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和学衡派主张的分歧
1其一，新旧文化的关系问题。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一样主张发展新文化，但是二者于学理上产生分歧，后者强调超越传统，破旧立新；前者则强调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也因此之故，二者互有得失。
其二，中国的礼教问题。
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抨击“礼教吃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强调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礼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
其三，关于孔子的评说。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学衡派坚持高度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强调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世界文化伟人；同时，他们又反对神化孔子和尊孔教。
上述见解是合乎逻辑的，即便从今天看来，也应当说是正确的。
他们的缺憾在于未能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烈反孔，意在推倒成为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护身符的孔子偶像，以促进国人的思想解放。
学衡派的主要观点。
白话文学 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学，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 ，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 。
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进一步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
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进一步论证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
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白话文学中的重要性。
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
接着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显示出白话文学的威力，证明“ 旧文学之自认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经过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文言白话之争 中国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学阵营同封建文人之间围绕使用白话还是文言的一场论争。
论争可分为3个阶段：①酝酿阶段。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新的文学语言。
不久林纾(琴南)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表示反对。
7月，钱玄同把当时旧文学的两股主要力量桐城派和文选派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
次年初，傅斯年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系统地批评桐城派古文。
3 月，钱玄同集中旧文人反对文学革命的见解，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然后由刘半农写《答王敬轩书》加以反驳。
钱、刘串演的“双簧信”同时发表在《新青年》上，把论争引向深入。
②高潮阶段。
1919年初，陈拾遗出版《文艺丛报》，攻击白话文；林纾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和《致蔡鹤卿书》，并作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白话文运动；刘师培创《国故》月刊与新文化运动对抗。
京沪报刊竞相刊登《新青年》同人被逐出北京的谣言。
新文学方面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阵地，进行激烈反击。
蔡元培发表《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纾的留声机》，鲁迅发表《〈孔乙己〉篇末附记》、《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对复古言论和卫道嘴脸加以批驳和揭露。
论争促进了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
③继续阶段。
1922年1月，东吴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创办《学衡》杂志，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1925 年7月，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北京复刊专登文言的《甲寅》杂志，提倡“尊孔读经”并否定白话文，又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这样的反攻已是强弩之末。
进步思想界和文学界对他们的批判也就充满奚落嘲讽的色彩。
鲁迅的《估“学衡”》、《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玄珠(沈雁冰)的《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等都是此时写下的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