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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往事的张铁樵原形是谁
王（1887－1936），抗日英雄，民族志士，字九谱名王玉清，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曾与戴笠 、胡宗南是结拜兄弟1912年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
1916年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 王亚樵袁护法。
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
1920年赴安庆，组织民权协进会，反对武人干政，遭通缉，再次亡命上海。
1921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
1923年11月暗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
事发后投奔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
1926年任安徽宣慰副使，返上海，鼓动北伐。
1927年四一二政变 后，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策划刺蒋、刺宋、刺汪暗杀，闻名于世。
1932年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积极配合19路军抗日。
同年联络韩国临时政府主席安昌浩，派尹奉吉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次年赴福州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1936年10月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
谁知道两广填川的历史
发生清前期的“”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
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持续时间长。
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
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
据清末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
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
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湖广填四川”。
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
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
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
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
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
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
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
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
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
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
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
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
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
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
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
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
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
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1644年，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定成都为“西京”。
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也有滥杀之嫌。
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
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
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
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
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
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
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
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据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
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
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
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
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
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
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
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
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
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
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
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
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
四是为官改籍定居。
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
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
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
据清光绪8年刻本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
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
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
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
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
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
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
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
据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
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
（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
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
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
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
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
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
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
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
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
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
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
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
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上卷载：的家乡是广安县。
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
而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
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
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
——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我的父亲》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
可见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
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
”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
甘氏前已提及。
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
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
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
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
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
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
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
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
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
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
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
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
