（基地飞机场）、金塔县城、酒泉西关（现仍有基地的房地产；当时西关外是破败的民房和农田，现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已失去了建站的可能；当年的《中青年》、《甘青年》等报刊杂志在报道中心未来发展的文章中曾披露了铁路改线的设想）。
生活基地设想建在酒金路周边。
但在落实过程中，当时的酒泉提出难以保障数万居民的水源问题；嘉峪关市提出靠近其市区建设可由文殊双泉和北大河嘉西地下水源解决，因此中心又研究了选址酒泉丁家坝（312国道酒泉和嘉峪关之间），铁路改线直接与嘉峪关站连接的可能性。
但因前述嘉酒两地市对水资源争执未定，中心基地动迁和铁路改线被迫搁浅。
1992年在南巡讲话“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针指导下，双方停止了对水资源的争执，嘉峪关市开始对北大河水源进行配套建设，1993年底向市区供水。
从此，嘉峪关市政府有了自己管理的独立供水水源。
为全市（包括酒钢）今后经济发展，促进生产、保障生活、绿化城市有了可靠的供水水源。
同时也放开手脚建设城市，开始扩展南市区，并建设十层以上的高楼大厦。
由此，1996年被国家命名为“国家级卫生城市”，2000年申报“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成功，目前正在向建设“国家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迈进。
1993年随着兰新铁路复线的建设，兰州铁路局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鉴于玉门油田衰微，大量职工赴新疆吐哈参加石油会战，酒钢生产建设渐入佳境，北大河嘉西水源得到落实，嘉峪关城市建设看好等因素；决定扩建嘉峪关车站，同时建设雄关生活小区，职工由玉门东站等周边沿线逐步迁聚嘉峪关；1993年6月嘉峪关火车站升为一等站（与西宁、银川、武威南同级）。
2000年10月21日铁路第三次提速，开始正式始发嘉峪关－北京，嘉峪关－兰州的直达列车，方便了交通出行，也奠定了嘉峪关的铁路枢纽地位。
2000年，在戈壁高原艰苦奋斗60余载的玉门油田在酒西盆地青（草弯）西和酒东盆地长沙岭构造（酒泉下河清附近）取得了石油勘探的突破，玉门油田开始摆脱近年来的年产40万吨左右的低迷态势，今年的开采量有望突破50万吨，在今后的3至5年内有望突破100万吨，为实现玉门石油人“下山”的愿望提供了可能。
1936年，孙健初发现了玉门老君庙油田，油田基地设在酒泉（现为玉门油田疗养院），鉴于海拔2400米的玉门老君庙山脊坡势不适于建设大型工厂，选址嘉峪关下筹建炼油厂（现嘉市区西北，目前为酒泉地区水泥厂和长城化工厂）。
1954年以前，老君庙油田是一个纯粹的矿区，基本没有住家，员工轮流上矿工作。
1954年开始的“一五”建设，玉门油田成为国家第一批重点项目。
在当时国家贫油，迫切需要石油的背景下，玉门油田率先实行了政企统管体制，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匆忙开始扩建我国第一个天然油田，先后发现了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河三个油田，同时在玉门老君庙山脊四台一个自用小型炼油装置基础上扩建了50万吨炼油厂（现年处理能力增至400万吨，开工250万吨）。
人员也由酒泉、嘉峪关大量迁往玉门老君庙。
玉门油田随后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远离交通要道、消费市场的弊端开始显露。
玉门油田孤悬在祁连山半坡上，难以依托社会提供服务，行政体制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模式又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提高。
高海拔狭窄的一面坡地势给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带来了困难，炼油厂选址在西北上风方向上又给小城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其特征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建筑规划专业教科书中工矿资源型城市规划建设的反面典型案例。
山沟里的城市在油田衰微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大量减少，替代产业很难发展；因此，很多人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了高海拔和污染的环境，以各种方式离开了玉门油田。
2000年，在戈壁高原艰苦奋斗60余载的玉门油田在酒西盆地青（草弯）西和酒东盆地长沙岭构造（酒泉下河清附近）取得了石油勘探的突破，玉门油田开始摆脱近年来的年产40万吨左右的低迷态势，新增探明储量9000万吨，超过过去历史探明总和，在今后的3至5年内有望突破100万吨，为实现玉门石油人“下山”的愿望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玉门油田在勘探取得突破，再现青春时，也开始为自己寻求新的家园。
在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等地几经周折反复，鉴于主要油气田在酒泉地区辖区内，考虑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地企关系，最终落脚点放在了酒泉。
鉴于玉门油田基地几年来一直酝酿迁离老君庙，玉门市政机构也就抓住联合国扶贫投资20亿整治开发疏勒河流域涉及移民20万的机遇，借助风力发电、疏勒河流域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大力在玉门镇发展建设。
由于国2002年7月28日批复酒泉地区地改市，而敦煌、玉门市转为甘肃省直辖县级市，暂由地级酒泉市代管；甘肃省城市化步骤的下一步目标是敦煌、玉门升为地级市，西陇海兰新线形成串珠式城市带，玉门市机构重新迁回汉时驻地玉门镇的时机成熟。
2、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使嘉酒两地市达成了共识 西部大开发，力促河西走廊经济一体化战略，是甘肃省委对河西走廊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勾画。
酒泉、嘉峪关两地市地域紧密相连，经济、文化发展互补性强；通过区域联合促进经济一体化，将推动两地市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嘉酒两地市从1999年6月开始，通过广泛调研和论证，在保持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确保联合发展的基本框架： 一是以两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为龙头，建设嘉酒“黄金旅游线”。
即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以嘉峪关关城遗址为代表的“长城文化”、国际滑翔节、七一冰川等世界著名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一批新型的高科技旅游产品为依托，打“敦煌牌”，组建敦煌旅游公司。
二是充分发挥酒泉地区农业积累雄厚、嘉峪关市工业基础强大的优势，实现区域工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势互补。
三是依托两地市相同的水土光热等农业资源，发展面向国内外的高科技农业、市场农业、阳关农业、旅游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推动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加快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步伐。
四是加快“硬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吸引国内外客商的良好投资环境。
尤其是争取过境312国道高等级或高速公路改造、嘉峪关机场扩建、酒泉市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高等级公路几大工程尽快动工建设，解决交通吞吐能力低下的“瓶颈”；与此同时，统一制订出台地市吸引人才、资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
五是依托两地境内酒泉钢铁公司、四零四厂、玉门油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青海油田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科技实力，通过嫁接、联合、托管、租赁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推动地方企业的科技进步，使之摆脱困境，提高效益。
上海三北轮船 荷兰 诉讼 虞洽卿孙子
虞洽卿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行业借到更多,发展三北轮船公司。
