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首的8句古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 古台摇落后，秋入望乡心。
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
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自今。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 》 九春开上节，千门敞夜扉。
兰灯吐新焰，桂魄朗圆辉。
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
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早寒江上有怀》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暮过山村》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
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长安春望》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灞上秋居》 灞原风雨定，晚见雁行频。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空园白露滴，孤壁野僧邻。
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
《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⑥。
《西塞山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春夜别友人》 银烛吐清烟，金尊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幽居初夏》 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
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
箨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
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
《饯别王十一南游》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
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
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苹。
《夜归鹿门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的复述
中国有四大佛教圣经，因为道场不同，掌管的福气不同，因此并没有说哪个一家独大，而是各有千秋。
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分别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掌管智慧。
所以考学上课去朝拜是最灵验的。
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
掌管平安。
所以旅游口号是“朝拜峨眉山，全家保平安”。
浙江舟山市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掌管慈悲。
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菩萨。
最初叫“观世音菩萨”。
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掌管孝道。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地藏菩萨说的。
曾经被古代皇帝毁灭的寺庙
“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
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三武一宗之厄”等等。
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一般认为是于汉明帝（28年－75年9月5日东汉第二位皇帝）时。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
起初佛教极度疯狂，贪奢淫欲，大肆宣传割肉饲鹰、铁钩挂体、剥皮书经、烧身供佛等残忍行为，当时人们对佛教极端狂热，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
在这样的狂热下，唐朝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今天。
然而盛极必反，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
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
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
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魏太武帝 背景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时间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 背景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
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 背景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
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
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
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
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后周世宗 背景 由于佛教寺院僧尼构成了国家财政上的负担，世宗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
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时间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
影响 相传 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
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
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
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59.关于古代长安的诗词歌赋、段落、文章. 越多越好.
是圆明园吧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
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组成。
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
1860年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此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中文名称： 圆明园 类别： 历史博物馆 地点： 北京 开放时间： 1988年6月29日 面积： 5200余亩 毁于： 1860年10月 目录 概况名称由来 历史发展 遭遇浩劫 衰败过程 遗址保护及整修 历史康熙时期 雍正时期 乾隆时期 咸丰时期 同治时期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园林建筑建筑特色 位置与规模 园林结构 园林特色概述 主要景致 园林收藏 艺术特色 园林地址概况 名称由来 历史发展 遭遇浩劫 衰败过程 遗址保护及整修 历史 康熙时期 雍正时期 乾隆时期 咸丰时期 同治时期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圆明园”，这一名称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
康熙皇帝御书三字匾牌，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
对这个圆明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质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另外，“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
著有《御选语录》19卷和《御制拣魔辨异录》。
在清初的佛教宗派格局中，雍正皇帝以禅门宗匠自居，并以“天下主”的身份对佛教施以影响，努力提倡“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是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法号“圆明”。
历史发展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于10月6日占据圆明园。
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
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向城内开进。
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 被拍卖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头(8张)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
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
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火烧圆明园，这是人们说惯了的一个提法。
其实，火烧圆明园的真正概念，不仅是火烧圆明园，而是火烧京西皇家三山五园。
焚毁的范围远远比圆明园大得多。
这三山五园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
历史上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曾有两次。
第一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英法联军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园内寺庙建筑也大多被毁于火。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
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
如，圆明园的蓬莱瑶台、武陵春色、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再次放火烧圆明园，使这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
在文学作品中似乎把火烧圆明园的罪过，归咎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无能。
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但并不确切。
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表明，一个贫穷落后、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只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凌辱、被掠夺的地位。
火烧圆明园的历史则再次证明：国家贫穷、落后、软弱就要挨打。
现在，圆明园已辟为遗址公园，并正对遗址进行保护性维修，恢复山形水系、园林植被、桥涵闸路，部分古建筑也将重修。
洗劫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当 当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圆明园时，这处秀丽园林，已被毁坏得满目狼疮。
