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约翰×列农
香港理工大学招收内地本科生香港理工大学现已展开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学年度的内地本科生招生程序。
该校并将於全国多个省市举行连串招生推动活动，首项大型活动为参加於北京市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览。
北京市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展览大厅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理大校长潘宗光教授将会联同多位嘉宾为理大的展区主持一项简单而隆重的剪彩仪式，为理大的内地招生活动掀起序幕。
理大为香港特区学生人数最多的政府资助高校。
在二零零七年，理大共收到七千三百份内地生入学申请，申请人当中有八成符合国家重点大学的入学资格，而理大最终取录了二百七十二名内地学生，比前年多五十二人。
他们现正修读为期一年的基础课程以预备升读三年制本科课程。
去年理大共提供全费奖学金予一百名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中获优异成绩的内地生。
每位学员在理大修业期间可获的奖学金最高金额为每年港币十一万元﹔其中七万元用作支付学费，馀额四万元资助入住理大学生宿舍及留港学习期间的各项开支。
理大去年取录的内地本科生最多来自北京、广东、浙江、陕西及辽宁等地。
在课程选择方面，最多内地同学报读的课程包括会计及金融、酒店业管理、金融服务、电子及资讯工程学、工商管理及工程学双学位等。
理大因应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科技进步与创新，一方面致力为香港和祖国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加以配合，同时也积极参与国家一些重要的项目，包括国家探月工程与北京奥运等。
理大与中国国家月球探测工程中心在二零零六年签订了协议，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三大范畴，开展交流与合作。
现时参与国家绕月探测工程科学应用事宜委员会的五位港区科学家中，有两位来自理大。
他们包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理大副校长陈新滋教授﹔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系主任陈永奇教授。
此外，理大与中国奥委会科教部於二零零六年签署科技合作协议，成为「中国奥委会备战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科技合作伙伴」，并派出护理和运动科学的专家参与国家选手备战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工作。
理大刚於去年庆祝创校七十周年。
它最早的前身是一九三七年创立的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
太平洋战争结束，学院在一九四七年复校，并改名香港工业专门学院。
一九五七年，工专迁入红磡新校舍。
一九七二年，香港理工学院成立，在红磡校址迅速发展，并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正名为香港理工大学。
该校於庆祝建校七十周年时，以「励学育才七十年、利民科研创新天」作为口号，藉以强调多年来贯彻的教育使命。
在香港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大朝著励学育才的目标，培养数达二十五万的专业人才。
理大的官方网址为，内地生可以透过网上递交入学申请，详情请浏览 \\\/study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探索星空奥秘的年轻人》原文
的夜空，星汉灿烂。
人们仰望那满天的繁总会无边无际的遐想。
科学打开了奥秘的大门，无限广阔的宇宙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用肉眼发现在天鹅星座出现一颗新星。
这个人，就是江西省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
从那时以来，两年多过去了。
段元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封信件。
其中有一封是福建前线某守岛部队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写给他的。
他们怀着向段元星学习的强烈愿望，恳切地问道:“段元星同志，你是怎样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这颗新星的?你在业余天文科研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程呢?” 小天文迷 江南的夏夜，蛙声如潮，月色似银。
吃过晚饭的孩子们，有的追逐着捉迷藏，有的奔跑着捕萤火虫。
小元星却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坐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听隔壁的王伯伯讲天上的故事。
王伯伯讲了一个又一个，小元星听得可人迷了。
他用小手托着腮帮遐想着:月亮里住着能歌善舞的嫦娥姐姐吧?天上那条又长又宽的银河，是不是也像宁都的梅江一样哗哗地流淌着呢?火星上真的燃烧着熊熊大火吗?金星上尽是金子吗?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勾起小元星探索苍穹奥秘的强烈愿望。
段元里上初中了。
有一天，他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天文爱好者》，坐在窗前，贪婪地读呀，读呀，完全被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谈月亮的文章吸引住了。
