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责八清理具体内容是指什么
第一、要做好目标客户的征集工作目标客户是决定促销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充足的目标客户，促销活动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做好目标客户的征集工作。
第二、促销信息的传播活动一定要投放促销活动的广告进行宣传。
投放广告时务必做好区域媒体受众率的分析，做到广告投放覆盖面广，投放力度大，要能做到聚焦。
第三、做好活动氛围的营造氛围对店面的成交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果顾客很难感受到活动的氛围，就容易导致店面的成交率非常低。
第四、做好活动的动员培训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配合执行，要想让所有人能按照既定的目标执行，务必要做好动员培训，让所有参与活动的人员认识目标，了解活动的内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及活动的话术。
第五、做好销售任务和激励措施的制定如果不制定销售任务和激励措施，销售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不高，容易出现来了顾客没人愿意接待，接待顾客也不会全力以赴。
如何有效控制成本
企业有效控制成本方下： 一、完善成本管理的工作 企业在成本管，首先应该抓成本的基础管理工作。
基础工作是基石，是实施成本控制的“标准”，是过程控制、差异分析、纠正差异、业绩考核的基础。
但实际中大部分国有企业成本控制没有落到实处，只是在喊口号、流于表面形式，成本并未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如材料消耗过大，工时定额不准，费用开支详细程度不够。
企业做好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定额标准：（1）人力资源部门组织修订和完善工时定额标准；（2）技术部门要组织修订和完善材料消耗定额；（3）经济运行部门要组织修订和完善工具、能源消耗定额，要组织检查、补充、安装计量标准。
其次，企业综合管理部门要组织修订和完善管理流程和制度。
此外，财务部门要组织成本习性的划分标准和确定成本费用的开支范围和标准。
二、努力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成本控制的重点在运营过程中，企业应从降低设计成本、采购成本、质量成本、销售成本、工作流程、资金占用、减少库存七个方面，来努力降低总的运营成本。
1、控制设计成本 一个产品成本的80%左右决定于设计阶段，因此要重视设计成本的控制工作。
首先开发部门的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树立成本控制的思想，从设计阶段开始就要考虑工艺、制造、采购等方面的成本控制，加强与销售部门、财务部门的协调合作，全面熟悉客户需求、了解市场价格，利用价值工程的原理，从功能——成本分析入手，考虑功能的合理性、必需性，坚持“合适就好”的原则；第二，技术开发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要认真总结以前一些的成功经验，运用价值工程的原理，重新审视企业的功能——成本配置问题，为进一步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第三，技术开发部门要牵头做好下一代新产品的功能——成本分析工作；第四，各部门要利用价值工程原理，重新审视工艺、工序的增值性。
2、控制采购成本 通常情况下，采购成本占总成本的50%～80%，是传统成本管理的重点。
控制采购成本企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利用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合理决定经济订货量或经济批量、决定采购项目、选择供应单位、决定采购时间；第二，进一步推进集中采购制，建立原材料、辅料、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对外服务的统一采购平台，实现价格、供应商等资源共享；第三，推进直供制，逐步取消中间供应商；第四，建立采购责任制，强化采购人员、审价人员的责任意识；第五，整顿辅料、零星物资采购价格，采购价格要在前一次采购销售价格的基础上逐步下降；第六，探索建立采购奖罚制度，奖罚要与领导、个人挂钩；第七，加强技术攻关力量，降低采购成本。
3、控制质量成本 改善质量和降低成本是相容的。
质量是成本的基础。
要打破提高质量增加成本、降低成本损害质量的旧观念，改进质量，事实上会带动成本的降低。
提高产品质量必须贯彻“以预防为主”的精神，适当增加检验费用和预防费，可以大幅度减少因质量不好而造成的损失。
改进质量成本，要加强工作过程中的质量，才能减少废品损失、减少工作、减少重工时间、减少资源耗用，因而才能降低营运总成本；企业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制造质量成本的控制，把质量成本的控制范围扩大到服务、设计、管理、研究领域；健全各职能部门的质量成本管理体系，设置职能部门工作质量目标。
4、控制销售成本 销售部门在扩大销售成果，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同时，要强化销售费用的使用效率，相对降低成本。
首先，销售部门要研究、推进大销售、大服务的营销体系，以规模经营降低成本；其次，销售部门要认真研究国家、各地方的税收政策，合理进行分公司的税收策划；第三，销售部门要利用布点论的相关知识，探讨销售分公司布点的合理性；第四，销售部门要利用经济决策方法，降低运输成本。
第五，销售部门要利用成本最优决策，提高广告费的使用效率。
5、优化工作流程 工作是由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或步骤所构成，从原材料采购开始，到最终产品或服务为止，每一个流程中应增值后再送到下一个流程，每一个流程都包含着人力资源或机器磨损，若不从事有价值增加的运作就是一种浪费。
因此，各单位要按照价值链的管理方式重新审视工作流程的增值活动，减少工作中无价值的行为，杜绝“六种浪费”：制造过多的浪费、运作的浪费、加工的浪费、搬运的浪费、等待的浪费、时间的浪费。
6、减少库存 库存不会产生任何附加价值，它不仅占用空间、占用资金，而且产生搬运和储存需求，吞食了财务资产。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库存的腐蚀、变质，会产生浪费；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竞争对手产品的改进，产品将产生经济磨损，会使产品一夜之间变成废品。
降低库存需要从降低库存数量，降低库存单位价格方面着手。
因此，应加大对库存的管理力度，缩短生产线、减少在产品，科学预算销售数量，决定库存数量和结构，正确计算取得成本、储存成本、缺货成本，把存货量和库存金额控制在最佳的范围之内。
7、减少资金占用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是企业最根本的资源。
任何资金都是有成本的，无论是长短期借款、债券，还是股票、资本。
任何资金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一笔资金投到股市就不能投到其它地方。
减少资金占用，可以减少资金成本或增加收益。
因此，企业首先要推进资金集中管理，避免过于分散，规避风险；其次，职能部门要合理选择营运资金政策、合理制定商业信用政策、清楚短期借款条件，合理预算现金流量，把各个环节的资金占用降低最合理的水平。
三、根据经营目标，倒推分解，将成本目标落实到各层根据企业确定的目标体系和经营目标，并结合各业务板块的实际情况，倒推分解、下达成本控制的具体目标。
