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有哪些城市
城市知名度排名：1、黄山市（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十大最美山之一，中国十大名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知名度高于省会合肥，安徽的发展口号为：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2、合肥市（省会，在无论人口数量还是人均GDP都在末位，这两年环境发展还好，科技，家电产业现发展很快）3、芜湖市（提升了城市形像，可见品牌形像重要，另一）4、马鞍山（有，一直是全国卫生城市，特别是这两年股市给股民的回报）5、安庆（在清末为沿江重镇，安徽一字来源此，又有“黄梅戏”，有大美女马兰）6、淮南市（煤矿，短缺，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领导要求唱响“黄煤戏”）7、阜阳市（知名度应排在淮南之前，因出大大提升城市知名度，但苦了老百姓）8、淮北市（有煤资源）9、铜陵市（铜都，排第九有点委屈）10、亳州市（药材之乡，出了，）11、宣城市（宣纸，宣笔）12、蚌埠市（80，90年代时铁路建设还可以）13、巢湖市（出了）14、池州市（沿江能沾点光）15、六安市16、滁州市17、宿州市发展潜力排名：1、芜湖（自主产业发展迅速，城市品牌建设有力度，积极向长三角*拢）2、合肥（不必多说）3、铜陵（产业结构合理，在省规划中有重要地位）4、马鞍山（现安徽人均第一，融入长三角有地理优势）5、黄山（安徽的门面，没理由发展不好,与杭州相邻）6、淮南（资源丰富）7、准北（同理）8、安庆（沿江城市群规划中有很重要地位，招商引资搞得不错）9、宣城市（县域经济发展很好，宁国、广德就是很好例子）10、蚌埠市（有一定的工业基础）11、池州市（沿江城市）12、巢湖市（引资不错）13、滁州市（*近江苏，经济发展有一定的）14、六安市（矿资源比较丰富）15、亳州市（只能*药材了）16、宿州市（没什么优势）17、阜阳市（的泡沫经济将要影响阜阳人很长一段时间，加上最近颖上县官员腐败，只能排在安徽末位了）
非公企业党建样板是怎样炼成的·温州晚报
■“康奈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系列报道之五 5年来，从普工到车间管理人员、从懵懂少年到有志青年、从单身汉到有心上人相伴……来自安徽南陵县农村的80后周正庚在康奈实现了事业爱情双丰收（本报6月16日已作详细报道）。
在康奈，与周正庚成长经历相似的还有成型车间主任李启龙、接待处主管张健等。
他们之所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同时得益于师傅的“传帮带”、“心理咨询师”的心灵鸡汤和郑秀康的温暖“治家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受惠于集团党委、工会，熏陶在“康奈文化”下。
康奈的党建样板是怎样炼成的
“康奈文化”又是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朱承立 摄影记者 魏一晓 ■解 析 创新载体 让员工其乐融融 记者与康奈员工一起“打工”、生活多天，看到康奈员工每天不只是“钉”在生产线上，8小时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如去职工俱乐部、职工书屋，参加文化夜校、培训学院、员工文化节等。
员工这些好去处都是康奈党团组织、工会等部门负责运作的。
从2008年5月开始，员工除有固定的专业培训外，康奈集团党委和工会根据员工晚上休息时间较为充裕的实际情况，创办了“文化夜校”，聘请社会和企业专业老师，定期对员工进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传授与辅导，教员工学电脑、演讲、唱歌、跳舞等。
两年来，文化夜校共开课33节，受益者达4000多人次。
不少员工表示，“文化夜校”不用考试，没有负担，凭兴趣参加，轻松自在，既陶冶情操，又增加知识。
近期，康奈正在开展本年度的“员工文化节”。
其自2004年首创，每年都会利用5月至8月的生产淡季举行，活动内容分为3大类，即体育类赛事、知识类竞赛和文艺大汇演，参加人数在一万人次。
“集团公司董事会、经理室、党委对工会组织开展的‘员工文化节’十分支持，除在资金方面投入外，郑秀康董事长等高层领导也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与广大员工同赛、同乐。
”康奈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增鑫说。
关爱备至 让员工感受温馨 在此次系列报道中，讲述了内蒙古人宫殿丽、安徽人徐国益、徐有发等“喝”到了企业“情感交流站”煲的心灵鸡汤，并介绍了该站的运作方式。
其实，该站就是由集团党委主办的，站长、副站长分别由集团党委、工会领导担任。
“不仅要让员工吃好、住好、工作好、学习好，还要让在康奈工作的所有新温州人，每天都能开开心心、欢欢喜喜，不带任何思想包袱。
”康奈集团党委书记、常务副总周津淼介绍了创办“情感交流站”的初衷，并表示党委与工会还特别重视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去年初，有人反映外来员工子女就学难，党委、工会得知情况后立即向企业属地鹿城区双屿镇政府反映，如今已有多名员工子女成功入学。
不久前，员工反映食堂服务质量下降，党委、工会得知情况后，立即召开工会例会，召集后勤部与食堂负责人与工会委员一起研究食堂卫生与整改措施。
工会随后作出三条决定，一是每月召开一次食堂工作管理意见征询会，由一线生产工人代表与食堂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换意见；二是每月组织一次一线员工代表到食堂巡视，检查食堂现场卫生和伙食质量；三是每年两次到食堂供应商单位了解食品卫生与价格、质量情况。
构建文化 让员工焕发活力 康奈于1999年成立党支部，2001年成立党总支，2006年成立党委，现下辖9个支部，共有党员157名，流动党员18名；1991年成立工会，工会会员已占员工总数的96%以上。
党员队伍壮大、工会组织健全及党建文化日益浓厚，衍生出了独特的企业文化，这就是“康奈文化”。
这是怎样实现的呢
多年来，康奈党委坚持了“三个围绕”，实现了“三个满意”。
一是坚持围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党建，让上级党委满意。
在“活力和谐企业”创建历程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正确的理论与思想统一全体党员与广大员工的思想与行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二是坚持围绕推动企业科学发展抓党建，让董事会满意。
创建“活力和谐企业”目的是促进企业生产经营长足发展，因此，集团党委紧紧围绕推动企业科学发展这一目标任务来构建组织网络、建立工作机制、设置活动载体，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发挥党员示范作用，激发员工队伍活力，把各方的力量凝聚起来。
三是坚持围绕促进员工队伍和谐稳定抓党建，让员工满意。
在企业中，员工是主体，党组织坚持以人为本，将员工的切身利益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参与“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议书”的签订，激发员工队伍活力，维护员工队伍稳定，最终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访 谈 康奈集团党委书记、常务副总周津淼 党组织培育“康奈文化” 记者：你认为非公企业党组织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津淼：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活力和谐的内在源泉。
非公企业党组织运作得好，能营造、培育先进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是使企业成为员工之家、员工之学校的文化。
康奈已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化，也就是“康奈文化”。
这种企业文化是深得员工之心的，一方面能促员工积极上进、自我完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能凝聚员工之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康奈目前的企业文化就是伴随着党建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记者：近日，温州民营企业面向全国海选党组织书记——“红色CEO”，你怎么看
你是怎样当好红色CEO的，能分享你的经验吗
周津淼：这是一件大好事，体现民企老板的觉悟提高了，当然最高兴的要属员工了——他们的权益将得到更多的保障。