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慈溪镇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家里。
7岁父亲病故，他与母亲方氏和3岁弟弟相依为命。
家境贫寒，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村内同族的私塾老师虞世民，见虞洽卿聪明睿智，待人平和，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就免费收为学生，授传诵书习字，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基础。
虞洽卿发迹后，知恩图报，敬虞世民老师为上宾，使之安度晚年。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经祖叔虞庆尧的帮助，告别家乡，坐船来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
他去报到的那天，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虞洽卿马上脱下母亲缝制的新布鞋，手捧两只鞋子赤着脚走进瑞康染料商店。
店主奚老板见了哈哈大笑，双手拉住了虞洽卿的手，连声说：“好
好
”说起来也奇怪，奚老板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财神爷手捧两只元宝走进家里来。
今日见到虞洽卿的模样，正好与梦兆印证，乐得奚老板哈哈大笑。
虞洽卿“赤脚财神”的故事，广传为佳话。
瑞康颜料商店的奚老板经过多次观察和考核，见虞洽卿头脑灵活，做事精明，决定加以重用，让他跟大伙计外出“跑街”（接洽业务）长长见识。
有一次，虞洽卿来到一家洋行，看到一批生锈的颜料箱正要低价抛售，他细心地察看箱子，发现铁箱是海运中碰到水而生锈的，颜料质量没有受影响，他向奚老板汇报后，全部低价“吃进”，使瑞康颜料商店发了大财。
虞洽卿做学徒，年底按惯例发给鞋袜费12元，可奚老板另外追加40元，破格提升他为“跑街”先生。
虞洽卿经常跑洋行，见洋人，虽然在工作生活中学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但他看不懂英文，更不会书写英文。
他利用晚上去英国人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在夜校里交结了许多外国朋友。
通过刻苦认真的学习，虞洽卿能讲一口流利的伦敦口音的英语，并能读写英文，同时又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虞洽卿学习外语可说是天赋奇才。
虞洽卿在瑞康颜料商店工作12年，为瑞康店尽心尽力，使颜料店在剧烈竞争中站稳了地位。
商店事业有了进展，奚老板为拉拢虞洽卿，送他股份成为股东，虞洽卿承蒙老板栽培，出资200两银子，做了瑞康店的股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宝岛台湾被日本割占。
那时候的上海，洋人气焰十分嚣张，越界扩展租界，清政府对洋人屈膝妥协，对百姓加重欺压。
虞洽卿要想出人头地做一番大事业，还是要借助洋人，他跳出“瑞康”，请人推荐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做“跑楼”（副买办）。
虞洽卿在上海滩“人头熟”、“吃得开”，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洋行总裁的赏识。
不久，被提拔为买办。
中国人做买办除了高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是在为洋行买入卖出货物中收取Commission（佣金）。
佣金是外国洋行对中国人做买办的一种奖励。
虞洽卿在德商鲁麟洋行做了九年买办，集聚一大笔财富，开始投资闸北房地产业。
虞洽卿牢记阿姆（母亲）的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在宁波同乡中，他乐于助人，帮人排愁解难，尤其宁波籍的店主，经常在贸易中受到洋人欺诈，自己不懂英文，有理亦说不清楚。
他们请“阿德哥帮忙”，阿德哥乐于帮助店主与外国人交涉，争取权利。
虞洽卿名和德，宁波人叫他“阿德哥”。
“阿德哥”名声大扬。
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马路，强制宁波同乡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四明公所的殡仪馆和义冢墓地拆迁。
法租界当局的做法使亡灵不得安宁，触怒了宁波人的愤怒。
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尤其大批在上海的宁波人，团结起来抗议法租界当局的拆迁决定。
具有民族正义感的阿德哥虞洽卿当仁不让，协同四明公所，发动抗议示威，组织中国劳工，进行罢工斗争。
在强大的人民群众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下，法国租界当局收回拆迁决定，法国领事馆立下石碑划定地产，保证不再侵犯，四明公所取得胜利。
虞洽卿的大名在上海家喻户晓，成为商界的大亨。
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聘虞洽卿出任中国买办，首次进入金融业银行界，与高层洋人社会交往。
在与外国驻华银行金融业务的交易中，虞洽卿精明干练，办事效率高，这使得银行界高级洋人对他有很好评语。
1905年荷兰银行急需聘用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买办，在洋人的推荐下，荷兰银行重金聘任虞洽卿为中国买办，管理银行业务。
虞洽卿尽心尽职为银行拓展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深受荷兰总行的信任，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职22年，直至60多岁退休。
虞洽卿任银行买办时期，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四亿五千万两银子。
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筹措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
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予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1906年慈禧太后颁布“预备立宪”，派端方、载泽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虞洽卿被钦点随团出访。
这使他对国外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
回国后，他上疏慈禧太后，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
虞洽卿邀集宁波籍的大资本家周金箴、朱葆三等人发起创办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在1908年9月11日，英租界江西路上正式开始营业，虞洽卿被推为理事。
20世纪初，上海至宁波的水上运输被洋人太古轮船公司、东方轮船公司以及官僚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所控制，船票价高使宁波人非常不满意。
虞洽卿见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他邀集严筱舫等人筹建一个股份制公司，每股5元，许多宁波人购买股票入股，共集资40万元，于1909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担任总经理。
为了与外国轮船竞争，宁绍轮票价比其他三家轮船公司便宜，船员服务好，所以客运货运都很兴旺。
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为打垮宁绍公司，把统舱票从一元降到三角，并送毛巾、肥皂，进行“亏本竞争”，使宁绍轮业务直线下降，无法维持。
在危机时刻宁波同乡会组织船票维持会，筹集资金贴补支持，宁绍公司以低价票价和外商竞争，这种竞争“两败俱伤”。
最后外国轮船公司与宁绍公司协议平衡船票价格，竞争中宁绍公司在航运业站稳脚跟。
三年后，虞洽卿与公司大股东因购买“甬兴轮”产生矛盾，退出宁绍公司。
1913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资本20万元，总部迁到上海。
虞洽卿的理财投资有独到之处，买船只要首付30%，航行后逐年付清船款，以船养船。
买船以船作抵押，可以向银行贷款70%船款价，只要首付30%买船的现金，40%的钱可以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买船越多，公司越有钱。
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在银行业借到更多钱，发展三北轮船公司。
