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提出的口号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提升出来的，是对还是错
是的，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孙中山革命提出“大同社会”是由儒家思想提升出来的
是的，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为己任，虽然没成功，但是还是个伟人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口号
孙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
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
孙中山为何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
我认为，这是他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天下为公”的出典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礼记·礼运》中所描叙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就是所谓“大同”。
《礼运》篇托名孔子撰作，其实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学者所编纂。
它反映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源头便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篇。
但孙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孙中山所处那个时代的印记。
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孙中山眼中的“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到了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更宽广。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一个“共”字，涵盖面是那么大，“国家”、“政治”、“利益”都在它的笼罩之下。
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
在孙中山的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人民，享受平等幸福的是全体人民：“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国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
“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确实做到了古人说的“公天下”。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世人说，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没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孙中山描绘的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当时确实使很多人怦然心动，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实现“天下为公”的途径 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公天下”。
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
并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
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中华民族，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权，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
他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
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
在这种制度下，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
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但孙中山又说，要把“权”与“能”、“政权”与“治权”分开。
简单地说，就是有权的人，不要直接管事以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管。
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
”而且要把受人民委托管理政府的专门家看作是普通人，即使是民国的总统、总长，也要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人。
至于“政权”和“治权”分开的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解释的：“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这个政权，便是民权。
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孙中山设想得很好，真正实行起来未必简单。
人民把管理政府的大权交给“有能的专门家”以后，既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又要监督他们，防止其反仆为主，公仆变老爷，这事谈何容易。
他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辛亥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即土地“单一税制”，具体办法就是让地主自报土地价格，以后国家按地主自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国家征用地主土地，也按地主自报地价收购。
土地因交通发达涨价的部分，当归国家。
孙中山说，“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
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但他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只适用于“宅地”，不适用于“耕地”；只适用于城市及近郊，不适用于广大农村。
孙中山晚年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而且这种主张不很现实。
孙中山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想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防止其必然伴随的弊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
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
中国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
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
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
他把民生主义或称作社会主义，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或称作共产主义。
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
孙中山深知，为实现“天下为公”，必须跟以天下为私的人作斗争。
他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
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孙中山所说的搅乱民国的所谓“公仆”，指的是袁世凯、张作霖、曹锟、龙济光等人，这些官僚、军阀把军队当作私有，把政权当作私有，把国家当作私有。
所以他说：“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
”对于全国统一、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将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孙中山不会没有预料。
他曾设想，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据他说，有了这样“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但是，“五权分立”到底能解决多大问题，实在是很难说的。
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
虽然直到他逝世，民国依然是一块假招牌，但他为实现“天下为公”而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是有益的。
今天的时代跟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题词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自然，“天下为公”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为什么大同思想会影响一代代革命家,改革家,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
首先必须说孔子太伟大了，他在几千年前说的话会被后人奉为圭臬，孔子的门人也很“伟大”，将孔子可能带来的影响发挥到了最大限度。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精神统治使得连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觉醒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思想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了，一想到革命，就只有这一个目的了。
再有这个目标太诱人了，不管这些政治家的本意如何，当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并且似模似样的提出了一些施行办法后，那些处于深重的苦难中，对贵族的奢侈生活红了眼的普通民众很容易就被诱惑了，感动了，于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政治游戏中，与革命家一起在历史的舞台上与敌人斡旋。
最后这个大同的思想可能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不管怎么变，想要改好的人最后都要把目标定在大同上面。
近代社会，有哪些人也努力实现过“大同”社会，你能举出一两个例子。
（详细）
（1）洪秀全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
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
他的大同理想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无疑是一种空想。
（2）谭嗣同在《仁学》中主张“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人人自由……战争息，绩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君臣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的“大同之象”。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太平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3）孙中山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把“大同”等同于社会主义。
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4）青年提倡过道德理想意义上的大同思想，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具体的目标，又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可见他将大同的实现寄希望于哲学和伦理的改造，仍然具有空想色彩。
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找到了到达大同的正确途径和阶级力量，为几千年的大同思想由空想转化现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人民共和国”。
他切实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他强调只有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到达大同。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在此政治基础上，“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 在政治革命意义上为大同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他在探索如何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实践上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使大同理想的实现失去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种离开生产力纯粹从生产关系角度构建大同社会，同样陷入实践的艰难困境。
（5）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继承和超越了传统的大同思想，并在总结和吸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探索经验之上，在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奋斗目标，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理想的内涵和小康社会理想的发展规划，较为全面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体系。
的小康社会思想蕴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合理因素，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予以科学的扬弃。
他强调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在经济建设上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正确途径和强大物质力量。
为什么大同思想会影响一代代革命家,改革家,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
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
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和汲取。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
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
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
”[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的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
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
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
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
”[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
”[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
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
”[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
”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10]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
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
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
”[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
”[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社会之。
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
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
”[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
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
此社会主义之博爱。
”[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
[16]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主义之上乘。
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
”[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的”。
[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
……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
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
”[20]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
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离事实太远。
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变迁，阐发无遗。
”[21] 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
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
处今日之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
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
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
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
”[23 ]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
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
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
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
”[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
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