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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被谁灭掉的?
一、中国军事思想概论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四、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指从1840年至1949这一段时间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东、西方军事思想相互碰撞、交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思想，它既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根基，又有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色彩。
（一）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暴露出清王朝军事思想的严重弱点。
随着列强多次侵华战争的进行和侵略的逐步加深，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并由此发生了此消彼长或相互融合的历史性演变，导致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同时也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1、萌芽时期（1840-1860） 期间进行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9世纪40年代，当西方列强的战船载着大炮尾随着罪恶的鸦片船闯入中国海口时，手持大刀、盾牌和粗陋火枪的清军官兵突然发现，自己祖辈引以为豪的军事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哪些凶恶狡猾的外国侵略者不肯以国人熟悉的战法堂堂正正贴身肉搏，代之以火力强大的洋枪远远轰击，或派出小部队登陆侧击。
这对于习惯以密集的方阵队形，注重一线正面设防或死守炮台的清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初步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对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冲破了清朝统治者“以骑射为根本”的思想束缚，从国外购进一批火炮装备了军队，因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局部变革时期（1861-1894） 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清军收复新疆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侵入的双重目的，继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了一场“自强”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他们的方针是“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首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西式枪炮战舰，为新的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随着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清朝开始向西方购买舰船，加紧筹办海防。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兴办聘有洋人当教官的军事学堂，从那时起，吸收并贯彻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
由于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建军、作战思想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治军方面，仍未能脱出清军原来的体制。
作战指导思想严重滞后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多实行单纯防御。
3、全面变革时期（1895-1911） 此期间发生了清军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和辛亥革命。
而后中国陷入内战连绵的军阀混战时期。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主张全面仿照西法创练新式陆军。
清政府也看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决定改革陆军军制，按照西法编练新军。
此时所编的新军，设有步、马、炮、工程各队，一律装备新式枪炮，采用德国操典练兵。
这是晚清建军思想上从旧营制向“以步队为主，骑、炮、工程队为辅”的合成军队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1900年，清军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失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变革政治、军事制度，改为以日本陆军编制为蓝本，普练新军，确立了全面学习外国先进军制的思想，标志着清代军制正式步入近代化的轨道。
正式宣布废除武举制度，确定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由陆军小学、中学、大学和专门军事技术学校组成的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在清军实行全面变革的过程中，还翻译、编撰了一批军事学术著作，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理论、军制学、战略学等开始在中国传播。
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内容，仍偏重于军事方面。
但作战样式及作战思想较以前有了明显变化。
司令部作用提高，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来机动部队和提高指挥效率。
由于机械地套用外军做法，作战样式偏重于阵地战。
4、进一步发展时期（1912-1949） 此期间进行了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
以及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方针。
他还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在建军思想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本着统一军权、改革军制的指导思想，着手军队的整顿和建设。
他逐一击败各地方割据势力后，开始改革军制、建立军事统率机构、更新武器装备、健全后勤供应系统；组建装甲兵等特种兵，发展空军，加强海军，形成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本着“打仗就是打将”的指导思想，举办各种军事学校和军官训练团，培养军官和各类专业人才，把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主要内容 1、晚清时期的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以新的思考方式，探讨拯救民族危亡之道。
而当务之急莫过于军事方面的需求了。
战略方面：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金锁铜关”的藩篱，带给华夏前所未有的“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深重民族危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发了林则徐等人的爱国主义军事思想。
身临鸦片战争硝烟之中的林则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抗英军，保卫中国海疆。
他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改过去那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的陋习，主动了解西方世界，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
他根据敌优我劣的特点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防御思想，不与敌在远洋接战，而在海口或陆地歼敌。
强调发动人民，依靠民间丁勇助守海防，开创了近代中国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先河。
以后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晚清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
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
但是，那时的统治者只强调军事技术和战术，而对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则不予重视，没有组织高级将领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掌握近代条件下的作战知识。