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
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
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
”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
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
”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中国的方言为什么那么多?
我们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
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讲，我国的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区方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如汉语、藏语、景颇语、彝语、苗语、壮语等）、阿尔泰语系（如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南岛语系（如高山语）、南亚语系（如佤语等）、印欧语系（如俄罗斯语、塔吉克语等）。
其中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除了汉族，还有满族、回族，大部分畲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使用汉语。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固然是互相听不懂了，但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也不一定都能自由交谈，因为大多数语言都有方言的差别，汉语的方言分歧就十分严重。
汉语方言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实在太大了。
什么是方言呢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地区通行的交际工具。
方言是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
所谓地域性变体，自然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
汉语方言自然是相对于普通话来说的。
普通话通行于全国，是国家通用语言；方言通行于某几个省、或某个省、或者更小的一个地区，是局部地方的通用语言。
普通话为全体汉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服务，而方言只能为局部地方的人民服务。
从组成语言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来看，方言之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都是同一古老语言历史发展和分化的结果。
那么，汉语到底有多少种方言呢
从大处说，现代汉语可分为7大方言：首先是北方方言(广义的官话)，流通在我国中原、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北方方言还可以再分为4大次方言：1．华北东北次方言(狭义的北方话)：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2．西北次方言（西北官话）：覆盖山西、内蒙古西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3．西南次方言（西南官话）：覆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北部等省、自治区、直辖市；4．江淮次方言（下江官话）：覆盖安徽省内长江两岸、江苏省的江北大部、九江、南京至镇江的两岸沿江地区。
第二是吴方言，即江浙话，分布在江苏省的江南地区和浙江省大部。
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主要代表。
第三是赣方言，即江西话，分布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西北部和湖南省的东部以及湖北省的东南部。
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主要代表。
第四是湘方言，即湖南话，分布在湖南省大部。
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主要代表（旧时以双峰话为代表）。
第五是客家方言，又叫客家话、客话。
客家话分布比较分散，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东省东北部、福建省西北部、江西省与湖北、广东、福建接壤的地区，以及四川、广西和台湾等地。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中有很多说客家话的。
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六是粤方言，又叫粤语、广东话、广府话、白话，分布在广东省大部、广西自治区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和北美华人社区。
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七是闽方言，即闽语，分布很广，包括福建省大部、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海南省、台湾省大部、浙江省南部，闽方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很广。
闽方言内部分歧很大，大概来说，闽南片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片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片以建瓯话为代表，闽中片以永安话为代表，莆田仙游片以莆田话为代表。
这七大方言中，以北方话分布最广，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
除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是南方方言。
北方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主要差异是语音，语音的主要差异是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
调值是各地方言相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是区分北方方言各地差异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在下面这个表里列出北方话区9个城市方言的调值，它们都有“阴阳上去”四声、也都没有“入声”，你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
如果你用各地不同的调值分别说“山明水秀、千奇百怪、非常好看、观察仔细”等词语，你就能感受到各地方言的特殊味道。
调值举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普通（北京）话 55 35 214 51天津话 11 45 213 53唐山话 55 44 214 51沈阳话 33 35 213 41郑州话 24 42 55 31济南话 213 53 55 31武汉话 55 213 42 35成都话 44 31 53 13西安话 21 24 53 55同南方方言比起来，北方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很强，所以北方的黑龙江人同大西南的云贵人交谈，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大概意思，保证最基本的交际需要。
北方农村自古流行一句谚语：“从南京到北京，人生话不生。
”就是说北京话是华北东北次方言，南京话属于江淮次方言，都属于一个大方言区，互相可以听得懂。
这七大方言乃是现代汉语方言的粗略划分，实际上的方言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不但北方人听不懂广东人、福建人说话，就连广东省内部的广州人、梅州人和汕头人之间，福建省内部的福州人、莆田人、厦门人也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
方言最复杂的福建省大田县就有5种互相难以通话的小方言。
类似情况在南方方言区的各个省份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前几年，我在长沙一所高校听到一个小故事。
一个从娄底来的新生在联欢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mǎguà，mǎguà，fóng mǎguà。
听的人都莫名其妙，难道是“马褂、马褂、红马褂”吗
而magua 这个音在湖南有的地方是“青蛙”的意思，但“青蛙、青蛙、红青蛙”也令人费解。
后来见到那位同学的诗稿才明白，原来他写些的是“玫瑰、玫瑰、红玫瑰”
有一年我去梅州，一位法院院长对我说：“我们一定要说好普通话，只有说好普通话，才能骗民。
”我听了实在是奇怪，法院院长，说普通话骗民
经追问，才知道是“便民”
客家话把不送气的“便”说成送气的“骗”。
“方言岛”也是令人诧异的语言现象。
所谓方言岛就是在一个较大的方言区内有个较小的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言的地面，这个地面可以是县，也可以是镇、乡、村。
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是粤方言区，但中山市区附近有个小镇，镇里的人都说与周围粤方言完全不同的客家话。
方言岛是古代或者近代驻军和移民现象造成的。
在广东、福建、海南乃至北方很多地方也常见方言岛现象。
天津话同周围的河北话有较明显的差异，据说，明初时以安徽籍人为主的朝廷军队大批驻扎在天津并在此繁衍生息，故此也可以说天津是一个在河北方言区内的一个较大的安徽方言岛，也可以说天津话是安徽话（宿州一带的话）与河北话的合成作品。
山东省青州市有个满族村，那里的满族居民是清朝雍正八年起奉朝廷旨令驻守青州的满族旗兵的后代，直到今天那里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样仍然保留着从北边带来的口音，说着同周围青州人绝对不同的话。
20世纪初修建津浦铁路，从天津迁到浦口许多铁路工人，于是直到六七十年代浦口还有个说天津话的铁路职工聚居区。
新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曾大规模地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搞工业建设，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过去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因此在今天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如西安、洛阳、包头、银川、石河子等城市里很容易找到说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东北话的小方言岛。
近20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有序或无序地向城市流动，同乡聚居，形成了更新的方言岛，如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海淀的“新疆村”都是。
方言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语音差异，但是词汇之间的差异也十分可观，京津唐3地互为邻居，但是北京人所说的“白薯”，唐山人叫“红薯”。
我问一个天津小姑娘：“你爱吃白薯吗
”她奇怪地反问我：“白鼠怎么能吃
”我说：“蒸着吃，煮着吃，熬粥吃，都行啊。
”她说：“啊
多恶心哪
”原来她是把“白薯”当成“白鼠”了，因为天津人管“白薯”叫“山芋”。
另一个例子是在广州白云山公园，我向一位老者打听“缆车在什么地方”，老者说：“很方便的啦，向前走，一拐弯。
”我向前走，一拐弯，迎面而来的是“男厕”
原来广东人管“缆车”叫“索道”，说“缆车”，就听成了“男厕”。
你看，汉语的方言分歧有多大
新加坡华人的乡亲会馆
郑介民 中国国民党情报工作主持人，军统大东文昌（今属海南）人。
1924入黄埔军校步科第二期，曾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回国，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 。
毕业后，在蒋介石侍从室做情报工作。
1929 年7月 ，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整理委员。
