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瑞典
圣骑士称呼的由来是：公元前十世纪十字军东征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并有三支武装力量保卫。
圣殿骑、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负责耶路撒冷王城。
成立与1118。
年圣殿骑士团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博度安二世将圣殿山上的阿尔－阿克萨清真寺的一角给这些骑士驻扎，这个清真寺正是建在传说中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
12世纪末时，骑士团在欧洲拥有9000多处产业，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如伦敦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柏林的圣殿宫。
圣殿骑士团也是三个骑士团中最富有的。
1291年阿科陷落之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起撤到塞浦路斯，此后又回到法国。
这也许是圣殿骑士团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受别人摆布。
相比而言，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就聪明的多，医院骑士团虽然人不多，但仍在罗德岛上苦苦支撑，后来又在马耳他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条顿骑士团也在普鲁士建立了骑士团国。
圣殿骑士团回到法国只能用自投罗网来形容，从此他们就注定走上毁灭的道路。
条顿骑士团：是三大骑士团最后一个成立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攻陷条顿骑士团成立为夺回耶路撒冷，成立与1192年。
1809年，拿破仑侵入德意志后，宣布禁止条顿骑士团，骑士团仅在奥地利有容身之处。
直到1834年，奥地利皇帝重建骑士团，并使之成为宗教慈善机构。
1929年，条顿骑士团改组为一个纯宗教的骑士团，其名称也由OT（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变为DO（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骑士团成立之初，教皇批准他们穿和圣殿骑士团一样的白色长袍，不过上面绣着的是黑十字，作为两者的区别。
此后，白底黑十字就成为条顿骑士团的标志。
条顿骑士团旗帜上的十字跟一般的十字不一样，它偏向左边，而不是左右对称。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北欧国家的旗帜的话会发现，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的国旗上都有这种偏向左边的十字，这种十字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十字。
条顿骑士团国虽然灭亡，但骑士团的黑十字标志仍被继承并延续下来，在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第三帝国的军旗上，黑十字都是重要的标记，它代表了从条顿骑士团开始的一脉相承的军事传统。
条顿骑士团的口号是“帮助、救治、守卫（Helfen，Heilen，Wehren）”。
条顿骑士团全盛时期，控制了东西普鲁士，整个波罗的海东岸，包括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在南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法国的属地。
医院骑士团：负责护送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
成立于约1070年。
到1530年，奉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命令，医院骑士团来到马耳他岛，每年象征性地向两西西里王国缴纳1马耳他鹰币作为租金，在岛上骑士团建立了马耳他骑士团国（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缩写为S.M.O.M）。
改名马耳他骑士团。
1798年6月11日，拿破仑迫使医院骑士团投降，占领了马耳他岛，岛上骑士团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法军洗劫一空。
骑士团的大部分成员前往俄罗斯，在那里，俄罗斯沙皇保罗一世给予他们以庇护。
离开了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失去了领土，但作为一个组织仍然存在。
1834年骑士团在罗马重建总部，终于再次稳定下来。
骑士团的军事使命已经完结，此后主要从事慈善事业。
今天，马耳他骑士团国仍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设在罗马的总部马耳他大厦是它唯一的领土——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了。
1997年联合国通过为准主权国家。
也是三大骑士团中唯一存在的。
欧洲有几大骑士团 各自的历史怎样
三大骑士团：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四个十字军国家。
在穆斯林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了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
中世纪的骑士充满了神秘和魅力，关于骑士的生活不断地被好莱坞演绎成亦真亦幻的浪漫故事。
其实，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实质上却是军人；他们引用《圣经》中耶稣为人类牺牲自我的精神 《圣经》 祈祷词，而是战斗.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战争与和平；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就是与其被敌人或对手杀死还不如主动消灭危险。
基本介绍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四个十字军国家。
在穆斯林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了几个教徒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
骑士团内部实行严格的集权制。
每个团的最高首领是“总团长（Grand Master）”，归其管辖的支团首领称“支团长”，再往下还设有司令、马厩长等；支团长以下的军官组成总会，从属于总团长；而总团长则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必须唯教皇之命是从。
三大骑士团中最早成立的是圣约翰骑士团，通常被称为医院骑士团，它一直延续至今，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之前也曾被称为罗德骑士团（曾长期驻扎在罗德岛），成员多为勃艮第骑士、北意大利骑士。
