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脍炙人口的口号、标语往往有着巨大的政治感染力。
下列口号、标语与八年抗战(1937～194
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文 原载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27日 刘西瑞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
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
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
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
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
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
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是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
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脖。
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
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上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
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早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
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
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
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
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
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
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
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
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象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
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
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
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
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
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
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
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
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
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
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
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
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
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
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
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
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
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
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
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
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
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
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
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
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
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
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
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
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
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
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
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
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
”“那由国家买吧
”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
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
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
……1944年9月22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刘少奇根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称解放区，提出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编为解放军。
10月中旬，党中央和军委以“解放军”的名称发出有关指示。
11月起，有些地方文件和少数部队也开始使用“解放军”这一名称。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六项命令，在延安《解放日 报》第1543号（1945年8月12日）第一版公布了全文，总标题为《延安总部命令各路解放军向辽吉热察绥等省挺进》。
这是我军第一次公开使用“解放军”这一名称。
1946年10月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蒋介石自顾不暇，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之下，决无办法长久保持他们所占领的城市。
”这是我军首次在报纸上公开使用“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
1948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于11月1日正式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并对军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正式公开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呼。
新中国在各历史时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分别是什么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
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第三，“一边倒”。
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
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
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
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
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其次是中日关系发展。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
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
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
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
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
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
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
四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
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
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口号是（ ）
和平、民主、团结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实行以下紧急措施，以奠定和平建议的基础：“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五四爱国运动的口号是什么·它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
解放军从什么发展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诞1927年8月1日的起义。
1927年秋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湖北东部等地区的起义。
这些地区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当时叫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以后，陆续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1937年7月7日爆发抗日战争，8月25日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活动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10月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45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批下七道抗日反攻命令，并在其中第四道命令中首次提出“人民解放军”一词。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中共领导下的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大批进入东北地区，10月31日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中国爆发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
经过数年的国共内战，打败了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军西藏，统一了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