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哪些名人,如谈迁
真难查出处过还是给你查到了，引文你字了。
语出 魏源 《默觚下·治篇十二》：“至治，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
” 关键词解释：1）公孤：公指三公，即太师、太保、太傅；孤指三孤，即少师、少保、少傅。
公孤在古代都是地位很高、权力很大的官职，明清以后，三公三孤尽作为名誉职位赐予大臣。
2）僚采：刚刚查的字典说是同僚的意思，但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中下级官员的意思。
3）游寓：游历寄居。
4）阿（念e1）谷：山谷。
意思不难的：政治十分清明的时代，士在高级官员里面；政治一般清明的时代，士在中下级官员里面；政治不好，有倾覆危险的时代，士在民间游历寄居；王朝灭亡的乱世，士在山谷里（躲避）。
这个呢反映的是古代的知识分子（这里说的士，士指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的有人品的正直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际遇和不同处世方式。
政清人和时，朝廷取士用人都很公平，所以知识分子才能到三公三孤的高位，发挥自己的作用；政情一般的时代，占据高位的往往士道德有些瑕疵、能逢迎皇帝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在中下级官员里，难以上升；政治腐败了，王朝有覆灭危险的时候，朝中往往被贪污腐败而又无能的人把持，知识分子一般进不了中央政府，所以只能在各地游寓做地方小官；到天下大乱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了，这时候就只能躲进山谷里避乱，独善其身。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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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多的很，给你找到个链接自己去下载吧 这里有个介绍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父魏邦鲁作过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
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所以自幼从母读书，母绩子读的生活陶养了他的性格。
年15岁补县学生员，好读史，并对阳明学很感兴趣。
17岁时因家贫，一边学习且一边开始授徒。
19岁时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
年20随父至北京，从胡墨庄习汉儒家法，又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学公羊学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等切磨古文辞。
在京3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后归湖南长沙授徒讲学。
1822年，魏源中顺天乡试举人。
自此放下教业，充当地方官的幕僚。
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首开清末编辑时务政论文编的风气。
由此他开始留意经世济用之学，并立志以经世济用之学来拯救清王朝。
然而，魏源在仕途上极为坎坷，屡试不第，只好长期充当幕僚，寄人篱下。
1829年时魏源36岁，考进士又未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内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为他后来撰写《圣武记》准备了丰富资料。
他自己说：“内阁为典籍之藏，国朝掌故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学”。
魏源自32岁时起在贺长龄处作幕僚，至52岁时止，整整20年的时间，长期在江南作幕僚，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陶澍、两江制府陈公銮、林则徐、陆建瀛等筹划漕、河、盐、兵政，办理漕粮改海运，改革官盐弊政等事，同时以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撰写了《默觚》、《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庸易通义》、《筹漕篇》、《筹河篇》、《军储篇》等著作。
同时他还为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海运、水利、盐政，撰有《筹鹾篇》。
在这些著作中，魏源阐发了革新社会、改良吏治、改革教育与学术的主张，成为当时与龚自珍齐名的“通经致用”代表人物，世称龚魏。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参加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在浙江参加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深感清王朝政治无能和军事外交腐败，以为非更法图强不能救国保种，于是他将长期积累的资料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以清初的武功激励人民振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英救国。
不久，他又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共100卷，到1847年完成，首刻于扬州，1852年最后定稿重印于高邮。
该书除记述各国地理、历史之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这部书在清末成为了解西方文化、军事、地理、历史的重要著作，并作为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教科书用于学校。
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以52岁的年龄参加了会试，始考中进士。
以后出任东台、兴化知县。
在兴化县任内，他体察民情疾苦，“为民诸命”，有“拯饥拯溺之功”。
咸丰元年(1851)。
他出任高邮知州，在此改建书院，创设义学，注重发展地方教育事业。
咸丰三年，他倡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
但不久因“迟误驿报”太平军起义而被革职。
晚年他弃官举家迁往兴化，从此专心著述，直至咸丰七年病卒。
魏源生于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治腐败，国防废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把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古国大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危机四伏，清王朝行将灭亡之势不可逆转。
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中，作为地方阶级改良派的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企望以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造学术，改良教育，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
”尽管他没有认识到清王朝腐败的根源是封建社会制度，也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改革封建社会制度的主张，但是他以拯时救弊的抱负，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的经世思想，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他一生著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重要著作。
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对当时思想界震动很大。
《默觚》是魏源《古微堂集》中的一短篇论著。
《古微堂集》有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木刻本，有黄象离增补重编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本，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魏源集》也将《默觚》收录进这个集子的上册中，共80页。
《默觚》集中反映了魏源的修身论、认识论、天理论、人才观、历史观等思想。
全书分为两篇，即学篇、治篇。
《学篇》（1—14）阐述了为仁、为德、为善、忠孝以及谦虚、格物等修身内容和方法。
他主张学习要用志不分、勤学好问、格出欲念、反情复性、循序渐进；还论证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君师道一等观点。
《治篇》(1—16)主要论述了他的人才观、历史观和为政思想等。
