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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藕虽小，营养却高；莲心虽苦，也带清香；心存藕丝，虽断犹连。
广西为什么给怀集给广东
怀集县有记载的历两千多年中历史是由古怀集县，水县、古永固县、下帅乡（壮瑶两族）四个区族群组成的，这四个族群中，有3个遍布比较广的方言族群。
第一， 有讲下坊话（又叫怀城话，粤语混合瑶族语言的一种，跟潮汕话和闽南话有点相似。
）的古怀集县人，由怀城、连麦、中州、闸岗（有些着保留客家话）、坳仔、凤岗、洽水、甘洒、泰来（泰来话，受上坊话和壮语影响）等镇组成的下坊区，人口45万左右，面积2037平方公里，以怀集县东部、中部山区为主，马宁水、中州河交汇绥江处的怀城盆地地理位置最好，古怀集县县府就在怀城。
第二， 有讲上坊话（又叫开建话、信都话，粤语混合了客家话的一种）的古洊水县人由梁村（部分讲标话）、岗坪、冷坑（有些保留着客家话）、蓝钟、大岗（部分讲标话）、马宁等镇组成的上坊区，人口大概40万，面积711平方公里，以怀集县西北部梁村-冷坑盆地为主，乃广东省山区县中的最大平原，是稻米之乡，古洊水县县府在梁村镇永红村镇口寨洊水岗头。
第三， 有讲标话（讲爆、融合了壮侗族的部分语言一种标语）的古永固县人由永固镇、桥头镇（大部分讲桥头话）、诗洞镇（ 一部分讲白崖话）、还有梁村和大岗一部分讲标人口组成，人口约20万人。
总面积728平方公里，以山区为主，古永固县县府在永固镇。
讲标人曾多次向政府申请少数民族待遇，都遇到拒绝。
第四， 是怀集县北部的乡（壮族，瑶族区），人口1万人，面积76平方公里，以山区为主。
怀集县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是西汉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平南越，从北方迁移了一支族群，居住在仁义-信都、南丰-长安、梁村-冷坑三个相互连接的盆地，设立封阳县，县府在今贺州市信都-仁义盆地的铺门镇。
仁义-信都、南丰-长安、梁村-冷坑三个相互连接的盆地经过上千年的联婚、管治，加上南宋时期迁来大量的客家人，形成了同一种习俗，讲同一种语言开建话（上坊话、信都话，粤语混合了客家话的一种）。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大乱，汉人纷纷南迁。
北方迁来两个族群，一支就是下坊话人（怀集县下坊人和广宁县、阳山县等都是跟当地瑶族人通婚，都讲这种下坊话语言。
）居住四会县绥江流域（今四会市、广宁县、阳山县、怀集中部、东部山区），南北朝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年)，划南海郡四会县设置绥建郡，绥建郡（四会市）设立新招、化蒙、化穆、化注等数县，原属于四会县的银屯乡设立怀集县（取县域内民瑶杂居，欲长民者绥怀而聚集之意），这就是古怀集县。
另一支就是讲标话人，他们迁移至怀集县南部山区和封开县北部山区跟壮侗族的祖先百越族通婚杂居，南北朝刘宋年间(424～453年)分从封阳县分出怀集南部设立永固县（永固水一带），管治今天永固镇、诗洞镇、桥头镇、大岗镇和梁村镇部分，广宁县古水镇部分，还有封开县的长安镇部分，属临贺郡（今广西贺州）管治。
南北朝南齐把人口众多的封阳县按照仁义-信都、南丰-长安、梁村-冷坑三个盆地分为三个县，分别是封阳县（县府在贺州铺门镇），开建县(县府封开县在南丰镇)、洊安县（县府在怀集县梁村镇，管治包括广西灵峰镇等地），属临贺郡（广西贺州）管治。
隋朝统一南北，开皇九年(589)撤绥建郡，并撤新招、化穆、化注三县，分入四会县、化蒙县管治，古怀集县与四会县、化蒙县（今广宁）属南海郡（广州）管治。
唐朝初期，置齐州、威州分别设治于洊安县、怀集县（这就是我们曾经申请过的威州市由来）。
齐州管治洊安县、开建县、封阳县等地，威州管治怀集县、永固县、化蒙县等地，齐州、威州同属南海郡（广州）管治。
唐朝中期，开元二年(714年)并永固县入威州怀集县。
取消齐州和威州。
四会、怀集、化蒙（广宁）、洊安（梁村-冷坑盆地）4县隶广州。
唐朝至德二年(757年)改洊安县为洊水县（洊水就是后来的马宁水）。
宋朝开宝五年（972年）北宋灭南汉政权，并洊水县（梁村-冷坑盆地、广西灵峰镇）入怀集县，自此形成今怀集县的基本境域。
同年西面，信都盆地的封阳县入临贺县（今贺州八步区）。
南丰盆地的开建县入封川县，但不久又分裂成开建县和封川县，两县均隶属德庆州。
同年东面撤化蒙县和化穆县（这两个县都是今广宁县，广宁县要到明朝中期嘉靖三十一年(1552)汉、瑶两族人造反，镇压后才成立的）并入四会县。
开建县成了古封阳县唯一一个能保留县级政府的一个小县，从此开展了多次先后跟封开县、怀集县合并，又分开的闹剧。
宋元时期，开建县人一直希望想恢复古封阳县，以相同的语言、风俗、三大盆地交通方便为借口，整合开建县（南丰盆地）、封阳县（信都盆地）、洊水县（梁村盆地）、永固县（永固盆地），建立一个以南丰盆地为中心的大开建县。
开建县的想法当时获得了肇庆路的支持，肇庆路想取原化蒙县（广宁县）跟怀集县合并，重新成立一个族群大县，开建县跟原洊水县、原封阳县、原永固县合并为一个族群大县。
但此举，遭到了临贺县和怀集县的强烈反对，怀集县甚至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拒绝跟随肇庆路，返回广东道）脱离了肇庆路的管治，加入了临贺县新成立的贺州。
开建县组建大县的希望破灭，都又不愿意跟封川县、怀集县合并，结果一直以小县存活到1961年。
而广宁县则到了五百多年后的明朝中期(1552)，才能单独建县，之前一直归四会管治。
封川县则一直想跟广信路（梧州）合并，升级为府治。
元朝之前，怀集县先后归临贺郡（贺州）、绥建郡（四会）、南海郡（广州）、肇庆路管治，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后，把肇庆府该为肇庆路，隶广西道，湖广行省。
怀集县改隶湖广中书行省广西道肇庆路贺州，元朝至元二十九年肇庆路改属江西行省广东道，怀集县没有跟随返回江西行省广东道，而是选择留在湖广中书行省广西道。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统一南方，贺州撤州改贺县，贺县和怀集县改隶广西梧州府，至此怀集县至1952年都属于广西梧州府管治。