首先，各部门不能只有一个总的奋斗目标，要按责任会计的要求把目标成本层层分解为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成本，落实到各有关成本中心，将压力传递到车间、班组、个人，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其次，各级部门指标要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成本控制网络，确保逐级目标的实现；第三，各部门在目标成本的制订中，即要考虑自身的内部情况，又考虑企业的外部环境，合理选择正确的标杆，制订出最佳的目标成本；第四，凡是成本降低方案，无论大小，均要求量化成本降低目标。
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确保成本控制有效进行要使成本控制真正发挥效益，还必须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为此，企业应建立“人人节约、人人有奖”，“人人贡献、人人获益”的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首先要根据成本控制目标的量化目标和要求，完善绩效评估制度；其次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组织激励，确保成本控制有效开展；第三，建立“成本控制”个人奖励基金，加强个人激励，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关键是要将成本控制落到实处，成本控制与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紧紧相联。
企业只有提高管理水平，开源节流，降低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才成为可能。
举办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和作用.
一、2008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机遇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算司，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在今后7年间平均每年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
如果这样，按中国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10000亿美元计算，由举办奥运会而带来的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推动每年将超过30亿美元。
由此可见，举办奥运会将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促进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体育产业、旅游业等的发展。
据中国申奥代表团所做出的承诺，北京奥运的整体工程，包括建设奥运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道路、发展通信系统、改善北京的空气和水的质量，共计投入480亿美元。
这样大的投入，必然会带来非常可观的产出。
仅国际奥委会的转播权及赞助分成，就可能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其他如旅游业也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专家预测在准备的6年中，每年旅游可增加100%，收入增加50亿美元。
6年共300亿美元。
合人民币2500亿元，奥运当年翻1倍，为100亿美元，这样算来，仅增加的旅游收入就超过300亿人民币。
举办奥运会也将给其他省市带来巨大商机。
比如，将扩建天津机场；又如，奥运会所需要的大量体育器材将在外地生产，北京兴建生态环境工程所需要的大量建设材料、设备也将在外地生产，大量的生活消费品也需外地供应，这些都将会对全国各地的经济起到拉动作用。
二、带来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2、“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将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 3、务实的实践品格与美好的理想相结合； 4、和谐意识将有新的科学内涵； 5、道德修奍将进一步提升。
奥运会在历史悠久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迅速发展的文明古国——中国举办，将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自我更新是一种推动力量，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先进文化的支持，进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十三五关键应对措施有哪些
一．正确认识中国面临难，采取坚决、果断的应对措施： 过30多年的开放、国内基础设施的大建设、对外出口的蓬勃发展以及居民吃、住、行排浪式大消费的开拓，中国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切仅代表过去，如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及发展阶段的改变，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地下滑，拉动经济运行的投资、出口、消费都不同程度地收缩，企业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0个月下行，铁路货运量连续几年负增长，今年有二位数扩大的趋势，大批中小企业、奢侈品店，中高档餐馆、超市、小商铺倒闭歇业，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经济衰退、企业倒闭会快速蔓延，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危及人们的就业。
政府的决策层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麻木不仁，嘴上吐GDP，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全方位进行改革，以合理收入分配、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升级消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振兴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千方百计地止住经济的不断下滑。
从投资来看今年的形势很不乐观，由于拉动中国经济的两个最大发动机房产和汽车排浪式消费已进入了发展后期，低层次的产品供给相对过剩，今年出现了销售不畅，使得这方面的投资与生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上其他工业领域、出口企业一般的产能都过剩，企业不愿意再投资，因此今年的投资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政府的债务已达到了GDP的230%，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