提出了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识别人才的方法。
他将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历史加以比较总结出了许多历史经验。
还分析了教化、诤谏、立法、刑赏、卜筮等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强调了人才培养在国家治与乱、盛与衰中的重要影响。
本书主要思想有： （一）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强调“行”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和人的后天实践作用。
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
”“今人益于古人”，“身教亲于言教”。
人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亲自与它接触；反对从书本中寻找知识的治学方法。
他举例说：看了五岳地图的人，以为了解了山，却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
他还以“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的例子，说明不存在天生的聪明与天生的愚蠢的人。
（二）在修身方法上，他主张：(1)去掉自身的异端，“攻他人之异端，不如攻一身之异端”，“攻一身之异端”始而以道德战纷华，既而以中行绳过、不及，内御日强，外侮日退，则人我一矣，则自身之异端尽矣。
”(2)要不断进取，勤于学习，以致“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而人道始尽。
”(3)要智勇与德结合，“用智如水，水滥则溢；用勇如火，火烈而焚；故知勇有时而困，且有时自害”，只有君子的德行才能使它们“多而不溢，积而不焚”。
(4)要逸乐勤劳，积善成德，居安思危，于治忧乱。
(5)要经常反省自己，不自以为是。
“物望不孚，德业不进者，无不由于自是而自大。
”“作德之事千万端，皆从自反而起”，“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谦，谦生虚，虚生受，而无一物不可容。
”(6)要格物，“立德、立功、立言、立节”。
“何谓大人之学格本末之物
曰：意之所构，一念一虑皆物焉；心之所构，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构，五事五伦皆物焉；家国天下之所构，万几百虑皆物焉。
”（7）要遵循孝道，他说“人之为道也，敬天地之性而不敢亵，全天地之性而不敢亏。
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孝之外无学，孝之外无道”。
（三）在学习方法上，他认为：(1)学习要注意力集中，“溺心于邪，久必有鬼凭之；潜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
”他说，这不是鬼神之力而是由于精诚之极。
他还说“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韬于一，积于一，优游般乐于一。
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
”“道以多歧亡羊，学以多方丧生。
”(2)要反情复性，“凡不学之人，患莫甚货、色；学道之人，患莫甚好名，而皆起于我见。
”所以，“君子之学，不主逆而主复。
”他引用管子言学的话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外敬内静，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3)学习不能急于求成，“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
”(4)要虚心，勤学好问，“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
” （四）“学问之道”得来不费功夫的，必定很容易失去；只有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得到的，才能兢兢业业保持下去。
他认为“圣人之道”不在豪放高远的虚幻理想中，而在枯槁寂寞的平常实践中。
他主张“君师道一”，“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
”他分析说：“礼乐”为“道之器”，“兵刑”为“道之断”，“食货”为“道之资”。
“道”体现于每一件事中叫做“治”；把这些事情写进方略，使后世求道制事以它作依据，就叫“经”；将“经”放入成均、辟雍，由师氏、保氏、大乐正加以传授，这就叫“师儒”；“师儒”所教育的学生，由小学进入国学，由侯国贡给朝廷，就称做“士”，九年能通经的“士”，“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
” （五）魏源认为学问是无止境的，“有豢身之学，爵禄而止矣；有华身之学，謏闻而止矣；有以身济身之学，犹效邦国而止矣；有践形尽性之学，耄老不足，死生夭寿不可离，则未知所止矣。
”因此，人们应该不懈地努力学习。
（六）教育要培养有真才实学且能明德亲民的人才，为国家服务。
他批评后世培养人才，“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免册之人。
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继也彩胜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
”他认为“清谈玄虚之士不可以治民”，“足民治赋之才不可以语性命，此亲民而未明德者也”，“潜修养性之儒未可皆共事功，此明德而未能亲民者也。
”“学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长；勿以师儒治郡国，勿以方面之材责师儒”。
（七）国家的治理有赖于贤才，“功莫大于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故有内匡，有外匡”。
不然，临大事才去求人才就很艰难了。
对于人才要有合理的态度，他说：“人主与忠信道德之士处，若服兰芍然，久而不知其芳”，“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
”“天下小人不可尽诛，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止可驱策于边疆而不可用于腹心密勿之地。
”这就是说，在发展教育的同时，要储备人才，合理利用人才，不能浪费人才。
（八）国家的荒乱有六种；堂陛玩愒，政令丛琐，物力耗匮，人材嵬茶，谣俗浇酗，边场弛警。
历代亡天下的祸患有七种：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
他把整个国家比为人的身体，“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庶人鼻息”。
认为国家要养成“忠厚之治”很重要的一步，即兴教化，“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
” 魏源的《默觚》有这么几个优点：(1)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对他的修身论、人才观等作了阐述。
认为世间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观点。
他以这种变化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肯定了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化，断言“后世之事”可以“胜于三代”。
（2）他毫不留情地对清的教育腐败现象予以揭露，指出：把持朝政的大官僚“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明哲保身，不重视人才的培养，贻害国家。
(3)魏源反对“贵以袭贵，贱以袭贱”的做法，主张实行“量能而授之职”的用人原则，以便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公平地为社会所用。
(4)他把老子、墨子也称为圣人，“老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墨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柳下、伯夷、伊尹，方以内之圣也，老聃、墨翟，方以外之圣也。
”他十分鄙视因循守旧的孔孟之徒，将这些人称为“庸儒”、“腐儒”；怒斥“庸儒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
”“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
对宋朝理学也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揭露“宋儒专言三代”。
把理学斥之为“俗学”，认为理学教育“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
”实际上没有用处。
他把教育育人与治理国家紧密结合，要求培养真才实学、亲民明德的人才，反对空疏无用的教育。
魏源对教育的一些认识相当精辟，他的思想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魏源的教育思想和《默觚》这部论著也有不少缺点。