原来，月亮是靠反射太阳光而发亮的。
月亮上的阴影，并不是什么桂花树，而是一片辽阔的没有水的“海洋”。
这些地方地势低，反射阳光差，所以显得比较阴暗。
月亮上没有空气，没有生物，更没有嫦娥姐姐和吴刚爷爷。
那里的温度变化可大了，中午高达一百一十多度，半夜却下降到零下一百五十多度…… 嗬!月亮的本来面目原来是这样呀!那么，月亮为什么会发生圆缺呢?日食、月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段元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科学地解答这些天上的自然现象，对于人们破除鬼神思想，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段元星在学校图书室里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
他读着读着，眉毛几乎蹙成了一个团。
为啥呢?原来他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祖国的天文事业反倒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段元星捧着报纸，呆呆地沉思了好久好久。
他想: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发出了伟大号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这是党和领袖交给青年一代的历史重任啊! 此刻，一个美好的理想，在段元星的心中萌生起来。
他兴冲冲地跑回教室，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铮铮的誓言:“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的光辉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从这以后，十四岁的段元星变成一个“天文迷”了。
盛夏的一个晚上，学校里组织同学们观看电影。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段元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满天的繁星，分辨哪是凤凰星座，哪是孔雀星座，哪是仙女星座，结果忘了看路，身子撞到了电线杆上。
他换了摸碰痛的额头，继续仰望星空，没走多远，又双脚踏空，“咕咚”一声，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
一年秋天，宁都县城连续五天五夜狂风呼啸，暴雨倾盆。
坐落在梅江畔的段元星的家，被洪水淹了。
第六天晚上，雨霁云散，明净的夜空露出了晶亮的星星。
段元星多想到屋外去观测呀!可是，洪水还没有退去，他只得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巡视而后的星空。
就在这天夜里，他观测到了很少见的小马星座方向出现的两颗流星。
霜冷风寒的冬夜，妈妈是不让他外出看天的。
机灵的段元星便等爸爸妈妈睡着了以后，悄悄地打开床边的窗户，静卧在床上看星星，然后将观测的结果用圆珠笔写在手掌心上…… 这样，六年过去了。
当段元星从宁都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进行了六百四十二个星夜的天象观测，记录了十五颗变星和三百九十一颗流星的有关数据，写下了十万字的天象资料。
他能算出太阳每天升落的时刻和日夜的长短;他能根据天体力学的轨道方程式，计算出行星、彗星等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及移动的路线;他能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时刻，误差仅几分钟;白天，他能根据太阳距离当地子午线的角度，用拇指比划法测定时间;晚上，他能根据恒星在天空移动的位置来推算时间。
土气象站 一九六八年深冬，正是山野的红梅含苞待放的季节，段元星来到宁都县竹笮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
进村那天，社员们敲锣打鼓地迎接他。
几位大娘，乐颤颤地送来了几篮鲜嫩的青莱。
当天夜里，大队温书记特地来到他的住处，亲热地和他唠到半夜。
临走时，温书记握着他的手说:“小段啊，你爱好天文，坚持搞业余天文科研，这很好，党支部支持你。
同时，我们也希望你的科研活动，能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结合起来。
” 这天夜里，段元星躺在床上，久久地睡不着。
社员们对他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大队温书记的殷切期望，深深地激动着他年轻的心。
他爬起来，点亮煤油灯，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党呵!是您哺育我成长，给了我文化科学知识。
现在来到农村了，我一定听您的话，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 几个月后，春播开始了。
当鹅黄色的秧苗刚刚露出水面的时候，一场寒潮突然袭击宁都，气温骤然降到零度。
队里的秧苗全都冻死了。
段元星和社员们一样，多心痛啊!他蹲在秧田边，望着烂掉的秧苗久久沉思着:要是能事先预测到天气的变化，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 从这以后，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业余天文科研同气象观测紧密结合起来。
他从稻田里捉来一些蚂蟥，放人一只装着清水的小玻璃瓶中。
天气正常，蚂蟥便安静地伏在水底不太动;如果它们感觉很憋闷，频频地浮到水面上来呼吸，那就标志着天气要发生变化了。