第二个成立的是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东征期间最显赫、财富最强大的骑士团，不过结局也悲凉，成员基本为法国骑士。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条顿骑士团，它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德意志贵族，在耶路撒冷期间由于四面环敌使条顿骑士团无法发挥实际作用，但它后来回到欧洲，在德意志东方殖【移】民的历史上给世人留下浓重的一笔。
医院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徽章医院骑士团全称是“耶路撒冷、罗得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又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成立于1099年，最初是由法国贵族Gerard和几名同伴在耶路撒冷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附近的医院里成立，主要目的是照料伤患和朝圣者。
医院骑士团口号“守卫信仰，帮助苦难!（Defence of the faith and assistance to the suffering）”。
医院骑士团最初的标志是黑底白色的八角十字，到13世纪中期开始则普遍使用红底白色的八角十字，这种八角十字也因骑士团之名被称为“马耳他十字”。
14世纪初，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逼之下，骑士团不得不于1310年移到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
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意把马耳他岛及其附近的戈佐岛交给善堂骑士团管辖。
于是，骑士团就在马耳他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正式称为“马耳他骑士国”。
土耳其人对骑士团的卷土重来显然很不安，1565年，土耳其人派出大军进攻马耳他。
这场大战一开始和上次在罗德岛的大战很相似：骑士团苦苦支撑，绝大多数城市都被摧毁，骑士团成员有一半战死。
就在骑士团眼看要支撑不住时，从西班牙来了一支援军，战场局势顿时扭转，土耳其军队仓惶撤退，损失达到3万余人。
这次大胜使马耳他骑士团国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
1571年，土耳其人自以为海军发展得差不多了，再次起兵，企图消灭骑士团。
不过这次他们败得更惨：还没到马耳他，在海上就遇上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土耳其舰队几乎全被击沉或俘虏。
此后马耳他骑士团国进入鼎盛时期，帆上标有马耳他八角十字的战船在地中海横行无阻。
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世纪，1798年6月11日，拿破仑迫使善堂骑士团投降，占领了马耳他岛，岛上骑士团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法军洗劫一空。
骑士团的大部分成员前往俄罗斯。
在那里，俄罗斯沙皇保罗一世给予他们以庇护，而骑士团则选举保罗一世为新的骑士团大团长。
离开了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失去了领土，但作为一个组织仍然存在。
1834年骑士团在罗马重建总部，终于再次稳定下来。
骑士团的军事使命已经完结，此后主要从事慈善事业。
如今，马耳他骑士团仍然是联合国的观察员组织，它的总部设在罗马，享有外交权力，但是马耳他大厦主权依旧属于意大利，而不是马耳他骑士团。
宗教革命后，以德意志为首的新教国家的善堂骑士团从骑士团总部独立出去，但仍然保持圣约翰骑士团的称号。
信仰天主教的马耳他骑士团则是善堂骑士团的直接继承者。
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正式名称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贫苦骑士团”，始创于1118年前后，其成员主要是来自法国的十字军骑士。
圣殿骑士团标志这个骑士团的创始者最初住在毗邻救世主教堂的耶路撒冷王宫的一角，而救世主教堂的原址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一个清真寺，据传此地原是所罗门国王的神殿，“圣殿骑士团”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时也译为“神殿骑士团”（The Poor Fellow-Soldiers of Christ a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
另一种说法是，据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把犹太教圣殿内一部分院落划予法国骑士们作为驻地，因而得名。
其成员分为四个阶层：* 骑士（Knights）骑士是骑士团的主体，只有最高等级的骑士才有权穿在背部绘有红色十字的白色长袍。
* 军士（Sergeants）军士是步兵，级别较骑士低。
他们是圣殿骑士团的军事力量。
* 农夫（Farmers）农夫负责管理骑士团财产。
* 牧师（Chaplains）牧师负责祷告等宗教活动。
他们的徽记是一枚红十字章。
教皇给予的特权、君主王侯的捐赠以及他们的领土扩张自力更生，使其迅速聚集了大量财富。
然而正所谓树大招风，13世纪末，西欧封建主在东方所建的殖[移]民地全部被消灭殆尽之后，圣殿骑士团被迫离开巴勒斯坦，转入法国、英国及西班牙等国活动。
而当时统治法国的腓力四世，正陷于财政极其困难的窘境之中。
觊觎骑士团的财产，他暗中与受他保护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合谋，指控圣殿骑士团为异端， 于1307年10月13日发出了逮捕法国境内全体圣殿骑士的密令。
结果，大批圣殿骑士在侦讯过程中被折磨死去，骑士团的组织也随之瓦解。
1312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下令，正式解散了圣殿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的全称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善堂骑士团，简写为OT，成员基本为德意志贵族组成。
条顿骑士团标志条顿骑士团成立之初，教皇批准他们穿和圣殿骑士团一样的白色长袍，不过上面绣着的是黑十字，作为两者的区别。
从此后白底黑十字就成为条顿骑士团的标志。
条顿骑士团旗帜上的十字跟一般的十字不一样，它偏向左边而不是左右对称。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北欧国家的旗帜的话就不难发现，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的国旗上都有这种偏向左边的十字，这种十字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十字。
条顿骑士团国虽然灭亡，但骑士团的黑十字标志仍被继承并延续下来，在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第三帝国的军旗上，黑十字都是重要的标记，代表了从条顿骑士团开始的一脉相承的军事传统。
铁与血铸成的十字架下用铁与血来浇灌。
