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的口号是谁提出的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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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什么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陈独秀在《新青年》（1917年2月）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 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下列口号与革命运动对应正确的有
人权不对。
解释：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权革命，法国大革命中一系列人权原则的提出无疑标志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真正开始。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也以血腥侵犯人权而著称，人权的革命与革命中的人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一开始就展现了蕴含在人权概念中的超验与经验、普遍性与特殊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性又典型地体现在大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斯比尔身上。
罗伯斯比尔的人权观既代表了大革命时期人权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峰，同时也体现了人权现实化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危险。
一、公民人权对抗专制权力法国大革命因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而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份可以称为18世纪的世界人权宣言文件，以全人类的名义宣布了所有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论证了人权观念的必要性，颂扬了人权能起的巨大作用，而且阐明了人权的一系列具体内容以及保障人权实现的分权原则和法制原则，《人权宣言》展现给人们的完全是一幅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和厉行法治的完美图景。
但是如果一提起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比尔，引起人们联想的却可能只是一个血流成河、人权受到践踏的恐怖景象。
雅各宾专政和罗伯斯比尔后来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推崇和效仿，这更加深了人们对罗伯斯比尔实行专制恐怖统治的不良印象，似乎罗伯斯比尔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权屠夫。
但是如果细读罗伯斯比尔的著作，我们却会发现，他不仅不仇视人权，他的思想反而处处充满了可贵的人权精神。
罗伯斯比尔在对人权性质、政府权力、出版自由、人道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他在人权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罗伯斯比尔认识到人权的作用就在于让人民能够不断地以人权来对抗破坏这种权利的侵害行为。
[2]（P51）他强调人权原则的终极性，认为人权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法律正义与否的最终标准，凡是侵害不可剥夺人权的法律，按其本质来说都是非正义的和暴虐的:它不是法律。
[2]（P137）在其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他不仅重申了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人权精神，而且对人权提出了许多进一步的主张。
在1789年《人权宣言》的基础上，他自己甚至还重新起草了一份新的人权宣言，这份宣言后来成为法国1793年人权宣言的蓝本。
罗伯斯比尔将政府权力视为侵害人权可能的最大敌人，因此极力主张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
逼蒋抗日的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后一行离肤施不久，遇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十里铺，于四月十二日回到了瓦窑堡，向及汇报了肤施密谈的内容，特别是转达了的“联蒋抗日”的意见。
接受了的意见。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联名发表的中，不再像往常称“卖国贼”了，而是以“氏”这样中性、不褒不贬的称呼相称。
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红色中华》，第二七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版。
这一段话，有着鲜明的“毛氏笔法”的特色。
虽朱毛联名通电，显然出自笔下。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则明确地指示全党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原因:首先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日本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其次从日方考虑,小鬼子力图挑起中国内战,趁机侵华,中共不得不改变政策. 再次毕竟国民党是中国的官方政府,有足够的军队,而抗击日寇是当务之急, 第四,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关键性的,张杨也逼将抗日,与中共联合 第五,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也为中共逼将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我回答各个时期的核心任务吧，有的有口号，有的没有。
1、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
其中1949—1952年核心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中，抗美援朝有明确口号，那就是保家卫国。
1953—1956年核心是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一五计划（1952—1957）。
2、1956—196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核心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八大”做出了正确探索。
可是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由于修改了八大的正确探索，有了“左”倾的探索。
经济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要说口号，总路线应该算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错误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即使有口号，既乱又都是“放屁”。
3、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
口号更是铺天盖地。
最早最有“震撼力”的要数主席的大字报上的“宣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形势完全失控后，口号“震天响”。
4、1976—1978年，是徘徊时期。
“文革”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使得各项事业并未走出“文革”阴影，徘徊停止不前。
5、1978年至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要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八大上，在目标上加入“和谐”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