后来，他又去砍来几根松树枝，剥去鳞片状的外皮，把它钉在土砖墙上，名曰“松枝晴雨计”。
他便根据每天松枝伸缩移动的幅度大小来预测晴天或雨天。
段元星的这个“土气象站”，到底灵不灵呢?这里只说说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一个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当地好久没下一滴雨了，山城里的梯田早得开了裂，需要抽水灌溉，方能把晚稻栽种下去。
但是，如果生产队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去抗旱抢种，已经熟透倒伏的早稻，就会由于延迟收割而遭受损失。
这真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啊!社员们在田头议论纷纷，队长的心里更是焦急得如同烧着一团火。
这时，正在割禾的段元星抬头看了看天，走到队长跟前，高兴地说:“队长啊，把劳动力都调来抢收早稻吧!你看，天上不是出现了钩钩云吗?俗话说:‘天上钩钩云，地下雨淋淋’。
根据我这几天的气象观测，明天就会下大雨。
到时候，队里再集中劳动力去抢种晚稻。
” 队长半信半疑地问:“真的会落雨呀?” 段元星满有把握地回答:“真的会落雨!” 队长转忧为喜，当即集中劳力突击抢收倒伏的早稻。
第二天傍晚，果然雷声隆隆，大雨滂沱。
队长望着山野间的茫茫烟雨，乐呵呵地说:“有元星这孩子管天啊，夺丰收就更有把握了!” 年纪轻轻的段元星，为着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着夺取农业生产的丰收，他以自己火样的热情、旺盛的精力，长年累月不辞劳苦地忙碌着。
一九七三年冬天，大队党支部要他绘制一张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
在要绘制的规划图中，有块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两里的地段，是这次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
那里山岭逶迤，沟壑纵横，地形异常复杂。
党支部要求段元星将这一带二十四条山垅的五百八十六块水田，八百块旱地，四十八个山头，九十一口水塘，以及六个生产队的位置，都画在一厘米等于地面二十米的规划图上，并要求标明每丘田的面积和高度。
可想而知，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从未搞过测绘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困难确实是大呀! 在困难面前，段元星没有皱眉头。
测量规划图没有经纬仪，他用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代替;没有标杆，他向社员借来三根晒衣竹篙代替;没有指南针，他便白天利用太阳、晚上依靠北极星来测量地域所处的方位角度。
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铺满寒露的山路上，留下他两行清晰的脚印;暮霭笼罩了山村，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了，他才摸着黑回到住处。
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他的行程:四十八个山头，他登攀了一千多次;二十四条山垅和一千三百八十六块梯田，处处嵌满了他的足迹…… 一个多月后，一张彩色的“大布大队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图”，送到了温书记的手中。
温书记看罢规划图，用慈爱的目光打量着段元星，发现他瘦了，两只眼睛布满血丝，脸颊和双手被霜风吹得开了裂。
他心疼地说:“元星啊，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吧!” 段元星却回答道:“等到把规划图上的设想变成了美好现实的时候，再考虑休息吧!” 后来，规划图上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那块重点地段的三百多亩低产田，过去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多斤，现在经过改造，一季就达到四百斤。
不过，段元星并没有休息。
但愿活着多有为 就在段元星来到农村的第二年，即一九七O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实现了! 喜讯传来，段元星手握自做的天文望远镜，遥望邀游太空的卫星，聆听着广播中播送的从卫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激情满腔。
当夜，他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豪迈的诗篇: 寒暑尽心观天象， 不惜多年时光。
但愿活着多有为， 誓为祖国争光! 接着，他给自己制订了四项业余天文科研计划:一是继续进行气象观测，为生产队搞好天气预报;二是观测不规则的变星;三是寻找新星;四是发现彗星。
为了实现自己的业余科研计划，段元星真是呕心沥血、不惜时光啊! 春夏秋冬的每个晴天的黎明，总见他站在高高的牛牯垛峰巅，如痴如呆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
待东方露出了晨曦，星星隐去了，他才踏着黄泥小路，轻快地走下山来。
春插和“双抢”的大忙季节，生产队往往要打夜班拔秧。
他在往返秧田的日睦小路上，两只眼睛总是不停地巡视着天幕上的星星。
同时手持一根探路的长棍子，以防失脚跌到水田里。
新婚之夜。
村子里的人们猜想他该不会出来看天了吧?可是，早起拾粪的大爷，依然在野外看见了他那熟悉的身影。
有一次，段元星生病了。
黎明时分，他支撑着又要起来看天。
妻子劝他说:“你有病，今天就不要去了吧!” 段元星回答:“我从资料上查阅到这几天猎户星座将有流星群出现，为了证实和研究它，我必须去。
”说着，便开门走了。