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以及上海至镇江，所以称“三北轮船公司”。
不久又以100万元买进荷兰造1320吨的钢壳轮船，航行于南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和南洋各岛。
1917年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买了3439吨的“宁兴”轮，专营天津、大连至上海的航营业务。
1918年12月虞洽卿出资盘进英商注册的华英合资鸿安商轮公司，购回英人的股份。
盘进了“长安”“德兴”二艘船舶，以及仓库、码头，总资金45万元，改组为华商轮船公司。
增加资本为100万元，新购“武林”、“之江”、“华威”三艘轮船，共计5604吨，继续营运长江、沿海及远洋航行。
虞洽卿认识到“航业之兴替，码头栈房为重要”。
在1916年就建造鸿升码头堆栈公司。
为了修理本集团公司的船舶，又建立了三北轮船公司机器厂，设有修船的船坞，还能制造小型轮驳、趸船及其附属设备。
从1914到1921年，三北集团已形成了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成为拥有18艘大轮船和行驶浙江沿海的45艘小轮船，以及码头栈房、船舶修造的联合企业，资本320万元，轮船码头堆栈、工厂资产700万元。
三北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行集团。
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莫测。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孙中山领导第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了，北京出现北洋军阀政府。
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三派为了争夺北京政府权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混战，永无宁日，人民朝不保夕，国土四分五裂。
在这样的政局动乱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创立的工商业，为了应付军阀、官僚和地方黑势力，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具有基本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要求国家统一、富强。
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借洋人势力，与军阀、官僚拉关系。
他们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道理，又要借洋人势力压军阀，借老百姓的力量压制洋人侵略扩张。
虞洽卿从小接受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十里洋场租界里成长，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经历过戊戌变法思潮，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
在与洋人长期交往过程中，他了解了洋人租界当局如何统治租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说虞洽卿有了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世的人生哲学。
1911年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提供房屋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提供活动经费8000银元，动员商团武装参加上海起义。
辛亥革命胜利，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募捐百万多元以资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
孙中山先生非常感谢上海财团虞洽卿等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支持直系军阀段祺瑞北洋政府。
段祺瑞北京政府1924年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
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
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
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
上海成立反帝运动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激于义愤，尤其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参加反帝斗争。
20万工人罢工，重要的是解决工人和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
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
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
虞洽卿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
仅10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7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威逼利诱民族资产阶层，对虞洽卿施压。
虞洽卿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设法改善局势”，商会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提出的13条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分庭抗礼。
修改后的13条删去了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军等4条，这是帝国主义难以接受的条款，商会作出暂时妥协，但保留了维护中国人的民权，抚恤死伤工友；惩办肇事的英国警官与枪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罢工工人给予生活费补助等。
条款送租界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
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认为为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可以在民权上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上海总商会的条件。
为了保存力量，满足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复工。
五卅运动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5年3月，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成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两湖战场歼灭吴佩孚军队主力，攻克武汉。
江西战场歼灭孙传芳军队主力，攻占南昌。
东路北伐军攻克福建，占领杭州，前锋直逼上海。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使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与国民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的见面，商议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夺取政权。
虞洽卿主要为了报复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所以极力联络共产党，发动民众暴动，夺取上海政权。
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工人武装起义。
陈独秀讲：“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
”“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