对出口来说，形势也不好,今年1-9月份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8.1%,其中出口下降了1.9%,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需求持续低迷、出口企业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产业和订单转移到了东南亚、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所致.对消费来说，由于投资与出口不同程度下滑，显得消费拉动GDP的比重相对上升（并非消费蛋糕做大主动性地改变了经济结构，电商的消费增长也是挤占了实体店的消费市场所致），一般来说，经济规模缩小，消费不可能上升，一是企业的生产性消费会大幅下降，二是企业效益差了或者倒闭了，一部分工人被减了工资，另一部分工人则完全没有了收入，居民的终端消费是不可能逆市增长的。
三驾马车累了，跑不动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向何处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情况下制定了宏伟的奋斗目标，题目确实很大、很难，但我们不能退缩，必须认清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找准问题产生的根源，集思广益拿出对策、杀出一条血路，制定出改革的关键性措施，确保宏伟目标的实现。
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举措： 1.五年发展规划就象是一个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运行的操作指导书，编制出接地气的十三五发展规划，让人们知道有劲往哪里使，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与科技、教育、医疗、居民消费门类、档次等都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努力追赶的方向，国家要和老百姓讲清楚，中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麻烦，原因在那里?怎么样进行弥补?今后应当发展什么?限制什么?补什么短板?调什么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居民消费因种种原因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过低，美国是70%，政府也不大干预市场，中国不足40%，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缺少第一桶金的时候，居民储蓄率高是中国发展的红利，但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各行各业的产能提升，企业的经营者也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再高就不对了，供需失衡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二是正确的宏观调控缺失，大家象股市“抢”钱那样，一哄而上高负债重复投资、盲目发展，发展质量和效率低下，自身底子不厚一遇到风吹草动就玩不下去了。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要将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十三五规划中一定要体现居民提高消费水平的实物量奋斗指标，比如老百姓的收入要番一番，住房面积不扩大，小汽车排量不提高，新的大消费不挖掘能番吗?接地气的十三五规划必须体现出十三五末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争取达到什么标准?汽车饱有量是多少?医疗设施达到什么条件?残疾人的就业如何得到保障?农村的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达到什么水平?制订规划者不仅仅是文采闪耀的笔杆子，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熟知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存在的短板，规划不能是云里、雾里空泛地光喊口号，必须说真话、办实事，定标准，有考核。
一个有份量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能助推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使成千上万家企业找准了自己的投资方向、做到有的放矢； 2.在追赶式发展过程中各取所需、利用市场的吸引力借助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是明智之举，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才刚起步，人均GDP7800美金，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在国内要做的事很多，追赶的空间还很大。
中国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积、装修标准、室内生活配套；百户高档住宅的拥有量；小汽车的普及率、车辆的排量等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老百姓文化、娱乐、旅游、餐饮、保健、医疗水平、信息消费量等都不高；对西方发达国家私人很普遍的游艇、房车、狩猎、高尔夫球、私人飞机消费则更是空白，加上现代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服务业的总体水平都比较低，核心技术还有很多没有掌握，要开拓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吸引外资帮助中国经济二次腾飞是当务之急，产能不严重过剩的企业没有理由丢掉本土都跑出去找机会（其实许多企业在外人生地不熟遇到了老狐狸吃了哑巴亏，投资还不如在国内）,作为国家层面来说，一定要在企业的项目审批、融资、税收减负、人才劳动力吸纳、技术市场专利成果转让、产学研对接、公平市场竞争、企业的销售环境改善等方面为企业做好服务； 3.消费拉动经济必须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广大老百姓的身上，中国必须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扎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限高、整中、提低”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热衷于在国内消费的橄榄型消费群体。
中国不是避税的天堂，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以上就应当大幅增加累进税的征缴额度，对重点人员属地化管理并建立税收台帐，对画家,演员,股票套现的小非,球星,教练、节目主持人、企业的CEO、垄断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要分门别类地制定个税征收细则并实施具体的操作.建议对12万年薪以上的收入起征个人调节税，20万以上加大累进税的收缴力度，在中国挣钱，除了承担风险的老板，98%以上个人年收入都控制在60万元之内。
中国足球在亚洲属二流球队，但球员的收入在亚洲名列前矛，许多球员的年收入高达七、八百万元，一个人吃了上千人的口粮，不符合全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税务部门不要啥也没看见，有义务制定规则去“杀富济贫”。
对出了名，个人演出、广告代言年捞金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明星，税收收缴特别严格，不仅委托代言和邀请演出的单位为其扣税，税务部门对其年度总的收入也要分级累进缴税。
