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发生的事情（大事，小事就不用了）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著名造反口号
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黄巾：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李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
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
钟相扬么：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李自成：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洪秀全：一律平均。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
孙中山：驱除鞑奴，回复中华：消灭资本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什么是所谓的“共产风”
只看到一个关于王晓波的《孤岛访谈录》——王小波访谈 作广播读书节目t孤岛访谈t，采访的第三位嘉宾便是王小波，时间大概是在1995年的秋天。
此前，我对王小波所知不多。
我的采访预案，除去那个广播读书节目的一些技术性规定外，主要来自我阅读《黄金时代》后留下的印象：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作家。
按照朋友给我的电话，我和王小波联系上。
我提出采访、录音诸多事宜，他一口答应。
如约前往，我和他都有些拘谨。
我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言谈不很放松。
王小波话更少。
我问一句，他几句话便已说清。
这迫使我不停地在现场加入新的提问。
在读书节目的一些规定性问题完成后，我迫不得已请他谈小说。
这时，王小波的话开始阳光灿烂。
更放松的交谈是在这t灿烂t这后。
如果不是电台作广播读书节目，我相信，真正的采访应该从那时开始――而那些交流已没有录音，没有笔记。
我相信王小波知道，所谓t孤岛t设置，仅仅是一个t包装t。
这个包装试图让被访的人没有武装，实话实说。
我开始提问――黄集伟：欢迎光临t孤岛t。
和一位学者兼小说家在t孤岛t上交谈，想来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先请你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t自我吹嘘t一下，好么
王小波：很简单，一点不是t吹嘘t。
我过去是一名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黄集伟：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t立言者t。
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寞。
请你到t孤岛做客t，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
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t孤岛t
王小波：我理解你的t孤岛t，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
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
要不就带本棋谱吧。
我想也可以。
黄集伟：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
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你的个人经历很丰富。
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t孤岛t――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形
王小波：肯定可以了。
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t孤岛t的情况差不多。
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
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
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
因为有很多难题可作，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耗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耗时间――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
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黄集伟：什么时候
王小波：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
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黄集伟：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王小波：那很可能。
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
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
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
最后就剩下t做题t了。
黄集伟：讲讲你的故事。
王小波：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
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
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
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
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
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黄集伟：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t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t。
你还说，既或是一本t小书t，也同样。
这种关于书籍的t灾难说t，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王小波：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
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
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
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
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
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t附加t的一个经历。
黄集伟：《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王小波：还挺多。
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
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黄集伟：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王小波：这肯定不准确。
没有这件事。
黄集伟：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王小波：有的书从我手上t过t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t过t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
因为我看书，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
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
书从我手中t过t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
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黄集伟：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
可不可以
王小波：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
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
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散文了。
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
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
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黄集伟：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王小波：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
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
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
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
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
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
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黄集伟：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小波：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
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黄集伟：一点儿记不住
本月听什么了
王小波：一点儿都记不住――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
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
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
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黄集伟：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t个人奋斗t。
你怎样理解t个人奋斗t
王小波：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
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
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
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呆，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t左派t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当时他已经完全t落伍t了，他很穷，跟好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
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
我对这类的t气势t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黄集伟：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王小波：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
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
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黄集伟：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富。
你在云南插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
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
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
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儿――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王小波：我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做过。
但我觉得生活真好像是一个转盘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起点上去了。
比如说，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喜欢编故事，这个志向是最初的一个志向。
转来转去自己还是停在自己原来的志向上了。
我学过工，也读过文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弄过，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最初的志向其实就是你最终的去向。
黄集伟：人最终不会委屈自己。
为了生存，有时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做一些事，可做不长――一个人最后所做的事情，或许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看《黄金时代》，我觉得如果仅看文字，很冷。
冷漠
冷淡
可你书中所写的不少情节，仍让人感动。
