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的历史
长沙有着两千多年的原址城建史，“长沙”一名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逸周书·王会》。
秦代始设长沙郡，西汉时期建立长沙国，五代时期长沙为南楚都城。
北宋时期设立的岳麓书院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留下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佳句。
清末时长沙为中国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一，近代则成为了中国一大重要政治革命中心。
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黄兴等人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等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人物也在此求学和开展政治运动。
长沙于1937年成为抗日战争后方，迎来发展鼎盛期，但其后的“文夕大火”以及四次长沙会战摧毁了长沙的城建和经济基础，对其现代史造成了深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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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
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
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
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
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
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 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
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
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
”“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
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錱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
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
\ 说过“军队是所大学校”，此话极有道理。
湘军就是没有楼房的大学，战场就是没有黑板的教室。
世世代代住在穷山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外还有社会，除了生存外还有信仰，除了物质外还有精神。
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次质的提升，甚至飞跃。
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
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
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
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
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
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
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
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伙。
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
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
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
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
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
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
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
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
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
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
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
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
“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
去世的当年七月，此建议付诸实现。
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
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
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 团队观念、世界眼光，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 一是在精神上。
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
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
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
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
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 二是在物质上。
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
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
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
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
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
湖南很快冒出一批有钱人。
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飘洋出海。
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
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
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
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
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
著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
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
\ 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 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
王闿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
”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
“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大经济出自大学问。
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
“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
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
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
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 湖湘文化是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
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
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
这一点，笔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具体内容是什么
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我血荐轩辕。
本诗作于1903年。
鲁迅最早将本诗写赠给许寿裳。
许寿裳在《怀旧》中说：“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 灵台无计逃神矢。
灵台，也叫灵府，指心。
《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
”郭象注：“灵台者，心也。
”鲁迅在几年后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文中还多次以灵府指心。
神矢，罗马神话爱神之箭。
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谈到《自题小像》时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
”在罗马神话中，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