比如，在他看来“无一息之变”的事物中，“不变者道而已”，认为社会要变却反对根本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他不相信鬼神，却又十分强调人才培养客观条件的作用，相信“才量受诸天，福量受诸天”，功名与运会“相值而成，亦才十之三而天命十之七。
”在他的道德观中认为“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劳心者不劳力，尚武者不修文”等都是很消极的。
该书对教育的论述显得比较零散；而且《治篇》偏重阐发他自己的人才观、历史观和为政思想等，对教育的直接论述笔墨不多。
魏源作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反对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揭露时弊，提出了适合当时社会实际的教育主张，极见爱国主义情怀。
邓亚萍简介
姓名亚萍 （DENG YAPING （乒乓球 中国） 生日：1973年6月2日 ：1.50米 生地：中国，河南，郑州 祖籍：湖南邵阳新宁县 国籍: 中国 项目: 乒乓球运动生涯中，冠军头衔132个,曾经获得过18个世界冠军(仅次于王楠6个，王楠24个)，连续2届4次奥运会冠军 最好成绩： 第25、26届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 1983年 在全国比赛中夺得团体冠军 1988年 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女子双打冠军和单打亚军 1989世乒赛女双冠军； 1990年世界杯团体赛冠军； 1991世乒赛女单冠军，女团、女双亚军，世界杯团体赛冠军； 1992年世界杯双打赛冠军；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女单、女双冠军； 1993世乒赛女双亚军、女团冠军； 1995世乒赛女单、女双、女团冠军，混双亚军，世界杯团体赛冠军； 1996年第26届奥运会女单、女双冠军，国际乒联总决赛女单、女双冠军，世界杯女单冠军； 1997世乒赛女单、女双、女团冠军，混双亚军。
所获荣誉： 1987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88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1990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90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 199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她“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
身高仅1.50米的邓亚萍手脚粗短，似乎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5岁时就开始学打乒乓球，因为个子太矮被河南省队排除在外，只好进入郑州市队。
但她凭着苦练，以罕见的速度，无所畏惧的胆色和顽强拼搏的精神，10岁时，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后加盟河南省队，1988年被选入国家队。
13岁就夺得全国冠军，15岁时获亚洲冠军，16岁时在世界锦标赛上成为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双料冠军。
1992年，19岁的邓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又勇夺女子单打冠军，并与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
1993年在瑞典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与队员合作又夺得团体、双打两块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乒坛皇后。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家奥委会总部做客…… 1997年后，她先后到清华大学、诺丁汉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2003年，邓亚萍成为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如今，邓亚萍已经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前国家队男乒骁将，广东队的林志刚登记结婚，并把新家安在了北京崇文区的龙潭湖附近。
从少年相恋到风风雨雨，再到牵手白头，如今的邓亚萍，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编辑本段]当前情况 邓亚萍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后，邓亚萍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
2008年11月29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
2002年，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
2003年，邓亚萍开始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曾担任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奥运村部副部长 2008年11月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中心副主任。
2008年3月，邓亚萍顺利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编辑本段]人物故事 童年时期： 童年的邓亚萍，因为受当时体育教练父亲的影响，立志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但是她个子矮，手脚粗短，根本不符合体校的要求，体校的大门没能向她敞开。
于是，年幼的邓亚萍跟父亲学起了乒乓球，父亲规定她每天在练完体能课后，必须还要做100个发球接球的动作。
邓亚萍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为了能使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而且把木牌换成了铁牌。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这不但要使身体备受煎熬，心里方面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小小的她，每闪、展、腾、挪一步，都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腿肿了
手掌磨破了
——这是家常便饭
但她从不叫苦，不喊累
负责训练的父亲，有时心疼得掉眼泪
付出总有回报，由于邓亚萍的执着，10岁的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
运动员时期：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对里规定上午练到11时，她就给自己延长到11时45分，下午训练到6时，她就练到6时45分或7时45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9时，她练到11点多。
邓亚萍为了训练经常误了时间，她就自己泡面吃。
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时，邓亚萍依旧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突右奔，一打就是2小时
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打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的接球，一接就是1000多个。
据教练张燮林统计，邓亚萍每天接球打球1万多个。
每一节训练课下来，汗水都湿透了邓亚萍的衣服、鞋袜，有时甚至连地板也会浸湿一片，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
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
为对付腰肌劳损，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的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脚底磨出了血泡，就挑破它再裹上一层纱布接着练。
就算是伤口感染，挤出脓血也要接着练。
求学时期： 24岁的邓亚萍刚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报到时，指导老师让她一次写完26个英文字母。
当时在别人眼中看来最简单不过的事，邓亚萍却费尽心思后才把它们写出来（似乎没有写全）。
于是邓亚萍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学习到很晚才肯休息，早上5点起床，几乎苛刻地学习14个小时。
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书，就连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了。