火烧圆明园 正当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退让，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 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迹(20张)择日签约时，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为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使清政府“惕然震惊”，竟借口其清政府逮捕公使和劣待战俘，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
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劣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
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译自原英文) 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
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被一齐付之一炬。
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偌大的圆明三园内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官门、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几案均尽遭劫掠。
自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国侵略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
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
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
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当圆明园还在熊熊燃烧之时，奉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忻全部承诺了侵略者的一切条件。
不久即分别与英、法、俄诸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签订了《北京条约》。
衰败过程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
能拿走的统统拿走，拿不动的用车或者牲口拉，实在拿不走就任意破坏
那群没人性的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
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圆明园舍卫城遗址 1900年八国联军[这八个土匪强盗是：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共有12个国家同清镇府签订条约]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
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
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
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
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
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
”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 长春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 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
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
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
至此，圆明园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
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
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
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
遗址保护及整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 重点文物保护 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
在十年动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整个圆明园的水系山形和万园之园的园林格局依然存在，近半数的土地成为绿化地带。
十几万株树木蔚然成林，多数建筑基址尚可找到，数十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遗址的石雕残迹颇引人注目。
1976年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杯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展览馆，自1979年11月举办，其中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参观。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
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
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年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备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
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首期工程是整修福海，1984年12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7个月蓄水放船。
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
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
两年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ll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55公顷。
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
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初具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
6年来，园内游人已超过1,000万。
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 圆明园之长春圆(15张)修建设主要进行了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完善提高了福海、绮春园两景区的绿化美化、园路桥涵和服务设施。
二是园林遗址的清理整理水平有明显提高。
这两个景区已有蓬岛瑶台、涵虚郎鉴、观澜堂、别有洞天、涵秋馆、天心水面、凤麟洲等十余处遗址，清运碴土，廓清石建基址，整理临水台基，界定遗址范围，立石镌刻盛时图景，供游人凭吊。
三是择要修复了几处景点，如绮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碧字和浩然亭，福海别有洞天的四方亭等。
四是全面补砌了绮春园东半部的河湖自然石驳岸，计4，960延长米。
五是全面清理整理了西洋楼遗址的西半部，清运碴土16,000立方米，廓清谐奇趣、蓄水楼、养雀宠、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等各座古建基址及喷水池，并归位大批台基柱壁等石件。
六是从1992年12月起，全面整修长春园山形水系，至1994年4月基本竣工。
共动土方20多万立方米，浚挖河湖水面28公顷，整砌石驳岸9,500延长米，整理山形42座，使该园山形水系均基本恢复原貌。
并整理了海岳开襟、、流香诸、得全阁、鉴园、狮子林等处园林遗址和临水台基；挖掘复位乾隆御题匾诗刻石31 圆明园风景(20张)件；种植各类乔灌木35400余株，栽种莲藉藕10公顷。
至此，圆明三园整个东半部（200公顷）已初步连片建成遗址园林。
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是山青水碧，林木葱茂，花草芬芳，景色诱人。
它既富于遗址特色，又具备公园功能，是一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群众游憩的好去处。
由国家与园内农民联合建园这一形式，经数年过渡，全面开辟遗址公园的条件渐趋成熟。
按照首都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为加快遗址公园建设步伐，于1990年和1993年分两批正式办理了遗址公园全部占地的征用手续，将园内原以土地谋生的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安置其劳动力从事园林建设。
这就为在圆明三园范围内全面建设遗址公园、保护文物古迹创造了全新的条件。
争取恢复原样。
编辑本段历史 康熙时期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额“圆明园”。
雍正时期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
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
乾隆时期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继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
这三座园林，均属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咸丰时期 咸丰十年（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10月6日，占领圆明园。
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
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切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
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
同治时期以后 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同治帝准备修复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
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
清朝覆灭后，一些军阀、政客、官僚，纷纷从圆明园盗运建筑材料，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 圆明园复原图 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后，圆明园遗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开。
后被辟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编辑本段园林建筑 建筑特色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
1709年， 建筑特色 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
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 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 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 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