他刚刚走出几步，村子里那条凶猛的大黄狗就“汪汪汪”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呼”的一下蹿到他的跟前，朝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
顿时，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小腿往下淌。
段元星没有哼一声，依旧一瘸一拐地朝观测地点走去。
回到家里，妻子见他的裤子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腿上流着血，心疼地说:“你呀，一点也不晓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 段元星笑了笑，便在桌子边坐下来。
他要将自己记录下来的猎户星座流星群出现的时刻、位置和亮度，写成一份观测报告，寄给首都的天文科研机关。
正如段元星每天都走着坎坎坷坷的乡野小路一样，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矢志奋斗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的。
就在他朝着业余天文科研的峰巅艰难攀登的时候，“四人帮”刮起了一股否定科学、否定知识的妖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似乎成了时髦的口号。
一些不理解他的人，在背地里议论说:“段元星恐怕有神经病吧?谁像他呀，天天三更半夜爬起来看星星。
”有人甚至当面讥笑他:“地上的事你都管不了，还想管天上的事?你能迷出啥名堂来哟!” 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段元星妈妈的耳朵里。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本来就压根儿不同意儿子搞天文科研，如今听到这些流言蜚语，不由气得暴跳如雷。
心想:真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这天，妈妈来到大布大队，开门见山地问儿子:“听到那些话，你不会害臊呀?” 儿子平静地答道:“让他们去说吧!我搞我的天文。
” “天文天文，天文能当饭吃呀!要是你有这种精神去学医，早就是个人人求拜的医生了!” “祖国建设需要天文，农业生产需要天文。
当医生是为人民服务，搞天文也是为人民服务!” 妈妈见说服不了儿子，气得随手抓起桌子上的一本天文书籍，“嗤嗤”几下撕烂了，丢进了灶膛里。
接着，她又抓起几本天文杂志，“呼啦”一声扔到了屋顶上。
她感到还不消气，又举起柴刀，把儿子自做的“竹筒天文望远镜”一劈两半! 妈妈的暴怒，儿子是谅解的。
可是，那些冷言冷语的压力确实大呀! 这天晚上，段元星独自坐在灯前，就像他平日里痴情地仰望北斗星那样，久久地凝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
他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发出的伟大号召……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头伏在桌子上，轻轻翻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要坚持搞天文科研，不是为了要搞点什么‘名堂’来猎取名利，也不是为了给个人争口气来反驳这些议论和讥笑。
我只是想到要为祖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多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新星 报春的大雁，又飞过江南美丽的田野。
山青了，树绿了，花开了，梅江水哗哗的响声也变得格外清脆了。
这是段元星在农村插队落户第七个年头的春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发出的要在本世纪内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如和煦的春风一般吹进段元星的心里。
他多年用心血孕育着的理想的种子，就要发芽、开花、结果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段元星因事从大布大队回到宁都县城的老家。
吃罢晚饭，他来到梅江游泳。
清澈的梅江，倒映着满天的繁星。
段元星轻轻地划着水，仿佛遨游在星海银河之间。
游了好一会儿，他觉得有些累了，便走上岸来，掏出手表看了看，正是北京时间十九点三十五分。
段元星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又习惯地仰起头巡视辽阔的星空。
当他的目光移到天鹅星座时，突然发现这个星座的天津四星东北方多了一颗明亮的星星!这个星座，平常看上去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多了这个“不速之客”，整个形象就改变了。
这莫不是人造地球卫星吧?他目不转睛地观看了一分多钟，发现那颗星并没有移动位置，绝不是人造卫星。
而且，那个位置也没有明亮的变星。
那么，会不会是一颗新星呢? 这个想法，使他格外激动。
他急急地跑回家去，用自做的天文望远镜对那颗星星进行观测，查对它的位置，测定它的亮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断:果然是一颗新星! 此刻，段元星好比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的登山队员，终于攀登上了风光无限的险峰，心里是何等激动啊!他知道:新星是一种结构不稳定的恒星的巨大爆发现象。
研究新星的爆发，能启发人们去寻找新的能源，并且对于研究恒星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而又罕见的事情，必须赶快向国家天文科研机关报告! 于是，他迅速取出钢笔，铺开信笺，“唰唰唰”地写下了第一行字:“关于发现新星的报告”。
夜，已经很深了，近郊的村子里，传来了雄鸡的喔喔啼鸣。