更重要的是在打球时候一直保持的1.5的好视力也退到0.6。
邓亚萍不断要求自己，做作业也要和完成训练课一样，绝对是今日事今日毕，毫不含糊。
邓亚萍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让辅导老师和学友都深表叹服。
1998年2月，邓亚萍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书，邓亚萍在剑桥大学的语言学校开始学习英语，短短3个月的时间，邓亚萍坚持每天8点多从自己的住所赶往学校上课。
下午3点半下课后，她还到学院的学习中心去学ix，听磁带，练自己的口语，直到晚上8点学习中心关门后才赶回住所。
回到住所，邓亚萍也从不浪费时间，她坚持和房东用英语交流，坚持按时完成作业和预习功课。
在她终于获得硕士学位后，邓亚萍又动身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邓亚萍的颈椎病，头不能移动，一动就疼的钻心。
但是，疼痛并没有把邓亚萍征服，她咬紧牙关，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
诚信故事 那是邓亚萍在清华即将毕业的前夕。
有一天，她找到语文老师请他帮助修改哲学课的总结。
这份哲学总结足有四五千字，内容很充实，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能联系实际用哲学观点分析打球的战略战术。
几天后，语文老师把改过的文章给了。
又过了几天，语文老师在校园里遇到了她，邓亚萍一方面表示对语文老师的谢意，同时又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把两份总结都交给了哲学老师，跟老师讲清楚了其中一份是我自己写的，另一份是请语文老师修改过的。
一篇哲学文章，请语文老师修改，按理说修改后就可以当作自己的原创交上去了。
语文老师绝不会去质问邓亚萍，为何不说明是经老师改过的；哲学老师更不会质疑她是否请人家修改过。
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但是，邓亚萍竟把修改前后的两篇文章一齐交给了哲学老师，还如实说明了请语文老师做过修改。
这就是诚实的邓亚萍，这就是邓亚萍的诚实
惟有这样的诚实，才会有她的事业，她的辉煌，她的人格力量。
试想，在学业上不老实的人，焉能成得了邓亚萍
申奥故事 邓亚萍当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两次当众落泪，一次是1992年在巴塞罗那，一次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她在获得奥运会女单冠军之后情不自禁。
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刹那，邓亚萍又哭了。
“北京赢了，比我自己拿任何一次世界冠军都激动。
” 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去年12月，邓亚萍知道自己与杨澜等人一道成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当时她正在瑞士洛桑参加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会议，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也到了洛桑，奥申委主席刘淇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作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工作的陈述报告。
刘淇市长和袁伟民局长给邓亚萍布置的任务是负责做好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共有11个人有投票权，其中一个是加拿大人，所以直接投票的有10人，再加上正副主席，共有12人参加投票。
2月20日，邓亚萍在诺丁汉大学考完最后一门课程，第二天立即赶回北京，参加申奥评估团的接待工作。
送走评估团之后，她就留在北京，继续完成清华大学的一些课程。
国际奥委会规定，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就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
邓亚萍说，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还是去上海；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
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
”所以做他们的工作也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
不能请进来，只好走出去。
“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
”邓亚萍说。
她事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碰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
到瑞典见一位冬季项目的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到卢森堡拜见卢森堡大公，到意大利见两个运动员委员。
为了见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
两三天跑一个地方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两样。
她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去莫斯科之前，北京奥申委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细致，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工作而已，很多人已经忙了两年多，没有节假日，非常辛苦。
像何振梁先生、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等，他们要做得工作更多。
两次申奥 两次陈述 北京两次申奥，都是让邓亚萍作运动员代表。
1993年，邓亚萍刚刚登上事业的顶峰，在头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女单、女双两项冠军，并深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喜爱。
投票前一个多月，邓亚萍得到通知，让她代表现役运动员在最后的陈述中讲几句话。
“但那时我根本不会讲英语，国际司的刘北剑替我写好了几句话，一句一句地教我，让我硬背下来。
”如今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了两年书的邓亚萍，觉得那次陈述经历真“悬”：“陈述的头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
因为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万一忘了词怎么办，纸上的英文又一句都看不懂。
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真紧张啊
但毕竟打过那么多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 在莫斯科同样代表运动员作陈述报告，不仅仅是邓亚萍自己心定多了，所有听过邓亚萍讲英文的人都对她充满了信心。
她现在可以用英文写论文，用英语作报告，在美国学习过的杨澜也对邓亚萍的英语水平赞不绝口。
此外，还有一点令邓亚萍自信，“这四年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读书，书没有白读，我感觉自己比上一次申奥时成熟多了。
” 虽然已经把陈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为了保险，邓亚萍还是带着稿子上台了，万一卡住了，看一眼稿子就可以接着往下说。
尽管久经沙场，邓亚萍上场前还是觉得有点紧张。
“8个陈述人，加上杨凌共9个人，我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陈述好了，是应该做的，可能一票都不会加上去，如果陈述不好，就很可能会减票，北京奥申委前面做了那么多工作就会因此打了折扣，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 此前，几位陈述人在北京做了很多次练习。
邓亚萍说：“当时在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完全按着国际奥委会会议的讲台尺寸布置会场，按着乒乓球的术语，就是模拟训练。
每个人的陈述词都改了几十遍，讨论，推翻，再讨论，再推翻，最后终于定稿时，已经到了7月初了，时间非常紧张。
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发挥得非常好，北京做完陈述报告以后，大家都感觉北京的陈述报告要比其它几个城市好。
北京准备得太充分了，大家对北京获胜充满了信心。
” 等待投票表决的时候，五个申办城市的代表团都坐在一个大厅里。
“虽然心里也紧张，但我们很有信心，甚至觉得第一轮就有可能过。
第一轮没过，我们心里反倒有点紧张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但是大家还能够沉住气。
”邓亚萍回忆说。
“第二轮投票以后，我们一看监票的三个人都走了，就知道有结果了：肯定是北京
