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两大口号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和“”,即是民主与科学。
1915年，创办，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以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陈独秀的人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各有什么特殊贡献
主要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称赞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人物有哪些
新文化运动感想简述：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
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激发了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但未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
随着，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发展。
具体阐述： 尽管1920年后意识形态的要求日益强硬，知识分子言论的内容日益政治化，但不能把新文化现象仅仅轻视为开场或结尾时的一个插曲。
它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鲜政治社会观念的普及化，创造了一个相宜的环境。
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幻灭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
因此，一方面，它为有计划地继续追寻目的和方向准备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对新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探索和自我表现的价值，务实判断和合理瞻望的价值。
这些价值的确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据此继续严格地评估后来政治的合法性，直至1949年的巨大转折，甚至延续到这以后。
“ 这个新世界与我们的文明如此不同，身处其中，我们怎能安然无动于衷
”1917年，胡适准备回国承担大任，他在美国已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他写道，“我们如何吸收现代文明，以使它跟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协调发展
”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的批判者和敌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态度。
甚至那些怀旧情绪很浓的人，都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代的形态和制度。
只有极少数康有为的追随者，支持清廷于1917年7月短命而愚蠢的复辟。
对于五四前后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胡适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或创造一种连续性，以使中国的存在具有意义。
正如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在他对知识分子“民族本质”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对连续性的关怀，常常被表述为要求坚持文学形式、审美规范和道德训诫这些构成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内容的东西。
对坚持知识分子传统使命的关怀，即要做国家和文化的代言人，因而是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人，这一点虽然不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并非不重要。
新文化是这些主张的颠覆者，这不仅因为它攻击儒家制度的价值，而且也因为它的辩护者竭力证明着新文化的知识和社会作用。
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赞成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如我们所知，这个荣誉要归于梁启超、严复和早期革命宣传家。
但是，新文化知识分子第一次确证了在思想和行为上个人主义风格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风格是一个人有道德良知的表现。
他们绝非对社会漠不关心。
但是，如我们提到的，他们倾向于按照社会的文化个性而不是政治共性来界定社会，他们推崇个人独立于团体、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这样一种思想和性格品质。
他们痛斥中国传统社会的奴性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奴性在把儒生束缚于行使和幻想帝国权力的依赖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于是，我们在新文化一代人中，第一次遇到了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知识界的这样一群人：一个自觉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站在反对党立场的知识群体，他们要求发挥影响是基于这样的自信，即个人意见、个人品格、个人趣味具有公众意义并能引起公众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