条顿骑士团的口号是“帮助、救治、守卫（Helfen，Heilen，Wehren）”。
条顿骑士团是三大骑士团中建立时间最晚的一个，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
它于119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主要由德意志骑士组成，着白色外衣，佩戴黑色十字章，白色斗篷上绘有红色宝剑和十字。
1187年圣城耶路撒冷被萨拉丁的军队攻克。
教廷号召夺回圣城，这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率领德意志军队率先开赴小亚细亚，可惜红胡子半道崩殂，他的儿子施瓦本公爵继承遗志继续东征。
条顿骑士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1190年，十字军终于攻下了重镇阿科（Acre），一些德意志骑士在阿科建立了一个行善的医护组织，这就是后来的条顿骑士团，不过建立之初它并没有军事任务，只是照顾伤患。
1198年，条顿骑士团以圣殿骑士团为样板，改造为军事修会，执行和善堂骑士团一样的教规。
121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Andreas II）邀请骑士团前去帮助镇压库曼雷人（Kumanen），代价是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语：Transilvania，德语：Siebenbürgen）地区位于今罗马尼亚境内南部的布尔岑兰（Burzenland）给骑士团作为封地。
历史学家认为安德烈二世干了件蠢事，引狼入室，把骑士团带到东欧。
1225年，由于条顿骑士团企图在他们的封地上建立独立的国家，安德烈二世将他们驱逐出境。
骑士团再次陷入困境。
不过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当时波兰的马佐维亚大公康拉德（Konrad von Masowien）企图向北边的库默尔兰（Kulmerland）地区扩张，结果被当地的原住民普鲁士人打败，他不但没能扩张领地，他原先的领地反被普鲁士人攻占了一部分。
康拉德很郁闷，于是以宗教为名，号召讨伐库默尔兰（Kulmerland）的异教徒，可是波兰的其它诸侯都不理他，似乎在等着看笑话，那边的普鲁士人十分凶悍，他的军队节节败退。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康拉德向条顿骑士团求援，希望骑士团帮助他征服普鲁士人。
如果说安德烈二世请骑士团帮他镇压库曼雷人是因为无知犯的错，那康拉德请骑士团帮他征服普鲁士人就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了。
当然其它的波兰诸侯也都脱不开干系，要是他们早点帮康拉德一把，康拉德也就不用引狼入室了，最后全都成了受害者。
得到这个邀请后，条顿骑士团当然是满口答应，不过他们可不想重复在匈牙利的故事。
骑士团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Hermann von Salza）先跑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列二世那儿，从皇帝那儿讨到了一份黄金诏书：条顿骑士团有权占有康拉德赠予的土地和他们征服普鲁士人后获得的土地，对骑士团领地的进攻将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严厉惩罚。
有了菲特列二世的书面保证，条顿骑士团将名正言顺地占有他们征服的土地。
康拉德此时开始后悔了，为了避免条顿骑士团在他旁边扎根，康拉德组织了一个骑士团—普鲁士的基督骑士团，自己讨伐普鲁士人。
这次他又失败了，他甚至连自己领地的核心部分都无法守住，此时康拉德只好低头认输。
1230年，在他和条顿骑士团签订的条约中承诺：如果条顿骑士团征服库默尔兰（Kulmerland），他将把这块土地永久赠予骑士团。
这也就是说条顿骑士团对库默尔兰（Kulmerland）拥有所有权，而非封地—封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君主。
1234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Gregor IX又颁布了黄金诏书，承认骑士团对他们征服的土地的所有权，同时要求他们将当地原住民基督教化。
这样，条顿骑士团获得了三重的书面承诺，他们剩下要做的就是征服这块土地了，这显然是他们最拿手的。
从1226年开始，条顿骑士团开始了征服普鲁士的工作。
经过五十多年的流血屠杀，到1285年，条顿骑士团终于完成了征服工作。
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骑士团国，普鲁士是骑士团国的中心。
在1237年，通过与立窝尼亚的宝剑骑士团合并，立窝尼亚成为骑士团国的另一翼，与普鲁士一样，骑士团在立窝尼亚也建设了一系列的城堡作为防御工事。
虽然条顿骑士团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东方殖民上，它在小亚细亚的活动依然没有停止，它的总部一直在阿科。
1291年阿科陷落后，条顿骑士团没有跟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起前往塞浦路斯，而是去了威尼斯。
1309年，骑士团设在威尼斯的总部迁到普鲁士的马林堡，这时他们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条顿骑士团在东方的拓展也并非一帆风顺，1242年4月11日（俄历5日）楚德湖战役，1.2万条顿骑士团在冰湖上损失惨重,被1.6万俄军击破；冰湖战役中的毁灭性失利使条顿骑士团元气大伤，向东方的继续扩张就此停止。
骑士团国南面的波兰原本四分五裂，根本不是骑士团的对手。
但到14世纪上半叶，波兰在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沃凯太克（Władysław I the Elbow-high，不是Władysław I Herman）的领导下再次团结起来，跟骑士团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1308年骑士团占领但泽和波莫瑞(Pommerellen)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即便在1343年的卡里施和约中波兰承认了骑士团国对波莫瑞(Pommerellen)的占领，双方的敌意仍未打消。
波兰对骑士团国的仇恨是骑士团国重要的潜在威胁。
不过尽管如此，14世纪下半叶，骑士团国在大团长温里希·冯·奈普奥德（Winrich von Kniprode，1351-1382）的领导下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在1370年他们击败了立陶宛—骑士团在东方主要的敌人。
面对着骑士团国的强大压力，立陶宛和波兰逐渐走到了一起。
1386年，38岁的立陶宛大侯爵亚盖洛(Jagiello)与年仅13岁的波兰女王雅维嘉（Hedwig）结婚。
这个小姑娘挺可怜的，据记载她很漂亮，而且很有天赋，会说5国语言—可惜不包括她丈夫会说的语言。
她的丈夫不但老，而且粗野。
26岁时这个可怜的女子就去世了。
婚后，立陶宛大侯爵加冕为波兰国王，立陶宛和波兰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骑士团国。
1410年，骑士团国和波兰-立陶宛联盟在塔能堡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战役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士战争。