因为只有北京可能在前两轮胜出，而绝对不可能在前两轮出局，这一点北京奥申委是非常有把握的。
所以第二轮出结果，那肯定是北京赢了。
” 梦想终于实现了，多少人盼着这一天。
“我一听到北京，一下子站了起来，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哭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可以说，那一刻，比我拿任何一次世界冠军都激动。
”邓亚萍由衷地说。
[编辑本段]忘年交友 萨马兰奇和邓亚萍 在第27届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专程从英国赶到悉尼参加国际奥委会委员竞选的乒乓名将邓亚萍，走进奥运村与各国运动员见面，开始了她的竞选游说活动。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件事，显得并不在行。
碰巧中国的三名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吕圣荣和于再清也到奥运村看望中国选手，三人当即鼓励邓亚萍坚定信心，并向她介绍了一些有益的竞选建议。
目前，国际乒联主席和秘书长已明确表示，支持邓亚萍的竞选，他们认为这不光是邓亚萍和中国的事情，而且事关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整体利益。
萨马兰奇年近8旬，邓亚萍27岁，是体育运动、是奥林匹克精神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谱写了体育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萨马兰奇从1980年开始执掌奥委会，至今已快20年了，人称萨翁。
萨翁喜欢邓亚萍那种大刀阔斧快速凶猛的打法，那种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
萨翁曾亲自对邓亚萍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打法，快速凶猛，看起来够味。
”总之，在邓亚萍身上充分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萨翁亲自为1995年出版的《邓亚萍》一书作序，称赞邓亚萍是“世界杰出的年轻运动员之一”。
“她非凡的成绩，是其艰苦努力与天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尊重奥林匹克伦理观相结合的结果。
”他相信：“邓亚萍小姐的成就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女子体育运动。
” 萨马兰奇年轻时就喜爱乒乓球运动，曾经获得过西班牙的全国混合双打冠军，他说：“我对乒乓球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我积极主张将它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乒乓球能列入奥运会项目，萨马兰奇功不可没。
在1991年第41届世乒赛中，邓亚萍以她那快速、干脆的发球抢攻，变化多端的线路和落点，打得汉城奥运会女单亚军李芬姬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仅仅只花了45分钟就以3∶0的比分结束了战斗，18岁的邓亚萍第一次登上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宝座。
邓亚萍的高超球技赢得了萨马兰奇的喜爱。
他决定亲自为女子单打冠军颁奖，这是他作为奥委会主席第一次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颁奖。
这也是萨马兰奇与邓亚萍的第一次交往。
1991年9月，邓亚萍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萨马兰奇杯”比赛，小邓捧得桂冠后，被萨马兰奇邀请到洛桑做客。
作为一名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到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去做客，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邓亚萍第一个获此殊荣。
邓亚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觉得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也是所有中国运动员的光荣。
1991年11月25日，紧张的世界杯团体赛结束后，邓亚萍赴洛桑参加萨马兰奇举行的晚宴。
中午用餐时，餐馆的华侨老板热情地教她一句西班牙卡塔兰方言的问候语“BonDias
”邓亚萍反复练习后学会了这句话。
邓亚萍一见萨翁，就向他道了一声“BonDias
”萨马兰奇立即把邓亚萍拥进怀里，亲亲她的脸颊，他没有想到这位东方少女竟会用他家乡的方言问候他。
晚宴上，萨翁详细询问了邓亚萍的各种情况，从比赛到训练，从学习到爱好，都一一问及。
当得知小邓5岁就开始练球时，萨翁问：“那时你有多高
打起球来一定很困难吧
”邓亚萍说：“我的头刚超过球台，得把手举起来打。
”萨翁的秘书玛尔塔小姐立刻模仿儿童举手在头顶上挥拍打球的动作，把全桌的人都逗乐了。
邓亚萍一边点头一边说：“太像了，就是这个样子
”席间，邓亚萍得知萨翁年轻时也是乒乓球运动员时，就把自己的一块备用球拍送给了萨翁，还向萨翁赠送了一对健身球。
萨翁回送给邓亚萍一套介绍国际奥委会的纪念品和一盒瑞士产的巧克力。
第二天，邓亚萍和翻译刘北剑在玛尔塔小姐的陪同下，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委会总部，邓亚萍看到五环旗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玛尔塔小姐告诉她，这是专门为中国客人而升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礼遇，这种高规格的礼遇使邓亚萍感到无比自豪。
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邓亚萍先是同乔红合作夺得女双金牌。
后又夺得女单冠军。
萨翁履约第三次为邓亚萍挂上闪闪发光的金牌，含着笑说：“再次邀请你到洛桑来做客
和你的教练一起来
” 1995年5月，在第43届世乒赛中，邓亚萍和乔红打出了威风，最后夺得了冠军。
萨翁高兴地为邓亚萍和乔红挂上了金牌，这是萨翁第四次为邓亚萍颁奖。
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单决赛结束后，萨翁再一次为蝉联奥运会冠军的邓亚萍第五次颁奖，他紧紧握住邓亚萍的手，并用右手轻轻地拍了拍邓亚萍的脸颊。
这动人的场面令人感慨万千，一个运动员能得到萨马兰奇一次颁奖机会已属十分荣幸了，而邓亚萍获得这样的殊荣竟达5次，可见邓亚萍在萨翁心中的分量。
1997年2月6日是邓亚萍的本命年生日，又是她妈妈的60岁大寿，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
邓亚萍为酬谢大家，特在天伦王朝饭店举行一次生日聚会。
国际乒联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致词，他说：“小邓自参赛以来，共获得了大小125个冠军，其中有15个世界冠军，现在是邓亚萍时代，祝愿邓亚萍时代延续得更长、更辉煌。
” 乒乓球管理中心副主任姚振绪宣布了一条好消息：萨马兰奇主席任命邓亚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把整个晚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因为乒乓球运动员担任这一职务，在奥运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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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从此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革命。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90年，翻开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书籍，阅读当年革命志士的壮烈事迹，吟咏当年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凝铸的诗文，一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有力地扣击着人们的心弦。
21世纪，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牢记历史。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是不幸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清政府于1901年屈辱地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土大片沦丧，主权旁落殆尽，四亿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
20世纪中国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
难道中华民族就没有复兴的机缘了吗