从版图看，怀集县80%的边界跟广东接壤，只有岗坪镇西边的灵峰镇的山区跟信都盆地接壤（还隔着大山，无法联系），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在古代因为灵峰镇山路不通信都盆地，怀集县要跟贺州、信都、梧州联系，必须走开建县（开建盆地）清朝光绪三十二年，信都乡（信都盆地）改为信都厅，怀集旧管境内（今广西贺州八步区灵峰镇）松柏营及金鹅、龙塘、蓝山、大竹埇一带山岭改隶信都厅，民国元年1912年怀集县西面的信都厅改厅为县；1951年，信都县并入贺县后设立信都镇。
1952年，广东将北海、钦州、防城港划给了广西，作为补偿，怀集县由广西划给了广东。
1952年3月，封川、开建两县合署办公，称“封川开建县”，但开建话和广信话（封川县）两个方言的族群，因为县府争执问题（封川古城和南丰的县府定位，开建人认为应该把县府定在人口众多南丰盆地，而不是江口镇那个没有发展空间的山城），再次分裂。
1958年封川、开建两县第N次分家。
1958年11月1日，根据高要地委250号文决定，开建县与怀集县合并为怀建县；封川县与德庆县合并为德封县。
很快开建人，又跟怀集人为了县府问题闹崩了。
开建人认为讲上坊话（包括开建人）和讲标话的（包括开建县长安镇部分人口）人口占全县大半，而开建（南丰-长安）盆地和梁村-冷坑盆地，发展空间比周围都是山的怀城镇要好（驻解放初期，怀城镇的发展并没有比其他镇好多少，解放之后升为副处级别，才集中资源发展了起来，挖空了很多山头），应该把县府迁移到南丰盆地或者是两县中间的梁村-冷坑盆地，这样才公平。
这事激怒了怀城的下方人，1959年怀城镇立即把怀建县的牌子给砸了，重新恢复怀集县名字。
开建人爱来怀集县，就来。
开建与怀城之争。
惊动了上级。
同时封川县与德庆县两县也因为县府问题闹崩了，（因为封川古城和德庆古城，发展空间太小都不适合当县城，需要另外选一个中心区域镇当县府），闹得不可调节。
而当时全国各地都在争省府、市府、县府的位置，比如吉林省的省府由吉林市迁到长春、黑龙江省府有齐齐哈尔迁到哈尔滨、河北省府由保定迁到石家庄，河南省府由开封迁到郑州，安微省府由安庆迁到合肥，广西省府由桂林迁到南宁，肇庆市市府由高要迁到端州区等等。
1961年，怀集县划出了开建县，德庆县划出封川县，封川县和开建县合并，改名字封开县。
但开建人和封川人为了县府问题（刚开始协商在两县中心取某镇为县府，但封川人把县府挪在江口镇这个小山镇不走了。
）至今2017年还在闹矛盾。
1952-1983年怀集县讲标人曾多次向省政府申请少数民族待遇，都遇到拒绝。
1980年代-90年代，怀集县多次向省政府和国务院申请副厅级的威州市，都遭到了拒绝。
廖姓的辈分排序是怎么的
字辈，系用一个的字来家族中的某一代，家族中辈次的人用不同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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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有几个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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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艺术特征有哪些
诗歌是一史悠久的文学体是以意象为诗情表基本结构单位，借助的想像和新奇的比喻，以具有强烈节奏感和音乐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由衷咏叹的文学体裁。
它是深缅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在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一咱精练而富于感染力的艺术。
一、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 小说、寓言和童话主要通过人物或动物和故事情节来再现生活的；散文主要是借助一定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再现生活；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语言和旁白来再现生活的。
而诗歌则是主要通过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的。
因此可以说，抒情性是诗歌的语言艺术。
有人把抒情性称为诗歌的灵魂。
诗歌的抒情性，是指诗歌不但用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打动和教育读者。
郭沫若说过一句话：“诗的本职专在抒情。
”抒情性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离开抒情性谈诗歌是没意义的，因为抛开抒情谈诗歌，诗歌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反映了三千年前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有人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
我们不能超越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但能超越心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要通过诗歌里面的抒情来完成。
现在我们不能经历杜甫诗人所处的战乱社会人们的疾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中的抒情情感去感受。
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巧妙地传达了作者与朋友依依不舍、叹息流泪，说着相聚时的欢乐，分别的无奈，别后会有的思念的思想感情。