所以武器舰船虽然坚固，但缺乏深通学术和军事思想的将帅，在战争指导上，抱残守缺，因袭过去所用的那一套“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以静制动”的陈旧战法，最终变成了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队建设：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
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朝50余万军队溃不成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如聘用外国军事教官，购买洋枪洋炮，推行西洋操典等。
但由于清军弊端积重难返，改革收效甚微，尤其是军队建制仍保持旧的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变革。
这种表面的局部“西化”，虽然为尔后的军队近代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很快就在实践中碰了壁。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不堪一击，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
导致新建陆军基本上模仿德国，可以说全盘西化。
后又聘请日本教官，依照日本军制进行编练。
以此为起点，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迈开了第一步。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武器装备的更新。
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骑射为根本，基本使用刀矛弓箭，长期处于以冷兵器为主的状况。
鸦片战争后，外国先进武器被引进中国，国内兵工厂也开始仿造部分新式武器。
火器开始替代冷兵器，逐渐成为清军武器装备的一部分。
19世纪60年代后，管式前装的马步枪及长短炸炮替代了落后的中国管状火器。
80年代以后，后装连发枪炮，包括马克沁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开始输入中国，国内工厂也进行仿制。
1910年首次输入飞机。
这一时期，冷热兵器消长的速度很快，但中国军队中仍处于冷热兵器共存状态，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
国防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光添彩的，应首推当时勃兴的国防思想。
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塞防、海防之争。
“塞防论”者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对付沙俄，收复新疆。
“海防论”者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主张暂弃新疆，专注海防。
最后，清朝统治者针对西北“形势日迫”，野心勃勃的沙俄侵吞我国土的现实以及西方列强频繁入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严峻局势，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在并重论战略方针指导下，一方面出兵新疆，扫荡了统治新疆达13年的反动政权，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光辉一页。
另一方面，致力于海军建设。
这不仅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缺乏和轻视制海权思想所造成的可悲局面，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反思。
2、民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辛亥革命前后，历史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到了前台。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军理论。
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建立革命军”的设想，但出于当时秘密斗争的客观环境，未能实现。
通过一次次武装起义，一次次讨伐军阀的战争，而又一次次碰壁、失败，孙中山开始真正懂得了应该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和怎样建立武装力量。
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
“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要求这支革命的新型武装力量，“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
为此，他真心实意地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不幸的是，孙中山建军思想刚刚得以付诸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
但他留下的这笔遗产，无疑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
1927年春夏之交，大革命失败。
在尔后的22年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出现和形成了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这两支军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广泛意义上讲，这一阶段的军队近代化，也应包括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
本章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
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即着眼于整顿多达200万的臃肿军队，把统一军令作为当务之急。
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职能，决定裁并军队。
宣布新的征兵制度，筹建各种学校，并从西方购置了大批先进武器，改革训练计划。
审定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3个师。
在海空军建设方面，在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吨。
空军建设起步较晚。
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
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千余人，机场262处。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接受了一批外国军援，作战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近代化程度又有所提高。
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者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扩军备战，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军队近代化步伐大为加快。
与此同时，向官兵灌输绝对服从命令、“忠于领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甚至设立特务组织，监视官兵言行，实行恐怖统治。
然而时仅3年，这支拥有美式装备的430万人的庞大军队，同它的政权一起，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是战略战术原则。
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战争中，创造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根据复杂多变的敌我态势，采取了“速与作战，一举破敌”的方针，趁敌不意，迅速接敌；在进攻时，则以有限兵力，实施协同作战，采取主攻、助攻、佯攻等多种作战形式。
在防御中，又有集中用兵，待敌分散，有隙可乘时，分头破之。
而后又制定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思想，一面对日本妥协，一面加紧“围剿”红军，使民族危机空前深重。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以空间换取时间”，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在正面战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日军。
但是，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减弱了全民抗战的力量。
尤其在抗战初期，实行以阵地战为主的专守防御方针，使大片国土沦丧，军队损失惨重，而消耗敌军不多。
中后期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
结果正面战场的部队只知死守阵地，被动应战，最终导致战略性溃败。
三是国防建设思想。
孙中山等从国家危亡的现实和自身奋斗的征程中，逐步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第二年，孙中山就着手撰写《实业计划书》和《国防计划书纲目》。