中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出路在哪里
世纪之交，有千千万万的爱国者再思考这些问题。
（一）近代中国新政治力量的出现——资产阶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开设了一些小型的近代工业，中国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也遭到了破坏。
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象征近代化标志的近代工业。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从原有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不同的道路。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的兴起阶段，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的初步发展阶段。
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以官督商办（包括大部分官办、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和商办两种形式，投资兴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军事工厂。
中国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在航运、采矿、电报、纺织、铁路、冶炼等行业中的官督商办一类的新式企业，大小计二十多个。
机器缫丝业是商办企业里出现最早、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创始者是广东南海县商人陈启源于1872年筹办的继昌隆缫丝厂。
两年之后，广州附近即有4家丝厂相继兴办。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上层大多是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官僚转化而来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下层一般是手工业作坊主和中小商人转化而来。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大体从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使许多人感到发展民族工业已经刻不容缓。
近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裕的余地，兴办工厂的丰厚利润也刺激了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等进一步投资于近代工业。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兴起，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895年前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发展速度、设厂数量、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时期。
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中，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主要地位。
这时，属于民族资本的商办厂矿的资本总额，已超过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主要地位。
1895~1900年，中国设立的商办厂矿的数字和资本总额，分别达110家和1700万元，超过了过去20多年的总数，过去20多年设厂总数不到80家和资本总额仅730万元。
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甲午战后，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渐入人心，进步的人们越来以“抵制外货，自保权利”来作为筹办企业的口号。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引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
自甲午战败以后，接踵又被强加上《辛丑和约》的奇耻大辱，清政府财政空虚，外债扶摇直上。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了所谓“奖励设厂”的政策，希望从新型企业中开拓财源。
“奖励设厂”政策在客观上对地主、官僚投资兴办近代工商业起了一些刺激作用。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潮。
这次发展的规模、投资的金额、投资的范围都超过了第一次高潮。
1895~1913年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计有549家，资本额总计为120288千元。
与1872~1894年间相比，历年设立的厂矿家数和资本额都增大了6倍。
投资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等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外，民族资本还进入了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
1905年，民族工业以“抵制美货”的反美爱国运动为契机，大力发展，抢占商品市场。
1905~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设厂办矿的热潮，四年当中，新设厂矿共238家，资本总额达61219千元，超过了初步发展阶段的一半。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上层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
上层资产阶级凭借自身兼有的封建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揽有一定的特权，获得中下曾资产阶级不能得到的资本积累条件，形成拥资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
这在20世纪初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反映。
1905年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立宪运动走向高涨，就是其中的表现。
辛亥革命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没有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就不可能使辛亥革命具备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模。
（二）20世纪初期的群众反帝反封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上乌云密布，“风雨如磐暗故园”。
帝国主义争先恐后、饿狼般疯狂地扑向中国。
甲午战败、瓜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戊戌变法运动，表现了上层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民族觉醒，而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更直接表明承受帝国主义侵略重压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决不甘心默默地忍受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外来侵略者。
然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不但不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大量出卖国家权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义和团的反抗斗争，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20世纪初年大大激化，显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
人们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必须打倒清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革命，逐渐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成为一股汹涌奔腾、不可阻遏的洪流，滚滚向前。
大规模的反帝运动虽被镇压，而分散的、局部的群众斗争，却继续蔓延起伏，反而呈现方兴未艾的情景。
1901年，冀中、冀南的安平、深州、安国、大名、新河、广宗等州县，先后爆发了“抗洋捐”、“反赔款”的斗争。
这些斗争都利用了“联庄会”的组织形式，并吸收了义和团余众和一部分溃勇，因此形成较大的声势。