对偷逃税行为实施严厉的打击，目前看国家要振兴消费，必须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订、补充；“整中”就是每个地区都应当参照当地出租车驾驶员、门卫保安、饭店服务员的收入水平并根据财政收支及经济发展的现状，按照一定的倍率相对公平合理地确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收入，3-5年调整一次。
“整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削减公职人员，切实为企业减负，当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人浮于事就应当精简、撤消，监督这种事最好交由纳税的企业代表去完成。
“提低”就是将全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纳入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人有饭吃、有基本的房子住、大病费用基本能报销。
政府通过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农民宅基地、农林用地等的确权后出租、提高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整好中间”，提高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购买力也是对农民收入“提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笔者建议目前对没有纳入保障的城乡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对残疾人有分类的帮扶政策，以提高底层老百姓的消费安全感，资金来源可以在增加收缴的个人所得税和暴涨的股市交易印花税中索取。
4.政府要以扩大居民终端消费升级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一切非浪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行为必须鼓励.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发展资金不足问题只能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中解决，绝不能不顾中国国情，一纸红头文件去重复征收所谓的房产税，限制居民百万元、十万元级别的大消费，使得各行各业的小消费凄凄惨惨，谁也挣不到钱。
美国人均住房面积约90个平方，房屋内配套极其奢华，房屋外花园、车库、泳池、私人飞机停机坪应有尽有;撑起了他庞大的GDP总量。
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左右，60%的家庭还住在不足70平方的鸽子笼内，农村的住房条件则更差,房地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要发展的支柱产业,要促使经济走出困境，让和房地产相关的56个行业能够喘口气、活下来，必须升级老百姓的住房消费,鼓励人们小房换大房（逐步将城市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提高到60-70平方，买了大房换了车，大客厅里摆上了家庭影院、中央空调、红木家具、真皮沙发将会拉动多少千元、万元级别的消费）,购买旅游渡假房;要用市场之手将那些70、80年代建设的40-50平方米的、配套极其简陋的小户型房当新的棚户区拆迁掉，80后、90后的年轻人才能找到工作，中国才不会出现没有什么大的“有效”经济活动，市面上却充斥着大量的超发货币，陈年老债无能力偿还，养老不堪重负、社会精英出走，年轻人大量失业的“希腊”现象。
除了采用贴息鼓励、暂时取消二手房交易契税等对房地产这样的老的消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以外,政府还应当做出规划,引导老百姓开展新的游艇、休闲旅游、通用航空等消费，中国的大地上也应当有自己的狩猎场、高尔夫球场、赛马场、极限运动场，只有各阶层的消费百花齐放，才能改善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不在某一领域血拼压价、过度竞争，多数企业撑不过三、五年就消失。
5.央行能够有效运用货币、利率政策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与消费，由于国家体制机制的原因，放开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需谨慎，效果需观察，要防止大、小银行间出现过度抬高利率恶性竞争的局面，也要防止降息、降准降出来的资金以及少数银行高息揽储的资金不进入实体经济，而跑到股市玩“钱生钱”“挣快钱”的游戏，今年上半年部分银行资金跑到了股市，出现了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连续50个空心涨停的股票，也出现了某只股票一年之内从5.85元拉到了240元的”神话”记录，人是贪婪的，杀戮是血腥的，国家对金融、证券、期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监管必须是事前的、几个部门通力合作的。
6.将中国股市真正变成优化资源配置，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中国股市囤积着大量的国民财富，资金流向何方关系到国家发展效率，也关系到橄榄型中间部分的中产阶层的财产是否得到了有效保护，要通过不断修订游戏规则，解决好股市股票高价发行、上市公司欺诈上市、股东一夜之间能成亿万富翁、大小非过短时期减持股票套钱、上市公司虚假陈诉、垃圾股清理不出场、庄家利用内幕消息过度恶炒股票等问题，使资本向最优秀的中国上市公司流动。
中国股市的投资人和融资人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交易应当是公平的，主要靠上市公司的分红取得回报最终的结果应当是双赢的，股市不能成为少数人暴富、而大部分中产阶层被绞杀的场所。
7.经济发展人才、资金、土地、劳动力是关键要素，中国的块头很大，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有13.6亿人口,有56个民族和风光秀丽的名山大川和江河湖泊,人均GDP稍微提高一个层次,最大的经济体非我们莫属,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也是我们的,全世界都会羡慕，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十足的动力,如今中国经济要进入新常态，新老共存不失速，人才储备是第一要素，中国要放宽技术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来帮助中国发展创新经济，掌握核心技术，要向韩国学习，举国上下拧成一股绳，硬是通过几十年的悉心呵护将自己的汽车工业打入到了世界前五强，中国的航天、大型计算机、高铁、海工装备、工程机械、通讯、水下机器人、造船、生物技术都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动荡的时期，国家仍然要抓大放小解决龙头企业的问题，保持竞争优势，十三五末中国的输出产品不光是以量取胜，还要以产品的精细化和高科技含量取胜。
