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申请表中的个人申请怎么写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任港街道的社区介绍
（一）成立社区自治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会”）。
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居委会为主体、社区工作站为支撑，吸收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村集体股份公司、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各类民间组织、兴趣协会和辖区人大代表、党代表、居民代表等共同参与，成立自治会，搭建社区协调平台，疏畅民意沟通管道。
已有党员议事会的社区不再另行设立。
自治会设成员7—11名，成员经平等协商推举产生，主任一般由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或居委会主任兼任。
自治会依法制定、签署《社区自治公约》，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合法、规范、有效地开展自治工作。
（二）培养选拔一批社区自治带头人。
对社区现有常住人员进行摸底，重点在社区的退休党员干部和国企改制分流人员中选拔群众拥护、热心公益事业、时间精力充沛的同志，每个社区2—3人，通过提名、选举、换届等合法程序，进入自治会、居委会、业委会和其他社区队伍，逐步发展成为社区自治的骨干和带头人。
鼓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在职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参与所在社区的自治组织。
各街道、社区要加强相应的业务培训和指导，通过适当的激励方式调动社区自治带头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切实加强社区各类自治平台建设。
重点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组织建设，继续探索和完善党员会客厅、党员议事会、“同乡村”党建、楼宇党建等特有的党建品牌，提倡和鼓励社区党组织委员通过选举兼任居委会主任，支持社区党员积极参选业委会委员；大力加强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建设，还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创建居委会与业委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型”关系，鼓励居委会委员通过合法途径参选业委会委员，吸收业委会委员进入自治会。
加大业委会的组建力度，通过“政府引导、工作站参与、业主支持、物管配合”的方式，在1—2年内完成所有住宅小区的业委会组建工作；积极引导和扶持村集体股份公司进行企业改制转型，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
（四）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机构。
在全面清查现有的社区服务机构的基础上，通过“搭桥铺路”和政策优惠，大力培育和引进社工服务、家政服务、助残扶弱、康复医疗、居家养老、托幼中心、劳动就业、心理咨询等民间公益组织和社区评估、社区调查、社区培训、社区法律服务等社会中介组织。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和完善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
继续加大老旧住宅小区引进物业管理工作力度，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坚持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并举的方针，加强对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公平竞争，确保优质服务。
（五）建立健全社区自治机制。
利用党员会客厅、自治会、社区家园网和社区综合信息系统等，通过社区内各类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建立快速通畅的信息报送机制。
充分发挥各类社区自治主体的调解职能，提高调解效率，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完善警民联调机制、劳动纠纷调解机制。
定期召开自治会全体会议，或不定期召开有关各方协调会，通报相关信息，研究自治议题，协调解决问题，形成共享共治的议事协调机制。
探索建立社区自治与行政管理、司法程序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沟通管道，逐步形成社区自治救济机制。
（六）进一步拓展和强化社区服务。
加强和整合义工队伍建设，充分利用社工和义工资源，推进“双工联动”机制，通过每一名社工联系多名义工，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服务。
落实党内关怀和社会帮扶机制，切实做好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大力推动邻里互助、社区自助。
继续抓好“星光老人之家”、“4:30学校”的管理和服务。
积极拓展社区服务领域，支持和引导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社区的空巢老人服务、残疾人康复、自闭症患儿关爱、社区矫正、心理咨询、劳动就业服务等，为社区内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特殊的公共服务产品。
继续推进固本强基工程，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协调驻区单位无偿或低偿开放相关的公共服务资源。
（七）设立“社区自治活动月”。
把年3月作为的“社区自治活动月”，由区统筹策划，各街道承办，所有社区参与。
协调驻区单位共同组织和开展社区知识讲座、百姓讲坛、法律咨询、社区义诊、文艺演出、球类比赛等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和服务，吸引广大社区自治队伍和群众参与。
充分发挥社区文体骨干的积极作用，组织成立以兴趣爱好为纽带的各类群众团体，促进社区兴趣团队建设。
通过集中、持续的“社区自治月”系列活动，不断强化居民的社区自治理念和家园爱护意识。
（八）加强公民意识和市民素质的培养。
把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市民素质的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协调市、区文明办，通过媒体宣传、公益广告、市民文化讲坛等载体和社区自有的市民学校、老年大学、女子素质学校、义工辅导中心、读书会等平台，大力加强居民群众、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员的文明行为规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教育。
协调教育部门加强青少年良好行为规范的培养，鼓励他们参与一定时间的社区义务劳动，示范、提醒和带动家长参与社区共建。
通过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喜闻乐见、通俗趣味的社区文体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推动“诚信友善、尊重理解、睦邻互助、文明祥和”的社区人文精神的形成。
九年级中考历史学科冲刺阶段讲什么内容
一、备考复习建议1、回归课本，吃透考纲。
要求老师必须陪同学生一起阅读历史课文，指导阅读思路和方法（包括目录）。
回归教材尽量把任务交给学生，可以列一些表格要求学生完成，促使学生在填好表格的过程中去看书。
要紧扣《考试说明》，逐个考点地记忆和理解。
指导学生将考试大纲中涉及的考点对应教材逐一梳理，全面理解记忆中考复习范围内的知识。
2、调整心态，从容应对。
要警惕中考中出现的“陌生”考题，即所谓新型试题，如研究性学习类。
考试时如出现“陌生”考题，或“陌生”提法，千万别慌张失措，要告诉学生，其内容我们平时肯定复习过，只要认真审题，细看材料，弄懂意思，肯定能做。
3、讲练结合，方法得当。
要保持一定的训练力度，努力减少选择题的失误，提高正确率，并真正达到查漏补缺找感觉。
加大材料综合题的阅读量和训练量，主要任务是学会知识迁移，提高审题能力，强化规范答题，强化学科语言的表达能力；落实关键字、词、句的书写，准确地用历史知识答题，切忌答空洞的语言，要求学生做题过程要快慢结合。
二、关注几个问题（一）重视中外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问题背景“十二五”时期是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容易失调，社会规范容易失序，心理状态容易失衡，人文精神容易淡漠。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改革成败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评价，而取决于社会矛盾的解决程度。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
——《半月谈》“在社会学上，社会转型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是在当社会变迁历史进程中出现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和质的飞跃、社会发生激烈的变化、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时候所出现的社会整体性变动”。
——《中国社会转型期研究》当今世界处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变革之中；当今中国无论在生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在急剧变化。
感悟中外社会转型期，从历史中汲取前人的智慧，必将对我们探索前进道路中稳健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主题理解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