1902年，冀南广宗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华北平原上，“扫清灭洋”运动卷起了轩然大波。
1903年，四川义和团也大举发动，“灭清、剿洋、兴汉”等揭贴，布满了巴山蜀水。
1902年4月，资阳红灯教首领李冈中聚众1000多人起义，围攻县城，攻打教堂。
接着，斗争的烈火立刻燃遍了四川全省数三十多个州县。
起义军到处聚集起来，猛攻县城，直到包围省城成都。
1905年2月，川边巴塘地区的藏族人民，聚众三千五六百人，围攻衙署，杀死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烧毁教堂。
“扫清灭洋”、“灭清剿洋”的群众反大反封运动，使“洋人的朝廷”越发颠簸不安，片刻不能稳定自身的统治，本已腐朽不堪的清政府统治，走到了崩溃的边沿。
同时，“扫清灭洋”、“灭清剿洋”运动推动了20世纪群众反帝反封斗争新形势的发展。
冀中、冀南的“扫清灭洋”运动和四川红灯教的“灭清剿洋”起义，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应，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各省和各民族地区，呈现联翩接踵、星罗棋布的局势。
斗争的形式有，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的起事。
1901~1905年的各地反洋教斗争的范围很大，参加的阶层也更广泛。
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中，影响较大的几次斗争有：1901~1902年，热河朝阳爆发了邓莱峰领导联庄会反洋教斗争，不认赔款，先后打败教堂、俄军、清军8000余人的进攻；1902年9月，湖南邵阳以贺金声为首，组织“大汉灭洋军”，有20多万人参加。
这次反洋教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身到斗争中，并领导运动，如邓莱峰、贺金声都是有“功名”出身的人在斗争中成为首领。
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在19世纪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进入20世纪初，清王朝赔款山积，捐税浩繁，加上官吏乘机勒索，这种斗争更加频繁，使清政府感到应接不暇，穷于应付。
这类斗争由城镇居民发起的，大致以罢市，相约不纳捐税来进行抵制。
而由农民发动，或农民参加进来，形成城乡联合的行动，则一般发展为群众暴动，进而上升为武装冲突，给清王朝以较沉重的打击。
如1904年江西平乐人民展开的反“靛捐”斗争，对内外反动势力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截至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虽然还只有80余万人，但由于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性最为坚强。
20世纪初，中国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延长工时，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的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已经在社会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反帝反封新形势的发展，起来显著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初，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民变迭起，烽火频传。
内蒙、云南、川边、新疆和青海等地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斗争，以各种形式的反抗来谋求解脱内外反动势力加给自身的祸患，反抗斗争使清王朝应接不暇。
秘密会社的起事是20世纪初广大群众反帝反封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流传于南方的天地会（又称“洪门”），北方的白莲教（又称“教门”）是中国秘密会社的两大系统。
1903~1905年的广西人民大起义，声势壮阔，反映了旧式秘密会社起事的很高水平。
清王朝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不断撤换官吏，调动了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七省的大军入桂会攻。
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进入20世纪后，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
沙俄侵占东北，英国入侵西藏，日本强化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加强对台湾人民的镇压，是当时举世注目的事件。
这些必然 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东北义军抗俄，西藏军民抗英，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奴役的斗争，属于20世纪初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新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族人民的反帝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血刃相加的搏斗，是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进行的义战，他们的行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他们再接再厉、顽强不屈的精神，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0世纪初年的群众反帝反封斗争，虽然都遭到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疯狂镇压，但这种斗争的新形势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成长，以及他们从事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教育并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更重要的是，下层群众自发反抗斗争中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以后直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或给予了他们有力的帮助，成为他们发动历次武装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群众反帝反封斗争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才能开创出新的历史局面。
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之前，这个历史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身上。
正规地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家贫苦农民家庭中。
12岁以后，在国外和香港受过十多年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
1894年，孙中山大学毕业后两年，终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1893年，孙中山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又开设药局。
第二年，孙中山回到广州行医，并开设东西药局。
这年冬天，他在抛开医生和药房的业务，跑回翠亨村，闭门十余天专心写作，草撰了上李鸿章书的初稿。
然后，和同乡陆浩东一起到上海，经郑观应引荐给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润色定稿。
接着，郑观应和王韬分别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盛怀仁、罗丰禄，为孙中山疏通投见李鸿章的门径。
1894年6月，孙中山抵达天津，向罗丰禄呈递《上李鸿章书》。
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试图通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四纲的实现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向李鸿章上书，然而却事与愿违。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根本无暇考虑这些改革的建议，仅答复：“打战完了，以后再见吧
”这样，孙中山没有见到李鸿章，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天津，然后游历了北京、武汉等地，回到上海。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孙中山所目睹的情况是，辽东烽火告警，北京却宴安生平，为慈禧60大寿庆祝活动所布置的点景，正在加紧施工。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孙中山已经认识到，通过上书言事的道路，依靠清政府是无法救民众于倒悬的。