2025工业制造4.0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少说多练，顽强奋斗，在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应当是中国最富有的,活得最滋润的; 8.十三五末要全面消除贫困人口，让老百姓的收入能够番一番，除了升级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开拓游艇、通用航空等消费、提前上些有市场需求的大项目、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以及实行一路一带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外对面临老龄化的中国开拓市场容量很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十分重要，国内游费用总体不高，算不上奢侈消费，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机场、码头也十分完备，人口老龄化了，出门旅行的需求旺盛，国家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制定好政策，把旅游消费的市场蛋糕做大，一是规范各地的旅游环境，严厉打击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行为，对违规的景区通报批评，摘星降级；二是推出鼓励公职人员、企业人员带薪休假的具体政策；三是尝试发行国内旅游消费卡，对玩得景点多，消费量大，打的折扣也多；四是利用增加境外游的规费，减少入境免税物品的数量，适当控制境外游的人数，保护好自己的旅游产业；五是加强旅游交通运输的安全管理，保障旅行者的出行安全，长江沿线的轮船游是开发老年旅游消费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老年人吃住玩乐在一条船上，唱歌、跳舞、打牌，下船游览又能带动沿线城市的旅游消费，不能出了事后就一蹶不振，只要发展的项目有市场前景，能扩大消费，国家有关部门就应当当好红娘，利用贴息等优惠政策帮助轮船旅游企业购置安全系数高的新型客轮（甚至是双体客轮），把长江旅游、沿海岸线城市旅游、香港澳门沿海南岛、西沙游搞得红红火火；六是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旅游资源，要协助旅游企业在主要的客源地对外做好宣传，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来中国旅游； 9．中国的许多城市因种种原因盖了许多脱离需求的小户型房，但不能就此停滞，不盖房子了，政府要引导老百姓换住大房子，鼓励农村人口进城，按照中国的国情，中产阶层都住上双拼、联排、叠加别墅有个十一、二个平方的小花园还是有条件的，大房子继续盖起来大家才有工作(中国老百姓的攀比心理重，打扮自己的安乐窝不遗余力，如果有得力的促消费措施引导，老百姓的住房升级消费就会轰轰烈烈展开，这种从需求端发力解决实体经济供给端过剩的做法是正确的），在此笔者建议:1，政府推出政策降低第一套、第二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搞好异地公积金贷款转移支付，暂时取消二手房的交易契税；对居民异地购置的空关渡假房政府拿出部分补贴，物业费按三折收取；2.国家出台政策鼓励老百姓小房换大房，对购置100平方以上的新房，每递增30平方，全面积贷款利息下浮8%，贴息的费用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3.中国可以学习国外拿出一定的指标搞房产投资移民，那些从国外来中国工作的专家、学者、海外华人以及旅游度假后喜欢中国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在美丽的桂林、海南、黄山、在人文绿都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购房置业，加入中国籍；4.各城镇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腾出来的土地不再盖相对过剩的小户型房屋，而是招标由有实力的开发商建设20-30年年都不落后的宽大公寓房和城中别墅群，公寓房的面积可以分200平方、250平方、300平方、350平方、平层挑高3.8米;跃层挑高5.6米,客厅50平方以上,5.为了保持房地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使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国家一定要吸取过去收税管理太随意的教训,必须对开发商的房屋售价进行利润测算,用累进税的办法抑制高房价、减少暴利;6.对高档住宅的建设可以采用客户自选户型、订购建设的方式,滚动开发,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许倒卖土地,但可以适当延长建设周期;7.银行信贷大力支持住房改善性消费,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开发商不急于抽贷，对个人既可以抵押贷款,又允许亲戚、同事等第三方担保贷款，对退休人员也可酌情进行适当的贷款；8.为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农民致富，赋予农民土地、房屋的财产权，各级政府应当对农民的宅基地、房屋、经营的土地、山林、水域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允许中长期对城市居民出租，租期可达30-40年，利用城市居民的经营理念、投资引领和示范带动农村的发展，如遇征地拆迁，承租人新建的房屋等设施补偿标准同原出租人; 10，电商和实体店各有特色，是新旧商业业态的完美组合，搞好了是1+1大于2的效果，为了保持电商业态的健康发展，国家工商部门应会同电商企业一起打击假冒伪劣销售行为，利用对电商适当提高营业税贴补实体店的方式保持两种业态共存，让不同的消费群体各取所需，尽情消费。
对发展电商的利弊必须一分为二看待，据统计2014年电商的商品正品合格率只有58%，本人也体会到了还有许多开网店的业主挂羊头、卖狗肉欺骗消费者，恶习始终改不掉，电商对一般消费品的销售是看不见、摸不到、实际体验少、凭诚信消费的模式，不能取代实体店，全国经过几十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各级商业网点不能在一夜之间都被摧毁，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售业态让给电商的份额并不高，有专门的法律制约，国家应当对电商对传统百货、超市形成的巨大冲击分析利弊，拿出正确的办法应对。
对电商“价低者得”的产品推广模式要谨慎看待，这不利于中国企业产品的优质优价、做大品牌、最终走向世界的战略实施，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集资更要拿出来研究，不对的必须坚决取缔，对电商积极推广的农
深圳华强集团公司的发展史
华强北商业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82年的上步工业区。
由于电子产业有不占地、无环境污染的特点，再加上看中了在台湾、香港蓬勃发展的电子业，上步工业区便把电子工业定为自己龙头产业。
原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局、广东省电子局等单位伺机而动，首先在上步工业区安营扎寨，建立起一批电子工业企业。
几年之间，爱华、京华、华发等大厦拔地而起，到1985年上步工业区就基本建成。
今天，年轻的深圳人可能不理解：怎么把工业区放在市中心
这都“怪”特区发展太快。
当年定址上步工业区时，深圳市的核心区域在今天蔡屋围以东的罗湖一带，上步一带已是“郊区”。
从蔡屋围到南头的深南路正在扩建之中。
在大道边的“郊区”布置工业区，自然是不二之选。
事实上，当时的上步工业区给人的感觉只有一个词：荒凉。
当时振华路以北都还是一个个的小山丘，红岭路那边基本没什么人。
但没几年，高楼、厂房就大片大片冒出来了。
1983年竣工的电子大厦是特区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几乎成了深圳的标志，当时内地人来深圳一定要到电子大厦拍照，人们通过它感知改革、感知时代的变化。