也许现在分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不但交通方便，联系也方便，只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封E-mile就可以联系上对方，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看见对方那熟悉的面孔，但是当时交通不便，今次分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逢，生离也就是死别。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歌是李白的一首思乡诗，他把自己身在他乡的那份寂寞、思乡之情用二十个字淋漓尽致一表露出来。
当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也会对着月光念起这首诗，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这首诗尤其流行。
这就是诗歌表现出来的艺术灵魂。
一首优美动人的之所以千古流传下来，之所以为千百万读者所吸引，尽管有些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与我们相距十分遥远，不复有与诗同时代的体验，但仍会为其诗所震憾，这就是诗的抒情所体现的美的力量，其内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感情的饱满真挚。
二、形象美是诗歌的基本特征 小说戏剧的主要表现手段是故事情节、人物对话，而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段是诉诸读者直观感觉的形象和声韵。
形象鲜明、声韵铿锵是诗歌的共同特点。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人脑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界事物为人感知，反映到大脑中，经过思维抽象出结论，这结论是对景物的本质的认识。
然而本质的认识是抽象的、静止的、综合的，也是无个性的，我们该如何表达它呢
例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沉痛，人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沉痛
我们可用“心如刀绞”、“哀漠大于心死”等词语来形象地表达失去周总理的痛苦，诗歌也一样讲求形象。
当我们旅游归来，告诉朋友那里的景色优美，但我们单纯地说“那里的景色好美哦
”别人会无法想象到底有多美，是像湛江的湖光岩一样美吗
还是像肇庆的鼎湖山一样美
我们可以用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表达，例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这还不够形象，必须作一番形象的描绘才行，就像白居易作的《钱唐湖春行》用优美的语言把自己所看到的景色再现在读者眼前。
诗歌有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之分，抒情诗往往情景交融，有景物形象，而说理诗特别是解读人生的哲理诗，哲理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要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达，通过情来打动人。
因为诗歌是通过抒情来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诗人的感情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感受来调动的，他必须把这具体事物的形象再现出来，才能让人知道他感情的由来，而且也让人有同感。
形象化使人有美的感受，也使人感到容易理解和接受。
苏轼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借一座山来说明抽象哲理的，以具体写出的诗除了具有形象美以外，本身是灵活的，意象玲珑，可从多角度作多面观，似乎涵义无穷。
中国的诗歌理论强调的意象既要有意，还要有象，通过形象来提示意义，形象可以说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音乐美是诗歌的先天素质 汉朝的乐府是配乐演唱的，唐宋的词有曲牌，而诗是用来唱的，尽管它发展到后来诗与歌逐渐分离，有的已不能唱了，但音乐的本性依然保持不变。
诗歌是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在最初的阶段是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古代社会里，人们打猎回来，要祭祀，要庆祝，他们是围着篝火跳舞，敲着鼓，唱起歌。
皇宫里祭祀也是吟唱诗，青楼里的歌妓是歌唱诗。
可以说，音乐美是诗歌的一种先天的素质。
古今往来，在各类文学和艺术中，诗歌与音乐是最接近的艺术。
有人说它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是孪生的姐妹。
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到诗的因素，在诗歌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特质。
例如，李清照《声声慢》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徐志摩《再别康桥》的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都透露出形象的深沉婉曲的音乐效果。
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节奏和押韵上。
一首歌是由节奏、乐谱构成的，失去了节奏，这首歌就像一杯水，没有起伏，更不能传达出它里面所表达的情感，节奏顿扬抑挫，铿锵有致，能从心理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描写琵琶声传情地表达琵琶女的寂寞、悲伤的情感，从而引发作者“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四、语言美是诗歌的跳动的音符 乐坛的指挥大师用魔杖般的手，调动着波澜起伏的音乐语言诉说流动的的思想和起伏的感情；绘画大师用激情和思考凝成的画笔，把红、橙、黄、绿等色墨调合成出神入化的绘画语言，表现着不同凡俗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趣味；而诗人则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生动准确而精练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