从此，孙中山毅然决定用革命手段倾覆清廷的腐朽统治，走上了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创立了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并义无返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1894年10月，孙中山满怀革命激情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来到檀香山，进行创立革命团体的活动。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宣传，檀香山的许多华侨也痛感由于祖国衰弱自己在国外所受到的凌侮，希望祖国能富强起来，惟一的途径就是推倒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彻底改造旧中国。
于是，许多华侨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给予资助。
1894年11月24日，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努力和广大华侨的支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
孙中山在兴中会的章程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大声疾呼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入会的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政治目标是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府。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为了达到兴中会的政治目标，孙中山团结香港、广州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重要依靠秘密会党的力量，先后组织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
1895年1月，孙中山为回国策动武装起义，由檀香山启程，经日本来到香港。
2月21日，孙中山约集反清革命同志陆浩东、陈少白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
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随后，孙中山与陆浩东、郑士良等人来到广州成立兴中会组织，先后加入兴中会的人数达数百人。
檀香山、香港和广州三处兴中会的建立，坚定了孙中山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心。
1895年3月13日，孙中山和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兴中会总部开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初步拟订袭取广州的计划，试图在广东独立，然后向北进军，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最终目标。
1895年秋，起义的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人在香港开会，决定于10月26日（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起义。
但由于革命党内部发生争权纠纷、内部告密泄露起义的准确消息和杨衢云未能按计划行事等原因，起义只好推迟。
两广总督派军在广州进行大搜捕，在起义机关搜出一些旗子、武器、制服和斧子。
陆浩东被捕，英勇就义。
孙中山于27日晚上乘轮船逃出广州，经澳门于29日到达香港，至此，经过半年多时间密谋的广州起义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同赴日本。
11月12日，孙中山抵达神户，当地日报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报道。
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逐渐被国人所注意。
广州起义虽然没有能够成功地举行，但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的第一次壮举彪炳于史册，它是此后延续了16年之久的一系列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开端。
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
导致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在不断激发，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必然要一浪高过一浪，继续向前发展。
甲午战后，大批地主、官僚、商人投资近代工商业，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上层。
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通过政治上层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5月2日，正云集北京应试的举人推举康有为起草，1200余人连署，向皇帝上书。
“公车上书”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书稿很快流传开来，在社会上影响巨大。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继续留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开设强学会，宣传变法。
在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光绪皇帝借着西太后表面允许他“亲政”的机会，在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
接着，又连续颁发了许多诏书，预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改良。
从光绪下诏变法，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沉重的打击。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以后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思想上跨前了一大步，开始觉醒起来，进一步抛弃了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道路。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
正当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候，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孙中山决定把握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在广东策划起义。
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海面，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5年内不准他在香港逗留的驱逐令还没有到期，无法登岸。
7月17日，孙中山在轮船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在惠州起事，准备发难后沿海向福建推进，孙中山自己到台湾等候，等起义军打到厦门，他就携带枪械弹渡过台湾海峡，亲自督师。
10月6日，三会合首领黄福率领80人夜袭沙湾，打响了惠州起义的枪声。
第二天，由于枪械不能从香港转运，郑士良按照孙中山的命令在沙湾扩编军队，当地群众对起义军表示支持，有数千人参加了起义军。
郑士良挥师北上，攻占离惠州不远的镇隆，缴获枪支700余件，随后向东进军，几次打败清军。
到10月21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已经发展至两万多人，声势大震。
但当时起义军的后方接济已逐渐发生困难，特别是弹药缺乏成为严重的问题。
孙中山试图依靠日本支持从台湾接济军火的计划有落空，起义军无法继续抗击清军的围剿。
在紧急关头，郑士良果断命令解散队伍，大多数起义者返回家乡，郑士良、黄福等人突围逃至香港，惠州起义失败。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年来不屈不挠地革命斗争，给正在黑暗中寻求拯救祖国的有识之士指明了一条道路，对他们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强大的吸引力。
惠州起义，起了重大的革命宣传作用。
革命派几经迂回曲折，终于从狭窄阴暗的甬道中走出来，豁然开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