骑士团的兵力要少于联军。
骑士团大团长乌尔里克·冯·琼宁根（Ulrich von Jungingen）在战斗中阵亡。
骑士团陷入混乱，许多骑士逃离战场。
联军抓住这一良机发动冲锋，将骑士团军队击溃。
塔能堡一战使骑士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意义类似于哈丁战役对于耶路撒冷王国的意义。
骑士团国就此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外战遭受惨败后，骑士团国从上到下又陷入了内乱。
农民不满骑士团的横征暴敛，起来反抗；骑士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各城市和地方贵族因为缴纳高额赋税，要求参与决策。
1440年，53位贵族和19个城市在马林堡建立了旨在反抗骑士团专横统治的普鲁士联盟。
1453年，普鲁士联盟与波兰结成同盟，由此引发了连续13年的战争，直到1466年签订第二次《托伦（Torun）和约》方才结束。
这次和约使得骑士团国又损失了大量的领土，其中包括马林堡(Marienburg)。
在政治上，骑士团国要承认臣服于波兰，这一条在骑士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德意志分团希望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那儿获得支持，1494年，德意志分团长承认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s I）。
外患内忧之下，此时的骑士团国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处。
路德的宗教改革使骑士团再一次走上历史的分水岭。
1511年，来自霍亨佐伦家族的年仅21岁的阿尔伯特(Albrecht of Brandenburg-Kulmbach)被选为条顿骑士团第37任大团长，他也是作为一个军事修会的条顿骑士团最后一任大团长。
1520年，由于阿尔伯特(Albrecht)拒绝臣服于波兰，骑士团国与波兰之间爆发战争，骑士团国被击败。
郁闷之下，阿尔伯特（Albrecht）回到德意志。
当时的德意志境内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阿尔伯特(Albrecht)很快被路德新教所吸引，并结识了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
在路德的建议下，他辞去条顿骑士团大团长一职，将骑士团国世俗化，改为公国，在公国内进行宗教改革，对外则拒绝对波兰的臣属关系。
骑士团内部的保守势力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贵族对于阿尔伯特（Albrecht）的改宗十分不满，不过阿尔伯特(Albrecht)在1527年娶了北方强国丹麦国王菲特列一世的女儿，反对派对他无可奈何。
阿尔伯特(Albrecht)的改宗使条顿骑士团作为一个军事修会的历史走到了终点。
原来属于骑士团国的普鲁士已经被新教化，立窝尼亚被波兰占据，爱沙尼亚被瑞典吞并，骑士团国已经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
在这种形势下，条顿骑士团基本放弃了军事任务，把注意力集中到管理自己的产业上，此后它仅作为一个宗教组织而存在。
1809年，拿破仑侵入德意志后，宣布禁止条顿骑士团，骑士团仅在奥地利有容身之处。
直到1834年，条顿骑士团才得以再次公开活动，此时他们的产业大部已经世俗化。
1929年，条顿骑士团改组为一个纯宗教的骑士团，其名称也由OT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变为DO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
德意志骑士团一共有大约1000名成员，他们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包括照料病人和老人。
分为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五区进行管理，其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福柯的知识理论对当代历史学有什么影响
米歇尔·福柯——生平与著作小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
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外科医生的女儿。
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并于1946年顺利进入高师学习哲学。
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
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
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
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
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
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
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
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
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
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
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
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
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
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
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
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
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
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
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
词与物书影 福柯画像 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
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
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
” [1]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
