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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我们是初一71班的学生，跑步的时候要喊口号，你可以帮我想一个吗
好听的响亮的。
1. 奥运精神，永驻我心，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2. 储能中学，再创辉煌，初三四班，加油拼搏 3. 初三五班，前进前进，勇于创新，一鸣惊人 4. 团结文明展现风采 5. 努力拼搏，勇夺第一 6. 正视自己，迎接挑战 7. 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8. 初一五班，精神无限，初一五班，勇夺冠军 9. 运动无限，实力尽献 10.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团结互助，共创佳绩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对联
清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这是梁章编辑浪亭志》而获得的集句上联系欧阳修句，下联系苏舜钦句，皆沧浪亭本事。
此联用了反义词“有”对“无”，“皆有情”对“本无价”，含义是，清风明月到处都有，但对俗人来说，有钱也买不到；近水遥山本为无情之物，但在诗人眼里，都成了有情之物，对比强烈。
说“近水遥山”对“清风明月”工整，是指句中自对工整，即“遥山”对“近水”，“明月”对“清风”十分工整，而且“近水”与“遥山”是反对，更有情趣。
摘自百度知道
关于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
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
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
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
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为什么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山西 晋东南——文明初始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被誉为“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 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
——编者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
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
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我认为“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
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
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
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
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
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
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
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
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
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
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
“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
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
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
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炎 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因陕西岐山附近有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的起源定位在了陕西境内。
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
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
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
”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
《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
”《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
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
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
《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
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
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
《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
”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
《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
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
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
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
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
”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
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
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
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
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
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
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
《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
”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
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
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
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
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
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
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
”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
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
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
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
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
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
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
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
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
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
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
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
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
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
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
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
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
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
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
”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
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
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
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
《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
”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
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
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
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
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
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
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
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
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
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
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