我的经验是，党组织要想在非公企业顺利开展工作，首先必须赢得企业老板、董事会的重视与支持，让老板、董事会认识到党建工作对企业科学发展、健康发展有利。
值得一提的，康奈一年专门用于党建、工建和团建等的费用就高达150万元，这在温州非公企业中应是最多的。
其次，必须要有健全有力的组织保障，康奈在设置部门职责时，就把企业党委、工会、团委、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纳入党委管理范围，党委书记亲自抓，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具体抓，并设党工办具体负责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
第三，细节决定成败，必须将党建工作细化、制度化、常态化，并建立一套绩效考核机制。
目前，对康奈党委工作的绩效考核标准已在制定。
康奈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增鑫 “党工团”保障员工利益 记者：你认为非公企业工会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增鑫：近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在康奈集团调研时指出，康奈是非公企业党建的样板，是善待员工的标杆。
非公企业可以党建带工建、带团建，促进党工团一体化，并创新各种方式方法，在合力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爱企如家、促企发展的积极性、减轻职工压力与负担等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党团组织、工会也是企业联系员工的一条纽带，能及时传达员工意见和建议，促使企业董事会多为员工考虑，让员工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记者：都说非公企业工会主席比较难当，拿的是企业发的工资，又要维护员工权益，你怎么看
陈增鑫：我认为两者可以统一，我们有一句口号在企业叫得很响，“一切为了企业发展，一切为了员工利益”。
企业发展要靠员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工会当然要以员工为重，不过只有企业发展了，员工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工会会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
■记者手记 可贵的“康奈文化” 郑秀康作了个比喻，在民企，党委是父亲，工会是母亲。
作为员工，都会渴望依偎在“父母”怀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记者在康奈的时间里，无论是与郑秀康、周津淼、陈增鑫等高层对话，还是到车间生产一线体验劳动，与普通员工、基层管理者一起生活，都感受到了他们“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文化氛围。
这种企业文化是伴随党建文化产生并发展的，表现为企业领导对员工的关爱、教育，员工对企业的感恩，每个人都有一种平等、互助与角色换位意识，并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豁达的心态。
为了能使这种文化延续、传递，每个企业成员无不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并相互影响。
健康发展，其奈我何。
康奈在实现自身产值最大化、保持制鞋行业龙头、民营企业领军地位的同时，也在向外界传递他们的人、企业、社会价值观以及“康奈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现代化不会威胁到传统文化该怎么辩?有劳各位大侠赐教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
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
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
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
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
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
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
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
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
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
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
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
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
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
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
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
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
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
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
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
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
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
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
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
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
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
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
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
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
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
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
“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
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
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
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
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
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
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
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
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
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
“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
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
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
”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