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
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
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 [1]，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十足的学术论著，甫经出版即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由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于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80年代为止，《词与物》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
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评论意见几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称颂，就是愤然声讨，两造的领军人物也个个了得：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也连续发表批驳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识分子们同似乎该不共戴天的共产党人们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虽然进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对这一点上，两派倒是心有期期。
但福柯这一方的阵容也毫不逊色：冈奎莱姆拍案而起，他于1967年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词与物》的指责，并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福柯所开创的是一条崭新的思想系谱之路，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萨特等所不愿意看到并乐意加以铲除的。
不管怎样，《词与物》为福柯带来了巨大声望。
不久，福柯又一次离开了法国，前往突尼斯大学就任哲学教授。
福柯在突尼斯度过了1968年5月运动的风潮。
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和行动时期遍及欧洲乃至世界的时期，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福柯投身于其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
此后，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现于法国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游行、抗议和请愿书中。
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国教育行政当局反思旧大学制度的缺陷，并开始策划改革之法。
作为实验，1968年10月间，新任教育部长艾德加·富尔决定在巴黎市郊的万森森林兴建一座新大学，它将拥有充分的自由来实验各种有关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想法。
福柯被任命为新学校的哲学系主任。
但是，万森很快就陷入无休止的学生罢课、与警察的临街对峙乃至火爆冲突中，福柯的哲学系也在极左派的吵嚷声中成为动乱根源。
在万森两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尽的两年。
1972年12月2日，对福柯来讲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上了法兰西学院高高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
进入法兰西学院意味着达学术地位的颠峰：这是法国大学机构的“圣殿中的圣殿”。
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
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在1976年12月出版，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
福柯对这部性的观念史寄予厚望，并以务求完美的态度加以雕琢，大纲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终文本与最初计划相差甚大。
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后的安排，全书分为四卷，分别为《求知遗志》、《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呵护》、《肉欲的告赎》。
可惜的是，作者永远也看不到它出齐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福柯的死使法国上下震惊。
共和国总理和教育部长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
”《世界报》、《解放报》、《晨报》、《新观察家》等报刊相继刊发大量纪念文章。
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纷纷发表纪念文字：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称“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乔治·杜梅泽尔的纪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泪纵横的谈到以前常说的话“我去世时，米歇尔会给我写讣告。
”然而，事实无情，颠倒的预言更加使人悲从心来：“米歇尔·福柯弃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东西，不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
”米歇尔·福柯（1926-1984） 6月29日上午，福柯的师长和亲友在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由福柯的学生，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宣读悼文，这段话选自福柯最后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终身追求和奋斗的历程，我也就用这段话来结束这篇为纪念福柯逝世18周年而做的短文吧： “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
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
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
……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
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