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 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 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
园中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有玲珑剔透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 的“买卖街”，有象征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 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
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
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 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圆明园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
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
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
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五分之二，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中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
园内又缀叠有大大小小的土山250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
使整个园林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建筑的水主题特征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
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
各个岛上建置 圆明园 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
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垂虹驾湖，婉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
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
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
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
雍正皇帝喜欢在此居住。
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西泽）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
”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
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莱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
相传，秦始皇曾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人，率领千余名童男童女，出海东渡，去替他寻仙境、求仙药，以企长生不老。
这当然只能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而雍正皇帝则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享台，“望之若金堂五所。
玉楼十二”，并按“徐福海中求”的寓意，把东湖命名为“福海”。
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十多处园林佳景。
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
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
七月十五日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
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
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建筑的集全国之大成特征 圆明园之长春园、圆明园(16张)圆明园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
乾隆皇帝弘历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热河、盛京（即沈阳）和盘山等地。
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
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
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
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乾隆皇帝南巡之后，在圆明园先后仿建有四处江南名园。
其中之一即福海西北的安澜园。
乾隆二十七年南巡时，曾以海宁的陈氏隅园作为行馆，并赐名“安澜园”。
乾隆皇帝很喜欢该园结构佳妙，回京后就在圆明园四宜书屋左右，仿其位置进行改建和增建。
园成之后，也题名叫“安澜园”，当时仿建的另外三处名园，都在长春园内。
一处是乾隆二十三年，在思永斋东院，仿照杭州西湖汪氏园而建的小有天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二年，仿照江宁（即南京）瞻园而建的如园；一处是乾隆三十七年，仿照苏州著名园林而建的狮子林。
如园和狮子林，都分别有16个以上风景点。
圆明园的西峰秀色，是雍正、乾隆二帝每于七月初七，设七夕巧筵的地方。
这里可远借西山景色，河西岸有一组叠山，松峦峻峙，山涧之中瀑布飞流急下。
在此近观仰视有如庐山的峻峙气势，取名叫“小匡庐”。
坐石临流，仿自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
建于雍正朝，俗称流杯亭。
东晋王羲之等文人雅士，曾于永和九年三月三（即上巳日），会于会稽兰亭，曲水流觞，赋诗修楔（祭祀活动），被传为佳话。
圆明园的这座兰亭，在仄涧中，奇石峭列，激波分注，建有三开间的重檐敞亭。
乾隆四十四年，收集到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序”帖6件，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手迹，合为“兰亭八柱册”。
乾隆皇帝让把此亭改建为八方，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
廓然大公，后来也总称双鹤斋，仿无锡惠山的寄畅园而建。
这一景的北半部，是乾隆中叶，仿照盘山静寄山庄的云林石室的山石，叠石而成的。
嘉庆诗赞“双鹤斋”：结构年深仿惠山，名园寄畅境幽闲。
曲蹊峭茜松尤茂，小洞崎岖石不顽。
人们知道颐和园的谐趣园，是仿惠山寄畅园建的，其实，当时在圆明园也仿建有寄畅园。
只是两次仿建意境各有千秋。
武陵春色，摹写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意境。
建自康熙末年，雍正朝时叫桃花坞，曾是弘历读书的地方，书室叫“乐善堂”。
此景，号称有山桃万株。
苏州阊门内旧有一处桃花坞，相传是唐伯虎的故居。
圆明园的桃花坞，虽然袭用其名，但桃花之盛远不是吴下所能相比。
建筑的造型特征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一百景。
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
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一万平方米。
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形、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
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形式，如字轩、眉月轩、田字殿、还有扇面形、弓面形、圆镜形、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方胜形、书卷形等等。
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
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他说：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
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
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
建筑的宗教特征 圆明园的寺庙园林，也是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侧面。
安佑宫（鸿慈永祜），是按照景山寿皇殿的旧例建造的。
用来祭奉康熙、雍正皇帝“神御”，是园内的皇家祖祠。
宫为九间，正脊重檐歇山，以黄色琉璃瓦覆顶，是园内体量最大的一个建筑物。
周围有乔松偃盖，中轴线南端有两对华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岸边，是按照幻想中的仙山琼阁建造的，据史料记载，这里供奉有2200多尊佛像，有30余座佛塔。
这处建筑的前部底座以汉白玉砌成山字形，伸入水中。
整个建筑体态庞大，金碧辉煌。
每当清晨薄雾初起，该建筑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宛如琼阁瑶台一般。
这处建筑的格调和气势，是我国现存园林建筑中所少见的。
舍卫城，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建筑。
据说是仿照古代印度桥萨罗国都城的布局建造的，城内共有殿宇、房舍326间。
康熙以来，每当皇帝、皇太后寿诞，王公大臣进奉的佛像都存放在这里。
其中有纯金的、镀银的、玉雕的、铜塑的，年复一年，竟达数十万尊。
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都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
圆明园建筑的评价 圆明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
乾隆皇帝说它：“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而且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
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有这样的评价：“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指圆明园）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
”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
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位置与规模 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劫掠，10月18日-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闯入院内，把园中的建筑被烧毁。
曾经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只剩断垣残壁，供游人凭吊。
园林结构 历史上的圆明园，是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组成。
三园紧相毗连，通称圆明园。
一位目睹过它的西欧传教土赞誉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
这位传教士的结论是：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
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圆明园 万化的景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