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旅游局在举办什么活动啊
西城区旅游局正在向社会有奖征集旅游口号
投稿要求：应征稿件请注明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络电话。
投递方式： 1.信件邮寄：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2号南楼八层 西城区旅游局收 2.电子邮箱： lvyj@mail.bjxch.gov.cn邮件主题注明“西城区旅游形象宣传口号投稿”。
3.投稿截止时间：自公布之日起至2011年1月15日(信件以邮戳为准)。
注意：北京市西城区旅游局对入围、入选作品拥有所有权；所投稿件一律不予退稿 。
最高奖励价值2000元的礼品
活动详情请参照北京市西城旅游局官网地址：
景甜是谁啊
景甜，陕西西安人。
曾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中国民族舞蹈。
2006年9月与周俊伟合作拍摄电影《狂蟒惊魂》。
并参加该年中央台十大新人评选活动，入围50强。
2007年推出首张EP，包括主打歌《你是谁》和《巧遇安徒生》，《不懂爱》，《还爱你》四首歌曲。
参演话剧《色戒》出任女主角，同时代言美国西北部樱桃活动和QQ飞车。
电视剧作品 景甜出演电视剧形象(4张) 2008年，《一个女人的史诗》饰 欧阳雪（合作演员：赵薇、刘烨、孙海英） 2009年，《孙子大传》饰 漪罗（合作演员：张丰毅、尤勇、张博） 等 求采纳
西城的中学的国庆训练的一些详细信息，哪位仁兄知道的多一点呢
我是北师大实验中学的，我们已经开始训练了。
喊口号，唱国歌，练站姿，打开封闭国旗道，打开封闭表演通道，翻花，背翻花顺序......不同的学校和地区可能不一样，我们是正对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天安门之间那一带 你是哪个学校的啊
中国有什么地名被改了
自1949来，中国已有过4次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潮，取消了一批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
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
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
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
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
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
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
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
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
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北京不是个案。
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
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
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
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
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
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
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