”陈独秀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的领袖。
”虞洽卿等筹集起义的经费，支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2日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28小时战斗，取得了胜利。
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
”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19人，共产党人有9人，占多数，无产阶级掌握了上海市政权。
钮永建、虞洽卿是执行委员。
不久，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与无产阶级分道。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到达上海。
上海财团虞洽卿、钱新之等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的战车上。
虞洽卿于1920年2月1日创办了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
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组成的“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
蒋介石等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进行各种证券及棉纱的投机买卖。
蒋介石赚到了大钱。
1921年夏秋时，交易所突然崩盘，股票大跌，1922年2月蒋介石变成穷光蛋并负债累累。
当时蒋介石参与策划大闹上海证券交易所，妄想侵吞日商100万元汇款。
虞洽卿为此请“大亨”李征五帮忙，最后由金融界大亨叶琢堂出面调停，虞洽卿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给蒋了事。
蒋介石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赴广东投奔孙中山。
蒋介石衣锦荣归上海，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不是官府，而是大商人和黑道青洪两帮的老大。
蒋介石的势力要在上海和全国站住脚跟，就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得到庞大军费和政治活动资金。
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3月26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上海商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蒋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
”“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
”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自动捐助”500万元，支持蒋介石“4·12”政变。
“阿德哥”虞洽卿身兼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航业公会主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工部局华董、万国商团中华队公会会长。
“在商言商”，不涉及政界，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工商业家，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利益，势必同外国资本有经济上的矛盾。
他处于旧中国的社会里，担任多年买办，“则因职务关系，与外人日益接近，对于外人性情习惯，莫不了然于胸，由是，有事交涉，辄能不卑不亢，洞中窥要，以自维其大国人民之气概。
”社会是培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学校，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良知与气质。
民族资本家有软弱妥协的一面，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能参加斗争，积极募捐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但在关键时刻考虑有资者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妥协，平息斗争。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虞洽卿从资本家立场出发，为了推翻直鲁军阀孙传芳与中共谋划上海民众暴动。
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他就辞去市政府委员，投靠蒋介石，谋求在国民党政权的扶助下发展企业。
1927年以后虞洽卿从荷兰银行买办退休，集中精力经营航行事业，成为上海的大闻人。
1936年虞洽卿的70大寿，由上海市第一特区（公共租界）市民联合会主动发起。
经过工部局董事会开会讨论，虞洽卿为“维系和推动中外关系”做出贡献，会议一致通过以虞洽卿之名来重新命名“西藏路”的决议，改西藏路为虞洽卿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顶住日本特务机关和汪伪政府的威胁。
抗战时期，租界人口激增，粮食短缺发生恐慌，为了平稳粮价，稳定社会，工部局决定让虞洽卿筹措粮食。
虞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轮船挂意大利国旗，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所以往西贡、仰光等地运米到上海的轮船，不受日本海军干涉。
解决了租界缺粮的危机。
实际上虞洽卿每次运粮都私留出一定吨位给自己装米，返沪后米高价流入黑市，他从中赚了500万元。
1941年春，战争局势紧迫，虞洽卿告别上海乘船赴香港，1942年转到重庆。
76岁的虞洽卿，在重庆与王晓籁等组织了三民运输公司，购买了300辆道奇卡车，从缅甸、仰光等运送五金配件和机器，供抗日战争军需民用。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在重庆逝世，享年79岁。
关于物业管理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作文：我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五四那一年，我正在西安私立成德中学读书。
西安僻处西北，一向是比较闭塞的。
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西安的一般学生感到国亡无日，于是纷纷自动集合，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接着，各中等以上学校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我代表成德中学参加会议。
这个会议决定：西安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组织讲演团，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等。
西安学生就这样离开了书斋，走上了街头。
5月下旬，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旗子，举行了西安市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并且在街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讲演的学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讲到最痛切的地方，还有人撕下竹布大褂下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等字。
西安学生这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受到当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古城苏醒了。
在示威游行之后，为了使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我们又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邹遵(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牺牲)被选为评议长。
学生联合会还出了会刊，经常报道陕西各地和全国学运情形，提出陕西省学生的行动口号，对当时陕西学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