他的箭同时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这男女双方就会结合。
但他的射箭有点乱来，有时双方并不合适，他也射去，弄得人家虽不合适也非相爱不可。
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就写到这位“爱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着前胸”的人问他：“我应该爱谁
”他回答说：“你要是爱谁，就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这就是说，他颇有点“为射箭而射箭”，至于他胡乱射中的男女是否合适、是否美满，他是不管的了。
这很有点像中国神话中的“月下老人”。
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人们在提到他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爱情美满的当儿，倒不如说常常是在婚姻不满的时刻，亦即是在无可奈何非相爱不可的情况下。
鲁迅写《爱之神》，就是用来揭露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的。
本诗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不正是“被一箭射中前胸”的意思吗
1903年夏，鲁迅归国度暑假，母亲要他答应早在他南京求学时就已提过的与朱家的婚事。
鲁迅不愿拂逆年轻守寡、生活艰苦的母亲的心意，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了。
估计是在鲁迅假满回日本后，母亲就办订婚手续。
在封建社会，订婚几乎和结婚同样重要，事情定了就不能改了。
所以1903年暑假是鲁迅不幸婚姻的关键时刻，1906年不过是去“完婚”罢了。
鲁迅对这婚事内心是很不满意的，因而才有“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句。
风雨如磐暗故园。
故园，是指故国，故乡。
暗，晦暗。
本句是说：祖国、故乡，在风雨飘摇的浓重的黑暗之中。
在自然环境中，狂风暴雨，昏天黑地，人们有时也会用“风雨如磐”来形容。
磐，扁圆的大石，喻风雨迫人的一种重压。
鲁迅 1910年12月21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温，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
”这种自然景象，历来诗文中常用来比喻、联想政治的压抑、压迫。
如唐末贯休的《侠客》中有“黄昏风雨黑如磐”的诗句；清人龚自珍的《哭洞庭叶青原》中有“黑云雁背如磐堕”的说法。
鲁迅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有“黑云如磐”的词语，来形容当时统治的黑暗和压迫的深重。
这“风雨”当然是指政治风雨。
侵略者的掠夺和封建腐朽的统治，使人民深受重压，使祖国沦于黑暗之中。
诗句表达了诗人为此而产生的沉痛心情。
黑暗统治即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导致人民的贫穷、落后和愚昧。
封建婚姻是黑暗的物质统治和精神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笼罩人民生活的一个阴影。
寄意寒星荃不察。
在漫漫黑夜中，天空的寒星是唯一闪光者，它使追求光明的人寄予希望。
“寄意寒星”，在本诗诗人大概也就是这意思。
《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
”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流星”句是“欲托忠策忠于贤良也”，那“流星”是指“君”。
王夫之《楚辞通释》则认为：“流星”是指“小人”；“其奸谗闪烁”，不过“如流星之炫耀”。
鲁迅在本诗中的“寒星”，既不会指“君”，也不会指“小人”，他只是采用《九辩》的句法罢了。
那么，鲁迅诗中的“寒星”是指谁呢
我以为是指国民，即民众。
“荃不察”，语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王逸认为：“荃，香草，以喻君也。
”朱熹也认为：“此又借以寓意于君也。
”但在《楚辞》中，荃并不只用来指君。
同在《离骚》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兰、芷、荃、蕙本来都是香草，可有的变为不芳，有的变为恶草。
茅，恶草也。
这是指贤臣中，有的人变坏了。
可见，“荃”在楚辞中，可用来指君，也可用来指臣。
鲁迅在本诗中，“荃”是指国民、民众。
“寒星”和“荃”都是指国民、民众。
“寄意寒心荃不察”的寓意是：将希望寄托于民众，但民众还没有觉醒，他们对我的希望还不能理解。
有些研究者说：鲁迅在这里是用“荃”指母亲，“荃”不察，他只好寄意天空中的寒星了。
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矛盾。
母亲不能理解鲁迅婚姻自由、自主的愿望，因为她也是落后、愚昧、尚未觉醒的民众中的一员。
不必把母亲与民众对立和分离开来。
“同胞未醒”，这也是当时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焦虑。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秋瑾在《致徐小淑绝命词》中念念不忘的是：“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鲁迅的思想也是如此。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本诗的结句。
“荐”是表达的意思，“轩辕”本指黄帝，这里指中华民族。
它的意思，直接说就是“我用我的血来表达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引申一下，就是说“我愿意为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奉献一切，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它成了诗人的誓言。
这誓言，是和当时的革命思潮密切相关的。
在上海和中国东南数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1903年正是革命运动高涨的一年。
湖北湖南的革命者，经过1903年的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长沙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
浙江、苏南的革命者，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1903年在上海成立军国民教育会。
在此基础上，1904年成立革命组织光复会。
其他各省的革命小团体也纷纷成立。
这些革命组织的宗旨几乎都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清朝的统治，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纠合在一起。
“振兴大汉民族，驱逐满族鞑靼”，成了许多革命者的口号；而大汉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即轩辕氏，因而黄帝、轩辕也成了大大歌颂的对象。
宣传革命的报刊书籍也在这时期纷纷出版。
如1903年5月出版的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一开头就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而革命就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而革命的主体是“我皇汉民族”、“轩辕子孙”。
当光复会会员吴樾因炸清朝大臣牺牲时，秋瑾写《吊吴烈士樾》诗称：“如君不愧轩辕孙。
”秋瑾在《宝刀歌》中还写道：“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
”当时革命派还出版《黄帝魂》小册子，章太炎还提出废除清朝皇帝年号纪年而改为黄帝纪年（以黄帝降生之年为元年）。
在当时革命者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很多歌颂黄帝轩辕、反对满族统治的例子。
当时的革命组织，不论华兴会还是光复会，革命方式都主张采用暗杀、暴动。
这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初期阶段的不成熟。
蔡元培出身书香门第，是清朝的进士，点为翰林，可说是一介书生。
但作为光复会领袖，他也主张：“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光复会联络内地会党，也是为了暴动、暗杀。
于是，在光复会，就有吴樾的炸弹爆炸、徐锡麟的安庆行刺、秋瑾在绍兴响应起义而流血牺牲。
为革命献出一腔热血，已是当时革命者的普遍的思想准备。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确是革命者的誓言，它带有明显的光复会的色彩。
它闪耀着在当时是在时代前沿的思想的光芒，同时也像一切世事一样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或许有人会说：照你这样解读，全诗四句，第二、三、四句是祖国、民众、献身革命的话题，而第一句却是从个人婚姻起步，这样从全诗来说，是否协调
我认为完全协调。
婚姻从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而第二、第三句诗正是道出了不幸婚姻的社会原因：黑暗统治和民众愚昧。
从个人遭遇更感到黑暗统治要推翻，民众要启蒙，任重道远，所以才有全诗结句的誓言。
许多革命者遭到生活上的不幸，更激励自己投入革命。
鲁迅也向许寿裳等人说过：婚姻的不幸，但使母亲有个陪伴，自己可以更无挂碍地投入革命活动。
许寿裳是本诗的第一位受赠者。
他对本诗的理解，历来为注家所重视。
他在1936年12月写的《怀旧》中，说《自题小像》是：“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1944年的《〈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许寿裳的说法是：“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
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
”从许寿裳的这两段话看，他对第一句的理解是比较含糊的。
“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是什么刺激呢
“首句之神矢”是“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又和“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是什么关系呢
他都没有明说。
我对于《自题小像》的解读，和许寿裳对首句的理解说不上有什么矛盾，而对第二、三、四句的理解可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