段元星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都写好了。
他轻快地走出屋来，站在梅江畔，任清凉凉的夜风吹拂着。
他抬头仰望那颗新星，依然那么明亮。
他高兴地笑了。
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仿佛也在为他祝贺，朝着他笑呢! 八月三十一日，段元星早早地来到县邮电局，把给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封信投进了邮箱。
同时，他又给北京天文台加拍了一份电报。
邮电局的同志发现，当他在拟写电报稿的时候，右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是啊!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坚持了十六年的业余天文科研活动，现在，他就要向亲爱的祖国汇报自己的成绩了，这怎能不叫段元星心情激动呢! 北京天文台于当天下午收到了段元星的电报，并立即报告了中国科学院。
九月一日下午，中国科学院给他挂来了长途电话，热烈祝贺他发现了新星! 九月二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北京天文台用光谱拍照手段研究新星和段元星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的消息。
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从全国各地飞到段元星的手中。
北京天文台也给段元星发来了贺信。
贺信说: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从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也先后来到大布大队，看望段元星，给他以关怀和鼓励。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粉碎“四人帮”后仅仅一个月。
这天，大队温书记来到段元星的住地，兴奋地告诉他:“县委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要你去北京参加全国天文历书改革工作会议，明天就动身。
” 第二天早晨，朝霞染红了为段元星送行的社员们的笑脸。
温书记拉着段元星的手，叮嘱说:“到了北京，别忘了在天安门广场照张相带回来，让我们也分享你进京的幸福。
” 段元星深情地向温书记和送行的社员们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迈开大步，出发了。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锦绣的山川，也照耀着段元星正在走的路……
敦豪速递简介
DHL公司由Adrian Dalsey, Larry Hillblom及Robert Lynn 于1969年在加利弗尼亚成立前DHL在229个国家675000个目的站，20000多辆汽车，60000多工并且在美国及欧洲有300多架飞机。
DHL在亚洲被 Asia Freight Industry Awards 评为最好的运输公司，同时被全球美运通公司评为最好的承运人。
DHL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是由德国邮政、DANZAS、DHL三部分整合而成；现在由德国邮政全球网络100％拥有 DHL采用的是门到门服务，商品将直接送到客户手中，但不排除收件人本人不在，由他人和收发室签收的可能（每票货物签收均有签字） 如货物在收件人海关产生关税，DHL将为客户免费清关，并和收件人确认关税金额；产生的关税由收件人支付。
DHL是全球领先的快递和物流公司, 致力于不断向客户提供富有创新和满足客户不同需求的解决方案 。
在世界各地 ，DHL拥有在解决 方案 、快递 、空运 、海运和运输 各方面的专门技能 。
DHL的全球网络现已覆盖到了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它的优势体现能将覆盖全球的服 务网络和在国当地市场情况相结合 。
自DL拥有1000名尽心尽责的员工，他们将继续应用尖端科技，不负众望地为客户供快捷、可靠的专业 服务在DHL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DHL现在由德国邮政全网络100%所拥有。
作为2000年销售额达60亿美金的国际快递公司，敦豪现在已经在国际航空快递领域中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其市场份额已达37%。
为了满足全球近一百多万客户的需求，敦豪公司在220多个国家设立了六千家分支机构 。
他们每年处理共16,200万个快件。
敦豪操纵着254架飞机，每天有714个固定航班。
它是世界上第九大‘航空公司’。
另外，每天有2,400个航班专为敦豪用于商业运输。
在陆地上，有16,000多辆派送车，将快件送达至120,000个目的地。
在2000年，敦豪公司已拥有69,000名员工。
敦豪公司于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如今敦豪继续保持着在改革创新方面驾驭者的地位，并在快递领域中时刻站在高科技的最前沿。
敦豪根据客户商务需求提供快速、迅捷、高效的服务及完善的储运措施。
敦豪是一家私营公司。
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德国邮政世界网络，汉莎和日航航空公司。
由俩家私企投资经营。
业务拓展里程碑 一九七一年 东南亚 一九七二年 远东 一九七三年 澳洲及纽西兰 一九七四年 英国 一九七五年 欧洲 一九七六年 加拿大 一九七七年 中东 一九七八年 南美洲及加拿大 一九七九年 非洲 一九八三年 东欧 一九八六年 中国 一九八九年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设欧洲最庞大的转运枢纽中心、越南、蒙古 一九九零年 古巴、不丹、利比亚 一九九一年 波罗的海国家及马绍尔群岛 全球网络 敦豪拥有全球最大的航空速递网络，服务遍及二百二十八个国家及地区。