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具体的时代）内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
过程及实现：战争、思想解放、制度创新等。
◆阶段特征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精彩片段。
它往往诱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变革和革命，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关键。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1、春秋战国(公元前5～3世纪)总特征：社会经历大变革，属封建化转型。
政治：各诸侯国变法，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推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分封制走向集权制。
经济：铁器牛耕使用，生产力显著提高，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兴起，耕作方式由大规模简单协作转向户为单位，男耕女织为特点的个体经营，小农经济产生。
文化：由于阶级立场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出现“百家争鸣”民族：争霸和兼并战争，推动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我国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融合。
中外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正值西方(欧洲)古典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繁荣)时代。
古典文化倡导的“人文精神”，为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武器。
2、明末清初(17～18世纪)总特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制度的渐趋衰落。
属未能实现的近代化转型。
政治：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
经济：商品经济活跃，市民阶层发展壮大，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文化：承古萌新。
“承古”：一方面集大成的科技著作问世；另一方面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纂(类书：《永乐大典》、《占今图书集成》；丛书：《四库全书》)。
“萌新”: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明显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西学东渐”，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人中国。
民族：明清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定型。
对外：对外政策由开放到闭关；对外经济交流由频繁到日益减少、中外文化传播由中学西传到西学东渐、国家之间关系上由友好关系到出现大规模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由领先到落后于世界。
中外联系：此时欧美国家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中西对比，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
3、鸦片战争时期（19世纪中期～甲午战争前）总特征：由独立自主的自然经济的封建国家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由古代史进入近代史）属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
政治：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半封建社会；（中国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进入反封建反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革命史观）经济：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开始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稍后洋务运动兴起，中国近代化运动起步；在外资经济和洋务企业的双重刺激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发展。
（现代化史观）思想：从林、魏等少数先进中国人引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到“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向西方学习工商科技；再到早期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要求，引起人们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关注。
（思想观念：从空谈义理到面对现实、从闭目塞听到放眼世界、从虚骄自大到学习西方）对外关系：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由朝贡外交到屈辱外交、由抵抗侵略到逐步妥协合作。
4、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总特征：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中国近代化整体发展阶段。
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并且取得重大成果；封建帝制的结束、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使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经济：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的“初步发展”，第二次是一战期间的“短暂的春天”；在列强侵略和近代工业的冲击下，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
文化：向西方学习由政治领域逐步转向思想文化领域；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迈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而且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外联系：这一时期，西方欧美国家正在完成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5、过渡时期(1949～1956年)国际形势：二战后形成两极格局对峙局面；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
总体特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经济：“一化三改”：一五计划提前完成（1957），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展开；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受两极格局的影响，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3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新中国外交政策走向成熟；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6、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完成。
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科教：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科教兴国战略、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全面发展。
载人航天取得巨大成就。
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反霸权、强权，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发展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伙伴关系或互惠关系)；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重视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
★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1、14～16世纪总特征：西欧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兴起，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