全国20几个省的学生以及海外留学生，都先后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通电抗议，查禁日货。
6月3日以后，运动又进入新阶段，首先是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
为了表达陕西省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
我们俩便在6月初联袂北上。
新华门前的怒吼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北京学生运动继续高涨之时。
原来，北洋军阀政府自5月4日后，曾连发两道命令，声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在6月4日和6月5日，逮捕了在街头讲演的学生1000余人。
统治者妄想用高压的手段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适得其反。
统治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有如火上添油一般，使得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了。
当时北京各校代表曾在北京大学红楼开会，并邀请各省市已经到京的学生代表参加，决定到总统府请愿，坚决和反动政府斗争。
大概是在6月5日以后，10日以前吧，确实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人数有一两万之多，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
徐世昌避而不见。
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说：“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是，学生们不肯上当，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不得明确答复，誓死不回校。
这样一直僵持到晚上10点多钟，人愈聚愈多，有些过往行人，也参加进请愿行列。
特别是一些洋车工人，把一天拉车得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茶水送给学生。
这种真诚的支持，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感动。
徐世昌看到不见学生不行，才派了他的两位秘书出来传话说：学生可以推派10个代表，到里面受接见。
性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意义：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
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的当代意义: 这场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振兴中华：“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
从那之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最终目的。
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
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
爱国学生的奔走呼号，浴血奋斗，广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援，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此。
响遍全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唤醒同胞，一致救国”等口号，最根本的含义也在于此。
有的人当时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纯粹为爱国热情所驱使，但他们爱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持中国的落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之所以不顾高压，奔走呼号，他们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知名人士、上层人物和广大工商界群众的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
今天，要胜利跨人21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民主精神：新文化运动最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青年杂志创刊词中的提法），随后讲“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当时把人权和民主当作基本上同一的概念）。
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赛同志”和“德同志”，就是说，民主和科学一道，是中国共产党历来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五四运动中，民主即“德先生”是一面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旗，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要想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科学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与“德先生”一样，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条新的思想，第六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①[《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
]因此，在发扬民主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发扬科学精神。
解放思想：在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大胆地冲破旧传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主张，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并有力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
正如当时所形容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①[《民众的大联合》（三），《早期文稿》，第393页，湖南出版社，长沙，1990。
]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
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思想和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向会议提出废除袁世凯和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归还中国，同时还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
但这些要求和希望均遭到参加“和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
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将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至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但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愤怒。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
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愤怒的爱国学生痛打了亲日派官僚章宗祥，并放火焚烧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住宅。
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
