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国共两党所持的态度是什么
中共态度：反蒋抗日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坐视东北沦亡
内战爆发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总结力量对比的结果
国民的总兵力为430万。
其中包括:规军陆军86个军()、248个师(旅)约200，特种兵36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方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军事机关和院校共约101万人。
以上正规军总共约356万人。
非正规军74万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
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辖有纵队及相当于纵队的师共22个，旅及相当于旅的师共94个。
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
对比国共两党总兵力，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
不仅在数量上具绝对优势，国民党军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产党军队。
以国民党主力整编第11师和中共部队装备最强的东北第1纵队(兵力相当于国民党军整编师)相比较:整编第11师有各种枪11520支(挺)，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火炮440门，其中105毫米口径榴弹炮8门、火箭炮(筒)120门；汽车360辆。
第1纵队有各种枪13991支(挺)，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口径最大的是75毫米山炮，只有12门。
两者枪支数量大体相当，但自动火器拥有量前者是后者的26倍；火炮的数量，前者是后者的倍，且口径大、射程远。
除数量和装备处于劣势外，中共武装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有不足之处。
作为中共主力部队的野战军，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武装改编而来，“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
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
晋察冀野战军的冀中纵队，在编入主力时，每人头上系一条白羊肚毛巾，身上穿的还都是便衣，只是在开进途中才换了军装，补充了重机枪、迫击炮，以营、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匆匆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由于军事训练方面的种种不足，中国共产党军队曾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讥讽为“毫无军事训练之老百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语)。
为什么国共两党都无比敬佩孙中山
人民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在斗争中壮大不了人民武装力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能在十年内战之后,再度携手,并肩御侮,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民族矛盾的激化是推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主要动力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标志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民族危难之际,祖国山河破碎之时,国共两党虽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但同为炎黄子孙,在阶级、-集团利益之上有着共同的民族利益.团结起来,为民族而战,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根本利益,更是中国社会两大政党不容推诿的历史责任.中华民族历来是重大义、明大节的,背民族大义而动,失民族气节从来为世人所不齿.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顺,先是“不抵抗”政策,后又抛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结果导致东北三省沦亡.这不仅遭遇国人的谴责和爱国官兵的抵制,而且出现了福建事变、西安事变,导致了国民党内的分化,这有力地证明了民族利益至上.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二）中国-党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中国-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图谋,清醒地认识到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立即停止国内纷争,团结协作,一致对外.为此,中国-党人站在全民族利益基础之上,抛弃前嫌与旧恨,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党即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紧接着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领导发动一二��九运动,向全国人民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中国-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再次向各党各派和各个阶层发出呼吁：“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中国-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再次表示,愿与国民党并肩御侮,共赴国难.为推动国民党转变误国政策,促其走上抗日道路,中国-党除积极宣传自己正确的抗日主张之外,还广泛开展了争取国民党内左派、抗日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旧仇,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为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由内战走向和平揭开了序幕.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中国-党又以赤诚救国之心,作出许多重大让步,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在中国-党最先倡导、积极推动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后促成的.（三）同-党合作抗日是国民党唯一的出路作为一个政党,无论它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没有出路的.面对疯狂的民族敌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只有实现全民族抗战,才能真正救亡图存.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让人,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如蔡廷锴、李济深等人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国民党内部分化.国民党只有停止内战,与-党合作抗日,才能在救国的同时挽救其自身,维持其既有地位；前苏联从支持中国革命和自身利益考虑,也希望国合作,团结抗日；日本将战争迅速扩展到华北、华中,威胁到英美法的在华利益,故他们也要求蒋介石抗战；中国-党自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正式向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携手救国的号召后,从有利于团结抗战出发,主动进行了政策调整,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赢得了全民族的支持,也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表达了全民族的心愿,更表明了-党的宽广胸怀和诚意,从而促成了内战的停止,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随着蒋介石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通过英美法的干涉阻止日本侵略幻想的破灭,终于认识到求救不如自救,于是,国民党逐步调整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总之,与-党合作抗日是当时国民党唯一的出路.
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分别在什么时候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发生于云南昆明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
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
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
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
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
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
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
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
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
重庆、成都、上海、遵义等城市都兴起群众性的声援活动。
“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里程碑。
在中国青年运动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伐战争的胜利的原因和失败的标志
胜利原因：一是指导思想正确（高举护法大旗、重视军事斗争、联合其他力量）。
二是战争策略得当，即“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而且军事指挥方面，北伐军在战争中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
这些都是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的重要因素。
三是国共合作。
失败的标志：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