（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扩张和文艺复兴，具有标志性意义）政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兴起加速了西欧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欧正在逐步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经济：新航路开辟和欧洲殖民扩张，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打破了世界各地区间相对隔绝的状态，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文化：人文主义复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教会的神权统治，促使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中外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处在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的进步，中西方的差距由此开始显现。
2、17～18世纪总特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欧美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政治：欧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继荷兰之后，英法美通过革命相继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经济：欧美国家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欧洲国家对外殖民扩张，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展。
思想：近代实验科学产生。
17世纪牛顿力学体系的创立，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启蒙运动从理论上批判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构想。
对外：积极进行对外殖民扩张，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
中外联系：此时，中国仍在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徘徊，中西对比，中国已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
3、19世纪六七十年代～19世纪中期总特征：欧美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全面展开。
政治：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展，资产阶级代议制不断扩展和完善。
俄、日、德、意等国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诞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经济：工业革命的开展，工厂制度建立，工业化、城市化起步，工业文明时代到来；新式交通工具的发明及应用，密切了世界各地联系，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原料、输出商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科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共同发展；生物进化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印象派绘画；古典主义和印象派音乐。
中外联系：此时，中国近代化刚刚起步，与西方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步履艰难，而且领导权始终未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4、19世纪末20世纪初总特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政治：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现代民主政治日益成熟和定型。
两种类型：英法美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俄德日保留浓厚的封建残余，专制色彩较浓。
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战后确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尤其在德国、美国表现十分明显；以欧美工业为主导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以垄断组织为组织形式的现代经济模式基本成熟，标志着工业文明向纵深发展。
中外联系：此时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近代化整体发展阶段。
5、20世纪上半期（1917～1945）总特征：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并进。
对现代化转型的不适应引发矛盾的加剧，造成了剧烈的动荡。
（一战1914—1918；二战1939—1945）政治：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大萧条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经过罗斯福新政的调整，巩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经济：苏联开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模式使苏联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自由放任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模式。
科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两大理论支柱提出；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盛行；电视迅速成为最普遍的大众媒体。
6、二战后（1945年）至今：总体特征：全球分裂与重组——整体世界的扩展政治：社资对峙，美苏冷战，相互遏制，造成了全球分裂；欧、日重新崛起，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不结盟运动兴起，中国国力增强，共同构成世界多极化趋势，冲击了两极格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加强。
经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关贸总协定的确立，形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普遍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垄断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
欧洲与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促进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
苏联改革未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成效不大。
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中国改革开放，积极加入区域合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
冷战结束后，区域集团化与全球化共同发展。
科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大成果，如计算机技术与网络、原子能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为全球化进程与整体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关注金融危机与改革：古今中外的金融问题、货币状况及金融政策①两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②国民政府时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急剧膨胀，造成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③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人民公社初期，一切财产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许多地方的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混乱。
④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⑤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特区建设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所有制形式，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和方便。
⑥开辟新航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黄金、白银大量流人欧洲，造成物价上涨，依靠固定地租为生的封建地主地位下降，从事商品生产的资产阶级实力上升，这被称为“价格革命”。
⑦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系。
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⑧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二战以来，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