1933年春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并担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 ，嗣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军统），复调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旋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5 年 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6月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7月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国共和谈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代表；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 年 12 月 ，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复改为参谋次长。
1948 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 ，兼任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9年秋去美国，11月去香港后到台湾。
兼“大陆工作处”处长。
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4年10月，任“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二级上将。
1959年12月11日卒于台北。
追赠一级上将。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
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文教镇宝芳乡下水村人。
1897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父亲早死。
1915年郑庭炳读完小学，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改名介民，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在一养鱼场当帐房，并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
1924年4月，郑介民闻知黄埔军校创办，乃与黄珍吾到广州投靠黄埔军校第一期，不料竟未被录取，只得暂时住在同乡邢森洲家，旋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积极补习功课，准备再次投考；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时，郑介民考入步科，郑介民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25年9月郑介民从军校毕业，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8月从苏联毕业回国，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总队长贺衷寒）队部政治教官，不久受潘佑强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杜从戎）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
1929年初，郑介民假装失业到武汉，利用他和李宗义（李宗仁之弟，人称“二总”）的同学关系四处活动，离间桂系部队，收买拉拢桂系将领，搜集情报；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通过郑介民顺利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服从中央”，桂系很快失败，郑介民回南京复命。
1930年初任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不久兼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后兼任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政治部主任，监视桂系部队；4月广西主席俞作柏响应张发奎反蒋，郑介民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出广州；12月从香港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
1931年11月蒋介石准备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请求参加。
1932年3月被选为“复兴社”干事会干事，4月1日兼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为军统骨干人物，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开始在第十九路军中安排特务，这些特务在后来的“福建事变”中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
1933年1月，华北局势紧张，郑介民兼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4月间，郑介民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侦察为日军收买的前北洋军阀陆军上将衔张敬尧的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人，于5月7日在六国饭店将张击毙；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回南京。
1934年夏，郑介民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是学习法西斯统治方法，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并拜访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1935年夏郑介民回国，极力介绍法西斯主义，一时成为时髦人物，旋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仍兼特务处副处长。
1936年3月，郑介民受蒋介石指派从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一面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重金收买广东将领，但暗杀小组被陈济棠的特务发觉后抓去；6月“两广事变”爆发，郑介民积极分化收买的广东陆军空军部队投蒋，7月陈济棠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8月郑介民代理“复兴社”书记长，兼“民族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忠义救国会”委员。
1937年7月抗战爆发，9月郑介民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并不到职，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理。
1939年9月，郑介民带职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郑介民学习极为认真，著有《谍报勤务》和《军事情报学》等书。
1940年4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①副所长。
1942年1月，郑介民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在会上对东南亚战局有所陈述，但最初不被重视，后其观点为时局证实，方得盟军统帅另眼相看，又被蒋介石指定参加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担任情报方面的联络工作，此间郑介民先后被派往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在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不少意见。
1943年2月10日，郑介民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1月22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保密工作。
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经常去加尔各答参加会议；本年夏，郑介民正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郑介民任赔偿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郑介民成为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他开始暗中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2月，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地主恶霸为基础组成的“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到军调处执行部“请愿”，郑介民指使特务流氓混在其中，进行捣乱煽动，要求“共军立即撤出河北”，冲进中共代表办公室捣乱，连美国代表也觉得郑介民的做法太拙劣；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去，20日郑介民继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4月郑介民回重庆接掌军统局；6月5日在南京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主管情报工作；7月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仍兼任保密局局长①。
1947年夏，郑介民、毛人凤组织“国防部绥靖总队”，派往华北、东北、华南各地执行组训、情报、行动和突击任务；9月初，郑介民亲飞北平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同月兼任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指挥特务在上海破坏了中共后勤补给站，还有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11月15日郑介民辞去了第二厅厅长职务，12月5日任国防部常务次长，主管国防物资。
1948年初，郑介民辞保密局局长，专事美国军援物资；6月12日任国防部次长；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1月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同年秋随国防部驻节广州，对时局充满悲观；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11月郑介民去香港。
1950年初郑介民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
1954年10月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由原国防部保密局改编）首任局长，然身体渐渐衰弱多病。
1955年夏，郑介民突患心脏病，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
1956年2月23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不再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二岁，蒋介石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褒扬令”，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用示笃念忠勤之至意”。
郑介民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但与戴笠截然不同，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曾因此获得一枚积学奖章，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
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