为解决深圳电子工业在高速发展下“散、乱、差”的状况，更好地引导行业发展，1986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和电子工业部经过磋商，决定以省市所属的电子企业和部属电子企业为基础，吸收其他部门所属电子企业参加，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集团旗下一度拥有宝华、康佳等160家电子企业。
同年，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成立。
市场变迁 此举激起了华强北的第一场“卵成蛹”的变迁——从一个工厂区变成了一个国内举足轻重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要向电子工业部报计划，作为生产原料的电子元配件由电子工业部按计划统一分配。
那个时候的计划是严格控制的，就像“粮票”一样，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严格的计划控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
为解决“计划”的不足，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就开始搞“中国电子器材配套交易会”。
交易会每年一次，在全国各大城市转着开。
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这种小规模的交易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一家专业的交易市场呼之欲出。
1988年3月28日，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即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开业，由来自深圳本地和内地的160多家厂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
此后，电子行业继续产销两旺，华强北电子配套市场不断扩容。
1995年4月深圳国际电子城专业市场正式开业。
1997年万商电器城、大百汇商业城开业。
1998年，与赛格仅一街之隔的华强电子市场开业，与新赛格市场一起成为华强北电子市场双雄。
至此，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的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
可以说1998年之前的几年时间是日后华强北商圈的孵化期，此间，电子工业的兴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此同时，华强北“虫化蝶”的第二场蜕变——从电子专业市场发展为商业圈也在悄然进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市政府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淘汰一批技术含量低、效益不高的企业。
加之1992年以后，上步工业区内地价猛涨，人力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厂家纷纷外迁。
从大背景上看，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本地人口的急剧增加，外地移民的大量涌入，在深圳经济第二次腾飞的大趋势下，市区迅速向福田区扩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城市向西发展的战略定位，客观上要求在福田形成一块新的商业区。
这是社会发展对商业升级的必然要求。
于是，振华路上的酒店开始多起来了，以商场为代表的服务业入驻，第二产业渐渐退出，第三产业迅速崛起。
上步工业区逐步转向商贸、办公、银行、证券、房地产及其他行业，变成以商业、办公为主导、兼有部分居住的综合区。
1994年，万佳百货进驻华强北，这标志着华强北由一个工业物流园区真正跨入了现代商业街，并向城市大商圈衍变的开始。
此后，大批各类专业市场、主题商城如女人世界、顺电、万商、国际电器城、新大好等，通过租赁工业厂房并改造成商业物业纷纷驻足华强北，从而翻开了华强北商圈崭新的一页。
到1999年，华强北商业物业供不应求，紫荆城、通讯市场、曼哈、儿童世界、大百汇等一大批商场批量出现，把华强北商区的发展推向了鼎盛时期。
今日辉煌 2007年2月8日晚，历时近半年的华强北灯光景观改造工程正式亮灯，华强北光影变幻成“人间银河”： 红荔路、华富路上的建筑，在变换闪烁的彩灯勾勒下，划出美丽的城市天际线；站在统建楼过街天桥，深南路两侧建筑顶端，红、黄、绿、青、蓝、白光互相变换，还能滚动显示文字；站在茂业百货门口望去，对面的曼哈和远望数码城七彩灯光交相辉映，绚烂夺目；赛格科技园整个楼面闪闪发亮，视频模拟屏上跳跃的动画效果，显现出科技感、现代感，“中国电子市场第一街”轮廓凸现…… 漫步在灯光交织、五彩缤纷的华强北，市民、游客如痴如醉，惊叹深圳这张“城市名片”散发出的迷人魅力。
灯光景观改造，是华强北商业区改造升级的一期工程，是福田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基层基础年”和“城市管理年”工作，全面实施“环境立区”战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百姓商家企业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
工程着重突出滨海城市现代、时尚、动感的城市空间形象，充分表现华强北高端科技商业街的特色，营造温馨、休闲的购物环境。
事实上，早在1998年，深圳市和福田区政府就共同投资4500万元对华强北商业区进行了首期改造，12个改造项目于1999年10月全面竣工。
政府的投资带动了商家的积极性，各商家在此次改造方案基础上纷纷进行立面的装修和改造，投资总额达4亿多元。
环境的改善带动了国内外的商家不断进驻华强北，新的业种、业态不断涌现，业态的丰富聚集了更多的消费群体。
在这条南北930米长的大街两旁，汇集了700家商场，共有各类专业市场23个，专业市场面积超过全市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中经营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就达到14家，成为电子配套、家电、珠宝、钟表、服装等专业市场聚集的商业旺区。
华强北的区域价值被彻底激活，成为深圳目前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商圈，日均客流量达50万人次，年营业额近300亿元，成为深圳商业的“航母群”、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虽然一再扩容，但仿佛永远也跟不上商家增长的势头，1998年底时，在华强北注册的商家只有5019家，现在已远远超过10000家，租金更是比10年前的20-30元\\\/平方米整体增加了10倍。
从上个世纪的厂房、工业区到今天的超级商圈，华强北的商业价值在深圳近25年的改革事业中得到了很好的积累和释放，是历史的沉淀选择了华强北作为21世纪深圳的中央价值区。
华强北由昔日的工厂区成为综合性与专业性完美结合的新兴商圈，作为交易额“全国第一街”，离不开的是深圳的优势产业背景。
深圳是全国IT和电子制造出口基地，华强电子世界、赛格电子市场、都会100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商城构筑了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影响着华南乃至全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
华强北虽然在深圳，但从某种意义上是全国的华强北，世界的华强北。
未来畅想 发展商圈的最好位置 顺电连锁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建跃：深圳适合发展大型商圈的地方不多，深圳的商业圈不可抵挡地逐步从东往西延伸，华强北处在东西沿线的交界处，是目前发展商圈的最好位置。