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
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
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
”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
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
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
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
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
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
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
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
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
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
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
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
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
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
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
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
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
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
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
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
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
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
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
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
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
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
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
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
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
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
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
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
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
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
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
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
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
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
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
”⑦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
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
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
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吗
（《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
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
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
“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
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
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
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
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
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
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
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
临濠得天知”。
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
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
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
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
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
这个时期。
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
就要依靠“动”来宣泄。
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
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
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
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
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
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
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
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
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
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
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
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
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
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
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
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
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
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抗日战争中，有没有新四军。
现在的南极都 在溶化了,连天山也不是年年积雪了,山下取水的更困难了
宁波有什么别名
这些别名有什么历史渊源
宁波曾经出过哪些名人
并较详细的介绍一位。
描写宁波的诗词文
宁波的名字：宁波，取自“海定则波宁”，简称甬.外文名称： Ningbo Municipality，旧译:Ningpo 宁波历史悠久。
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春秋时为越国河姆渡遗址地，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
公元前222年，秦定楚江南地，置鄞、鄮、句章3县，属会稽郡。
两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3县除隶属的州、国和郡名时有变动外，其区域范围基本未变。
隋开皇九年(589)年，3县同余姚合并，称句章县，县治置小溪(今鄞州区鄞江镇)，仍属会稽郡。
唐武德四年(621年)，改置鄞州，设州治于三江口(现宁波老城区)；武德八年(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明州，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也在小溪。
唐长庆元年(821年)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为其后一千多年来宁波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宁波最早的城垣为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刘牢之所筑，称筱墙，故址相传在今西门筱墙巷一带。
五代称明州望海军。
北宋建隆元年(960)称明州奉国军。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天一阁明越四郡。
南宋庆元元年(1195)升为庆元府。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称庆元路。
大德七年(1303年)设浙东道都元帅府。
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称明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朱元璋取采纳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改称宁波府。
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台道，驻宁波。
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宁波的名人：宁波文人荟萃，历史上曾有较高层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如四明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学派，出现了虞世南、高则诚、王守仁、朱舜水、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张煌言、周徐生等一批文化名人。
宁波的藏书文化深厚，涌现过一大批藏书数万卷的藏书名楼。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
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孕育而成的宁波传统工艺诸如骨木嵌镶、宁式家具、朱金木雕、金银彩绣等，用材讲究，手艺精绝，风格独特。
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这是位居天下禅宗五刹之一的天童寺的写照，宁波的佛教文化举世闻名；阿育王寺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雪窦山为全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保国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出名的名人宁波奉化的蒋介石应该比较出名吧。
还有文学大家黄宗羲，浙东学派：也称浙江史学派，其创始人为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想家、余姚人黄宗羲。
黄宗羲在政治上公开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指斥其为“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罪恶之源，主张民权。
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学术提倡“经世致用”。
除哲学、史学外，对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研究，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
描写宁波的诗词：宁波的别名是甬据古籍载，甬山曾有梅福庵、梅福洞等古迹，系汉道家梅福所留，官至南昌尉的梅福为抗王莽的专政，便辞官弃家在甬山之阳听莺悟道，元时戴表元作《访梅福洞》诗云：“路逢耕者问，山是化人开。
梅尉成仙去，安知不此来。
”在《奉化风情》一书中曾收录法号“西来”和尚咏《梅福庵》一诗，诗云“羽士留丹定，金仙作化城。
松房新月朗，药井旧泉清。
路入幽篁去，门开沧海平。
倚栏遥骋望，寥廓一身轻。
”历代文人墨客对寿峰塔题咏颇多，清儒学之士蒋翼清有《甬山高塔》诗“山头突兀，昂耸太空。
雾迷文峰秀，烟冲警信通。
夜顶明星探碧汉，朝迎嫩日带轻虹。
”寿峰塔与奉化南山瑞峰塔遥相呼应，被称为“姐妹塔”，毛翼虎先生曾作《姐妹双塔》诗“巍巍双塔立西东，古迹千年造化工。
溯本追源思甬地，三江相汇五洲通。
”南宋舒岳祥(阆风先生)《题雁苍山》此山吾旧隐石洞锁嶙峋竹有四时笋松生千岁鳞鼠偷猿藏粟僧拾雀巢薪吾有前峰往重来不厌频描写了雁苍山美景,雁苍山风景区于1994年被宁波市列为宁波旅游新十景之一。
毛翼虎《姐妹双塔》巍巍双塔立西东，古迹千年造化工。
溯本追源思甬地,三江相汇五洲通。
（甬，浙江省宁波市的简称，因境内有甬江而得名）唐·岑参《送任郎中出守明州》罢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
海云迎过楚，江月引归吴。
城底涛声震，楼端蜃气孤。
千家窥驿舫，五马饮春湖。
柳色供诗用，莺声送酒须。
知君望乡处，枉道上姑苏。
宋·王安石《明州钱君倚众乐亭》使君幕府开东部，名高海曲人知慕。
舣船谈笑政即成，洗涤山川作嘉趣。
平泉浩荡银河注，想见明星弄机杼。
载沙筑成天上路，投虹为桥取孤屿。
扫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随指顾。
春风满城金版舫，来看置酒新亭上。
百女吹笙彩凤悲，一夫伐鼓灵鼍壮。
安期羡门相与游，方丈蓬莱不更求。
酒酣忽跨鲸鱼去，陈迹空令此地留。
（宁波古称明州） 天童育王道中（宋·史浩）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
春供万象当远目，响答两地纷鸣禽。
风摇野帻去复去，雨浥乳窦深复深。
寄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
游东钱湖（宋·史浩）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
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
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
于今幸遂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
天童寺 二首（宋·王安石）天 童 溪溪水清涟树老苍，行穿溪树踏春阳。
溪深树密无人处，惟有幽花度水香。
虎 跑 泉供厨煮浴方成沼，转磨鸣春始到田。
还了山中清净债，却来人间作丰年。
施肩吾（公元780——861），字希圣，号东斋，本市贤德上施家人。
中唐时著名诗人和作家，青年时期曾与同乡诗友徐凝结成东林诗社。
寄四明山子 唐·施肩吾 高栖只在千峰里，尘世望君那得知。
长忆去年风雨夜，向君窗下听猿时。
同诸隐者夜登四明山 唐·施肩吾 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
相呼已到无人境，何处玉箫吹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