在地理概念而论，我们的网络覆盖区域比联合国还要大。
敦豪还拥有强大的全球服务网络，包括超过五万九千名员工，二千三百多个国际服务中心及三十三个国际分拣中心。
此外，敦豪还拥有一万八千多部车辆及二百五十二架飞机。
载有敦豪快件的飞机平均每天超过一千五百架次，大约每五十三秒便有一架在世界各地起飞。
敦豪已在香港、新加坡、巴林、布里斯班、迈阿密、布鲁塞尔、约翰尼斯堡等地开设了七家快速物流转运中心，所有转运中心均与当地的作业中心( Strategic Parts Centres)联手提供物流服务。
中国外运的历史 中外运—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隶属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
一九五六年成立于北京，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外贸运输企业。
业务涉及运输、租船、仓储、外贸、经济合作等领域。
所拥有庞大的、先进的外贸运输网络，包括五十二家国内子公司，五百零八家独立经营的企业，二百三十八家国内合资企业，九家海外代表处，六十七家海外企业，以及六万七千名训练有素的员工。
总资产超过二百二十亿人民币。
海运：拥有七千八百八十万吨的进出口货物量，七十五艘船舶，三十五条国际集装箱航线，拥有二百万载重吨的船队。
自营码头十五座。
四家专业子公司。
(中国租船司、中国船务代理公司、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厦门经贸船务有限公司)。
陆运：拥有一百七十个汽车运输公司，提供全国铁路和公路运输，跨国的陆地运输以及港口到港口、站到站的短途货运等服务。
空运：提供全球航空货运服务。
在中国的所有机场都有子公司，负责安排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程序定舱、包舱业务。
提供门到门、桌到桌的航空速递服务。
一九九七年航空货运量达十一万吨，占中国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航空速递件量五百五十五万票。
仓储：拥有一百六十座仓库，库房仓储面积达五百五十万平方米，集装箱堆场四十万平方米。
拥有七十座保税仓库。
进行货物的储存、中转与分拨和集装箱货物的分拨、挑选、整理、包装、刷标、海关清关业务等。
多式联运：各大洲之间的多式联运陆海、陆空、海空、海陆空和其他多种组合方式的门到门服务。
一九九七年货物运输量达一百一十六万吨。
非贸易货运：国际展览、体育项目、个人物品等货物的储存和运输。
中外运敦豪公司的历史 公司简介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合资双方为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和敦豪国际航空快递公司，双方各占一半股权。
合资公司将敦豪做为国际快递业领导者的丰富经验和中国外运集团总公司在中国外贸运输市场的经营优势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各主要城市提供国际航空服务。
在过去的十六年间，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而中外运敦豪亦创下骄人业绩，公司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十，营业额跃升六十倍之多。
现在，中外运敦豪已稳居中国航空快递业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
第一家在中国提供国际航空速递服务的公司。
中外运敦豪在中国的分公司数量，远超过其它竞争对手。
上海及北京分公司与中国海关共同合作，设立中国首个全面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方便处理清关手续。
为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安装了先进的便捷发件处理系统。
被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指定为唯一的快递公司。
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访华，一批重要外交文件委托敦豪先期送达北京。
一九九六年，中外运敦豪用于开设新分公司、改善器材设备和提高电脑科技方面的投资额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
一九九八年六月，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的“指定快件承运人”。
一九九八年七月，在中国推出“珍宝箱”服务项目。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成为第一家开通800-810-8000免费服务热线的国际快递公司。
一九九九年九月，在中国推出“欧洲第一”服务项目。
二零零零年五月，推出“IMP进口到付”服务项目。
二零零零年十月，推出“重货促销”服务项目。
服务网络 中外运敦豪目前已在中国建立了最大的快递服务网络，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设有三十九家分公司和一百三十五间快递中心。
1986年 北京 1988年 上海,广州 1992年- 1993年 大连,青岛,杭州,深圳,武汉,天津,厦门 1995年 宁波,成都,南京,福州,西安,石家庄 1996年 无锡,沈阳,哈尔滨 1997年 合肥,苏州 2000年 郑州,南通,重庆,兰州 2001年 吉林,温州,嘉兴,金华,扬州,海南,湖南,珠海,东莞,湛江,惠州,中山,汕头,江门
我要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新闻（要简短的）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结束了为期8年的侵华战争.(简短吧!!!!!!)