华强北应该是一个业态齐全的品牌商圈，除了要突出龙头行业——电子市场外，还应做好百货、超市、图书馆、酒吧、影院等高端服务业的配套。
相信通过政府包括灯光景观在内的改造升级，华强北将更加繁荣兴旺。
优势地位难以撼动 深圳奔宇科技发展公司副总经理窦敬勇：我们和许多在华强北成长起来的企业一样，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华强北在地域和经营环境上独具优势，公司办公总部多次搬家都没有离开这里。
目前，华强北在本地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仍不可撼动。
华强北灯光工程是一个整体形象的改变，对街面的美化起到很大的作用。
华强北商业圈的改造，将促进深圳国际化都市形象的树立，正如大运会的口号“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华强北将作为深圳的窗口来迎接世界各地的客人。
景观改造将带来新商机 紫荆城投资公司董事长施国辉：环境是影响商业区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对华强北的景观改造，无疑是对华强北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提升。
灯光连廊的建成及景观灯的点亮，不仅能点缀华强北的整体外观，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商业区的品位。
要保持华强北商圈“老大”地位，政府的主导无疑是最主要的。
这次对华强北商业区的升级改造，不仅稳定了它领先时尚、人气旺盛的中心商业区地位，同时也给商家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
市场辐射力将大大增强 深圳电子商会秘书长程一木：华强北的电子市场规模、经营品种、产品销售额都是全国最大的，它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电子市场第一街”了。
但“中国电子市场第一街”的发展目标不仅指这些，还应更加注重国际化、规模化，实现经营品种的多样性以及商业模式的领先性。
一系列灯光、交通、立面等环境改造后，华强北不仅要从珠三角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还要牵动全世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市场。
华强电子世界 华强电子世界成立于1998年，位于中国著名的电子一条街深圳市华强北路，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齐全的综合电子专业交易市场。
在9年的成长历程中，华强电子世界始终以优异的服务、出色的管理和独树一帜的经营理念，为中国电子产品流通业的快速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保证了各行业用户对电子产品的全方位需求。
在9年的成长历程中，华强电子世界不断获得各界称颂：2000年，被中国电子商会选为指定电子交易市场；2000年1月，被评为深圳市文明市场；2001年4月，被深圳市评为“质量先进单位”；2002年2月，荣获“省文明市场”称号；尤其值得称道的 是，在2002年1月，华强电子世界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成为中国首家获此殊荣的超大型专业电子市场。
今天的华强电子世界已成为集电子元器件与IT产品的销售、服务和信息交流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电子专业交易市场，拥有4300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和3000多家入驻商户。
面积为8万多平方米的华强数码城将于2007年底投入运营，与现有市场组成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多功能的现代化数码广场，将提供全新的展场、规范的服务、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优异的管理与宣传服务，华强电子世界将力争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电子专业交易市场。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大型投资控股公司。
公司创建于 1979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 形成了以高科技旅游娱乐、电子信息、电子专业市场、房地产物业、制糖造纸、水务环保、预应力机具为主导产业的多元化产业布局。
主要生产的产品有激光头及其应用产品、高科技游乐项目、彩电、软盘驱动器、数码相机、微型马达、通信产品、 GPS产品、食糖、纸张、预应力产品等， 多项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其中激光头及其应用产品占世界产量的 25% 、微型马达占世界产量 25% 。
完全自主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智能游乐设备和产品以及数码影视产品拥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产品远销美欧等世界各国。
公司在国内外控股、参股30多家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6家，国家级的技术开发中心3个。
2006年公司位列中国最大500家企业集团160位、中国最具竞争力500强企业集团58位、中国制造业500强97位、中国电子信息百强13位、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纳税9位、广东省最大50家企业32位、深圳市百强10位，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全国高出口创汇企业。
家具商场员工管理制度
一、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
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
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
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
前一点，增长减速已经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
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
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二、“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
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
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
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
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
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
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
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
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
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
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
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
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
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
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
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
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
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
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
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
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三、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
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
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原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
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
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四、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
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
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
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
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
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
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
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
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
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
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五、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
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
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
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
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
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
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
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
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
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
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
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
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
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
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
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
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
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
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
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刚才讲的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
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
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
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
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
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
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
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
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
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
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
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理解为取得某些政策优惠。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
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
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总书记在深改小组10月27日的会议上对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作了清楚的阐明。
他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
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