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口号指什么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重庆谈判破裂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阻挠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谈判。
对中共而言，重庆谈判是一次成果辉煌的谈判。
重庆谈判对中共来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和平的实现，各种宣传材料和宣传言论都直截了当的宣传这个方针，让广大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深入人心，1945年9月10日，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中提出：“这个新的时代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团结的。
”[1]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协定》上，国民党迫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广大人民舆论的压力，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明确的写入了《双十协定》，并以此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的胜利。
在重庆谈判前，有一些人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国统区和一些沦陷区的人民，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再加上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使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误解，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抢占地盘，不是真正为了全国的和平。
如到达沈阳后的罗荣桓深切感受到，市民“还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见我军服装破旧，枪械不精，举止言谈‘土气’，尽管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也总是敬而远之。
”[2]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选择前往重庆谈判，粉碎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
到达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了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3]在重庆谈判期间，尤其在重庆谈判中后期，已从谈判的艰巨性中认识到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不大，因此除了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斗争外，还积极主动地结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宣传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争取民心，试图与民主力量联合起来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
当时，在国共两党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政治力量，这便是以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派。
他们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在民主革命中，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间的势力第三方面，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人，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
[4]为了取得各中间势力的支持，迫使国民党尽快同中共达成协议，在重庆期间，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同各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往，拜访了党的一些老朋友，象宋庆龄、张澜、冯玉祥等，还会见了小民革（中国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对他们开诚布公，详尽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
这些话使许多民主人士认识到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促使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谈判期间，始终同中共保持密切合作和默契的态度，许多人开始帮助中共。
如在重庆谈判期间，许多民主人士考虑到国民党经常制造暗杀事件，对的安全非常担心，有人在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
”有人写字条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5]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各民主人士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及真诚追求和平的种种行动，让社会各界人士大多逐步倒向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人心向背已非常明显，这就为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政治基础。
后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以优势的兵力参与内战，结果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便败北，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国民党挑起内战，其内战、独裁的面目暴露，很快丧尽人心，而共产党则大获人心。
而这个民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重庆谈判中开始建立起来的。
中共赴重庆谈判的另一大收获便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对中共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按周恩来的话讲：我们利用合法的地位和合法的工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南方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我们虽然让出了南方几块孤立分散的根据地，但却保住了有生力量，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壮大了北方根据地的力量。
由于“检查制度的取消”，我们不仅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报刊书籍，“甚至国民党报纸都不能不登载我们的消息”，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办到过的，所有这些都为来夺取全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7]此外，重庆谈判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使得解放区获得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恢复和发展的时间。
中共从重庆谈判中后期起已感受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有限，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武力进攻中共，为了以斗争求团结，便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在解放区开展了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还派十多万军队和彭真、陈云等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而且中共通过让出八个解放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宣传的中共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的谣言，更重要的是中共借此集中了兵力。
因为这些解放区大多在交通要道上，国民党无论如何要来争抢，中共军队撤出后就避免了内战爆发时这些地区的解放军被国民党军队给各个击破，使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态势上处于有利地位。
这些对后来内战中中共的胜利也是相当重要的。
介绍一下“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从1945年8月24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为了解决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而举行的一次重要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外形势随之发生急遽变化。
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希望和平建国，同时美、苏间在中国问题上互相妥协，蒋介石为了赢得内战准备时间，于8月中下旬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受到各阶层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
在此期间，直接同蒋介石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
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拖延甚至陷于僵局。
在会谈的过程中，、周恩来和中共在重庆的其他代表与工作人员积极同各界人士交往，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试图用武力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
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原有并得到了加强的国民党军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起进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犯。
尤其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
经过艰苦的努力，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
《会谈纪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谈判双方还确定了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会谈还达成各项协议：包括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
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会谈纪要》签订后，返回延安。
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
重庆谈判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重庆谈判所提出的主张是什么
主要主张：1、改组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2、整编军队，不仅共产党的要整编，国民党的军队也要整编；3、保护和平，防止内战；4、承认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做了什么努力和奋斗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不来，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从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麻痹共产党，迫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
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兵力分散，摊子没有摆好，也不能很快下决心打内战。
但是，“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
从中国的现在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也将会“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再去谈判。
在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决定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
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