什么的贺龙将军
勇武的、勇猛的、果断的、战功赫赫的、威风凛凛的...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和经历是怎样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
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
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 策应作战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
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
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
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
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
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
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
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
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
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
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可能。
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
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
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
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 突围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
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
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
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
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
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
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
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
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
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
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
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
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
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
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
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
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
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
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
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
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
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
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
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
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
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
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
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
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
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
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
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
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
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
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
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
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
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
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
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
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
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
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
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
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
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
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
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
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
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
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 过雪山草地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
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
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
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
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
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
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
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
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
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
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
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
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
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
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
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
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
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
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
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
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
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
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
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
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
”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
提出问题谁做结论
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
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
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
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
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
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
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
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
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
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
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
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
”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
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
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
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
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
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
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
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
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
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
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
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
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国民党很坏吗
应该正视的历史
在教科书和影视作品中｀党都被描绘的很坏和腐败失了民族本性，我觉得，要是在战争中要是国民党获得胜利，那么，现在的教科书是否也会极力的批判共产党
这个不得而知．\ 有一点是肯定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段历史．下面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战例：\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三一次。
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
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
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Gong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
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
据一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
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
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
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
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
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
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的话，足以催人泪下。
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
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
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
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
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
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
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
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
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
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
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
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
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
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
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
1、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戏(1899一1918) 中国戏剧概念的产生是学习西方戏剧理论的结果。
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较早地使用了戏剧概念，并与戏曲区分开来。
严格地说，中国戏剧发端于话剧。
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年间。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文明戏的崛起中国戏剧迈出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第一步。
在当时盛行日本的新派剧影响下，一部分爱好文艺的留学生于一九○六年底，在东京成立了春柳社。
这是一个以戏剧为上的综合性艺术团体。
春柳社的发起人为李叔同和曾孝谷。
欧阳予倩、陆镜若也相继加入，并成为该社的主要领导者。
不久，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
接着在一九○七年六月初，经过扩充后的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戏院演出了根据林纾、魏易的同名翻译小说由曾孝谷改编的大型剧本《黑奴吁天录》。
这是第一出由中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也标志着文明戏的正式开端。
一九○七年秋，上海出现了由著名的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以及第—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
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将文明戏推向了高潮时期。
这种新生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特长，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
在文明戏高潮时期，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
一九一四年以后辛亥革命随着其果实被哀世凯之流窃取而归于失败，文明新戏也从鼎盛走向衰落。
对后期文明戏的转变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
2、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新兴话剧的发展（1918-1929） 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同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话剧剧本。
它们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式—文明戏。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一个“爱美的”戏剧团体在上海成立，五月，它创办了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专门性的戏剧杂志—《戏剧》。
最初的成员除发起人和主持者汪仲贤外，尚有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徐半梅等，共十三人。
沈雁冰仿效法国罗曼·罗兰倡导“民众戏院”，给这个团体取名为“民众戏剧社”。
真正重视舞台实践而成为“爱美的”戏剧运动柱石的是前后奋斗十二年、举行过十六次公演的上海戏剧协社。
一九二三年洪深加入协社，建立严格的排演制和导演制，他废除了男扮女装这一旧戏和文明新戏的非现代化、非现实主义的演出方式，次年四月，协社举行第六次公演，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很大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的。
从—九二○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浦伯英出资联合陈大悲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聘请一些社会名流如鲁迅等担任校董。
学生除上课外，还进行舞台实践。
“人艺剧专”是我国第一所试用西方戏剧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
南国社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队戏剧团体。
九二七年，田汉主持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不久任校长，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活动范围扩及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诸方面，正式定名为南国社。
思想解放运动与戏剧思潮的开放，形成了“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戏剧创作在艺术上的丰富多样性。
种种外来的戏剧新观念和创作手法，有模仿也有突破和创新。
话剧的各种体裁、样式如现实剧、历史剧、悲剧、喜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其是独幕话剧的创作，在艺术上已臻成熟， 出现了《获虎之夜》、《一只马蜂》、《泼妇》、《醉了》等一系列优秀之作。
诗剧的创作在二十年代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郭沫若的诗剧外，白薇、杨骚等人的诗剧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3、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1930-1937)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参加者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孟超、叶沉、许幸之、刘保罗、司徒慧敏、朱光、石凌鹤、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易洁、唐睛初、吴印成、侯鲁史，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
艺术剧社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
戏剧运动的发展促成了联合。
—九三○年三月十九月，戏剧协社、南国社、摩登社、辛酉剧社、艺术剧社、剧艺社等联合成立“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
同年八月—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简称“剧联”。
田汉、刘保罗、赵铭彝等为负责人。
这一时期，以话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对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 ，创作、演出、理论研究等各个领域逐步专业化与正规化，终于形成了关键性突破，洪深的《五奎桥》（一九三○）、曹禺的《雷雨》(一九三四)、《日出》（一九三五）、《原野》(一九三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一九三四)、田汉的《回春之曲》 (一九三五)、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一九三七)等艺术上一批成熟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期。
4、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1937-1949）。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现代戏剧的中心上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原上海剧作者协会改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是全国文艺界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成立大会土，决定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宋之的、陈白尘、阿英、张庚、郑伯奇、孙师毅等参加创作，在沪的戏剧、电影界近百人参加演出。
剧作气势滂沱、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拉开了整个抗战戏剧的序幕。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移到武汉。
从全国各地来的救亡演剧队和大批戏剧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
戏剧界为援助前方将士举行过多次联合公演。
为了加强团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戏剧运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成立。
它会合数十个戏剧团体，包括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剧种、流派的千百戏剧工作者。
新兴话剧和传统戏曲的平剧、汉剧、楚剧、川剧、粤剧、陕西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等剧种，以及各种民间曲艺(如大鼓、相声等)和杂技、武术团体，都汇集在一起了。
之后，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剧协”分会。
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提供了条件。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中国戏剧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改为十一月十日，次年又下令改为二月十五日)。
抗战初期，各种通俗、小型的戏剧演出(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傀儡剧等)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好一计鞭子” (即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千百万观众的爱国热情。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沦和论争促进了戏剧观念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国戏剧的新发展。
抗日时期的产生了大量重要剧作，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有着比二十和三十年代初剧作更强烈、鲜明的民族风格。
一些具有戏剧新观念的剧作家，在向旧剧学习的同时，也力图给它输入新的生命。
国统区田汉和解放区延安平剧院进行的京剧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歌剧是“五四”以来新剧中的一支，它也一直探索民族化的道路。
抗日时期的《红梅阁》 (沙梅)、《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尝试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
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为歌剧的发展开一新途。
《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的产生，在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可以说是在戏剧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融合上的成功之作。
5、现代戏剧的多元化发展（1949-2000） 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新旧两种戏剧形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建国初到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一九五一年先后开展了对《武训传》、《新天河配》讨论，促进了戏剧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
产生了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朱祖贻的《甲午海战》等优秀作品。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主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次形成高潮。
刘穿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张仲朋的《青松岭》、江文等的《龙江颂》、蓝澄的《丰收之后》、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王树元的《杜鹃山》、葛翠林的《草原小姐妹》成为这一时期的名作。
戏曲的创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深受群众欢迎。
文革中，《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同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被称作“八大样板戏”，家喻户晓。
歌剧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出现了《洪湖赤卫队》、《红霞》、《江姐》、《刘三姐》等优秀作品。
一九七八年以后戏剧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数量、质量、深度和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曹禺的《王昭君》、丁毅的《傲雷·一兰》、陈白尘的《大风歌》、魏明伦的《四姑娘》、马中俊等的《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