比如《似水流年》，你写到一位跳楼自杀的教授的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点着几十支蜡烛守着老爸血肉模糊的脑浆……王小波：我觉得生活里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
你所说的感触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风格所致。
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
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会体会。
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后呢，到是有一种t滥情t的嫌疑。
至于很轻微的事件倒可以举一反三地渲染一下，这是我的一种风格。
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跟读者是完全可以沟通的。
大家对t事件t的判断可能都是一样的，感触也一样。
黄集伟：在t孤岛t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王小波：我也不会知道别人会在t孤岛t上怎么生活。
不过我想，比如说读小说或者写小说，这是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
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种事的。
硬做，读好小说糟蹋好小说，写小说也写不好。
人在苦闷的时候，比较适合做一点智力的工作。
比如说，要是可能的话，我不带CD盘。
我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去，我到孤岛上去编一套程序，也许更能适合当时的心境。
不过我对你们的t孤岛t还不太了解――按照你的设计，它是一座人间乐土
也未可知。
我个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个挺耗人的地方。
黄集伟：如果让你挑，t孤岛t和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选择哪一个
王小波：我还是选择现在的城市。
因为t孤岛t虽然照你所说t衣食无忧t，还有各种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
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黄集伟：1995年，你的文章写少了，干嘛呢
王小波：写小说。
写一种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历史题材的。
可能有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没有机会发表过――就是古怪兮兮，比较个性化吧。
其实，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
我想，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
前一类的小说家像海明威，纯粹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像卡尔维诺，还有尤瑟纳尔，都是这样的作者。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
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黄集伟：当学者、写杂文，直到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小说，这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吗
王小波：当然还是不同。
写杂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讲理，要使读者能够同意你。
可是写小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写小说是一个个性化的工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主要把自己表达好了就成了。
所以，这两种事情要是伙在一块儿做也是挺困难的。
静下心来写点小说也更合我的意愿。
黄集伟：你对自己的小说怎么看
王小波：有写的好的，有写的一般的――大概是这么着。
写的好的小说和写的一般的小说区别主要是功夫。
有的小说写的时间非常长，反复修改，以求得一种完美的感觉。
像《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篇，篇名也叫《黄金时代》，就属于写的时间最长的小说。
而有的写的时间就比较短。
黄集伟：《黄金时代》写了多长时间
王小波：写的时间很长了――很早的时候就有草稿。
到写成都十多年了。
当然也不是一直在写。
一直在写就该成一个神话了。
只不过是时而不写、时而写。
修改的时候，你可以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
可能写到最后定稿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同意杜拉斯说的――一篇小说写成之后，你也不愿再改了，就想把它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
《黄金时代》我觉得是我写的比较认真的一篇。
其实――可能是自吹吧，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是大家所共有的：现代小说家往往都会有一两篇中长篇的精品，这些精品不是他其他作品可以比较的。
现代小说有一种写法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大概把一生的心血都耗费在里面了――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是像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这两位作者都说过写这个作品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作品也确实是很完美。
当然，我的《黄金时代》是不能跟这些大师的作品想比的。
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体会到所谓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
再比如像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像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类的小说写得都不太长，可是却写得非常完美。
完美与不完美，有时候我觉得与你是不是下决心把它写完美有很大关系。
要把一部作品写完美，要耗费作者很多时间，占用作者很多精力。
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全面。
但我想，一部现代小说的精品，往往是要把作者耗费尽的。
所以作者们也不能做到篇篇如此。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
这部小说我的意见是它写得非常非常好看，也合理，结构也非常好。
《铁皮鼓》虽然比这本小册子有名得多，可它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可见作者是不是下定决心很重要。
黄集伟：你读了这么多的如你所言t现代小说经典t式的小说，谁对你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王小波：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
他的一些小说跟历史没有关系，他喜欢自由发挥――他的一篇小说叫《我们的祖先》，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算作是一种写法。
其实也不叫t历史小说t，就叫t小说t好了。
它常常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自由发挥，写出来相当好看，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学的状态，不受现实的约束，和纪实文学也彻底划清了界限。
黄集伟：容易逃离现存的逻辑。
王小波：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黄集伟：写这样的小说，你是怎么一种状态
王小波：感觉挺好的
很自由。
觉得自己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
黄集伟：你还说过你要写t未来小说t，有成品么
王小波：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
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t未来小说t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
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黄集伟：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王小波：是啊是啊。
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
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
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黄集伟：《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王小波：不好意思。
我比较孤陋寡闻。
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黄集伟：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王小波：这肯定是。
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
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
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在重复在做。
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
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
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的了。
黄集伟：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王小波：我的看法是这样。
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
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
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点区别……黄集伟：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王小波：可能是。
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
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黄集伟：再次感谢你。
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t孤岛t上来。
王小波：谢谢。
1995年10月7日（摘自《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
落草为寇得天下
落草为寇语出自元朝秦简夫《赵礼让肥》第三折：“某今在这宜秋山虎头寨，落草为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旧指逃入山林做强盗。
新意可解释为：一个好好的正道人，离开社会，流落到山林草莽，成为贼寇。
俗语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说。
史上草寇编辑李特：（?—303年）在四川组织流民大营抵抗晋兵，占据广汉，开仓放粮约法三章，打下成汉基业陈胜、吴广(?-前208)；(?-前208)：大雨滂沱的穷乡僻壤--大泽乡揭竿而起，以区区九百之众向一个庞大的帝国发起了挑战。
豪语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终，陈胜吴广被部下所杀，起义失败，但却重重打击了暴秦的统治。
张角：(?-184)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发起者，这是历史上准备最持久、计划最周密、动员最广泛的一次起义。
后被朝廷镇压。
《三国演义》就是从刘关张镇压黄巾起义开始的。
黄巢：(820～884年)出身盐商家庭，造反后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与王决裂后一度由强到弱，又由弱到强。
程咬金：(589—665)唐朝开国功臣，曾落草瓦岗寨，当了混世魔王，后辅佐唐王成为功臣。
其他草寇 (4张)王小波：北宋（993年）太宗淳化四年，在四川青城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第二年，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四川部分地区，坚持斗争到995年春，最后失败。
方腊：（
-1121年），又名方十三，歙州(今安徽歙县）人，一说睦州青溪(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人。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
他于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农民政权。
在当时影响很大，1121年夏起义失败，方腊被俘，被朝廷处死。
钟相、杨幺： 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 钟相、杨幺1130年2月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建立“大楚”政权，1135年6月杨幺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还有近代一些党派在前期争夺政权时，也被人以“草寇”而冠名的
李自成：（1606-1645）绰号“闯将 ”，自立后又升级为“闯王”。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起义绵延十八年，波及二十省。
这是一场震撼性的革命、却又像是一场没有目标的疯狂闹剧，走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洪秀全在理想中崛起，又在狂妄中毁灭。
杨幺: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1130—1135年)，在南宋农民起义战争中，湖南义军首领钟相、杨么等率众于洞庭湖地区连年抗击南宋官军围剿的战争。
后被岳飞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