诗歌没有小说散文那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戏剧那样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只有形象、精炼、富于色彩、音响、动感的语言，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开拓出“柳暗花明”的艺术境界。
曹操的《短歌行》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广大壮阔的江山画卷，抒发他的胸怀大志的思想感情，李清照的《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展现了诗人醉酒归来的快乐画面。
古人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诗歌的语言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出来的，才能使诗歌闪烁光彩，才能打动读者内心深处的心弦，就像金钢石是从高温炉里脱颖而出。
言辞精炼是诗歌的表达手段，往往一句诗或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就能传神地把诗歌所表达的内容表现在读者面前。
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使读者虽然是用眼阅读，却听到诗中传出敲门的声音；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安形象地描绘了春天姑娘悄无声息地来到江南，给江南披上了绿衣裳的景象。
诗歌的语言除了精练之外，还运用各种的修辞手法来为诗歌锦上添花。
诗歌巧妙地运用拟人、物化、比喻、象征等手法来刻画生动的形象，牵引读者的思绪，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诗的深沉思想、教益和美感熏陶。
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里面把“我”物化成“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的驳船”，含射出“十年浩劫”中的祖国是何等贫穷落后，以及作者隐藏其中的那种“痛苦的希望”悲哀的焦虑；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祖国山河的壮阔；余光中的《乡悉》中把“乡悉”比喻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表达台湾几千万同胞思念祖国大陆、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的心情。
诗歌的语言犹如一只无形的手，使诗的琴弦发出优美动人的音响，成为开启人们的心灵的钥匙。
五、朦胧美是诗歌的艺术外衣 在诗歌中，诗人情感的抒发并不是直接呼吁出来的，而是借助诗歌意象间接地暗示出来的，这就是诗歌的朦胧美。
诗歌的最大特点景在于它通过精练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涵，而又始终不露风骨，总是叫人寻味无穷，就像俄罗斯姑娘的脸上蒙一块面纱。
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我读完这首诗的时候，百思不解，弄不懂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内容，是传达爱情之意还是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哲理
诗人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自由想像，去解读。
我们阅读一篇小说，不是单纯地去追求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去挖掘故事情节里面所蕴含的内容、思想。
我们读一首诗也一样，要用心去揣摩作者的心理，去揭穿诗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暧花开》表达作者去追求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诗只有说到七分，其余三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
六、意境美是诗歌艺术的境界 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意）和客观生活的物景（境）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
诗歌的意境美是作者巧妙地把意与境结合起来，而且是结合得天衣无缝，自然和谐，情景交融。
一首诗只有境没有意，犹如一个死寂的世界，只有意没有境，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马致远《天净沙》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一幅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的寂寞凄凉的画面，再加上“断肠人”在他乡的思念之情，达成了一种意境相合的艺术境界。
诗的意境之美，或因果略情浓，或因情略景浓，景物引起了诗人的心动，诗人用心去感受景物，于是产生了诗意。
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是一种精神食粮。
我们阅读诗歌，既可以了解诗歌所映射的内容，也可以感受作者内心的世界。
我们在读诗歌时也可以欣赏到它的艺术特征。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