实业计划，可以说是孙中山部署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
在《国防计划书纲目》中，孙中山拟定了62项纲目，包括发展海、陆、空军等项，提纲挈领地展示了他对国防建设的整体规划。
孙中山国防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于国防与民生兼顾。
“衣食足兵，强兵富国”是孙中山国防思想的反映。
孙中山的国防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六个方面： （1）“划分军区”。
鉴于晚清时期军阀化倾向的严重，辛亥革命后各地的军事指挥官又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无调动和指挥各省军队的权力，因此孙中山主张革除军事体制弊端，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
主要设想是除重划全国行政区域外，全国再划分数个大军区，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不仅可以集中精力于军备建设，也可以实现军政分开，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2）“统一军制”。
他亲自拟定了革命军的步兵编制，要求平时训练，一定要按编制进行，战时才利于指挥。
（3）实行“精兵”政策。
鉴于民国初期军队庞杂，兵匪一家的状况，孙中山主张整编现有军队，提高军队的素质。
具体办法：将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尽行裁遣，留得“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实行“工兵”政策，对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农业及职业教育，使士兵退出现役时有就业机会，不致成为散兵游勇；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役”，使每一国民不仅能享受国家权利，也能为国家尽义务。
（4）进行“军事教育”。
在全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和中学里普及军事教育，以利于战时扩充兵员。
（5）“扩大兵工厂”。
首先要增加武器生产，供给军队充足的武器，同时向国外定购各种新式兵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
” （6）提倡研究军事科学。
孙中山认为， 中国在古代虽然有丰富的军事学说，但近代以来，军事科学太落后，而由于长期以来重文轻武，造成民风柔弱，不能适应近代国际战争的需要。
所以他主张“中国在前清时代，对日、法战争所以失败，在军事学问之不足”，“所以军学最重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余”。
他呼吁军界要“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使中华民国富武之保障。
” （三）基本特点 中国在百余年间完成了从传统军事思想向近代军事思想的过渡，就其发展速度而言，远胜于以往上千年所走过的历史进程。
但它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阻挠、打击，使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受到严重影响，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
但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往往在被外敌击败之后，迫于形势而改弦更张，抛弃一些旧东西，蹒跚地向前迈出一步。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处于凝固和封闭式状态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十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催化和推动。
然而，无论在清末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旧中国，其经济基础之脆弱，生产水平之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谈不上有一个具有一定基础的国防工业体系。
中国社会的落后，决定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并非是植根于自身机体的自然发展，而主要是模仿欧美。
在借鉴欧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过程中，既存在照搬照套、生吞活剥、忽视中国优良传统的倾向，如清末新军开始编练时，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
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思想的近代化过程中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都好，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
它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军队改革的捷径。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相关的。
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看到，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
我们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不能搞全盘弃中求洋。
如果背离国情，盲目西化，只会落得个外国的东西学不着，中国的优秀传统又被丢掉的结果。
也存在死守住封建宗法思想不放，拒绝接受时代精华的倾向，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著称于世。
但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也留下了沉沙糟粕。
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事思想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
事实上，从世界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开始移植、萌芽之时，传统观念和落后意识就顽固地加以抵制。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健康发展。
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
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事思想才有生命力。
（四）地位作用 1、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巨大突破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它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来说是个巨大的突破，作为当时新兴的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它体现了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精神，在军事制度、作战方法、作战指挥等许多领域都有创新的认识。
2、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军事思想领域的变化也特别巨大，中国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内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产生了第一次碰撞，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军事思想，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尔后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在社会改革大潮和西方军事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军事思想走上了理性上的、能动的科学探索。
3、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传统框架中走了出来，开始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为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
它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律、近代战争的规律。
因而使其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一个有益的认识来源，为中国当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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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