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
在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开展了爱国活动。
6月3、4两日，军阀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先后举行罢市。
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从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
6日至10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
它开创了中国革命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五四运动实际斗争的锻炼，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造就了一批青年共产主义者。
他们深入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做好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的影响 1、政治影响：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爆发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它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作为运动的主力军在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因为从世界革命战线看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2、对中共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3、对学术界的影响：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
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同时也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和广泛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时代，使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4、思想方面：五四运动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西方的各种新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和政局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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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琼海市的中原镇的一村里!去年我家盖了新房政府人来拍照又叫填表的!又没说清那是干嘛的!博鳌镇一...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
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
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
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
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
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
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
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
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
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
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
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
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
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
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
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
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承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这次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正文：五四运动的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的作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但那只是一些零星的介绍。
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使用的思想武器还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等。
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大都还是西方文明。
五四运动使人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迫使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追求作出新的反省。
此时，《新青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此后，有不少报刊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学说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出版。
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和鉴别，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五四运动以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即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未能真正认识到蕴藏在群众之中的创造历史、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
这也是造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领略到了劳动群众的威力，开始放弃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逐渐转变了立场。
于是，他们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到工农中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正因为如此，1939年5月4日，同志特别号召全国的知识青年，必须牢牢把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方向。
这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
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
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
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
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结束语：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这是五四运动进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